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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具備接受、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天然優勢和廣袤空間，必須牢牢把握守正創新的精神，深刻認識到黨的領導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靈魂這一根本點，才能建立并維護中國的主流價值觀。 

（甲）

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和意義

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由于革命導師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匯，為探討便利，本文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用語。

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與結論。[1]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先鋒隊黨建、階級斗爭等根本性問題上，均有劃時代意義的論述與實踐。針對考茨基等人名曰堅持實則否認馬克思主義精髓的修正主義觀點，進一步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僅僅承認階級斗爭，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人，“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范圍。”其結果只是“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2]

在同“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的“社會民主黨的庸人”[3]進行針鋒相對地斗爭的過程中，列寧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和使命。列寧深刻地指出：“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擁護資產階級專政。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中間道路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虛無縹緲的空想。”[4] 列寧多次指出：“從向著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5]他進一步明確，具體“政治形式”可能是“非常豐富和多樣的”，“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6]

“可愛的人們，國家是個階級概念。”[7]列寧這樣諄諄教誨著我們。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兩個緊密相連、渾然天成、缺一不可的概念，他說過：“承認階級斗爭的必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說：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8]“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最堅決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最革命的先鋒隊帶領本階級的絕大多數前進時，這種斗爭才能取得勝利。”[9]

建立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追求之一，這種專政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絕非某個人的專政。毛澤東同志一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黨的領導地位的原則，而他身后沒有為毛家留下任何個人資產，這就是最好的例子。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要求堅強的、有力的共產黨組織承擔領導責任。“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肯定是不現實的，因此“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這種專政。”[10] “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11]

恩格斯說過：“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12] “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13]特別是在現實、激烈、殘酷的國際階級斗爭過程中，這種權威和集權制至關重要。列寧深刻地論述了集中制的必要性，“反對日益緊密團結的國際資產階級的斗爭要取得勝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14]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時候，在它成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15]

無產階級的使命，不僅僅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而更為重要的是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當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建成之后，核心社會資產歸于全民所有，就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行使占有、使用、處分和分配收益等社會經濟職能。因此，建立堅強的、有執行力的黨的領導體系，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確保良好、有序、高效、健康的社會管理，就必須有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靈魂。

二、“人民”的階級性特征

人民在我國具有無尚崇高的地位，是黨所依靠的力量，是國家一切服務活動的最終受益者。人民的崇高地位源自于人民的階級性，社會的人是分化為階級的，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利益。馬克思早就批判了那種把“全體法國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數法國人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觀點等等的公民”的錯誤觀點，并指出，“這就是他們的那種人民崇拜。但是，選舉所表明的并不是他們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實的人民，即分裂成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16]列寧也說過：“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17]“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同那些忘記了階級差別而籠統地談論生產者、人民或勞動者的人作過無情的斗爭。”[18]

“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具體的概念。毛澤東同志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習近平同志說：“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20]只有認識到人民這一概念的階級性和實質意義，才能理解為什么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無產階級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通過國家形式代表無產階級和最廣大的人民，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占有，從而實現全體人民的幸福和自由。這才是人民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及其階級性具體化的表現。“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21]共產黨人要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要為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服務，把無產階級的利益作為根本利益，這樣才能促進社會發展、經濟發展。

恩格斯說過：“當國家終于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22]要堅決反對那種做法，就是“不懂得歷史運動的唯物主義原理，不能分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階級的作用和意義，并且用各種貌似社會主義的關于‘人民’、‘正義’、‘權力’等等的詞匯來掩蓋各種民主變革的資產階級實質。”[23]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們也是口口聲聲地講人民，但是，“人民”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講抽象的“人民”，其實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及其配套的政治管理制度。

要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試圖否認人民階級性的虛偽立場，資產階級和富人們在數量是少數，他們否認人民的階級性特征，就是要掩蓋剝削階級的剝削立場。人民的階級性特征是現實客觀反映，也是歷史進步的要求，承認階級性，才能真正理解黨的領導地位，才能正確處理社會各方面的關系，才能完成心靈建設，啟發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為人民服務之心。

2018年3月11日，中國對于《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的修改，讓公知們抄襲美國政治體制的黃粱美夢一去不復返了。在“中三十年”，中國完成了一個重要的步驟，吸納了許多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生產、勞動的社會化程度，同時，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體制歷經了前所未見的狂風驟雨而巍然不倒。人民都應當記得，在“中三十年”期間，美國人和中國公知們期盼進行美式“政治改革”的喧囂。關于中國未來究竟應當采用哪種國家和社會結構的模式，特別是關于美國價值觀念是否具有普世意義的問題，一時間亂花漸欲迷人眼。當時，中國知識界頌揚美國體制的很多，反思美國體制的很少，相當多數的人總是在提出針對中國體制的改革方案。

記得當年列寧先后與伯恩施坦、考茨基的激烈爭辯。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被西方認為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繼承人[24]。列寧以其天才的智慧，率先踐行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但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不到50年，克里姆林宮塔尖的紅星就已經成了昨日黃花徹底隕落。馬克思主義一經橫空出世，就成為全人類的共有財富，真正讀懂馬克思主義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又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毛澤東同志繼承了列寧挑戰考茨基等修正主義者的勇氣與膽略，勇敢地帶領著中國共產黨人，與列寧主義的不肖子孫，展開了馬列主義理論層面的電光火石般的激辯，維護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人民思想的理論基礎的崇高地位，其代表作品之一就是《九評》。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在擺脫了前蘇聯修正主義篡改后的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當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的束縛之后，中國人才能真正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和創新自己獨立的、自主的意識形態，才能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理念。

今天，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核心結晶，是最適合中國乃至全人類的意識形態。

（乙）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豐沃土壤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踐行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豐沃的土壤，有助于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身的主導意識形態，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確立“在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主流價值觀。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前面談過的階級斗爭理論缺失的根本性問題，然而，這些并不妨礙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治理方式中優秀的和有益的部分，并為我們今天的實踐提供一些幫助和啟發。在借鑒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站穩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努力使階級斗爭學說必將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有機部分。

一、社會與人文環境

中國具備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與人文環境，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完全可以對接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打造新的主流價值觀鋪平道路。

1.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區別良莠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個優秀傳統文化積極的一面，非常需要借鑒中國古代王朝興衰以及治理方式的經驗教訓，但是，在這一借鑒過程中，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封建制度的階級性、局限性乃至其反動性，以甄別良莠。中國古代治理歷史中，一個重要的不足是家天下、私天下的理念，雖然很早就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觀點，但是，依然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概念，特別是缺乏階級意識，因為像“萬民之主，不阿一人。”[25]這樣的觀點，還是從家天下角度，來看待無數個抽象的人。

當然，絕非苛求古人，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中國人還不可能產生階級觀念，因而也還不可能從階級觀點看待社會，哪怕是自覺地從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觀點來看待社會。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年文化歷史的古國，傳統文化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傳統文化當然出現了很多問題，其中有許多嚴重的、致命的和根本性的問題。但是，改造我們的民族和改造我們的文化，都需要我們正視自己的問題，但又不能妄自菲薄。

要看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優秀的成分，能夠為我們今天接受、踐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豐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養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許多天然的、契合度很高的相通橋梁，比如文史哲不分家、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理念、踐行社會統一價值觀的氛圍和國家行政能力建設與維護等等，不僅不是中國接受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的障礙，而且還可以成為中國踐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良好基礎。“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26]

我們必須站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立場上，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才能有所鑒別，有所借鑒，認真探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乃至運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發展馬克思主義。

2. 辯證、全面、系統的思維方式

東西方思維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自傳說的古希臘歷史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恩格斯曾對西方的思維方式做出過這樣的評價，“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并對這種思維方式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27]

恩格斯接著指出這種思維方式的弊端，他說：“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各種自然物和自然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做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做固定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最后，恩格斯指出了這種思維方式的根本問題，特別是將這種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方式，引入社會人文領域之后的致命弊端：“這種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28]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成功地避免了這種弊端。以《二十四史》為例，中國人自始至終保持著一種辯證、全面、系統的思維方式。在研究問題時，既注重個體的歷史地位、生活細節，又將每個人融入當時社會的大背景之中。對每個人的歷史功過進行了相對客觀的記述與評價。自從司馬遷開啟《史記》先河之后，歷代文人不斷為每個朝代撰寫歷史，歷時約兩千年（《清史稿》暫不計入），是典型的動態記述方式。對于《二十四史》這樣的著作，任何人都很難將其按照西方理念歸入“純史學”之列，它是典型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典型。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領域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具備動態、綜合的視野，辯證地認識客觀世界。馬克思主義系統和綜合研究方法，非常契合中國文化傳統。在研究、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切不可像許多西方學者那樣，閹割有機的、整體的理論體系，機械地分割為互不聯系的獨立單元。面對與西方的競爭，中國不僅僅擁有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后發優勢，而且還擁有著全面理解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和綜合思路。

3. 唯物主義的傳統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恩格斯說過：“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里尋求這種得救，而社會主義則是在現世里，在社會改造中尋求。”[29]二千多年前，孔子就為中國傳統文化奠定了注重現世的基礎，“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0]

中國文化強調一種吸收性和普適性，佛教本是中國文化中最為接近西方意義的宗教現象，它原本來自于印度，但是經過中國人的改造，雖然還有“方外之人”一說，但是，其與社會實踐的融合度，已經遠遠高于其在印度原本的“躺平”哲學所希冀達到出世標準。這也正是中國的唯物主義傳統所能夠達到的高度，中國人從來就是重視文化理念、意識形態要進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變成每個人的日常準則，融化在社會行為之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與恩格斯的上述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有著幾千年的傳承，激勵著人民不斷地積極地“事上磨練”、“知行合一”，投身到社會實踐中去，而非單純地在書齋里冥思苦想，獨善其身。

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都在與唯心論者進行著不懈的斗爭，而西方文化中的唯心論很受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的追捧，是西方知識界的主流。黑格爾算有比較高深的思維和探索精神的西方人，他的“絕對精神”和孔子的“仁”很接近，但是，最終孔子通向了人，而黑格爾通向了神。凡宗教都是一種文化理念無法徹底大眾化、日常化的特殊存在形式。中國自始都沒有出現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宗教一直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輔助品，而非必需品。

在西方，即使是像黑格爾那樣的最理性的一群人，最終也無法擺脫唯心主義，這說明西方的唯物主義歷史底蘊匱乏，缺乏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基礎。這就使西方很難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諦，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立場，也就缺乏共鳴的基礎，在這種背景下，很難設想西方可以踐行馬克思主義了。反觀中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一直比較接近唯物論的，而且還特別注重實踐的作用和意義。這種數千年綿延不絕的唯物主義傳統，正是接受、踐行馬克思主義的良好基因。

中國有全人類獨一無二的歷史傳承，其中優秀的成分是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并在新的生產方式的大環境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工具。

1. 中國文化開放性和自我更生能力

中國共產黨人昭告天下，自己的指導思想和中國人民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不存在任何難以逾越的鴻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觀層面的許多根本點上，具有驚人的共通之處，唯物主義觀、辯證思維方式、強調人的社會性、社會的有機性、對于實踐意義的強調，對于人類相互關系及其互動方式的重視程度，都使得二者之間存在著有機的和天然的聯系，使中國人具備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素質和天然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喜歡紅色，讓紅色的旗幟高高飄揚，而中國人也是天然地偏愛紅色，在世界民族之林以獨特的中國紅顯得特別醒目。從一個側面，也能體現中國人具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因。

過去，人們總是習慣于從負面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并認為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妨礙了中國進步，更有些人迷信西方文化，錯誤地認為只有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中國才有可能進步。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并不保守，反而一直對其它學說包括外來學說持“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開放態度。儒學誕生的本身就是當時不同學派相互交融的結果，儒學的仁義禮智信接近于人類社會性的理論特征；道家的樸素辯證法更使中國人成為天然的辯證論者；中國佛學的直指人心又被傳統儒學吸納，形成心學，激勵人們不斷進取。

不要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表現出了嚴重的弊端，就盲目地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更無須盲目地崇拜西方，甚至要求在政治文化領域重走西方老路。我們承認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自身的嚴重問題，也承認她是導致中國在近代經濟科技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國人重走一遍西方政治經濟科技崛起的老路，不僅不現實，而且也無非就是一場東施效顰的鬧劇。在人類進化史上，使用火的技術曾經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人類成為地球上生靈之首的關鍵性一步，但是，我們現在不必要為了用火而再回到原始社會。同時，還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優點是美國西方所不具備的，而且在中美之爭的過程中，鳳凰涅槃的中國的政治文化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在此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確是拯救中國文化，全面振興中國的靈丹妙藥，而且其巨大的生命力，在于可以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有機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確存在著一些固有缺陷，使以農業社會為載體的中國文化一直無法擺脫舊理念的羈絆，才造成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曾經的落伍。這種缺失主要就是階級斗爭理論的缺位，當我們正視這一問題之后，將看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在中國的光明前途，她一定可以像佛學的“直指人心”一樣，融入中國文化。

2.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有機部分

在一個全人類人口最多的大國，連續記載歷史最古老的國度，踐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雖然對中國都有過非常精到的論述，但是，他們對于中國文化歷史的博大內涵的了解程度都十分有限，其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客觀存在決定主觀意識，西方膚淺的人文政治傳統，也使得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過程中，缺乏一些重要的參考體系，比如社會心靈建設的實踐和大規模社會活動的管理體系。

西方的土地上誕生了馬克思主義，但是西方的文化積淀存在明顯短板，并沒有提供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土壤。在西方，除少數精英的思維極端且奉行唯心主義之外，大多數人沒有什么復雜的思維，特別是美利堅民族，更是奉行實用主義，思維極為簡單、膚淺，雖然沒有歷史包袱，但也沒有歷史積淀。杜林本不是西方思想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不過是一個普通學者、教授，恩格斯卻花費較大精力去批判杜林，其原因在于，像杜林這樣的“學者”在西方其實是占有主流地位的，在歐美學術界，大大小小的“杜林”俯拾皆是，可以代表西方思想界的大多數，甚至是主流。

中國文化中的一些要素恰恰可以彌補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缺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是其理論體系中的精華，但在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的過程中，要避免簡單化和形而上學，特別是要避免像王明那些“左”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樣，將前蘇聯一些錯誤的階級斗爭手段和方式，簡單地搬到中國。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漫長的內法外儒的治理思想，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調和、中庸思想的結晶。中庸思想并不是很多人所理解的不講原則，騎墻或者和稀泥，而是一種重要的將兩種看似沖突的思想或想法進行有機融合的指導思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路，也正是這種文化傳統的新時期的獨創性思想。

主斗與主和是東西方文化基因的主要分野，只有正確地、創造性地結合“斗”與“和”的關系，最終才是實現永恒的“和”。在將以農業社會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改造為適應現代工業社會及國際化環境的艱難過程中，階級斗爭的理論非常重要，從宏觀的階級觀點出發，恰當有效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指導我們實踐的方向與力度，才能避免我們曾經看到的，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記載過的，那些過于殘酷的個人恩怨糾葛，使人們看到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斗爭和階級斗爭是社會進步的積極因素，而不是相反。

中國文化體系的積淀中，有著成熟的直指人心的心靈建設體系和政府實現社會治理的行政體系，對于我們今天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和社會管理體系，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是中國人實踐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佳土壤，是中國人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必將結合中國的實際現狀和歷史傳承，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有機部分。 

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全體人民要完成良好的心靈建設，二是必須保證有高效運轉的有執行力的體系做到人民所需要的事。

一、全體人民的心靈建設

習近平同志說過：“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是我們共和國的堅實根基，是我們強黨興國的根本所在。我們黨來自于人民，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必須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弄明白，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31]這句話就是我們建立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的出發點。

1. 主流價值觀的心性修煉

“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人核心價值理念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的為人民服務根本目的所決定的，這與資本主義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存在著直接沖突。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確定了人民最大的基本定位，社會管理者只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是，這一理念絕非僅僅是公共服務提供者的權力行使信條，不僅僅規定了社會管理者的使命，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這就是“雷鋒精神”的由來，是全民族心靈建設的具體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內涵極為豐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有一顆為人民服務的心，權利與義務高度統一，為人民服務的生活信條，包括社會中的每一個獨立的人。

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是心性修煉、思想提升的過程。中國人民將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理念，生活在真實的、有機的、和諧的，群體與個體自由、集中與民主統一的社會環境之中。正確地定位了人與社會的關系，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人民的整體利益，體現在每一個個體身上。認識到為人民服務是人權命題的最高境界，才能夠是使社會中的每一分子真正享受到做為一個個人的權利，和履行其對于整體社會的個人義務。這一價值觀也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中國人在幾千年以前，就舍棄了西方人歷來且至今奉若神明的“靈魂進天堂”之說，將自己民族精神的延續寄托于社會主流思想的建設，而非每個具體的人的來世。古代中國人的主流意識與做法，從來就是每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修齊治平功夫，而非對著偶像懺悔，以完成自我心靈完善與修復過程。中國人社會價值理念以“仁”為核心，孟子說過：“仁，人心也。”[32]中國人追求的是“心性”，人心的同然，也就是人心的相互關照與體諒。

人活在世上不是為了小我而是大我，個人要向整個社會負責，人生的永恒并不在于那個虛無縹緲無法論證的“上帝”，而在于整個社會的認可和經久不衰的遵循。這也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由來。中國人生活在現實中，相信人們共同的思想修煉，維持共同的價值觀，而只有對于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建設、維護和弘揚的個人，才有機會獲得永恒。這種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建設實踐，融化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里，形成了中國人自己獨有的歷史精神，不是西方從荒漠里挖出幾件古代遺存，就可以抗衡的中國民族的燦爛文明傳承與存在。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傳統，這種生活態度和生命觀，必然導致形成社會主流價值觀，也使我們今天建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努力，有著堅實的基礎和傳統。中國傳統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建設與維護過程，教育、啟發、引導人民的實踐，倡導、引導作為個體的人融入群體的“人”，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為我們的今天提供了許多可供參考、繼承和改善的經驗。

中華民族在精神領域中，一向有統一的民族主旋律，傳統哲學上的一元論思想和今天黨的一元化領導，也有很好契合。中國人民的努力與奮斗從來都是有組織有目標有規劃的，集體的奮斗過程，同時也是集體的心性磨練與心靈建設。在建立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這一過程中，優秀傳統文化是豐富的寶庫，馬克思主義是最好的心靈建設工具，黨的領導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2. 西方自由主義的教訓

由于幾十年來美國價值理念的強勢入侵，在一些人眼里，美式自由主義價值觀已經成為人類價值觀的最高境界，但是，現在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已經由不得美利堅定義了。在美式社會價值觀當中，歐美民族對于集權文化的恐懼和對于幾近絕對自由的癡迷，構成了一個基本特征，形成了一種文化標簽。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提出了無產階級所要的自由是全人類的自由，而不是資產階級所秉承的走精英路線，忽視普羅大眾的存在，一切以資本的利益為中心的自由。恩格斯指出：“自由競爭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發達的存在形式。”[33]而無產階級則認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34]人類始終追求自由，無產階級也追求自由，但是，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個人自由都必須受到適度的限制。在美國高喊個人自由無尚崇高的時候，在美國商業公司，其內部管理方式，更接近于單邊主義形態；美國處理國際問題的思路，其霸權主義邏輯與法西斯帝國主義如出一轍。

盡管如此，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明確的，“個人自由權利至上”就是突出的一點。美國沒有“官方”主流價值觀，作為公開政府的官方，甚至一直有意淡化意識形態，有意識回避政府在社會主流價值觀建設與維護方面的作用。這種做法表面上看，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錯位應用，但實際上是服務于資本的利益，目的在于麻醉人民。“民間”主流價值觀的建立過程，是政府職能讓渡的典型例證，其結果是意識形態的建立和維護，無一不是由資本所控制，無一不是由影子政府在操縱。對資本而言，只要人民不鬧事，資本家可以有踏踏實實賺錢的社會環境，一切都平安無事。然而，近些年來，美國也漸漸發現，美利堅民族的基本價值觀開始出現嚴重的、勢均力敵的分裂，這種現象雖然在技術層面有利于資本控制社會，但是對于美國的現存主流價值觀，構成了根本性的打擊。特朗普主義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美國的民族構成出現較大變化之后，傳統白人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受到嚴重沖擊之后，所出現的必然結果。

為了實現維護主流價值觀的目的，資本界很難繼續放任“自由”價值理念的“自由地”野蠻生長。必要時，也要違背自己一貫標榜的公正態度，采取主動出擊的辦法，制止一些有悖于資本根本利益的行為和言論。依照現在的美國文化結構，美國并沒有走向法西斯主義的跡象，但是，須知美國現在的繁榮與霸主地位，幾乎完全依賴于美元霸權地位，才得以維持。一旦美元的國際地位受到致命威脅并走向破產，美國幾乎毫無疑問地會走向進一步撕裂，乃至分裂、解體。當美利堅合眾國走向解體之后，北美大地上部分新的政權集合體，有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屆時，這個癡迷槍支暴力的民族，很有可能脅迫一些政體，走向法西斯主義，給全人類帶來新的災難。到了那一天，人類將更為清晰地看到，在建設并維護社會主流價值觀方面，美利堅就是全人類的一個笑話和教訓。

二、為人民服務的能力

社會管理者為人民服務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必須以具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為基礎。

1.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服務型政府

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及施政體系，要想實現為人民服務的目標，必須是一個強核心、強政府，能夠有效地調動各種手段，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服務。否則，人民的利益均無法得到保障，為人民服務也就淪為了一句空話，一句口號。馬克思在評價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時，明確要求由能夠“承擔責任的勤務員來執行”“政府應執行的合理職能”[35]，而作為執行機構本身的“公社是一個實干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36]這種積極有為的社會管理理念，恰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理念相吻合。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國傳統中的歷代王朝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因此也是反動勢力，和資本主義政權一樣，與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相沖突的。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治理經驗不具有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根據目前的文字記載，中國大約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了以周公為代表的以“仁”為核心的社會理念，這一理念至孔子而完善；大約在2000多年前，秦皇漢武就在大規模地域范圍內，吸取前人的經驗，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實際有效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這些理念與做法，比較妥善地形成了一整套適應農業社會的社會治理制度，其中包括皇權與行政權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組織框架、官員遴選、職責與評價體系、監察體系以及各類軍事經濟體制。雖經歷朝歷代的不斷改變，（此類改變的功過是非在此暫不評價），但是總體上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一直堅持到了20世紀初，從而有效地管理了一個地域廣大的國家、社會。

在西歐那種社會治理歷史非常薄弱的環境下，在并不深刻了解中國社會治理傳統的前提下，馬克思天才地為無產階級未來的社會管理機構提出了明確的方向，這種既是行政機構又是立法機構的強政府觀點，不能不讓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的光明前景，充滿了無限的向往與堅定的信心。在傳統中國社會里，不可能產生“為人民服務”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但是仍然有許多優秀的行政體系的實踐經驗，極有參考價值。其思想與實踐做法，可以為我們今天實踐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理念，提供豐富的借鑒與經驗。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根本分野，在于無產階級建立的社會中，生產資料采取社會化占有，從而作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最為廣大的民眾群體，在為自己工作，而非為他人工作。唯有存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前提，才能夠出現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價值。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組織代表著無產階級領導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建立了全新的體制，把全體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理念付諸實施。而要想踐行“為人民服務”的社會核心價值理念，就必須有完備行政能力的建設機制，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以確保一個在黨的領導下的有效的行政執行體系的運作。擁有一個具備為人民服務理念和能力的中國領導核心與政府，是中國人民福祉的最大體現和保障。

2. 美國政府推卸社會管理責任

由于奉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核心理念，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不具備出現一個“為人民服務”社會價值觀的前提條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37]在美國，社會治理體系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權性質服務，同時，本身也越來越成為一種生意；對于社會公眾，采取的基本方針是敷衍與糊弄，同時，最關切的要點在于使公眾成為資本運作所期待的對象。

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植根于西方社會，大大簡化了原本就不很發達的西歐封建社會文化，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后，就更加彰顯了不良基因所導致的赤裸裸的野蠻與粗暴。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國內國際兩個層面，都已經變得極為粗野與蠻橫，為了少數金融資本的利益，其盈利方式已經變得非常直白、簡單。正如列寧所說：“人們已經不把蕭條看成什么當然的事情,而認為它不過是有利的新行情到來前的一種間歇。”[38]在一片疫情和自然災害的背景下，狂舞的牛市絲毫沒有歇一下腳的意思，也沒有表現出一點點惻隱之心。政府唯一真實的舉措就是印錢，大量超發的貨幣，短暫地安撫一下民眾的胃和臉之后，最終統統落入大資本的口袋。

對于政府而言，只要把控制疫情的責任推給疫苗，把災后救助的責任推給氣候變暖，就算是對得起選民了。美式民主體制下的行政人員，其為官的核心要訣就是推卸責任，在口吐蓮花的玄妙之中，將其對社會應負的責任推卸地一干二凈。其具體套路就是，一旦出現責任事故，就按下列順序推出套話：1. 問題沒有你們說得嚴重；2. 如果沒有我，情況會更糟；3. 我們已經看到了隧道口的光芒；4. XYZ部門沒有盡到他們的責任，我們正在等待。大家還記得2021年佛羅里達州的塔樓事件，在那個事件中，當地官員很早就架起臺子，不厭其煩地介紹各種情況，然而，誰都不動手救援，一門心思等待7天的黃金救援期過去后，用推土機把全部現場清空。這種推卸責任的體制和做法，在中國“親美派”的推波助瀾的鼓噪之下，常常導致非常荒誕的現實情況與輿論氛圍。比如，把瘟疫當成時尚，好像沒被感染上，就就是怕死、膽小鬼，就落伍了一樣。

恩格斯說過：“美國人早就向歐洲世界證明，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資本主義生意人的共和國；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只不過是一種買賣。”[39]在當下的美國，所謂以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其本身就是一種生意的特征，表現得越來越充分、明顯。司法領域不用多說，美國的律師業就是一種生意，各級法院給他們提供了沒有邊際的舞臺。國會頂著貌似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光環，做足了表面文章，也是一種生意無休止的競選活動中，資金投入越來越大，支撐起各行各業的盈利活動。行政系統也不例外，大量原本應當社會公共產品的政府職能，被剝離和外包給了私人企業，使社會管理職能變成了盈利平臺。

特朗普看似怪異，但實際上看透了美國政治體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國政治體制的漏洞。特朗普把美國政治做成了一種真正的生意，是美版呂不韋。而值得注意的是，呂不韋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2000多年前就已經杜絕。特朗普表面上把自己打扮為一個還是一個想解決問題的人，但實際上，他是把做總統、競選當成一種生意在做，以政治為題材，從事商業活動。他雖然被下過黑手，但他依然是一個可進可退的精明的商人，作為一個商人，他已經把美國政治題材玩弄得爐火純青。

從西方理論看來，人類只能有資本主義這一種社會形態，他們無法理解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之后，社會可以有更大的發展，人的權利可以有更大的保障。美國一再攻擊中國政府的原因在于他們認定，要想擊敗中國，只能寄希望于中國體制垮臺，把中國政府降維成他們的那個層次，也就是一個以維護私有制社會為宗旨的，不具備任何實質性行政能力的資產階級官僚機構。從歷史上看，西方從未形成過成熟、有效、可行、持久的中央政府的治理理論和實踐，一直沒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如何相處、政府如何治理社會的基礎性問題。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要么就是放任自流的市民社會，要么就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單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丁）

民主集中制與跨越“周期率”

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變成實踐的重要橋梁，是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必然要求，也是跨越“周期率”的主要手段之一。

民主集中制是踐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然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實施過程中，必須與各類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的斗爭。

1. 民主集中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必然要求

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無產階級要建立自己的民主理念，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最高民主理念是徹底消滅階級。“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無產階級由于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完全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40]

為了實現這一最高目的，無產階級必須首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前提下，無產階級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代表最廣大的人民，而且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執政黨的物質基礎，黨和國家承擔著管理社會生產資料的責任，作為生產資料公共占有的代表者。階級性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主觀念上的本質區別。在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列寧首先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他說過：共產黨“直接的和責無旁貸的義務就是領導無產階級的一切表現形式的階級斗爭。”[41]為了把共產黨組織建成無產階級的戰斗組織而非資產階級的俱樂部，“為了保證黨內團結，為了保證黨的工作集中化，還需要有組織上的統一”[42]，因此，沒有民主集中制是不行的。

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后，我們仍然要牢記我們的初心，國家性質問題非常重要，直接關系到為了誰的問題，忘記階級性，失去階級立場，必然會步入歧途。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既要保障個人的民主權利，又要確保社會高效地運轉，因此，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并建立、實施民主集中制。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礎，無產階級民主的根本點在于階級民主和階級解放，而非僅僅在于個人民主權利。列寧曾經批判了那些“滲透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指出：“事實上缺失為那些害怕無產階級的紀律和組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效勞。”[43]

在西方傳統的社會治理意識始終處于社會極端撕裂的狀態，總是在民主放任與法西斯獨裁之間，沉迷于二選一的游戲。按照西式傳統主流思維方式，集體與個人、民主與集中都是絕對矛盾而且水火不容的概念，這使他們很難想象出“民主集中制”這個概念。“從庸俗的資產階級觀點看來，專政與民主這兩個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資產者不懂階級斗爭的理論，看慣了政治舞臺上各個資產階級小集團之間的無謂爭吵，認為專政就是廢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橫行，就是濫用權力以謀專政者個人的利益。”[44]私有制條件下，政治任務僅僅是幕后資產階級大佬們的臺前代理人，其人事更迭無關緊要，但是，公有制條件之下，政治核心的人員更迭必須有序。

2. 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理念

毛澤東同志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和思維方式，將其發揚光大為，并且明確提出：“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45]“民主與集中之間，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于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46]政府必須真正代表民意，同時，行政權力也必須集中化。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了人民參與國家意識形態活動的重要性，“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47]

這種理念要求，執政者把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定位為根本出發點，重在傾聽、了解人民的真正想法，感受到民眾真實的需要，并把這種需求和愿望上升到頭等國家事務，并且有能力把規劃變為現實。同時啟發民智，提高大眾的思想覺悟，讓人民的自身力量獲得充分發揮的一種全新的、在實踐中可以行得通的社會組織理論。民主集中制解決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虛偽問題，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達，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切實有效的做法。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發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過程中，吸收了全人類的智慧，最直接的來源是列寧的建黨思想，最根本的源頭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理論，甚至從西方一般政黨理論和實踐的經驗與教訓中獲得了營養。同時，也認真研究了中國傳統中統一思想和團體組織建構的實踐經驗與教訓，特別是從中國古代文化中吸收營養，更多的是將不同的對立的理念，融為一爐的思維方式，在矛盾中尋找切合點的傳統手段。民主集中制的理念擺脫了西方的僵硬機械對抗思維，頗有“叩其兩端而執其中”的中庸思維風格。

人類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靈之首，就在于人類是有意識的具有社會性的物種。人類的這種社會性基本特征，使一個社會擁有自己的領導核心，并踐行主流價值觀成為必然。整體社會有了領導核心，我們民族才能團結，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社會運行才能更有效率，奮進的目標才能實現。中國社會需要領導核心和主流價值觀，全體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奉行著一切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主流價值觀，才具備了謀求國家強盛與個人幸福自由的前提。

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行的核心，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層面，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制度和理念相比較，中國在民主集中制的理論與實踐的兩個層面，都處于更高層次的位置。中國共產黨有著明確具體的意識形態，強調理論基礎，并同時特別強調實踐精神，絕不是空談、清談的機構或組織。中國共產黨是最具有透明度的社會核心力量，核心領導集體站在前臺，“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就使中國共產黨無時無刻不在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的監督之下，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勇于擔當的表現。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開放性的體系，其成員沒有固定的出身、身份、種族的限制，從根本上區別于人類歷史上的封建體制和資本主義體制。作為執政黨，其組織內部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個人自由是要有的，但社會必須有一個主流價值觀；應當激發并倡導每個人的思想自由和創造力，但人的思想需要教育與引導，故此，必須對個人權利進行適度的限制，才能通過民主集中制，實現真正的民主，維護廣大民眾利益，由真正的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

中國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國人自己實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古今中外人類一切文明的優點，吸收了中國歷朝歷代政治核心層文化的前車之鑒。她代表著一種完整成熟的國家概念，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最基本要素，給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了一條明確的方向指南。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歷程，牢固地建立了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體系，有其多方面的歷史淵源，有無數先烈們的熱血奉獻，主要是依賴于毛主席的創建之功和習主席的堅守之力。

二、跳出“歷史周期率”

歷史周期率問題是一個人類難題，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才有可能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能力。在民主集中制的理論指導下，作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體制集古今中外的人類智慧和經驗之大成，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項最偉大的創舉，必將成為人類和諧相處和走向繁榮昌盛的一個全新模板。她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的偉大創舉，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吐故納新、去粗取精、鳳凰涅磐、自力更生的經典之作。然而，這不是一切的終點，而是一個偉大的新的征程的發端。

1. 民主監督

早在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同志在簡樸的延安窯洞里，就開始了這個問題的探索，他花費了后半生的精力，認真地開始解決一個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難題，這就是著名的“窯洞對”。黃炎培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如何可以跳出歷史周期率，“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這就是著名的“黃炎培之問”。黃炎培肯定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周期率之問”的人，這個問題從秦始皇自稱“始皇帝”開始，就一直困擾著中國人。西方人由于其歷史的蒼白，已經無從知道自己民族過去所走過的路了，至今都無法確切地知道，在中世紀之前，西方人的祖先究竟干了些什么。最后，只能用極為膚淺的短視，選擇主動忽視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嚴重問題，簡單地將這個難題，拋給上帝。

中國歷史上存在“周期率”是明顯的事實，每個朝代初建都勵精圖治，英姿勃發，但終究逃脫不了重復前朝滅亡的命運。比較典型的是明朝，因為相比于先前的歷代王朝，明朝變更中國政治體制的力度最大，以至于廢除了名義上的相權，最大程度地改變了皇權與政權的關系。然而，在宣告個人集權制度的失敗的同時，也告訴后人這種表面化的個人集權，也使明朝在興的過程中就孕育著衰。在具體施政過程中，朱元璋還是只能局限于恢復民生問題，還只能從興業、節廉和強兵角度去看問題、找對策[48]。一部《二十四史》不斷反復出現著社會循環記錄，某個朝代“自中興以來，治綱大馳，權門兼并，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49]

中國古代社會階級斗爭理論的缺失，無法否認階級斗爭實踐的存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是最猛烈、最典型的佐證。然而，無數次的改朝換代、慣常性的科舉制度都沒有觸及到，必須通過自覺的階級斗爭手段，才能改變國家機器性質，從而改變生產關系這一核心點。所以，才會有“黃炎培之問”，不斷地叩問現代中國人的心靈，如何才能避免社會悲劇循環的宿命；如何才能不像中國的歷朝歷代，城頭變幻大王旗，給普通勞動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如何才能不像西方歷史上的各個帝國一樣，來去如風。

只有掌握了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中國共產黨人，才具備了解決周期率問題的武器。毛澤東同志從外國借鑒的主要概念除了斗爭就是民主，在回答“周期率之問”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就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這個道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同志非常推崇民主理念，但并不欣賞西方的民主理念與具體做法，他需要的是代表著無產階級為核心的最廣大人民的真實、有效的民意表達和實現。人民人數眾多，如果人人參與決策根本不可能，也沒有效率，他需要的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體人民對于社會的有效治理。故此，毛澤東同志提出并實踐了民主集中制這一重要的極具創造性的概念。

2. 自我革命

習近平同志說：“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在今天的國際化環境中，我們提出堅持自我革命，必須充分考慮到國際性因素。列寧曾經為無產階級提出了一項歷史任務：“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根除資產階級復辟的任何可能性。”[50]美國西方無時無刻不在企望中國可以脫離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加入他們主導的資本主義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在曾經的“中三十年”中，美國天真地認為，只要把歐美市場向中國開放，培植在華的親美派，就可以趁機“收服”中國。美國西方還是太低估中國了。

毛澤東同志為中國今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和融合力。我們必須明確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重要的理論依據之一。共產黨手中的權力屬于無產階級為代表的最廣大人民，共產黨是這個階級這個人民的代表。必須使整個黨所領導的國家機器中的每一分子，牢記自己的初心、使命、任務和責任，真正懷有一個讓人民來監督自己的心。必須認真研究毛主席，以畢生的個人犧牲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人代表著無產階級最先進的理念，要通過階級斗爭的手段最后帶路人類徹底消滅，進入無階級社會。

國家機器屬于階級，而不屬于個人，這一點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也是一樣的。人們曾經以為奧巴馬上臺，美國黑人的悲慘命運可能會到此結束，然而，直到奧巴馬任期結束后的若干年，美國人還在發起“黑命貴”的運動。這些想法都過于一廂情愿了，個人的作用在國家機器的性質面前，顯得是那么地渺小。面對今天的全球現實，必須充分認識到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方法的現實緊迫性。在西方資本主義打開全球市場之后，中國即使想維持封建制度的更替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標志性事件就是清政府的垮臺和中國帝制時代的終結。進入21世紀，中國更是要認真地面對周期率問題，因為此時此刻，仍然很強大的美國西方勢力的現實威脅，可能將會引發中華民族的存亡危機。

任何人都必須牢記國家機器和權力來源的階級性，樹立明確的階級觀點。持續反腐的決心與行動，對于自我革命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一環，通過反腐這一突破口，要實現自我革命的真正目的。要讓這種自我革命的精神，教育全黨，教育全體人民，使之成為每位黨員、每位人民群眾的精神基因。這樣，我們一定可以跳出歷史周期率，永遠保持我們的本質和旗幟。

踐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靈魂這一重要原則，建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靈家園和社會組織能力，踐行中國的主流價值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正確地、真正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為人類開辟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在守正創新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注釋：

[1]參見《共產黨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1852年3月5日致魏德邁的信等文獻。

[2] 《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139頁。

[3]《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55頁。

[4]《布爾什維克能保住國家政權嗎？》，《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308頁。

[5]《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188頁。

[6]《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140頁。

[7]《布爾什維克能保住國家政權嗎？》，《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308頁。

[8]《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813頁。

[9]《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240頁。

[10]《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斯基同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369頁。

[11]《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151頁。

[12]《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59頁。

[13]《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75頁。

[14]《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367頁。

[15]《布爾什維克能保住國家政權嗎？》，《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308頁。

[16]《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65頁。

[17]《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151頁。

[18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479頁。

[19]《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5頁。

[2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20年6月第1版，第142頁。

[21]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11頁。

[22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68頁。《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123頁。

[23] 《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305頁。

[24]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 第243頁。

[25] 《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中華書局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22頁。

[26]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46頁。

[27]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95頁。

[28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95頁。

[29 ]《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27頁。

[30] 《論語》，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83頁。

[3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20年6月第1版，第137頁。

[32]《孟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151頁。

[33 ]《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80頁。

[34 ]《給奧﹒倍倍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49頁。

[35 ]《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168頁。

[36 ]《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98頁。

[37]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810頁。

[38]《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589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32頁。

[40] 《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24頁。

[41] 《進一步，退兩步》，《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475頁。

[42] 《進一步，退兩步》，《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499頁。

[43] 《進一步，退兩步》，《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482頁。

[44]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633頁。

[45]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57頁。

[46]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83頁。

[47]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出版，第276頁

[48] 參見：“蓋足國之要在墾土，有土此有財；豐財之要在自克其欲，移揮霍于私欲者以供國用，則雖用軍之際，不但軍給而并時時有以惠被兵之民，此為定天下之根本。”《興衰兩千年——中國歷史秩序的傳承與變遷》呂思敏等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第1版，第251頁。

[49] 《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1999年5月，第19頁。

[50]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第7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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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國家文化安全與建設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商務律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