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武訓傳》中趙丹所飾武訓
前些日子看到網上醒目的標題:“新中國首部禁片電影《武訓傳》在塵封了六十一載后解禁了,它以DVD的形式再次出現在公眾面前“。世界本是復雜的,看起來有如豐富多彩的多棱鏡的畫面,解禁,讓大家看看也是好事。然而,有人借此大做文章,還以此攻擊改革開放前30年。本文就此想談談我的看法。
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武訓已經靠乞討所得的款項置買了230畝田地作為學田,并積蓄了錢3800余吊。于是他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興辦起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學校建成后,他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跪請任教,并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學生,學費全免。1890年,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22年(1896年),臨終那年,在臨清建成了御史巷義塾(現臨清實驗小學)。
他創辦義學被傳為佳話。清廷和民國政府都曾對他予以極高度的表彰,清政府賜其“義學正”、“樂善好施”的匾額,并御賜“黃馬褂”。山東衙門在其去世后修建武訓祠。民國后,蔣介石贊其“為人師表”,馮玉祥稱其為“千古奇丐”。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在陶行知的竭力推動下,有了電影《武訓傳》的開拍。而電影《武訓傳》是在解放后1950年底才完成了制作。由著名演員趙丹扮演武訓,趙丹在這部電影中表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性。
當時社會各界產生了強烈的正反應,還受中央一些領導的肯定。1951年新年前后,京、津、滬三大城市的一些報刊,二三個月內連續發表了40多篇贊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出版了一批有關武訓的書籍。對“武訓精神”做了“極為高度”的歌頌。把武訓、“武訓精神”視為一種“革命精神”,視為“先驅人物”,甚至于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都是“師承他的結果”。贊揚者認為,這“是一部極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
然而,1951年毛澤東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發動了對電影《武訓傳》批判,其主要原因并不是針對武訓這個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興學”這件事。據林默涵回憶:“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后, 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里轉來轉去夜不能寐,最后下決心要批判。”
毛澤東為人民日報這樣寫了他的看法: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在毛澤東看來,這些連篇累牘的頌揚武訓以及“武訓精神”的文章,與電影《武訓傳》一樣,實質上都是不去觸發當時人民遭受苦難的基本問題”,使得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角色的時候,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思想”且愈演愈烈,甚至于許多高層“共產黨員”也看不出問題。由此,毛澤東發出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感嘆。
《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一次談話中說:毛主席認為,武訓是窮人,辦義學的動機也是好的。毛主席說,
武訓辦學搞的是階級調和、改良主義。而中國人民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武裝斗爭才取得了勝利,而不是靠甚么辦義學,走“教育救國”等改良主義的路。在現在這個時候用文藝作品歌頌武訓就更不應該。在那時若不是鬧革命,靠辦義學,走教育救國是走不出來的。
就因為這樣《武訓傳》被禁止演出。
現在常可以看到,不時會從媒體上讀到某貧苦老漢,多年來默默資助困難學生這樣的讓人感動的事情。對比它與武訓的這兩件事,一些人說很難想象,像這樣“學習雷鋒”的事件那時怎么會受到指責?
如前文已指出,對《武訓傳》的批判并非對武訓本人,毛主席也認為武訓辦義學的動機是好的。但我們是主張“動機效果統一論”者。武訓是滿清時代的人,而電影《武訓傳》是拍在新中國建國之時,在中國人民處于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拍的。雖然武訓以乞討辦學確實也是善舉。但相對于當時代只是一個“小小的非典型事件”,若把它視為一種“革命精神”大肆宣揚,真有誤導視聽之嫌,鼓勵這種精神,對動員群眾參加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也是不利的。
為了更深入地分析,這里先引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一些講話。毛主席是非常看重文藝的作用,他說:
“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里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愿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
“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以上述觀點再來看《武訓傳》,它確實描寫的并不是“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不是“更帶普遍性”。不論是武訓本人或《武訓傳》作者,動機是好的,效果上是會有副作用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進行了20余年后,就剩下一堆難啃的硬骨頭,解決老百姓貧窮的問題就是其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中國幅員這么大,貧困人口又這么多,卻又分布在廣大的交通困難偏僻的農村,山區,邊遠。
應該如何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后問題?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確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但我們看到由于歷史的原因,國內外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差距大得嚇人。怎么辦?怎樣能夠快速發展追趕跑在前面的西方世界?過去我們又完全沒有這方面好的經驗。國家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包括“改革開放”的兩個基本點,提出“先富帶后富”等等一系列想法和政策。
現在,改革開放的過程,成就和問題大家都看到了。一批批人富起來了,從20余年前讓人羨慕拔尖的“萬元戶”,到現在成了的不可思議的千萬,上億,數億,超過數百億都大有人在。的確,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人富起來了,500個頂級富人身家總和近八萬億,人均超百億!
何況,改革開放的近幾十年來,確有一些人通過鉆“政策”的空子,不擇手段的百般撈取財富,幾年間甚至一夜之間變得發家暴富。更有甚者,一些貪官污吏,利用權力尋租,通過瀆職、受賄等不法手段巧取豪奪,取得了巨額財富。
能不能實現先富帶后富呢?老百姓曾寄希望,也不斷呼吁于大款能夠多做做好事善事。然而,事與愿違。近些年,在中國的富人圈兒一直流行著這樣的說法:“國內是撈錢的商場,國外是享受的天堂”。意思是說,要發財致富還是在國內,要享受自然是去到國外。
香港亞洲時報在線7月14日(2017)文章,原題為:中國百萬富翁上演“大逃亡”。一項關于富人的研究顯示,過去14年,離開中國的富翁數量遠超其他國家。有人認為,這種“含金量超高的出走”令其他國家受益。財富咨詢公司“新世界財富”的報告列出2000年至2014年百萬富翁進出最頻繁的國家。其中中國的百萬富翁2014年為60.85萬人。中國的高凈值人士出走的人數最多,達9.1萬人。報告顯示,中國百萬富翁主要移民去中國香港、美國、新加坡和英國。
且不說僅攜款外逃的富豪罪犯賴昌星等人,也不說自90年代以來中國無數官員攜帶8000億人民幣外逃。僅近兩年,美國已經是中國人海外購房的首選地,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購房者在美國消費近123億美元,在美國全部50個州中,中國買家的購買力在其中44個州都排在前五名。
情況充分顯示,上述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一絲一毫也沒有想幫貧窮的人脫貧。武訓那種向財主叩頭,乞求開恩,乞求施舍,以“使貧苦人家子弟無錢也能讀書,使他們讀了書不再被人欺侮”,以使中國能夠真正富起來,這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有人因此說,中國的“先富帶后富”的政策失敗了。“先富帶后富”的政策失敗了,是這樣嗎?
雖然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做慈善的富人,他們確有好心,但不僅他們是極少數,且這些慈善,也遠遠不能解決中國存在這么巨大的貧困問題于千萬分之一!
在中華五千年文化的撫育熏陶下,各個時代,歷朝歷代,中國總有這么一批人,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今天這些人的代表就存在于優秀的共產黨人之中。習近平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共產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
中國這個貧困落后問題,只有依靠這樣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走群眾路線的中央政府來推行,方可解決,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扶貧的巨大效果。
當中國富起來,中國政府切實地推行以先富帶后富的扶貧政策。取精準扶貧,就業扶貧,搬遷扶貧,配套產業扶貧,產業合作扶貧;又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城鄉一體化,跨區域結對幫扶…….等等自上而下以推動扶貧。在那九曲黃河最后一個彎上的蘭考縣張莊村,那里曾是風沙劫掠,沙丘連綿,三分之一村民外出逃荒。如今,張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發展鄉村民宿,建立食用菌企業,……,農民富啦。村民說,張莊能有這么大變化,感謝兩個人:“焦裕祿帶咱治了沙,習總書記領咱脫了貧!”
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下面千百萬基層的優秀的共產黨員發動群眾,帶領群眾奮力脫貧。其中有許多土生土長的村支書,還有從上面派下的村支書,他們譜寫出一個個動人的戰天斗地的脫貧故事。其中就有周春華同志,他是土生土長的柏術崗村人。2014年在換屆選舉中當選為柏術崗村黨支部書記。在任上,他重視基礎設施建設,下大力氣解決群眾飲水、交通、電力供應等問題。解決出行難問題,大力實現了村村通硬化的水泥路。他帶領村民新建、修繕了多口塘堰,為農田灌溉提供了保障。他樹電線桿架電線,保障了電網升級改造的順利完成,改變了柏術崗的面貌。又有如前南峪老支書郭成志帶領全村村民通過半個世紀的奮斗脫貧致富的故事等等。在2015年由中央選派的龐大的19.5萬名優秀干部分派到農村擔任第一書記,領導和發動農民戰天斗地。例如2012年北京大學畢業生蘇勇力志愿到廣西凌云縣貧困的加西村擔任第一書記,他做出了突出的成績。
今天,全國義務教育鞏固率已達93.4%,實現了全民教育的目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女士稱,中國的扶貧成就為世界提供了寶貴經驗。僅1990年至2010年間,極端貧困人口減半。在同一時期,中國成功地使超過6億人脫貧,為全球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做出巨大貢獻。中國的扶貧成就為世界提供了寶貴經驗。預計到2020年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城鄉差別正在迅速縮小,中國扶貧速度之快世所未見。當然,目前還剩有許多尚未脫貧的,且應該說其脫貧的難度更大,因此還要共產黨人不懈地繼續努力。
據今天(2018年9月1日)報道,在西部偏遠山區和民族地區,最后兩個“溜索改橋”工程完工。至此,四川全面完成了77座溜索改橋。結束四川499個行政村,近3萬戶,十幾萬人僅僅依靠溜索出行的困難,告別了溜索時代。為最困難地區脫貧創造了條件。
貧困的中國西部,從2013年到2017年生產總值從12.7萬億增加到17.1萬億,年均增長8.8。5年間,主要經濟指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當看到中國在扶貧上獲得的巨大成功,為中國的奔向小康,我們信心百倍,為我們處在這么一個偉大的時代而自豪!僅面對中國這一項偉大的脫貧奮斗,其中出現了多少的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文學藝術家就應該走進這個熱火朝天的斗爭,從中選出最感人,最典型的故事寫出作品。讓它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帶普遍性“。中國的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應該有對應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問世!這樣的作品定會鼓舞人民大踏步前進!
扶貧前后農村一步到位的民居令人吃驚
在我們分析了這些情況之后,回過頭來再看看《武訓傳》。我想,要想改變中國教育落后,改變中國貧窮落后,《武訓傳》所引導的道路真是行不通的,是指望不上的,文藝界拍電影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歌頌,方向就都錯了。從毛主席發動對武訓傳的批判,讓我們看到他具有獨到的眼光,真是“眾人糊涂唯他清醒”。
偉人,這就是偉人,偉人的作用就是能夠在迷霧中一次次指出前進的正確方向。那正是:
大海航行靠舵手!
人民解放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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