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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輝 | 中美貿易摩擦：道路之爭 ——兼議“一帶一路”與西方主導全球化模式之優劣

點擊：作者：李曦輝來源：《經濟導刊》發布時間:2019-08-30 04:13:40

當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國家間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國家內部各群體間的不公平，還包括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版全球化過度依賴市場機制作用，缺少強有力的具有道德含義的力量對市場勢力進行制衡，從而形成了弱肉強食的國際格局。構建全球化中國版本“一帶一路”理論框架，是以馬克思主義國際交往理論為基礎，通過生產力的進步，促進各民族國家經濟的世界化，使經濟活動脫離狹隘的民族屬性，普遍形成世界屬性，從而規避當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國家利益基礎上、借助無道德屬性市場機制的利己主義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義的全球化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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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金橋”彰顯了“一帶一路”建設的美好愿望

2013年由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目前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認同，取得了重大的建設成果，正在成為一種嶄新的全球化模式，推動著新型全球化的快速發展。

從改革開放40年看中國道路優越性

在有文字記載3000年人類文明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中華文明是領先于世界的。英國劍橋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Needham）在《劍橋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李約瑟難題”，佐證了這個論斷。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中國在傳統科學技術方面一直領先于世界。從歐洲文藝復興結束的16世紀開始，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的一個世紀，我們的國際影響力降到了最低點。

美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直到1820年，中國的GDP還占全球32.9%，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中國的GDP只占全球的4.6%。在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普遍采取鼓勵支持的態度，認為中國的改革是逐漸向西方的發展模式靠攏，其學界政界大多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將會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利益。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認為，歐洲的統一和北約東擴使美國得以完成確保“邊緣地帶”西側的安全，但美國還要關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東側的安全，特別是東側有兩個迅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和印度。為此，美國應該著力鼓勵中國參與中段邊緣地帶（包括中東和中亞）的地緣經濟建設，并邀請中國加入“跨洲的安全安排”，即“擴大后的北約與俄羅斯、中國、日本建立的合作性安全協定”。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很多學者從歷史類比的角度出發，認定西方的發展模式是人類發展的普遍模式，中國遲早會與之并軌，這時的中國發展模式還未顯現出其特殊性。

2001年，中國經過十余年艱苦的談判加入WTO，我國的經濟發展進一步融入世界。中國GDP占全球的份額從2001年的4.6%，增長到2011年的10.43%；美國則從32.4%下降到21.72%。從2010年起，我國成為全球經濟總量第二、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一的經濟大國。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一反常態，從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樂見其成，轉而堅決把中國排斥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之外。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對中國發展態度轉變的動機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全方位地阻遏中國的崛起。

特朗普執政伊始，就決定美國退出此前一手組織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對中國提出的各項政策和主張橫加指責、頻頻攪局。從2018年起，美國主動挑起對華貿易戰，使出種種解數，企圖阻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勢頭。特別是中國在無線通信領域技術發展的勢頭引起美國的恐慌，為此不惜拿出麥卡錫時代的手段，無理由逮捕華裔科學家、驅逐中國學者，限制人才的流動和交流，企圖遲滯信息化社會的發展進程。美國政府的做法和手段，完全置斯文于不顧，幾乎到了圖窮匕首見的程度。

中國堅持符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摸索出了一條優于美國、也優于現行的全球化與自由貿易體制的自主之路。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國主張各國人民共同發展進步，互利共贏。這種源于中華文化價值觀的發展理念，最集中的寫照就是“一帶一路”，它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全球化中國版本。

“一帶一路”：全球化中國版本

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化中國版本“一帶一路”倡議，是有著深刻理論與現實背景的。

從17世紀歐洲工業革命出現端倪開始，由于經濟的發展，貿易活動越出了地域界限、走出國界，各國不斷出現爭端乃至戰爭。為了消弭戰爭，促進歐洲經濟的發展，歐陸國家簽訂了以民族國家為利益單元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國家領土主權受到國際法的保護，國家邊界空間形態的演化受到國際法的限制。領土空間控制的范圍受到約束的同時，經濟空間的開拓行為就表現為經濟交往空間范圍的拓展。與此同時，由昂格魯-撒克遜國家主導的海洋秩序，卻為人們展現出另一種理論情境，即整個世界要在海洋觀約束下成為一個沒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間。在這一法則下，每個民族均可以與另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地從事貿易。這可能就是當今以民族國家作為基本利益單元、而經濟卻在不斷全球化這種現實悖論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理論誘因。這一要素流動自由與國家利益分置的悖論，經過數百年博弈，演變成為當今全球化的理論悖論，即生產要素要求全球自由流動，而民族國家基于主權卻排斥完全意義上的要素自由流動。

“當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全球相互依賴正在接近他們的制度限度，制度合法性正在褪色。”“舊有全球治理結構的提升空間有限，中國為此需要提出新的國際制度戰略，應對全球治理問題。”

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強調：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更大的發展平臺，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加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國外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構想構建了一種不同國家可以共同發展、不同文化與文明可以求同存異的地緣政治想象，從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國家構建的現代地緣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對域外世界的文化與文明方面的差異時，要么進行征服、要么堅持同化的既有路徑。“一帶一路”將打破長期以來陸權和海權分離的格局，推動歐亞大陸與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連接成陸海一體化，形成陸海統籌的經濟循環和地緣政治格局。“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能夠幫助中西南亞等國家發展經濟，從而帶動中國西部進出口，西部經濟的活躍，東部企業也會融入，進而平衡東西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目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理論悖論的路徑。世界主義觀點認為，人們要有“世界意識，無國別意識”，“推崇世界的多樣性”，承認“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個人卻又都是不同的”，“國家若要繼續生存，就必須合作”。

然而，國家間的合作又受到許多限制。經濟全球化要求商品、資本、人員等在世界范圍內順暢流動，表現為貿易自由、投資自由、移民自由等；現實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實現的，總是存在各種難以突破的障礙。現代西方地緣政治想象將世界劃分為具有等級制的空間、集團與國家，并賦予它們政治意義：這里是現代的，那里是落后的；將世界區分為“平穩地區”與“狂暴地區”、“穩定的中心”與“威脅重重的邊緣”，這不利于全球化的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打破了西方的地緣政治想象，超越了歷史類比與通感的慣性思維，改善了重商主義的地緣經濟學，代之以合作開放、合作共贏的新地緣經濟學，探索構建中國特色的地緣經濟學。“一帶一路”要求的國際環境就是國家平等，文化文明多元共生，生產要素得以最大范圍地在全球流動。關于全球化的中國方案，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北京“習奧會晤”時闡述的那樣：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啟后、開創未來，把不沖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落到實處……。中國提出的亞洲安全觀、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主張和倡議都秉持開放包容原則。”

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矛盾

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完全市場競爭和美國貿易霸權基礎之上的，多數主體是私有單元，奉行激烈競爭的生存方式，政府和民眾力量很難參與進去，也難以實現利益單元之間的公平。

“這一現實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順應經濟的邏輯，否則便無法落實，世界秩序也必須得與世界市場的邏輯有同構性，這正是美國所主導的當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

這樣一種具有鮮明市場霸權與資本主義特征的全球化，在公平方面是存在制度缺陷的。在現實的全球化環境條件下，市場力量很容易形成霸權，并對其他市場主體造成損害。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客觀結果，就是所有參與其中的國家的經濟調控能力都被削弱。在自由市場環境下形成的全球化框架，很難顧及到其中的大多數參與者，而是讓具有競爭優勢的少數市場主體得以張顯自身的訴求，缺乏競爭能力的大多數市場主體則只會在市場中處于從屬的地位，甚至蒙受屈辱。如果全球化不能解決公平發展的問題，那么這一全球化的模式就是不可持續的。就像清華大學汪暉教授說的那樣：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于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的脫離，在于其經濟過程對社會關系的破壞和摧毀。”“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以金融資本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隨時帶動強大的經濟力量摧毀和破壞各種社會關系和文化傳統，從教育、醫療、住房到婚姻、家庭、親情，無不被市場經濟的力量所滲透、影響。”

這種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的脫離，是隨著全球化的演進而逐漸形成的。在前全球化時代，一國內的經濟活動會受到國家政治的約束，而不至于對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形成很大的傷害，而當前的全球化時代，經濟活動已然越出國界，但是跨國政府卻無從談起，市場力量成了失去控制的脫韁野馬，變得為所欲為，這可能就是當今全球化存在顯失公平現象的重要原因。

“各種地緣政治思維同經濟全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種地緣政治思維都著眼于‘占領’、‘統治’、‘控制’，而經濟全球化則訴諸于‘自由’、‘交換’、‘開放’。所以，現實的地緣政治格局破壞了經濟全球化的理論邏輯基礎；經濟全球化設想的是一個無障礙的自由競技場，規則透明，裁判公正；而現實的地緣政治狀態則如同荊棘叢生、險象環生的崇山峻嶺，道路阻礙，盜賊猖獗。”

這種矛盾、對立的原因，是基于現行的全球化構架，其中西方理論界主張的斗爭、沖突，是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

“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沖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求。”

正如美國地理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邊緣地帶論》中對二戰的描述：

“現在我們面對著這樣一幅場景：全球的主要國家都正在參與一場規模宏大的戰爭，其目的是爭奪物質力量。”“每個國家都會覺得，它們一定要保護自己視若珍寶的價值觀，必要時可以為此動用武力。”

這種文明沖突的觀念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仍占主導地位，并時刻影響著他們的思維與實踐。在當今世界，

“制造業是以能夠帶來規模效應的區域性集聚為前提的，基于非連續性政治空間觀的民族主義政治不會太過影響制造業的效率。金融資本則天然地以全球為單位，倘是民族主義政治，則無法有效地主導金融秩序”。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產出水平的大幅提升，世界各國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不斷加大，導致全球化進程與日加快，全球統一的市場業已形成。中國奉行的是文化包容政策，與任何文化都能和諧相處，這樣，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市場培育方面，就有明顯優于現實全球化的特征，也勢必成為未來全球化的新版本，從而為增進各國人民的福祉做出我們的貢獻。

目前全球化奉行中心——外圍、核心——邊緣的地緣政治經濟觀，難以推動不同發展模式國家地區間和諧發展。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西方現實世界時寫道：西方人普遍認為，

“文明意味著西方文明，國際法意味著源自格勞修斯傳統的西方國際法，國際體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其主體是主權的而非文明化的民族國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領土”。“西方，特別是有使命感的美國，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場、權利有限的政府、人權、個人主義和法制的價值觀念，并將這些價值觀念納入他們的體制。”

然而我們面對的現實是，

“西方對世界經濟為時200年的‘壟斷’行將結束”。

相對于西方學者普遍持有的不平等的地緣政治經濟觀，我國學者結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相對于‘現代地緣政治想象’僵硬地將世界地緣政治空間區分為中心與邊緣，‘一帶一路’構想實現了一種典范轉換，即傳統的以中心與邊緣之間區分為特征的地緣政治想象及相關（如政治、經濟、道德等）等級關系的崩潰，代之以不同國家、地區、文化或文明的互為中心、互為邊疆的空間思維。”對此，汪暉教授進行了評價，

“這種歷史觀是必要的，因為所謂互為中心、互為邊緣、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級史觀，不是像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樣，將世界建立為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其余地區為依附于這個中心的邊緣或亞邊緣的等級體系。”

西方人信奉的中心——外圍、核心——邊緣世界觀，是基于自身感受并運用歷史類比方法得出的武斷判斷，它們并不能真實反映當今全球化發展的現實，而且是當今全球化面臨巨大困難的重要主觀原因。它認為世界的發展進步是線性的，所有國家都會循著西方模式的路徑演進，而沒有考慮世界各民族文化豐富多彩這一現實，這就把全球化帶入了死胡同。它以市場力量推進全球化進程，就是為了讓自身通過“帶血的”經濟發展優勢地位得以鞏固，讓后發展國家為自己的發展做墊腳石。如此，西方經濟的發展模式很可能是非西方經濟的災難，它不能真正解決大多數國家的發展與融入全球化的問題。

西方國際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源泉是分工理論，也可以說，是分工理論發展了國際經濟學，并支撐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是所有分工理論的源頭，并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理論前提，國際貿易理論則與分工理論緊密聯系。由于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化引領者奉行中心——外圍、核心——邊緣世界觀，導致世界分為三六九等，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能享有相同的發展環境條件，不同等級國家的民眾不能自由的跨國流動。這恰恰違背了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原則——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從而形成最優的配置效益。這其中最難以自由流動的生產要素，也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這也就讓市場經濟體制效率大打折扣。其中最大的障礙是民族國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立法排斥，和國家內各民族間基于文化差異的隱性排拒，這使得全球化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這些障礙的源起都是民族間文化的差異和利益的分置。我們在此引入民族經濟學理論，進行一個全新視角的新緯度研究。

創新發展中國特色全球化理論

中國自古就擁有文化包容發展的稟性，民族間融合多于分解，從而形成了今天基于民族文化認同的大市場，這可能就是我們在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大部分時間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數千年來我國各民族之間為了達到經濟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補充，綿延不斷，最終把我國各民族社會生活的內在需求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使中華大地各民族結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并共同創造了我們偉大祖國的燦爛文明。”

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正如馬克思說的樣：

“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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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全球化中國版本 “一帶一路”理論框架圖

基于民族文化視角的經濟學研究，正是當今現實版全球化面臨的短板，也是源于西方中心——外圍世界觀的西方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現實的問題。我們提出了用民族文化緯度研究中國版全球化面臨的經濟學問題，希望從一個新的視角詮釋世界經濟，尋找到解決全球化問題的理論解決方案，對領未來的經濟實踐并有所裨益。

我們的研究不僅提出一種有別于現實版全球化的理論框架。在獨具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理論框架之下，我們希望推出關注公平、具有道德含義的世界觀、互為核心的地緣政治觀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廣為世人詬病的美國版世界觀，造福人類社會。

第一個問題是公平問題。當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國家間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國家內部各群體間的不公平，還包括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版全球化過度依賴市場機制作用，缺少強有力的具有道德含義的力量對市場勢力進行制衡，從而形成了弱肉強食的國際格局。構建全球化中國版本“一帶一路”理論框架，是以馬克思主義國際交往理論為基礎，通過生產力的進步，促進各民族國家經濟的世界化，使經濟活動脫離狹隘的民族屬性，普遍形成世界屬性，從而規避當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國家利益基礎上、借助無道德屬性市場機制的利己主義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義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二是世界觀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式的世界觀，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觀，美國尋找并不斷變換著“敵人”，冷戰結束后的多極化時代，先是伊拉克等“恐怖主義國家”，現在又把矛頭轉向對美國具有“威脅”的中國。在西方所謂“敵人”的轉換過程中，文化的同質性或異質性是一個重要標準，它傾向于將文化具有異質性的國家當作敵人。而中華民族自古強調文化包容，正是包容性才有了今天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和規模巨大的市場。中華民族與世界所有民族都進行經濟文化的友好交往，具有開放包容心態的中華民族所倡導和引領的全球化，將可以形成規模范圍最大的全球市場，形成開放包容的全球觀，帶來世界市場規模范圍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地緣政治觀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地緣政治觀，認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圍，在他們的概念中，世界的發展就是以西方為榜樣的線性發展過程。在這種地緣政治觀指導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拒絕與廣大非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平等合作，拒絕承認非西方模式的價值，片面要求這些國家效仿西方模式。實際上只是將廣大非西方國家作為其發展的附庸。這樣只能引致廣大非西方國家的反彈。因此，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不能稱作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秉持開放包容地緣政治觀，摒棄西方中心論，也不奉行自我中心論，強調尊重各自民族文化傳統、平等相待，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形成了彼此聯系、和諧一體的地緣政治觀，用來指導發展新型全球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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