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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的家，每個房間里都有一面墻安放著書架，以外文書居多。99歲的伊莎白退休前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從青春少女到白發長者，從人類學家到教育家，經歷20世紀中國的風云變幻——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設新中國、改革開放，在伊莎白豐盛的一生中，“加拿大傳教士家庭”“共產主義信仰者”“外語教授”“人類學家”……種種看似不會有什么關聯的身份組合成了她人生的“關鍵詞”。伊莎白擁有加拿大和英國雙重國籍，但中國卻是她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她說:“我很高興能在中國度過大半生，如果當年選擇留在加拿大，我就無法經歷這一切。”

最喜歡人類學家這一身份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成都，父母是加拿大基督教傳教士，在成都華西協和大學任教。伊莎白童年一半在成都，一半在加拿大度過。小時候，父母常帶著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觸到很多中國西部的少數民族人群，也讓伊莎白漸漸對人類學產生了興趣。高中畢業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讀大學，她想修人類學，但在父母的要求下讀了兒童心理學。大學時，伊莎白開始對世界政治感興趣，當時正值德國法西斯納粹崛起之時。

1938年，抗戰時期，硝煙四起，碩士畢業的伊莎白選擇了回到中國。“我從小就經歷過四川地區軍閥混戰，還常常撿子彈殼玩，因此并不害怕戰爭。”伊莎白開始在四川阿壩理縣附近的一個少數民族村子做社會調查。從那時起，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的關注與調查，持續了伊莎白一生，中國大江南北都曾多次留下過她的足跡。

伊莎白最為有名的社會調查著作是《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那是她和丈夫柯魯克1947年在十里店的考察成果。

伊莎白回憶說：“當時斯諾的《西行漫記》在西方非常流行，但這本書出版于1937年，有些情況已經過時。于是，我和丈夫想寫一本關于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書。1947年夏天，我們途經香港、上海，再到天津，最終來到冀豫交界的武安縣西部山區的十里店村開展社會調查。”

在十里店，伊莎白和柯魯克對中共土改運動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他們和當地村民一起，參加了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會議，并多次在自己的宿舍里召開座談會，田間地頭也有他們的身影。據《武安縣志》記載，一位十里店村民曾回憶：“他們深入田間、打谷場、擔糞路上，凡是有我們村上人活動的地方他們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邊走邊說一起到地里，還接過我的镢頭刨了一會地。”

在當地村民心目中，伊莎白夫婦“是高級知識分子，但沒有一點架子”，村民回憶：“他們見到我們總是問寒問暖，平易近人。每天比我們勞動的時間還長。”從采訪、筆記整理、謄寫打印、裝訂分發文件、照相、沖洗到提水、掃地、通訊聯絡，他們都是親自操勞。

伊莎白和柯魯克對十里店的人和事都充滿好奇，他們本來可以在邊區政府的食堂就餐，但出于對當地村民日常生活的興趣，選擇找機會去各家各戶吃飯。小米、窩窩頭、雜豆面，當地人吃什么他們就吃什么。村民回憶說:“那時我們十里店的生活水平和衛生條件都無法和大城市相比，有些戶沒有煤，而是燒柴禾做飯。對于這些他們都不介意，反而很感興趣地體察和品嘗。”

上世紀80年代，《十里店(一)(二)》中文版相繼在中國出版，并多次再版。該書以十里店為例，講述了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中國一個村莊土地制度的變遷。書中沒有冗長的社會學分析，而是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和豐富的細節告訴讀者土改過程中的點滴。它們在教科書的標準敘述之外，補充著歷史的豐富性。

伊莎白把自己如今“北外退休教授”的身份歸于“組織上的安排”。一直以來，她自己的興趣在人類學研究，而丈夫柯魯克的理想則是做一名記者，但當中國共產黨提出希望他們去教英語以便為中國培養外事人才時，他們欣然答應了。“當時先說有兩個選擇，一是去新華社做對外宣傳報道；二是去教英語。我們選了新華社，老柯想做記者。但后來又說，因為外事活動中外語人才缺乏，還是要求我們去教英語，所以我們就去教書了。”就這樣，伊莎白和柯魯克在英語教育崗位上度過了自己的后半生，成為新中國英語教學的拓荒者。如今，他們的許多學生活躍在中國外交和英語教學領域。他們的孩子也相繼在中國出生長大。采訪中，伊莎白中文不是很流利，大多數時候都喜歡用英語表達，而她的兒子柯馬凱則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盡管已經是著名的英語教授，伊莎白最喜歡的身份仍然是人類學家。教學之余，她一直關注著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夫妻倆曾于1959年-1960年兩次回訪十里店，將采訪經歷寫成《陽邑公社的頭幾年》。1964年，農村掀起“學大寨”高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了兩次。退休后，伊莎白還一直以重慶璧山大興鎮為例，研究中國農村的發展。

純真的共產主義者

在伊莎白家的客廳，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兩幅畫像。“他們都是偉大的人”，伊莎白充滿崇敬之情地說。毛澤東畫像購于1949年3月的北京街頭，在墻上已經掛了60多年了。伊莎白曾細讀《毛澤東選集》，在她心目中，毛澤東是偉大的社會學家。

伊莎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從小上的是教會學校，卻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雖然從小受的是基督教教育，但我一直關心的不是教義，而是人，特別是那些窮苦的人。”幼小的伊莎白就已經對普通中國人的苦難有著深刻印象。13歲的她曾有過一個“幼稚”的想法，“看到那么多窮人的孩子很可憐，就希望有一項規定，每個人必須在銀行里存上1000塊錢，才能生一個孩子，沒有錢養育的孩子太悲慘了。”

伊莎白的兒子柯馬凱告訴記者，她母親是一個熱愛閱讀各類共產主義書籍并同情共產黨的人。

大學畢業后在理縣的社會調查期間，伊莎白看到了很多紅軍留下的標語，也聽說了不少紅軍長征的故事。農村貧困的現狀讓伊莎白不滿，但那時她還是一名和平主義者，崇拜甘地，不贊成暴力革命。直到遇到她后來的丈夫柯魯克。

柯魯克出生在英國一個猶太家庭，一戰后家庭破落，柯魯克在美國紐約當過工人，后又到哥倫比亞上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參加了工人運動等。1935年，柯魯克加入英國共產黨，1938年來到中國，1939年認識了正在重慶璧山縣大興鎮做社會調查的伊莎白。關于社會變革方式，伊莎白和柯魯克有過爭論，但最后柯魯克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服了伊莎白。“假想你患了重病，動手術可以很快治好。不開刀，演變成慢性病長期痛苦，你樂意嗎？”

對伊莎白來說，共產主義信仰一旦認定就一生追隨。在經歷了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衰退、文革時的沖擊、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變遷后，依然如此，始終對中國紅色革命充滿深情。

1941年德國侵犯蘇聯后，法西斯的陰影正在當時的歐洲蔓延，伊莎白和柯魯克雙雙前往英國。柯魯克加入了英國空軍，二人隨即結了婚。婚后，伊莎白在一家兵工廠工作，并和其他英國共產黨一起組織工人開展斗爭，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再后來伊莎白加入了加拿大婦女軍團。二戰后，他們又一起來到中國。本來打算考察一段時間中國農村土地革命就回英國，但最后卻在中央外事組的挽留下，也是出于對中國革命的感情，他們開始在中國教授英語。

文化大革命期間，伊莎白和柯魯克都受到了沖擊。伊莎白被隔離審查三年，和丈夫孩子被迫分開，柯魯克則被關進了秦城監獄。談起那段經歷，伊莎白顯得相當平靜。談到每兩周換一次的看管人員，她甚至用感激的語氣說“她們有時很友好”。當記者問到她當時有沒有害怕時，她說：“我不擔心自己，我沒有做什么。我只是擔心3個孩子，擔心他們看到父母無辜被關押，會對黨對組織產生不好的情緒。”

和諸多外籍人士一樣，伊莎白一家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照，“周總理派人照顧我們的孩子，安排他們到工廠去學習技術，使他們成為有技術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后，孩子們回到英國念書，他們都是有技術的工人，自己賺的錢就夠學費和生活了，我們沒有資助他們一分錢。”

豁達的百歲老人

柯魯克已于2000年去世，如今伊莎白一個人住在那套他們一起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公寓里，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晚上十一點半睡覺，過著簡單規律的生活。99歲高齡的她，仍然在不間斷地閱讀。

伊莎白一直堅持鍛煉，她早上都會出去做操。2012年5月伊莎白摔了一跤，此前她一直一個人上下三層樓。在她家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保姆素珍講起那次摔跤仍心有余悸，“她當時一個人在家，聽到門鈴去開門時，不小心摔倒，把手臂摔斷了。”

伊莎白的堅韌讓素珍印象深刻，“那天是周末，胳膊兩天后才接上，看著她都覺得疼，不過她完全沒表現出來。她真的很能吃苦……胳膊恢復到現在這樣連醫生都不敢相信，醫生說她能把手舉到嘴邊上就不錯了，但她現在手都能摸到頭頂了。”聽了素珍的話，伊莎白胳膊抬起摸了一下自己的頭，看著我們笑了，有些得意又有些頑皮。

說起丈夫最后的日子，伊莎白一臉平和。“老柯肝有問題，不讓他喝酒。有時素珍會讓他偷偷喝一點，我們很感謝素珍，她聽老柯的話不聽我們的話，讓他喝酒，讓他最后的日子能夠好受一些。”即使她知道喝酒對丈夫的肝不好，但丈夫離世前能常常“如愿”也讓伊莎白感到安慰，“最重要的是讓他開心一些，情緒好一些。”或許，這正是一位老人歷經一個世紀豐盛人生后對生命的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