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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9周年】

晚年的毛澤東，集一生之學養與積淀，攜中華五千年文明之精髓與功力，凝聚起最大的個人犧牲精神，超越時代的局限奮起一擊，如精衛填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夸父逐日，縱萬難也無法泯滅其爭取勝利的決心和渴望；如愚公移山，開一代新風，讓后人完成夙愿；如女媧補天，挽大廈于將傾，留星辰于蒼穹。

在20世紀，中國有兩個重要的文化命題，一是蔣廷黻的“世紀之問”，二是黃炎培的“周期率之問”。“世紀之問”還是比較初級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在物質層面如何趕上西方。而黃炎培的“周期率之問”，可謂穿越5000年，在時空層面上是蔣廷黻“世紀之問”的50倍。毛澤東更為注重黃炎培的“周期率之問”，這個問題既帶有中華民族特殊性，又帶有人類普遍性。

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人就在探索這些問題。康梁試圖在原有傳統基本被保留的條件下，老黃瓜刷綠漆，結果把當朝皇帝都給賠上了。北洋政府試圖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拿著一件洋人穿過的西裝，給自己量身定做一件，結果把洋人舊西裝上的補丁也做了出來。國民政府試圖給美國人做跟班兒，把中國承包給美國，結果發現，人民舍命都愿意為山溝溝里打出來的共產黨推車送糧，而美國人并沒有為保他的跟班而披肝瀝膽、肝腦涂地。

在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人物，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從苦難深重走向燦爛輝煌的重要連接點，他不僅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眼界，而且擁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平臺。他用28年的時間，解決了中國的內部統一、國際獨立問題；他還用27年的時間，解決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精神、文化等基柱的構建問題。毛澤東的獨特經歷和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幾乎都是不可復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應的實踐的話，很多事情恐怕就沒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毛澤東一生最關心文化問題，這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介文人、小學校長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問題才是社會、民族的根本問題。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軍人集團，為了阻止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向主張徹底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揮起屠刀，才使毛澤東不得不把他關心的重點，從文化轉移到軍事，直到他的軍隊解放了全部中國大陸。取得大陸政權的毛澤東絕不會停下腳步，他反復講“進京趕考”，“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問題才是中國的長遠根本問題。他從事軍事斗爭的經歷，是他人生奮斗目標的鋪墊，而并不是他的初衷。

為了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晚年毛澤東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個人犧牲，置個人的榮辱于不顧，準備摔得粉碎。他當然知道要改變人的陳腐思想的生存方式、環境和習慣，是一件無比艱難的事情，是不討巧的事情。但是，為了民族的未來，他本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氣概與情懷，決心嘗試改天換地，奮不顧身地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奮起一擊。很多人醉心于歷數一個很長的政治運動清單，描摹在那個時代里文人們在各類場合中的種種丑態。其實那些數不盡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都是為一個目的，改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毛澤東既要破除中國傳統文化的羈絆，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同時，還要吸收外國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國文化體系，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討論毛澤東的問題，無法回避毛澤東晚年的努力，拋開毛澤東晚年的奮起博擊，研究毛澤東的戰爭成就、政治智慧、經濟能力，都是舍本求末，緣木求魚。走進毛澤東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

毛澤東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他畢生的信條和宗旨。他一向重視民生和生產發展，歷來非常清楚，讓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會心情舒暢，才會擁護政府。但是，在毛澤東晚年時期，中國的確出現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減緩的情況。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長很快，主要還是由于毛澤東要抓緊自己還健在的有限時間，著手解決一些中國人民的更為長遠、更為根本的核心利益問題，以求真正能夠跳出“周期率”魔咒，確保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故將物質經濟發展問題置于了第二位。為此，毛澤東做出了個人的最大犧牲，將針對他的不滿和惡評置于身后。

晚年毛澤東心中第一位的問題，是人民在整個文化結構中的地位問題，如何使執政者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如何讓人民有機會監督政府的施政行為，做到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對于執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為人民處于社會的底層，手中沒有權力，從事著社會生活中最不起眼兒、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勢。毛澤東要讓執政黨看到，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組織起來，被動員起來，其力量是無窮大的，無論多么強大的權力機構都會被淹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國20世紀的歷史上，毛澤東多次在歷史的關鍵點上，展現出常人難以企及的以弱勝強的智慧和膽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實現了這些非凡的、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偉大成功。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毛澤東仍然牢記這一點，他以自己的切身感覺預見，如果中國共產黨忘記了這一點，就會步國民黨腐敗的后塵，但到那時，總會有人再把人民重新組織起來反抗，那么中國社會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風。

在全國人民都在喊“毛主席萬歲”的時候，毛澤東清楚，人是不可能活一萬歲的，能夠萬歲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經歷、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須在他還活著而且還健康的時候，讓他親手組建起來的權力機構，深切地體驗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記住權力一旦脫離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對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強大。毛澤東希望人民能夠更為直接地參與大至國家小至企業的管理和運作，如果社會管理活動，沒有人民的參與，政府不去組織人民，人民就會成為一盤散沙，處于弱勢地位。為此，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要給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權利；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要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毛澤東希望在他組建的政府中，讓人民有真實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遠與人民息息相關，水乳交融。

很多人試圖借毛澤東晚年時期經濟工作不是第一要務這一點，把那個時代勾勒為貧窮、落后、封閉的時代，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毛澤東晚年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雖然不是第一要務，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視。這些成就大多數都是當時不能馬上見效，但都為后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比如塞罕壩林場、成昆鐵路、大三線建設等等。這些經濟布局，在當時只是投入，只是奉獻，一代年輕人懷著扎根艱苦地區的夢想，經過幾代人的奉獻，終于在50年之后，發揮了巨大的效益。相對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經濟行為，不搞掠奪性、毀滅性開發才是人民福祉的長久保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晚年毛澤東的外援政策也備受攻擊，被認為是不顧國內人民的福祉、對外亂撒錢的行為，其實，這也是一種短見（如果不是惡意攻擊的話）。毛澤東接手的中國是一個制造能力極其低下的國度，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已經可以制造出很多工業品、軍工品了。如何讓中國的工業品走出國門，是毛澤東早就考慮的問題了。很多外援項目，比如坦贊鐵路等，其實就是新中國工業品的廣告，也是投石問路的國際化過程。就我們當時的能力而言，我們的產品與歐美相比并不具有競爭力，不白給就不會有人要，中國工業品國際化的第一腳也就永遠踢不出去。毛澤東做出的這種外援決策是很有遠見的，也是我們現在“一帶一路”建設最早的雛形和布局。

真正為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基礎的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完成土地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改造，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根本沒有制度基礎；沒有毛澤東的人口政策，中國就不會有后來承接低端制造業轉移的巨大人口紅利；沒有毛澤東的掃盲和科技人才儲備的努力，中國就不可能有開拓現代化進程的人才隊伍基礎；沒有毛澤東奠定的國家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體系最全的世界制造大國地位；沒有毛澤東致力建設的國防軍事體系，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不可能保證不被打斷。雖然還在冷戰時期，但僅在1971-1977年之間，就有65個國家與中國新建外交關系，還包括中國重返聯合國、中美恢復交往等重大成就，開辟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嶄新局面。這表明，晚年毛澤東努力把中國融入全世界，并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國際環境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是我們的這個民族的DNA，是無法抹去的烙印，失去這些最基本的東西，既不現實也不應該。進入現代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問題在于，她的成長與壯大，生根與發芽，都是以農業社會為背景的。西方強力將世界帶入工業社會之后，中國也必須完成自己的工業化、現代化，故此，必須徹底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以適應新環境的需要。

晚年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后，環顧四周依然危機四伏，中國人如果不徹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話，遲早還會再次趴下去。為了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中國人必須努力改造自身文化。毛澤東改造中國文化的努力方向和他開出的藥方，就是斗爭哲學。斗爭哲學源自外國，并非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所固有的，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斗爭甚至是一個貶義詞。毛澤東將斗爭精神具體地表達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實踐”，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這種斗爭精神，勇敢地迎接社會、生產和科技活動的挑戰和考驗，這種進取心是一切的基礎。

毛澤東這一代人在20世紀前半葉，把中國從亡國滅種的絕境中挽救了回來，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之下，被中國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國人民的生存空間與生存方式，依然存在著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改造中國文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汲取外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再塑中國的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外國文化中的斗爭精神，就是毛澤東認定的外來文化的優秀因子。毛澤東喜歡大寨、大慶，推崇魯迅，厭惡胡適、武訓這些人，他的這種偏好被形象地解釋為喜歡“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推崇造反精神。他的這種取向，就是要中國人擺脫傳統的束縛，用向外用力的精神，永遠保有奮斗的精神。

晚年毛澤東對于孔子的批判是時代的必然要求。毛澤東是把孔子作為一種舊文化的象征進行批判的，與孔子本人的關聯度的確存在，但不是絕對掛鉤的。毛澤東本人對于孔子并沒有根深蒂固的憤恨，相反毛澤東非常推崇孔子，甚至是喜愛孔子的。根據一些人的統計，僅在《毛澤東選集》前四卷里，毛澤東就引用中國古典文獻和文學作品約60處，其中孔孟等儒家經典著述約20處。他的兩個女兒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話，這一點很說明問題。對于任何一個男人來說，特別是經過許多顛沛流離、挫折困苦的男人來說，在40多歲時得到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無限快樂和輕松的女兒，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悅的經歷，此時的男人給女兒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誠最美好的祝福。毛澤東沒有借助《詩經》、《楚辭》、《易經》，單單對《論語》中孔子的話情有獨鐘，可見，毛澤東對孔子非但沒有惡感，反而是充滿了善意。

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通過新文化運動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學說連根兒拔了，捎帶著中醫、中藥、京戲全否了，若非中餐實在是太強大，恐也難逃厄運。但實際上，那時反的孔與孔子沒啥直接關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經過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爭，“當仁不讓”，“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來，中國人越來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維，越來越只偏好于向內用力，而忽視了向外用力。佛學傳入之后，中國更是徹底失去了進取心，朱熹的理學讓國人進一步走向內心自省的沉淪，王陽明靈光一閃之后，又慫了。

完善自我沒有錯，道德立國也沒有錯，錯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20世紀，過于偏重人的內心道德建設了，故而缺失了外國保有的賴以叩開現代科學大門向外用力的斗爭精神。在西方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并以此欺凌東方之后，如果我們還不反省中國傳統文化之過，還不拿起斗爭武器的話，那么我們就永無翻身之日了。這才是晚年毛澤東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補什么，必須讓中國人恢復斗爭精神，重振漢唐時期“雖遠必伐”“天可汗”的威風。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人奮斗的“三斗之說”和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實踐”的方向，均借鑒于外國文化。晚年毛澤東就是要通過這樣的借鑒，在中國文化的核心領域里進行最深刻的變革，這才是大本大源。

在晚年毛澤東進行這一重大努力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從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至1968年9月全國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歷時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段內，國內秩序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混亂，特別是發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毛澤東非常痛心，但是這種局面的出現并非完全出于他的預料。他早就說過，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由于毛澤東特有的經歷和威望，這種混亂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稱之為“可控制混亂”。試想如果毛澤東沒有在其生前就進行這種深刻的社會文化變革，不預先付出可控制混亂的代價，在其身后，中國如果再次陷入軍閥混戰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亂將無法收拾。

晚年毛澤東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于是這種哲學理念出現了行政化的傾向，這種現象和做法的確也是深刻的教訓。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確可以指導中國文化的改造，但是，這種哲學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會行政管理層面，就會過度考驗社會的承受力，從而使普通民眾對于這種做法更加難以理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澤東的思想過于超前，使得具體辦事的人們無法理解他思想的含義，很多情況下，只能生吞活剝地去處理行政事務。

俱往矣，晚年毛澤東期望人民和他的戰友們，能夠發揚革命戰爭時的那股勁，繼續革命，警鐘長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民族振興過程中所萬萬不可缺的斗爭精神。

中國共產黨最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自從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自主選出毛澤東以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逐步走出共產國際的控制。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后，中國更加獨立地發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也還是把蘇聯視為老大哥，并沒有實現完全的精神獨立。激烈的《九評》亮出了中蘇之間對于共產主義的不同理解，從意識形態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幟。有些人總是把毛澤東和蘇聯的分庭抗禮解釋為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但是，毛澤東更為重視的，還是中國的問題，他明白中國是一個剛從戰亂中站起來的弱國，當務之急不是爭奪世界領導權，而是完成改造中國的任務。毛澤東通過與赫魯曉夫的斗爭，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獨立意識，把中國帶向文化創新與道路創新的境界。

毛澤東對于中國的落后和西方的強大，乃至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之大，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他從未有過許多人攻擊他的盲目自大。他一向堅持中國必須向外國學習，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路徑是借鑒外國，但如何借鑒，如何在借鑒的過程中學到好的、摒棄壞的，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

西方的強大來自于物質層面，在精神層面上，西方有法國的藝術、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歷史、中東的宗教等等許多成就，但這些局部的成就，從未作為一種完整的文化體系徹底征服過中國。西方依賴科學崛起，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強大，并沒有創造出觸及人類心靈的學說和導向，足以替代佛學、理學、心學，能夠用以徹底改造中國人心靈。馬克思主義源自外國，其斗爭哲學也在外國源遠流長，列寧成功實踐了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手段，這些是中國需要學習的。但是，毛澤東對任何事情都從不迷信，他要打破一切盲目崇拜的偶像，樹立中國人走自己的路的自信之心。晚年的毛澤東為中國完成了對西方迷信與精神依賴的徹底切割，不破不立，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徹底中國化的過程，讓中國人精神世界得到了徹底解放。

對于外國文化采取既要學習又不要照搬的態度。西方在中國之前走上了現代科學之路，由此徹底改變了東西方物質力量的對比，東方也必須走向現代科學之路，并且在新的環境下，找到與西方的相處之道。基于這個原因，中國必須向外國學習，因為就現代科學而言，他們在諸多方面都是先進的。

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顯。蘇聯屬于西方文化體系的邊緣。蘇聯（俄羅斯）在列寧的指導下，將外國文化產生的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實際結合，獲得了政治革命的成功，但后來逐步落入沙皇俄國式的大國霸權主義桎梏之中，很快就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背離了人類進步發展的方向。美國文化是現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球形成了政治、經濟、軍事和傳媒娛樂等諸多領域中的一家獨大的全面霸權，而且美國的行事風格不僅僅有武裝干涉的簡單粗暴，也有利益誘惑的溫情脈脈，但這一切都不能掩蓋西方文化單邊主義的致命弱點。

美國文化被很多國人奉為神明，尊為普世價值，但其核心點無非就是個人權利、私有財產和普選制度，并且將這三點推向極端化。這些都不足以讓中國去邯鄲學步，西方在獲取現有的優勢之前并非都奉行這三條原則。他們有過“羊吃人”和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絕滅的階段，那時他們從未遵守過個人權利至上的原則。西方的社會變革是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的，東方的民族解放則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的，這一點造成了在財產所有制方面的根本不同。西方的民主普選制度，是資產者與無產者無奈的妥協結果，并非一個完善的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實質是一種貴族政治，最初是少數人參與的活動，后來由于民主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的特征，變成了一種少數人操縱多數人參與的活動。這種制度的實施條件要求比較高，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域盲目去搞只能亂世。而且這種制度到21世紀之后，在西方國家也問題頻出，再繼續下去，已經開始威脅到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晚年的毛澤東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任何一種模式的思路，告誡中國人不能沿著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創造。他要讓中國人明白，不能因為別人家現在日子過得好了，于是乎認為別人家的煙囪里冒的煙都是我們的范本，自己家煙囪冒的煙如果走了樣兒就是錯的。毛澤東從外國借鑒的主要概念除了斗爭就是民主，在回答黃炎培的“周期率之問”時，毛澤東就非常明確地指出，這個道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賞西方的具體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實、有效的表達和實現。人民為數眾多，如果人人參與決策根本不可能，也沒有效率，故此，毛澤東提出民主集中制這一重要的極具創造性的概念。按照西方的觀點，民主與專制是截然相反的對立概念，而且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選或代議制，專制就是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而由一個人說了算，也就是法西斯。這種說法適用于西方社會，但并不適用于東方社會。民主集中制解決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虛偽問題，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達，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適用于中國國情的做法。

晚年的毛澤東試圖打破一切偶像崇拜，這種努力也包括打破對于他自己的崇拜。個人崇拜也是在這一階段出現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一度有了明顯的宗教化傾向。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宗教的力量依然是很強大的，是西方文化中無法忽視的重要平衡力量。但在中國，對于這種個人崇拜的宗教化現象，毛澤東本人是堅決反對的，認為“討嫌”，但這個風不容易剎住。在毛澤東身后，用了幾年時間就把毛澤東請下神壇，實際也是毛澤東生前努力的結果。他生前就很坦然地說過，我是準備摔得粉碎的。而于今，毛澤東在人民心中的神壇地位誰也不可撼動，這不是迷信，而是實踐的檢驗結果、歷史的必然選擇。

毛澤東的一生，努力把中國人從贊美外國的月亮的境地帶出來，喊出了外國人能辦到的事情，中國人也一定能辦到。到了今天，國人們可以有機會說，中國人能辦到的事情，外國人不一定辦得到。為了這種民族自信、發展道路自信，后人不可忘記毛澤東做出努力，他的功績不可磨滅。

五、培養中國共產黨的合格接班人

毛澤東晚年最為關注的問題，就是在他身后，中國共產黨如何繼續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本色，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革命接班人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主要的措施還是錘煉中國共產黨這一整體組織，而不是培養具體的某一個或幾個人。至于對接班人具體的人選，毛澤東非常關注，但他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提高這個黨的干部隊伍素質和人民的覺悟，他要培養整整一代接班人。

晚年毛澤東的實踐中，林彪事件始終是許多人詬病的話題，認為林彪事件的出現，宣告了晚年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的。林彪事件也的確使晚年毛澤東本人深受打擊，但并不能因為這一事件，說明晚年毛澤東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就是錯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寫進黨章，是建國以后20多年對毛澤東接班人問題的討論的一種階段性表述。在此之前，毛澤東多次公開談論過這個問題，表達自己的觀點，視劉少奇等一批領導人為接班人。毛澤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相信生老病死都是人類的正常現象，并不神秘。而且事實上，已經讓劉少奇接替毛澤東擔任了國家主席，成為全黨共知的毛澤東接班人。只是到了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在了黨章中，這不過是一個組織形式問題，毛澤東還多次與林彪談論過再后續的接班人是誰的問題，足見這并不神秘。當然，無論對劉、還是對林，擺上了接班人位置，都體現著毛澤東所寄予的信任和厚望。遺憾的是，林彪是個軍事家，不是個政治家。在政治方面，林彪只學到毛澤東的皮毛，未得精髓，最后的結局只能怪他自己。至于有人說，“林彪事件的出現，結束了近現代中國的軍人政治”。其實，打天下的一代革命家、政治家，誰沒有軍人經歷？何況毛澤東歷來堅持“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這是不爭的事實。所謂“軍人政治”純粹無稽之談。

晚年毛澤東另一被人議論較多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隔大約半個世紀，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18屆是7個常委中4個知青，25個政治局委員中12個知青；19屆是7個常委中3個知青，26個政治局委員中11個知青。如今中共最高領導層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深得廣大群眾支持。人們不應忘記，在毛澤東時代，反腐敗是被視為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的。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思想和治國理政思路，也再次獲得了肯定和實施。歷史證明了毛澤東用上山下鄉布局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大深遠戰略意義。盡管如此，仍有些當年的親歷者存有非議，一些“傷痕”文人熱衷于推波助瀾。毛澤東一生經歷過太多的生離死別、親人離散，當時在北京火車站，汽笛一聲，哭聲一片的場面，對他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對于抱怨知青生活艱苦的群眾來信，他也清楚此類情況甚多，容慢慢解決。他堅持頂著罵名這樣做，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國文化，青年人是未來中國文化的承載，他們必須深刻地了解中國的國情，親身體驗中國人民的疾苦，在歷盡艱辛之后，才可以擔起時代的重任，中華民族才有復興的一天。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毛澤東一生為了人民，到了晚年仍初心不改，勇敢、堅毅地超越時代局限。在他最后的幾年里，不惜做出最大的個人犧牲，仍然頑強堅守自己的信念，不斷開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境界，為的就是讓后人深刻記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如果說三四十年前，我們無法理解毛澤東晚年的精神世界的話，情有可原，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擺脫時代的羈絆，看得那么遠；但是，如果到了今天，我們還沒有能夠理解晚年毛澤東，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晚年毛澤東的成就和對于我們民族的貢獻，需要人們慢慢體味。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作者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國家文化安全與建設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商務律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