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長征前后都留有照片，最著名的當數紅軍落腳陜北后，斯諾在保安的窯洞前為他拍攝的那張戎裝照。消瘦的臉龐，堅毅的眼神。
毛主席長征途中的照片之所以鮮少見到，一是從江西出發后，毛主席和普通紅軍戰士一樣每天每東奔西走，沒有閑心照相。遵義會議后，重掌革命的帥印，更是軍務繁忙，成天在槍林彈雨中尋找戰機，照相之事，更是天方夜譚。長征到達四川會理后，甩掉了各路軍閥的圍追堵截，中央趁機在這里召開臨時會議，毛主席這才有一點閑暇的時間與和緩的心情。在這座彝族的老房子前，毛澤東全神貫注，奮筆疾書，正在謀劃著紅軍下一步的行動。而照相鏡頭恰好 為歷史留下了這極其珍貴的一瞬。
這是毛主席在長征路上留下的唯一照片，也是整個中央紅軍在長征路上留下的唯一照片！紅軍長征前和長征結束后都留有一批照片和影像。可是長征路上設備缺乏，環境惡劣，長征途中的照片數量自然十分稀少。
1931年11月5日，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這次大會留下了一組照片——毛澤東坐在主席臺的中間，左側是朱德。會議期間還留下其他照片——毛澤東為紅軍部隊授旗、紅軍女兵、慶祝大會，這些是目前我們能見到的紅軍最早的照片。1932年4月，紅軍在漳州打了大勝仗，繳獲了大批機槍火炮和裝備，甚至還有兩架飛機。里面有了紅軍大部隊的合影，還有紅軍在觀看繳獲飛機的畫面。
從這些照片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80多年前身穿軍裝頭戴八角帽的紅軍形象。1927年南昌起義后，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軍隊，最初被稱作工農革命軍。1928年5月25日，這支軍隊正式定名為中國工農紅軍。1929年3月，紅軍占領福建長汀。在那里，紅軍制作了第一批制式軍裝：灰色軍裝，八角帽，配紅領章紅帽徽。
從這張拍攝于1932年的毛主席和紅軍戰士的照片上看，紅軍戰士的服裝并不統一。原來，第一批服裝只有4000套，不夠每人一套，而且，由于做工不標準，紅軍各部隊的軍裝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四方面軍的帽子就要大些。紅軍長征之前的照片記錄了根據地的擴紅、部隊的學習訓練、紅軍醫院的女兵、少先隊員檢閱等情景，還有幾張記錄了反圍剿戰斗期間紅軍戰士的英姿。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戰略轉移。在歷時兩年的長征路上，留下的照片就屈指可數了。解放軍檔案館處長楊曉玲說，紅軍當時照相設備就少，即便是長征中拍了一些東西，經歷了這么長的時間和戰火也損失了不少。紅六軍團保衛局長吳德峰曾作為紅色間諜在國民黨重要機構中擔任要職，青年時代就掌握了攝影技術。1934年吳德峰回到中央蘇區，在紅六軍團擔任保衛局長。同年8月，他所在的紅六軍團先行出發為長征探路，吳德峰帶著照相機和三腳架隨部隊一起出發了。在長征路上，吳德峰拍攝了照片。他在日記里面記載了照片拍攝的時間和背景。
紅軍于2月4日這一天行軍70華里渡過烏江，到達了貴州黔西縣開創根據地。在縣政府門前，吳德峰用自拍的方式留下了三人合照。這張1936年拍攝的照片后面還有吳德峰的標注：黔西縣政府大堂，左吳德峰，中王震，右張子意。王震當時是紅六軍團政委，張子意是政治部主任。
不久，吳德峰隨部隊到達貴州畢節的大方縣拍攝了另一張照片。照片前排中間是吳德峰，周圍是總務處長、文書、警衛員、偵察員和普通戰士。這些紅軍官兵都很年輕，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他們中的不少人犧牲在后來的長征路上。解放后擔任最高法院副院長的吳德峰已于1976年去世，他的女兒吳持生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這兩張照片。遺憾的是，吳德峰在長征中拍攝的其他照片和底片都在文革中遺失了。長征途中紅軍留下的每張照片背后都有不同尋常的故事。有一張照片拍攝于1935年的湖南澧縣，照片上是紅二六軍團的幾位領導。
2016年8月26日，記者來到澧縣了解這張照片的來龍去脈。巧合的是，恰好在81年前的這天，紅軍在這里進行了一場戰斗。澧縣黨史辦退休老干部劉士永當年6歲，對這場戰斗還有印象。他說，就是在1935年的8月26日這天，紅二六軍團圍困了澧州城，在東門主攻。澧縣黨史辦退休老干部 劉士永：抽調了兩個連的敢死隊，紅軍每人一把大刀，一把手槍，還有一支長槍。戰斗進行了一夜，紅軍拿下了澧縣。部隊在這里休整了一個多月，籌措物資、發動群眾，為長征積蓄力量。劉士永還介紹，紅軍到澧縣后組織了200個縫紉工趕制軍服，還有20多人參軍，紅軍的宣傳讓老百姓知道了紅軍是給窮人打天下的隊伍。
在澧縣，紅軍基本備齊了冬裝被服，購置了藥品物資，補充了3000多名新戰士，軍隊士氣高漲。9月15日，紅軍開始有計劃地向湘西轉移。在撤出澧縣前夕，兩個軍團的部分領導在澧縣天主教堂前面拍了一張合影，他們是紅二軍團軍團長賀龍、政委任弼時、副政委關向應、參謀長李達和紅六軍團政委王震。
劉士永介紹說，當時的大教堂門朝東開，中間還有一口井，前面是一個拱形門，他們就站在拱形門的外邊。當時，面對國民黨圍剿大軍壓境，幾位紅軍將領此時卻看起來神態輕松，自信滿滿。1935年11月，紅軍長征經過湖南新化，解放了新化縣城。在紅六軍團司令部門前，紅軍拍下一張照片。當時為紅軍照相的胡永康已經不在了。當時，紅軍司令部旁邊正好是家照相館，胡永康是老板。
胡永康孫子 胡文勝：我爺爺就過來跟他們聯系一下，說你們要不要留個影？紅軍說好的好的，他們也沒看見過相機。那時候相機是比較現代化的，比較時髦的。胡永康早年在長沙上學，是個進步青年，對紅軍充滿好感。他把照相館的條凳搬出來擺在司令部門外，幫紅軍排好隊型，按下了快門。胡永康兒子 胡壽海：照片交給他們帶走了，但底片留下了，因為底片是玻璃底片，不好帶。當時胡永康總共拍了四張照片。紅軍走后，胡家把玻璃底版埋在地下，躲過了國民黨的搜查，直到解放。可惜，后來有三塊底版不慎被摔壞。就在這次拍攝后不久，軍團政治部主任夏曦在泅水渡河時犧牲，師長晏福生在一次戰斗中被炸斷右臂成為獨臂將軍。80多年過去，胡家引以為自豪的照相館和紅軍的英雄故事一起流傳下來。1936年2月15日，紅軍在畢節市百花山又留下了一張照片，照片上這些群眾來自畢節、大定、八堡、六寨。
黔西、畢節、大定三地相鄰，簡稱為黔大畢，是苗族聚居區。這次紅軍來到這里，首要任務就是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老紅軍 賈若愚：紅軍行軍，幾萬人要吃東西，不是幾千人幾個人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困難就在這里，既要跟老百姓搞好關系，又要不傷害群眾的利益，要給群眾謀福利。紅2、6軍團做了分工，紅2軍團主力出擊迎敵，紅六軍團負責開展地方工作。在黔大畢地區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改善了民眾生活，沒收地主土地財產分給群眾。許多窮苦百姓第一次吃上了飽飯，穿上了新衣。
紅六軍團司令部原址解說員：州黔大畢這邊特別貧窮落后，老百姓吃鹽特別不容易。有一句老話說的是，斗米換斤鹽，一斗米換一斤鹽巴。大方、八堡、六寨那邊都是苗民同胞，他們聽說紅軍分鹽了，全部集中起來去領鹽巴。紅軍給群眾分鹽巴，特別照顧少數民族。漢族群眾分五斤，苗族就可以分十斤。畢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王犁田：苗族群眾過去在封建社會得不到尊重，紅軍來了之后把他們當成平等弟兄看待，使這些苗族群眾一下子眼前一亮。1936年2月15日，八堡六寨的苗族群眾派出李正芳等九名代表隨紅軍宣傳員謝中光翻山越嶺，趕到畢節百花山福音堂的紅六軍團司令部，希望壯大武裝和紅軍一起打天下。畢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王犁田：王震接見了他們，請他們吃飯，一塊交談，最后還給了他們幾百個大洋，還發放了一些槍支，他們回去以后很快就組織起了八堡六寨的苗族游擊隊。”為了紀念這次會面，大家請來了畢節照相館的師傅拍下了這張紅軍和苗族群眾在一起的照片。當時，大家在福音堂側面站成兩排。在大方的八堡六寨，提起當年的事情，鄉親們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對紅軍充滿熱愛。如今，照片中很多苗族代表的后代都在寨子里生活。王震摟著的這位少年叫李德宏，李德宏的兒媳和李德宏的孫子還在村里，老照片中李正芳的重孫女楊珍是如今八堡鄉的一名教師，而王奎星是站在最高處的王益佳的兒子。80多年后，當初和紅軍合影的苗族群眾都已作古，他們的后人按照當年合影的位置又拍了一張照片，王益佳的兒子還是站在最高處。
不久，紅軍在將軍山同敵軍打了一仗。戰斗勝利后，有47名紅軍傷員被轉移到八堡，留在寨子里養傷。苗族自衛軍打退了前來搜捕的國民黨軍，苗民把紅軍傷病員轉移到山洞里精心看護。后來，除三名重傷員不幸犧牲外，其余44名紅軍官兵均傷愈歸隊。苗族群眾把三名紅軍烈士當做親人，厚葬進了苗家祖墳，還特地把這座紅軍墳面向北方。因為，那里是紅軍隊伍前進的方向。紅軍有一支精干的部隊——紅25軍，人數在3000人左右。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從大別山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長征，一路征戰，最早到達陜北。他們在長征途中也留下了幾張照片。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褚銀：1935年7月31日，紅25軍占領了川陜公路要道——雙石鋪。在雙石鋪，紅25軍有兩個收獲。一是繳獲了敵人的報紙，得知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北上的消息；二是遇到了兩位照相師傅主動要求跟著紅軍走為紅軍拍照。參謀長戴季英同意帶上照相師傅跟著紅軍走，但是照相要付錢。
部隊迅速渡過了渭河，一路沖殺占領了兩當縣城。國民黨軍調兵遣將圍剿紅25軍，在四坡村發生一場惡戰。照片中的紅25軍政委吳煥先帶頭沖鋒時，胸部中彈犧牲，年僅28歲。紅25軍老戰士 洪明貴：四面都有敵人包圍過來了，那時候吳煥先政委最后帶著交通隊兩個班，就地臥倒。他說現在是生死關頭，大家一定要頂住。然后他從交通隊拿了一把大刀，說凡是共產黨員都跟我來，就這么上去拼。吳煥先犧牲，我們部隊從上到下，包括徐海東、程子華沒有一個人不哭的。
十幾天前吳煥先拍下的這張照片，成了他留給人們最后的影像。1935年9月，一路征戰的紅25軍在延川縣永坪鎮與陜北紅軍26、27軍勝利會師，成立十五軍團。隨軍的照相師傅，拍下了會師的場景。
不久后，中央紅軍到達陜北。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將臺堡會師，長征勝利結束。先后到達陜北的紅軍部隊有了各種照片，但是，在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有一位卻心存遺憾，他就是當時任紅1軍團第1師參謀長的耿飚。長征中，他隨身攜帶了漳州戰役的戰利品——一臺德國產相機，并且拍攝了不少照片。耿飚女兒 耿焱：父親長征的時候就一直背著這臺相機，就一直跟他走過了長征，到了陜北延安。耿飚的鏡頭中有行軍、戰斗的記錄，也有戰友的生活照，所拍攝的戰友中有許多已經長眠在長征路上。遺憾的是，這些照片在美國記者斯諾到延安采訪的時候，被送去做參考，后來不知去向。在延安，斯諾不僅拍攝了著名的毛澤東帶八角帽的照片，還給紅軍拍攝了第一組活動影像。這段時間是紅軍影像最豐富的時期，畫面中的紅軍雖然服裝不大整齊合體，但是每個戰士頭上的紅星卻都是那么耀眼。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換了軍裝。從此，頭戴八角帽，身穿黑灰色軍服的紅軍形象永遠被歷史定格。
（來源：“老兵讀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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