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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實際、學以致用是我們黨的優良學風。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山西有這樣一大批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的黨員領導干部，他們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與實際工作相結合，為山西發展打下堅實之基。其中，陶魯笳主政山西時，跟毛澤東主席接觸不下40次，參加毛主持的小型會議20多次，同桌進餐也有八九次。晚年的他把這些經歷整理成書，撰有《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等。可以說，他是和毛主席私人關系最好的省委書記之一。在毛主席的言傳身教中，他學而思、思而踐、踐而悟，把其很多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成果都轉化為具體實踐，帶領三晉兒女共同奮斗，使當時的山西走在了時代發展前列。

陶魯笳

將合作化推向新高潮

1953年1月，36歲的陶魯笳被任命為中共山西省委書記，成為新中國史上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他曾指出，山西在全國率先組織農民走合作化道路，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追風趕浪頭，而是山西農村發展的實實在在的選擇。確實如此，建國初在廣泛調研基礎上，賴若愚等山西省委一班人較早認識到全省農村出現了互助組織渙散、兩極分化等問題。在此形勢下，他們決定繼續提高互助組，進一步走社會主義道路。經時任長治地委書記王謙等詳實調研而試辦成功的初級社，獲毛澤東首肯后推向全國，由此展開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進程。

從接受任命到1965年8月奉命調離，陶魯笳主政山西12年8個月。這貫穿著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從蓬勃發展、推向高潮到全部實現的重要階段。其間，毛澤東對于農業合作化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認定其是避免農村兩極分化并帶動城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鍵；從戰略高度強調其必須和工業化結合起來“兩條腿走路”；注重引導其和農業水利化相結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還考慮到要向農業生產的深、廣度進軍就必須使山區建設像平原一樣得到全面發展等。陶魯笳對毛的這些深刻見解，均認真領會并加以思考吸收，轉化為繼續推動山西農業合作化運動良性發展的助推劑。在他領導下，山西省委積極作為，使全省農業合作化進程始終走在全國前列。

當時陶魯笳非常關心和支持全省農業合作化的進一步發展，并隨時予以具體指導。他得知汾陽縣賈家莊建社兩年便獲得農業大豐收，糧食產量增長一倍，社員群眾干勁很足，便于1954 年親往賈家莊考察。他察看合作社種的莊稼、聽取當地干部的匯報后，十分高興，當即決定把其列為全省農村合作化試點之一，并給村里裝上直通省委的電話，派省委農業合作化處處長常駐此指導工作。至1955年初，賈家莊村基本實現合作化，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都大幅提高。

早在1953年，陶魯笳到陽高縣大泉山視察，由時任縣委書記王進、大泉山村黨支部書記高進才及張鳳林陪同從山上轉到山下。當地用挖魚鱗坑、開渠、培埂、堵溝等辦法綠化荒山的經驗給陶留下深刻印象，由此他積極引導和鼓勵大泉山興辦農業合作社。1954年實現合作化后加快了其面貌的改變，他回憶稱：“過去的荒山、荒坡、荒溝變成了梯田成排、綠樹成蔭、溪水潺潺、花果滿山的優美景地。”因他積極推薦，該典型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后來，毛澤東把由山西省委推薦的王進所寫大泉山治山經驗一文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親改內容并把原冗長題目改為《看，大泉山變了樣子！》。大泉山高級合作社成立后，治山經驗迅速推廣到所屬8個村，到1957年全社勞力利用農閑上山下溝，挖魚鱗坑，植樹造林，筑壩造田，在6個山頭栽樹2000多畝，發揮了合作化的巨大優勢。同年受到國務院的嘉獎。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一些地方忽視自愿互利原則，不同程度地發生了強迫命令、貪多求大、盲目冒進的偏向，對此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要各地大力糾正建社中的急躁冒進傾向。在陶魯笳及山西省委領導下全省分兩次深入開展了糾偏整社工作。1955年根據中央指示，山西省委又將工作重點轉到鞏固老社和檢查整頓新社上，至5月底共改造落后社775個，縮減不具備條件的新建社332個，勸退農戶3萬多戶，經整頓絕大多數社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1955年7月27日，為了解山西的建社狀況，毛澤東把陶魯笳單獨叫到中南海泳池邊。一見面就熱情招呼說：“山西人來啦，坐。”他明知陶魯笳是江蘇人，如此稱呼，表明他把陶看成山西的代表。落座后毛澤東說：“講講這幾年你們合作社的情況吧。”陶認真地匯報說：“山西初級社的發展是漸進的，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1951年辦了57個，1952年564個，1953年達到2242個。這3年的試辦，我們是謹慎的，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的，縣區鄉干部在試辦中取得了經驗，涌現出大批辦社的積極分子和領導骨干，基本上實現了辦一個成一個的口號。這樣就為1954年的飛躍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一年我們計劃發展1萬個，結果發展到15196個。到1955年4月，又發展到31926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41%。”接著毛又問：“你們的初級社在面上鋪開了，有沒有發生減產、死牛的情況？”陶答道：“1954年全省因災減產4.8%，而初級社占60%以上的平順、武鄉等20個縣糧食比上年增產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萬頭，1954年發展到213萬頭，年遞增10%，其中騾馬的遞增率高達15%，適應了初級社添置馬拉農具的需要。特別是，現在晉東南老區在1276個老社中，生產水平已經達到或超過富裕中農生產水平的即占38%，這就為下一步過渡到高級社創造了有利條件。”

毛澤東聽后很高興，4天后在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全面闡述了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并號召對合作化運動要全面規劃，加強領導，但對“右傾”的批評不符實際。經過一段迅猛發展，至1956年底我國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當時為總結和推動該運動，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月，毛澤東還親自主持編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選用了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176篇典型材料，其中山西的就有16篇。不久，黨中央指導思想發生“左”傾，迅速掀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這成為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

對此，晚年陶深刻指出：歷史的經驗教訓總是值得總結反思的。一是當年毛主席做了批示后，各省都爭先恐后，很快就冒出一大批合作社。原來沒有任何辦社基礎的地方也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給人的感覺好像各省原來都在辦合作社試點，事實并非如此。二是我國是個人口多、底子薄的農業國，究竟怎樣建設農村、發展農業，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新時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確實大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解決了農民溫飽問題。但要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民只有組織起來先實行集體化才是第一步，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因此，發展農業，如何引導和指導個體經濟、集體經濟更好地發展，還要深入研究。

把黨報辦出鮮明特色

早從革命戰爭年代開始，為擴大我們黨的政治影響和爭取廣大群眾，毛澤東高度重視報刊，經常動筆寫消息、述評、社論、編者按等，被譽為“新華社首席記者”。他還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強調“我們的報紙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提出“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方針。后來，更進一步提出“政治家辦報”的著名觀點。

1959年3月，陶魯笳（左排二）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右排二、三為毛澤東、劉少奇。

1949年9月，時任山西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陶魯笳開始分管報紙工作。他對毛澤東的辦報經驗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和思考，深知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傳黨的政策，黨報是黨的事業的宣傳者和組織者。他還反復強調，辦報首先要政治立場堅定。

1951年，他倡導組織的省新聞、文藝發獎大會，把原分屬太行、太岳、晉察冀、晉綏等根據地及新區的通訊隊伍、專業新聞工作者和業余通訊員聚在一起，在表彰先進中讓大家相互溝通、交流經驗，為推動報紙宣傳工作、建立群眾性的通訊隊伍打下堅實基礎。

1954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要求各級黨委把機關報緊抓在自己手里。12月山西省委發出《改進〈山西日報〉和〈山西農民報〉工作的決定》，將這兩份報紙改由省委直接領導并由陶分管。這樣報紙編輯部就可以更多更快地直接了解省委主要領導的指示和意圖，也進一步帶動省委所有成員與各級黨委關心報紙工作。

在陶魯笳積極指導下，從1953年12月到1955年5月底，為配合迅猛發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山西日報》第二版開辟“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典型經驗”專欄，介紹辦社中的先進經營管理辦法和耕作技術。并從1954年10月至1955年底，每月頭版發表1至2篇社論，累計發表35篇。這些社論和專欄文章集中體現了省委意圖，從宏觀上指導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健康發展。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直至1965年，陶又指導報社把經濟建設報道放在首位，重點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著力報道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建設中涌現出的新鮮事、新經驗、新風尚。一度時期，《山西日報》被許多兄弟報紙譽為“紅旗報”爭相學習、訪問取經，更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的高度贊揚。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寫信給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省長韋國清談如何辦好省報時說：“送上幾份地方報紙，各有特點，是比較編得好的，較為引人看，內容也不錯，供你們參考。省報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要掛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一張省報，對于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而當時送給廣西省委的那幾份辦得好的地方報紙中就有《山西日報》。時隔不久在南寧會議上毛當著眾多省委書記再次夸贊說“《山西日報》的評論文章包括社論寫得比較好，有的很有分量”。

在同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又說，我們組織和指導工作主要靠報紙，單靠開會效果有限。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下決心辦自己的理論刊物。對此，陶魯笳心領神會，經討論決定從7月起把內刊《前進》改為由省委主辦的理論刊物。毛澤東為其重題了刊名，陶魯笳為其撰寫了發刊詞《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1959年，為紀念《山西日報》創刊10周年，他發表《總結經驗整頓文風》的重要講話，強調“我們報紙整頓文風的目的，就是要使報紙辦得更有吸引力”。對改進文風，指出“標準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文章要有三性———準確性、生動性、鮮明性。以‘三性’為綱來整頓文風”。他通過不斷地總結思考對辦報越來越駕輕就熟。

當時，他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從報道思想、辦報方針上給報紙編輯部以指示，并及時通報領導意圖、介紹全面情況、提供新聞線索。他很注意把中央和省委各時期工作意圖和指導思想及時告訴編輯部。如：中央來的電報甚至一封信一個電話、到中央開會得到的新情況、下鄉途中想到的重要問題等。每周省委常委會上所討論問題中要特別注意報道什么，也要給列席會議的報社副總編輯一一指出；同時還把省委了解到的典型材料先給報社，并親自出題目讓記者采寫。全國綠化模范縣夏縣、衛生模范縣稷山縣都是他首先關注、經黨報報道而聞名全國的。他除了為報紙考慮報道思想外，還經常寫評論并修改加工送審的社論。

1958年2月17日，他從北京參加完人代會回來正趕上除夕，大家都休假了，但為把亟需注意的重要問題告知便給報社總編打電話，沒接通就立即派車將其接到辦公室從下午4點一直談到深夜2點多。報社每晚深夜都要到省委大院送報紙大樣請陶簽審，十幾年如一日，大樣總被他用紅筆劃得滿滿的，發現其中有大問題，他都要打電話直接和編輯部溝通商量。報紙出版后他還要再看一遍重要評論。到中央開會或下鄉也要讓報社設法把報紙寄給他，發現錯誤和不足隨時隨地提出批評……他也與報社同志結下了深厚情誼，老報人都習慣地稱呼他“魯笳同志”。后來，他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傳回報社，老報人魯兮悲痛地寫下一首挽詩，其中有這樣兩句：“忙中抓報力求精，激勵吾儕別有情。親撰時評謀筆陣，校勘大樣‘滿堂紅’。”這便是陶魯笳執著辦報的真實寫照。

興水利惠及后世

“中國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水利又是農業的基礎和命脈，只有水利搞好了，農業才能長期發展，農業發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業。”這是1953年2 月毛澤東乘坐長江艦由武漢到南京視察時作的重要指示。他很注重將江河治理和農田水利結合起來。合作化時期每年召開全國水利會議，他都要求各省一把手參加，加強農田水利建設。

1958年，陶魯笳在汾河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通過對毛澤東這些遠見卓識的深入領會，陶魯笳等山西省委領導深刻認識到水利與工農業的辯證關系。興修水利工程從根本上改變山西面貌，也是山西省委幾代領導人的夙愿。山西山區多，十年九旱，水資源短缺嚴重制約著山區農業發展。當時，陶魯笳及省委一班人經過深入調研后一致認為要改善山區農業生產條件就必須抓好水土保持，據此，在1954年3月全省第一次水土保持會議上，他們提出水土保持工作必須依靠互助合作的集體力量，從實際出發。憶起當年興修農田水利陶說：“我一閉著眼睛，當年農業社打井、開渠、挖塘、筑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甚至自力更生修水庫，都浮現眼前。那時不論是國家、省、縣哪一級修水利工程，廣大社員‘打起背包就出發’出義務工，多么無私貢獻啊！”當時，李順達所在的金星農牧合作社轉為高級社后掀起筑壩造地高潮，僅1957年就筑起攔洪壩220座、造地200畝，1958 年又自力更生建起西溝水庫，保證了農林牧業的豐收。

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陶魯笳曾向毛澤東匯報：為解決工農業和城市的缺水問題，山西和北京有個共同的雄心壯志，想從內蒙古清水河縣岔河口引黃河水200個秒立方，各半流入官廳水庫和汾河。毛澤東聽后很贊同，笑著打趣道：“你們的設想算什么雄心壯志！不過是繼承古人的遺志而已”，“可以設想，引黃河之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條運河，使輪船可以開到北京；也可以設想，把山西的汾河也變成一條運河；還可以設想，用黃河的水在內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壯志嘛”。毛的即席談話，成為鼓舞和支持陶魯笳及山西省委幾代領導人的精神動力，從那時起，經過40多年準備工作，引黃工程的引水口最終改到山西偏關縣萬家寨，于2002年建成具世界級水準的跨流域大型調水工程。

另一方面，山西周期性洪澇災害肆虐，沖毀了多少家園田地。20世紀50年代初，太原河西發生過一次特大山洪，當時陶魯笳和省長裴麗生聞訊即刻奔赴現場指揮搶險，陶回憶說：“只聽得發自西山的洪水聲如轟炸機一樣隆隆作響，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這種可怕的聲音。霎時間，一些新建的工廠、學校和房屋都被沖毀了，人們從睡夢中醒來驚嚇得不知往何處逃命。有的爬到樹上，有的抱著被沖倒的樹木順水漂流。洪水作惡雖為時不長，但損失很大。”由此，控制汾河洪水便成為省委領導的心病。

1958年7月30日，省委決定興建汾河水庫。經過近半年的精心準備、反復實驗和科學論證，12月開工建設，1960年6月基本建成。汾河水庫庫容7億立方米，壩高60米，壩頂長750米，采用水中填土之法建造而成。1959年建造初很多人質疑說水中填土靠不住，弄不好會把太原沖跑。陶剛從上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歸來，聽說此事后立即主持召開省委緊急會議，決定把省級機關干部帶到水庫工地邊參加勞動邊研究設計和施工有無問題。緊接著，北京來了批人包括蘇聯專家，聽取匯報后有的主張工程及早下馬，有的主張為保質量而改變設計要求，眾說紛紜。關鍵時刻工地總指揮劉開基帶著水利總工程師劉錫田等從大壩質量的科學保證、群眾意愿等諸多方面表達了無需修改設計和工程堅決不能下馬的意見，對此陶及省委領導一致表態支持，頂住了下馬風。陶曾感慨地說：“這個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不要迷信權威、洋人，而要相信領導、科技人員、群眾三結合所產生的偉大創造力；敢于創新，就要敢于‘擋風’。”這條寶貴經驗就源于毛195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的“看準了的事要大膽干，當逆風襲來時要敢于‘擋風’”。如今，這座巍然聳立于汾河之上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消除了水患，改善了晉中農田灌溉，保證了太原城市供水，還兼有發電、養魚之利。1959年6月，時任河南省林縣縣委書記楊貴決心徹底解決林縣缺水的問題。他們想引山西境內的漳河水入林縣。為此，河南省委領導給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寫信求援。陶接信后，立刻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同意了這個請求。同樣缺水的山西向林縣人民伸出了無私援助之手。紅旗渠建成后，楊貴感慨地說：“陶書記人在山西，卻心系河南，真是兼顧‘四面八方’了。”其出處即1949年在香山陶魯笳首次聆聽毛澤東暢談經濟政策時毛對他的親切指導，而他更是將其實踐在了具體工作的方方面面。他笑稱：“當年以為他楊貴只是修條小渠解決吃水問題，哪知道竟然修了這么大一條人造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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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魯笳（1917-2011），江蘇溧陽人，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革命根據地工作。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政委，國防科委主任、政委，國家經委第一副主任，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主任，國防科委主任、政委，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等職。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一、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察網www.cwzg.cn摘自《黨史文匯》2018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