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蘇振蘭 | 毛澤東與《毛澤東選集》
點擊： 作者：張翼 蘇振蘭 來源：“領導文萃”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1-02-17 10:25:17
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陳列的《毛澤東選集》。圖片來源：人民網
1951年3月初，毛澤東把負責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叫來，交待他說:“搞《毛選》，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個地方，集中精力搞出來。《毛選》現在中國需要，蘇聯也催著要，要集中突擊一下。要找個地方，離北京不要太遠。不準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經過一番奔波，汪東興選中了石家莊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澤東表示滿意。協助毛澤東工作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
1950年7月，蘇聯理論家尤金來到北京，參與了一段《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這件事，過了8年之后，毛澤東曾當面對尤金說出原由：
“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你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朝鮮戰爭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兄弟黨和其他各國黨對我們的懷疑。”
尤金來華后，對毛澤東的著作大為稱贊。他看了《實踐論》的俄譯文后，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議在某個刊物上發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見。
因而，《實踐論》竟先于中國而在蘇聯首次發表于1950年12月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同年12月18日，《真理報》又發表編輯部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中國首次發表此文，則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
各篇取舍，經毛澤東“審慎考慮，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
《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毛澤東從頭到尾親自做的。“他參加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和校訂，并為一部分文章寫了題解和注釋(有些題解和注釋，與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獻價值)。”
毛澤東對自己文章的修改，絕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屬于內容方面的。毛澤東選稿極為嚴格。約一百萬字的清樣稿，被他選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著“此件不用”四個大字。
經過全黨理論精英的努力，《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成為當時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達106.6萬冊。
當年10月12日，出版總署召開了一個慶祝會，在當天的日記中，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有如下記載：各篇取舍，經毛澤東“審慎考慮，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
爾后，在毛澤東親自把關下，《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長征、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三人圍繞《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進行了一番對話。
長征問了一個國內外都關心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什么時候可以出版？”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又重申自己的文章不是“一氣呵成”：“因為我怠工，所以拖遲了。出版之前想把過去寫的東西再看一遍，但總懶得看。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比如，《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新民主主義論》……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論聯合政府》則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
按原定計劃，《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著作。但由于新中國成立不久，接著出版第四卷時機還不成熟，就擱置下來了。不想，這一擱置就是6年之久，且出版后內容也僅限于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
東北人民解放軍在遼沈戰役中強攻錦州（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愿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
1960年1月2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經杭州抵達廣州，在這里最后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廣州期間，毛澤東還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主要為解放戰爭時期的著作，它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記錄，反映了中國人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氣勢。
毛澤東對這一卷特別偏愛，曾說：“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愿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我們這位委員長。”在通讀第四卷時，毛澤東顯得特別興奮，“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氣概，油然而生。
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正值廬山會議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懷的名字和他的戰績，能不能寫到《毛澤東選集》里面，這在當時是一個極敏感的問題。
為此，田家英專門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明確回答:“應該寫，過去那一段應該承認。”因這一卷軍事方面的注釋比較多，涉及四個野戰軍和華北部隊等，所以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掛帥，請三位元帥、五位大將參加了注釋工作。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隨即在全國出現了一個學習熱潮。至此，作為毛澤東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報告。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著作、毛澤東思想不僅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智慧，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對此，毛澤東本人一貫有著清醒的認識。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作報告時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談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時說過：“我們民主革命的時間那么長，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錯誤，才搞出一套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我們才逐步學會如何處理黨內關系，如何處理黨跟非黨人員的關系，如何搞統一戰線，如何搞群眾路線，等等。這就是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
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
1964年3月24日，在聽取薄一波、譚震林等人匯報時，毛澤東仍然深情地說：“《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早在1962年春天起，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注釋校訂工作就著手進行了，后因“文革”而中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來史料收集和學術研究的成果，對注釋又作了進一步的修訂和增補，于199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至四卷。
（來源：“領導文萃”微信公號，原載《黨史縱橫》；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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