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黃相懷：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原創性貢獻

點擊：  作者：黃相懷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12-01 10:58:28

 

【內容提要】：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極具原創性的理論貢獻。這些重要論述，從話語貢獻看，重新激活了斗爭話語在黨和人民事業中的使用，使偉大斗爭在新時代成為一個特指概念與獨立用語，推動了全黨全社會對偉大斗爭的正確認識與堅定踐行；從政治貢獻看，把“偉大斗爭”日常化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手段，使偉大斗爭在新時代獲得了新的立體而豐富的切實內容；從黨建貢獻看，強化了斗爭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提升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象和能力本領，為黨在“兩個大局”下治國理政贏得了新的優勢和主動，構筑了新時代黨的形象新敘事。系統梳理這些原創性貢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對此，習近平專門指出：“這句話涵義是很深的。”“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一個具有引領和支撐作用的重大命題，也是這一思想具有鮮明原創性的重要標志。從歷史和理論的高度系統梳理、深入剖析蘊含于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之中的原創性貢獻，對于科學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地位，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一、準確闡明并堅定踐行偉大斗爭

 

從話語貢獻看，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站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高度強調偉大斗爭，重新激活了斗爭話語在黨和人民事業中的使用，使偉大斗爭在新時代成為一個特指概念與獨立用語，推動了全黨全社會對偉大斗爭的正確認識與堅定踐行。

 

據考證，“偉大斗爭”這一術語首次出現是在馬克思1839年《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筆記五）一文中；毛澤東在1938年10月14日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首次使用了這個詞；鄧小平、江澤民也都在不同場合和意義上使用過這個詞。但嚴格說來，在黨的十八大之前，“偉大斗爭”并未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理論用語。毛澤東在其革命生涯中使用“偉大斗爭”或“偉大的斗爭”時，一開始也并無特指含義，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含義逐漸有了特指。195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聯系當時歷史背景，毛澤東所說的“偉大的斗爭”，主要指的是有別于革命年代的斗爭形式；使用“偉大的斗爭”指稱社會主義建設任務，主要是突出其艱巨性、復雜性。正是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豐富了‘偉大斗爭’的內涵，擴展了它的外延，使其既有抽象意義，又有具體內容”。“毛澤東關于‘偉大斗爭’的論述成為新時代話語建構的寶貴思想資源，特別是多次在中觀意義上使用‘偉大斗爭’，這為習近平在中觀層面建構‘偉大斗爭’話語預留了入口。”

 

“一個詞語要成為政治話語，不僅僅需要領袖與領導集體的著力構建，更重要的是在于時代召喚。”在新時代，藉由“偉大的斗爭”話語根芽，運用“偉大斗爭”及其相關話語，習近平對黨的事業與黨的奮斗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述。比如，面對艱巨復雜的形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任務，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他強調：“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由此，站在新時代回望黨的百年歷史，在“斗爭”及相關話語的使用上，我們經歷了一個馬鞍形過程：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改革開放以前，“斗爭”一詞高頻出現；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斗爭”出現頻率大幅降低；黨的十八大以來，“斗爭”又重新成為高頻詞。習近平再度激活了斗爭話語在黨和人民事業中的使用，開啟了新時代全黨全社會對偉大斗爭的正視與運用。目前，斗爭及其相關話語已經成為表征新時代精神氣象的關鍵詞，對于振奮、鼓舞全黨全社會發揮著無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新時代”是理解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根本坐標。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偉大斗爭”擺脫了種種“左”的或右的紛擾，從而獲得了屬于自身的特定原則與要求。

 

一方面，從“實現偉大復興”出發講斗爭，賦予“偉大斗爭”新的正當性。習近平從“實現偉大復興”的角度出發強調進行“偉大斗爭”的必要性，從而為新時代“偉大斗爭”提供了充分正當性。“現在理論界對于‘偉大斗爭’有多種概括。不管如何概括，它們都是圍繞著‘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總任務進行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恰如習近平指出的：“各種敵對勢力絕不會讓我們順順利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鄭重提醒全黨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一個原因。”由此，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新時代偉大斗爭具有完全的必要性、正當性和正義性。

 

另一方面，從“堅持大道大理”出發講斗爭，賦予“偉大斗爭”明確的原則性。改革開放后一個時期，一提到斗爭，有些人就從右的角度予以批判，以至于將斗爭與“左”、進而與“無原則”畫等號。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習近平強調：“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要丟掉幻想、勇于斗爭，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是對過去一度從右的角度諱言斗爭的一種糾正。

 

“對事物的認識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而對社會主義這個我們只搞了幾十年的東西，我們的認識和把握也還是非常有限的，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發展。”“實際上，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鮮明提出“偉大斗爭”，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實踐中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入探索，體現了對科學有效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深入把握。由此，在新時代，既明確偉大斗爭的客觀必要性，避免犯下右的錯誤，又主動迎接挑戰，避免犯下“左”的錯誤，成為治國理政一個很大的問題。習近平對于偉大斗爭必要性和原則性的強調，為推進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治理提供了答案。“偉大斗爭承載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革命斗爭經驗，但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新的矛盾與問題不斷涌現，新時代偉大斗爭話語集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嘗試以偉大斗爭表達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始終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話語前提，重新喚起敢于斗爭的革命基因。”

 

二、明確賦予偉大斗爭治國理政的切實內容

 

從政治貢獻看，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去除了因歷史和政治等原因而加于“斗爭”之上的種種壓力，把“偉大斗爭”日常化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手段，使“偉大斗爭”在新時代獲得了新的立體而豐富的切實內容。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斗爭”指的是矛盾雙方的對立關系及相互作用。它是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中的重要范疇，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實現自身歷史使命的必由之路”。從“斗爭”一詞在黨的百年歷程的實際使用情況看，主要是在相對比較激烈的意義上被使用，如“革命斗爭”“階級斗爭”等。由此形成一個約定俗成的認識：“斗爭”是革命年代的常規化手段和方式，在建設年代它只是一種非常規的手段和方式，并不是治國理政的常規手段，遑論占據治國理政的基本方面；即便使用斗爭手段，也不會公開倡言，以免招惹非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對“斗爭”的誤用和濫用，以及改革開放新時期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系統糾正，更是從主要的方面強化了人們對“斗爭”作為治國理政非常規手段的認識。

 

以“偉大斗爭”之名，將對“斗爭”的認識由過去的“非常規手段”轉化為“常規手段”，從而使斗爭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日常化手段與方式，并賦予其確實的內涵與指向，是新時代偉大斗爭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貢獻。由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偉大斗爭”既是一種總概括、總稱呼、總號召，又具有具象的實體性內容。

 

從宏觀層面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將“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并行使用（合稱“四個偉大”），且使“偉大斗爭”居于打頭的位置，實際上就賦予了“偉大斗爭”在黨和人民事業總體中的基本面的地位。在“四個偉大”中，“偉大斗爭”居于首位。這是因為“偉大斗爭”不僅僅是一種斗爭的方式和策略，更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樣態。應該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高度來理解“偉大斗爭”，它表明我們共產黨人所從事的是“偉大斗爭”的社會主義實踐。甚至，“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野中考察，共產黨執政規律，無論是政黨治理、國家治理、世界治理，本質上都在偉大斗爭中展開的”。

 

從中觀層面看，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以特定方式表述了新時代偉大斗爭的主要內容：“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覺地維護人民利益，堅決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脫離群眾的行為；更加自覺地投身改革創新時代潮流，堅決破除一切頑瘴痼疾；更加自覺地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行為；更加自覺地防范各種風險，堅決戰勝一切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挑戰。”在2019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他指出：“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斗爭，而且必須取得斗爭勝利。”這實際上指明了“偉大斗爭”的判別標準與適用場景。

 

從微觀層面看，習近平指出：“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斗爭是多方面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都需要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全面從嚴治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消除金融領域隱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治理生態環境、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全面依法治國、處理群體性事件、打擊黑惡勢力、維護國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這實際上強調了進行“偉大斗爭”的重點領域和重要方面。

 

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斗爭”一詞指向的是“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包括行為上的批判、打擊、克服等，也包括精神上的激勵、糾正、激發等。正如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術語一樣，馬克思主義者是在詮釋了“斗爭”新內涵、提升了“斗爭”的新境界基礎上將它的使用普遍化的。而我們黨對于“偉大斗爭”這個政治話語，又進一步賦予了深刻的理論內涵和明確的現實指向。因而，僵化、刻板、生硬、望文生義、斷章取義地解釋“進行新的偉大斗爭”是錯誤和危險的。作為學術概念和理論命題的“偉大斗爭”，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創造”，以此形成了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與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得益彰又互為促進，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相互照應又互為前提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系統而全面地糾正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之后一度出現的諱言斗爭、憚言斗爭，甚至將斗爭簡單等同于“左”的誤區，對“斗爭”進行“去污”，破除了“和平年代不需要斗爭”“建設年代要淡化斗爭”等模糊認識。這對社會上有些人以“左”揣測甚至污名化“偉大斗爭”，是一個有力回擊。這套話語和理論既汲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敢于斗爭、倡言斗爭的精氣神，又甩掉了許多曾經出現過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尤甚的違背黨的優良傳統、違背人民意愿、違背法律法規乃至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斗爭做法及其負面效應帶來的歷史包袱，對“斗爭”進行“脫敏”。這對那種因為“斗爭”話語附帶著特定的、痛苦的或負面的歷史記憶而放棄對它的使用，也是一種有力糾偏。同時，這套話語和理論植根于馬列主義理論，賡續中國共產黨人優良傳統，在中國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使社會主義煥發新的生機活力的重大歷史時期提出，凸顯了中國共產黨人作為全世界共產黨人之代表性形象的直言敢言、敢作敢當的鮮明品格。這對于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長期以來將共產黨人描繪為“好戰分子”“好斗分子”的意識形態卑劣手法，是一種有力駁斥。

 

三、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敢于斗爭的歷史與時代形象

 

從黨建貢獻看，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強化了斗爭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提升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象和能力本領，為黨在“兩個大局”下治國理政贏得了新的優勢和主動，構筑了新時代黨的形象新敘事。

 

應當看到，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以改造世界為己任的無產階級政黨，我們黨始終是勇于并善于進行偉大斗爭的政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偉大歷程始終伴隨著偉大斗爭。但是，“斗爭”或“偉大斗爭”作為一個具有特定指向和意涵的詞匯，其所出現的頻率、使用的場景和指向的內容，在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歷程中并不是均衡一致、整齊劃一的；更為重要的是，使用或不使用，在什么場合使用，在什么意義上使用，是決定“斗爭”或“偉大斗爭”具有什么樣的歷史意義的關鍵所在。因而，“完整準確理解偉大斗爭重要論述需要將其置于原初語境理解，真正領會其意圖所在”。

 

“這幾年，我們掌握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主動，對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國家政權穩定，危害國家核心利益，危害人民根本利益，有可能遲滯甚至打斷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重大風險挑戰，果斷出手、堅決斗爭，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對這個歷程，我們大家都有親身經歷，這次全會《決議》作了充分概括。”確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諱言斗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一個敢于打拼、勇于斗爭的大黨強黨形象日益清晰地呈現于世人面前。實際上，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偉大斗爭”及其相關話語呈現了這樣一幅拼搏奮斗景象：一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百年大黨強黨，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進行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由此，“偉大斗爭”理論與實踐，對于新時代黨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一，強化了斗爭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凸顯了黨的歷史形象的新面向。黨的歷史形象是多元的、復合的，而從斗爭的角度對黨的歷史形象給予新的強調和描繪，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比如，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滿著斗爭的艱辛。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他還指出：“一百年來，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我們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于斗爭、勇于勝利的風骨和品質。這是我們黨最鮮明的特質和特點。”這就勢必引出這樣的結論和判斷，即“我們黨依靠斗爭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爭贏得未來”。

 

其二，強化了斗爭是一種可貴政治品質的認知，喚醒了全黨始終保持勇猛精進精神的自覺。新時代我們黨提出“偉大建黨精神”，其深意就在于要求全黨永遠保持初創時期的蓬勃朝氣、浩然正氣和昂揚銳氣，而將“不怕犧牲、英勇斗爭”作為重要內容列入“偉大建黨精神”之中，自然也包含著對于斗爭的獨特作用的認知。作為一種政治品質，“不怕犧牲、英勇斗爭”是克服怠惰、安逸、懶散、自滿等心態和狀態的良藥、利器。因而習近平強調：“必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樂不忘憂，時刻保持警醒，不斷振奮精神，勇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他還強調：“唯有主動迎戰、堅決斗爭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贏得尊嚴、求得發展，逃避退縮、妥協退讓只會招致失敗和屈辱，只能是死路一條。”

 

其三，強化了斗爭必須取得工作實績的導向，明確了斗爭是一種能力本領的要求。與以往講斗爭主要從態度、立場、傾向方面強調不同的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斗爭被注入了諸多能力本領的要求。比如，關于斗爭本領和斗爭藝術，習近平指出：“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斗爭方式、把握斗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斗爭中爭取團結，在斗爭中謀求合作，在斗爭中爭取共贏。”這些重要要求使得開展偉大斗爭成為一種重要的賦能過程，而正是在賦予偉大斗爭特定能力要求的過程中，我們黨從上到下普遍地獲得了開展斗爭的積極性、主動性以及靈活性、機動性，從而能夠避免以往出現的斗爭擴大化或運動式斗爭等情況。

 

因此，習近平所強調的“偉大斗爭”的基本內涵，“它在本質上，與‘打鐵還需自身硬’是一致的”。隨著形勢任務的變化，斗爭的對象、內容和形式還會不斷發生變化，斗爭的含義和意義當然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但我們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品格絕不能褪色退化。“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作為一個立意高遠的政治命題，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恒久的理想信念、革命情懷、責任意識、憂患意識、擔當精神和奮發精神。

 

總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賡續共產黨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優良傳統，將“斗爭”從“左”的誤區與右的詆毀中解脫出來，從“斗爭”視閾審視新時代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以一套既有承繼性更有創新性的“偉大斗爭”的話語和理論，將“斗爭”嵌入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日常活動中，使之成為黨的工作基本組成部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開展工作的能力要求，成為正在帶領中國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為世界注入正能量和穩定性的中國共產黨的鮮明品格，增強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政治主動、戰略主動與歷史主動，是習近平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原創性貢獻的主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

[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

[4]《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

[5]《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作者簡介：黃相懷（1979-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  100091）。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