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科學家。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毛澤東選集》中他用中國人能懂的語言,講明這個難懂的大道理,他系統地談及哲學的多方面問題,至今對我們建設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這里我們就看看,為什么有了哲學眼光就能夠看得這么深邃?人說戰爭勝負要依賴戰略決策水平的高低,而戰略水平又依賴什么?就是依賴哲學水平!
這里僅舉了兩個例子:“四渡赤水”講如何擺正前進的戰略方向,避免“內卷化”;“重慶談判”講如何應對重大危機,如何變“危”為“安”,變被動為主動。
一
四渡赤水——決策“如何跳出危險的包圍圈”
蔣介石日記下的四渡赤水:“一生用兵之恥!”
毛主席和蒙哥馬利說:“四渡赤水才是我最得意之筆”!
背景
蔣介石不僅是軍事家,還是政治家,他把地方軍閥一個個都收拾了。但他比不了毛主席,毛主席除了是軍事家、政治家外,還是哲學家高手。下面就看看這兩個高手是怎樣過招的。
到遵義會議紅軍才恢復了主席參與指揮軍事的權力。
主席一直在思考,怎樣能夠改變此嚴重的危機狀況。經遵義會議,中革軍委決定轉移的紅軍應渡過長江去與川陜地區四方面軍會合。但在一渡赤水后,紅軍幾次企圖從川黔滇三省邊界處直接過江,但都未能成功。過不了江就仍在蔣介石以40萬精銳軍隊嚴重的包圍中,3萬紅軍有徹底覆滅之危險!
主席突然先來個二渡赤水回兵黔北,勢如破竹地連占桐梓、婁山關,重占遵義,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軍心。
毛澤東看到黔西北地區回旋地域有限,放棄了曾有在黔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就集中思考紅軍處于四面圍堵的不利態勢下,如何能夠率領中央紅軍跳出敵人重圍,北渡長江?
此時,主席已在醞釀大戰略上的奇招,立即揮兵光天化日下大搖大擺三渡赤水向西。國民黨的偵察機當即發現,這個消息讓蔣介石深信紅軍主力預備再次從四川南部向北渡過長江,他急忙調動各路大軍一齊趕往古藺地區,以聚殲紅軍主力。他不禁興奮:“剿匪成功在此一舉!”于是國軍主力都被這三渡赤水忽悠到黔西北去了。
在三渡赤水后,第一次戰役卻沒有打下魯班場,林彪卻發現另一個戰機,一塊到口邊的肥肉!他和聶榮臻共同以一個“萬急”電報向中革軍委提出去打“打鼓場”的建議。主席已有了大戰略上的奇想,堅決反對去打打鼓場。中革軍委茍壩會議上卻因此爭論不休,對主席的意見包括周恩來、朱德等大多數高層軍政領導都不能接受。從當時的情況看,二渡赤水取得了長征后的第一次大勝利,若能再取得一個勝利更將極大地鼓舞紅軍。
經表決,主席的意見被完全否定,僅得他自己的那一票。主席極為生氣,半夜左思右想后,還是獨自打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幸好先說服了周恩來,又一同去說服了朱德。第二天再次開會,中革軍委才同意采取了主席的意見。
真能夠打贏打鼓場那一仗固然好,但卻掩蓋了更大的危機,大家都忽略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不理會主要矛盾是什么?
主席依據哲學決策了大戰略——“繞”
毛主席到底是怎樣從哲學高度上去思考的?
在哲學著作中,主席一再告訴我們:
“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當時,主要的危險就是可能讓小小的紅軍,極可能再次被國民黨軍逼近并遭到鐵桶似嚴密地包圍,這就直接面臨生死存亡。
從紅軍長征以來,一直存在生死存亡問題,打“打鼓場”不僅不能解決生死存亡問題,反而陷于更加危險境地,就是“內卷化”!
如何能夠跳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圈才是所面臨真正的問題,是當時的主要矛盾。主席依據哲學想到了,而其他領導人皆想不到那里!
毛主席又進一步想到:
“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
在敵我這對矛盾中,蔣介石一直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的地位,而紅軍是處于被動的地位。紅軍能否變被動為主動是關鍵的問題,能否紅軍反過來牽著蔣介石鼻子走?有沒有可能?怎樣能夠變為主動?
上面哲學不是說了“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自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說明矛盾雙方主動被動地位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拿什么條件來讓蔣介石軍隊主動轉化為被動?
這就是“四渡赤水”、去“繞個大彎”!
如前所說,當取得遵義大捷之后紅軍突然大搖大擺三渡赤水向西突進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態勢。果然,這個消息讓蔣介石發現了飄忽不定的紅軍主力,認為圍殲的機會來了。他急忙調動各路大軍一齊趕往古藺地區,并加緊修筑碉堡欲以鐵桶封鎖聚殲紅軍主力。
這時主席立即殺個回馬槍,主力隱蔽迅速地穿過了敵人以碉堡包圍的縫隙,第四次東渡赤水。當蔣介石再發現,卻以為紅軍主力要再奪遵義。蔣介石機不可失,馬上從重慶飛抵貴陽督戰,欲擒紅軍于遵義。
這時,紅軍卻突然掉頭南下渡過烏江,紅軍急奔劍指貴陽。蔣介石一下慌了神,還聽說連貴陽機場周圍也發現了紅軍的探子,多處報告共產黨貼出“打到貴陽去,活捉蔣介石!”的標語。蔣介石驚慌之余,他想起各路大軍為防止紅軍渡江都在貴州北部,跟前哪里還有多余的人?唯有讓最近的滇軍孫渡前來勤王救駕。
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孫渡調出來,就是勝利。”
果然,就這樣,把堵住紅軍西進道路上的攔路虎調走了,紅軍因此才得以大踏步繞過貴陽向西南,直指云南。又大造聲勢要進攻昆明,像似要在云南建立“根據地”。這又嚇壞了龍云,迫使龍云急命守在滇北和金沙江邊兵力急速回防。豈料,紅軍進攻昆明只是虛晃的一槍,自己卻立即掉頭北上乘江防空虛渡過了金沙江!跳出樊籠的紅軍,去的無影無蹤!
毛主席四渡赤水這偉大戰略決策,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我們同時在上面看到,諸多紅軍高級將領都是在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這場戰爭。這就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他們認識不到當時的主要矛盾,更不知道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可以相互轉化和如何轉化!
我們做研究,選定了正確的努力方向嗎?不再是“內卷”?
二
重慶談判——決策“去”還是“不去”
背景
毛主席認為重慶談判是自己最艱難的一次決策!
經歷了10余年的戰爭,民眾都期待持久和平;剛打完二次大戰的美蘇兩大國,也呼吁和平。國民黨蔣介石則相反,一心妄圖發動內戰竊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
蔣介石的謀士陶希圣建議說:“想用軟的一套方法把共產黨吃掉,談何容易!可是,國內有厭戰情緒,國際形勢也不允許中國打內戰,一打起來我們更被動,利用談判拖一拖也好。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好做。”
蔣介石果然依計而行,1945年8月14日,首次給延安發來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
接著又兩次去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舉行和平談判。蔣介石是擺下了一場“鴻門宴”。
之前蔣介石曾指示安插在延安的國民黨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他們得到的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并密電蔣介石。
蔣介石得知后,就真的相信了毛澤東不敢來重慶。
面對蔣介石的邀請,主席是去還是不去呢?毛澤東再三權衡,認為如果不去,正中了蔣介石的圈套,政治上損失巨大;去了肯定會面臨許多危險。
延安中共中央高層也為毛澤東的安全極為擔心,反對毛澤東赴重慶;面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中共第二次回電蔣介石也只是“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電文也并未告知主席是否赴渝,這更讓蔣介石心喜。
國民黨方面普遍預計毛澤東不敢親赴重慶,故《中央日報》定下的宣傳方針是“假戲真做”。在蔣介石的邀請電發出后,反而更劍拔弩張,指責。毛澤東是否赴重慶,和談能否進行,成為一大懸念。
在中共尚未做出毛澤東親赴重慶的決定之前,國內外輿論對中共有巨大壓力!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
蔣介石確實認為共產黨中有許多杰出人才,如周恩來、陳賡、林彪等等。然而蔣介石在與紅軍戰斗中,深感毛澤東的厲害。五次圍剿中,前四次眼看拿到的勝利,卻都敗于毛澤東之手。蔣介石深刻領會,自己最大的敵人最大的對手就是毛澤東一個人!他無時無刻不在想除掉毛澤東。
最近,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在《炎黃春秋》上著文顯示,蔣介石日記上記載了當時蔣曾下了決心要殺害毛主席。但次日,他的日記中寫道:“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后惟有天命是從也。”
主席依據哲學決策了大戰略——“去”
下面再分析主席怎樣從哲學的高度做出了這個“去”的決策?主席本人就是個大哲學家,無疑地,他考慮問題自然是從哲學的高度出發。
從國共兩黨關系的歷史發展看,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經西安事變國共關系再次轉變成為既合作又斗爭以合作為主的統一戰線階段,但其中蔣介石曾三次發動大規模的反共高潮。
上述說明兩黨關系發展存在諸多特點不同的階段,是一個跌宕起伏的復雜過程。整個過程,讓共產黨清清楚楚認識了蔣介石的徹底的反人民的本質。
到了抗日勝利,蔣介石卻擺出要舉行重慶談判。反人民的獨裁的蔣介石卻為何變成呼吁“和平”?這是到了一個什么樣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什么?
這時如何從戰略的高度分析這個問題?又如何從哲學的觀點切入這個問題?如何決策?
我們看到,主席在《毛選》中是這樣說的:
“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于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主席還說“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
以及前面提到過的,矛盾雙方地位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的思想,主動被動地位是可以轉化的!
按主席上述哲學思想,我們就要在基于過去十余年斗爭的認識,再分析當前新階段的新特點,分析這個新矛盾和決策如何再讓此矛盾雙方地位發生轉化。
當然,我們清清楚楚知到,去“鴻門宴”真是非常危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不去,政治上將有多大的損失。這就是黨中央決策兩難和矛盾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確實處于非常非常被動的地位!
然而,毛主席以深刻的哲學思想,針對性地做了許多分析以說服全黨,又具體地安排措施設法讓矛盾雙方地位發生轉化。
主席說:“世界上的事是很復雜的,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去看。”
主席他還進一步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說: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能夠取得的。因為蘇美英都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內戰;中國人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他的攤子沒擺好。加上廣大解放區的存在,我們又不易被消滅,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的。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更大的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
再考慮到美國大使赫爾利曾以美國的國格,擔保了毛澤東赴渝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澤東,美國必定強烈反對,而蘇聯也是反對。再說有國內高漲的和平呼聲,蔣介石是不敢輕易下手的。
在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會議上,毛澤東為談判擬定應對策略:“我們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并指出,“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在他將離開延安時,又采取了組織措施,安排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等,以便書記處還能繼續指揮全黨與蔣介石作斗爭。在排兵布陣上把主力部隊調往中原、華北、東北,讓中共諸多大將立即各就各位以備應戰。將軍們卻擔心,若蔣介石來犯怎么辦?開打會不會影響主席的安全?主席早已就想到,立即對劉伯承、鄧小平說:“你們放開的打,打得越好,對我們談判越有利,我這里也就越安全”。——真是處處體現主席的辯證法哲學思想。
(果然,按蔣介石的密電,上黨戰役爆發,閻錫山主力向我上黨地區進攻。劉鄧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10月8日上黨戰役勝利,完成殲敵13個師3.5萬人。正在關鍵時候的這個勝利為重慶談判贏得籌碼。蔣介石計劃失敗臉上無光,除了嘴上大罵閻錫山是個“笨蛋”外,無奈認輸,雙方簽訂下“雙十協定”。)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主席對這個新階段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兩個方面都認真的做了分析,更為矛盾地位的轉化布置好了措施。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主席拿到了主意,一個字的戰略決策——“去”!
果然,當出乎蔣介石所預料,主席抵達重慶九龍坡機場時,在社會上激起了巨大的反響,震撼整個山城,引發了新聞界和公眾的極大熱情,產生巨大的轟動效應。特別如成都《華西晚報》:“毛澤東重慶之行,將可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
《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讀者胡其瑞等四人的來信說:“毛澤東先生應蔣主席的邀請,毅然來渝,讓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斗的誠意和決心,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
而料定毛主席不敢來重慶的蔣介石,他什么準備也沒有,他原有的主動地位完全喪失,而毛主席卻由“被動”轉變為“主動”。形勢完全反轉!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法就是我們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就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法思想。
三
后記
有人說,歷史上不是有許多人不學哲學也能決策大戰略嗎?真不是這樣,且不說在上述這兩次重要決策中,多少高層著名軍事家都陷于迷茫!他們并沒有大戰略眼光。
再拿歷史上諸葛亮來說,他未出茅廬就能定三分天下,可謂大戰略決策高手。可他自己卻犯下大決策錯誤:“拿下了荊州”。就這樣,他把那達魔克利斯劍高高懸于孫權頭上。孫權非常害怕也不顧得長遠,多次竭力設計去拿掉此劍,雖然拿到了荊州,卻破壞了三足鼎立局面,蜀吳皆亡與魏。
這里還必須再說說哲學對我們這些做科學研究的,或者就是普通人有什么用呢?我認為是非常有用的。
先拿做科學研究來說,為什么現在常常聽到有人說,學術研究“內卷化(involution)”了?他們就是只圖眼前利益,眼前的評職,長期來只是去做一些對科學、對國家無意義的事情。這樣做即使是對自己也沒有益處,這是因為,對自己你也沒有發揮出你最大的聰明才智。你的這些努力,若用于對國家上,那將多么有意義呢!
就是對普通人來說,不論做什么工作,自己將奮斗一輩子,總是想取得更好一點的成績,那你就得用戰略眼光來謀劃你的奮斗方向。要有戰略眼光,就得去學點哲學。(完)
作者:黃真 來源:昆侖策網;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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