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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真人：長征以前，偉人已經成為昭告世界的中國革命象征

點擊：作者：萬象真人來源：乾坤縱談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8-25 11:37:39

（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重大轉折）

1.蘇區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0年4月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開始公開肯定朱毛“工農武裝割據”做法和偉人的中國革命方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直接建議中共中央任命毛澤東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1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駐上海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國際措詞嚴厲的指示：“我們認為繼續推遲成立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文職政府是極其危險的，這會影響建立根據地和建立紀律嚴明的紅軍。你們要采取果斷措施立即在贛南組建有較高威信的中央局”。

依據國際意見和中共中央的定位，擬議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機構，直接領導政府和軍事等各項工作。

1931年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蘇區革命，確定周恩來為書記，到任前由項英代理。

2月28日，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最終確定蘇區中央局人員組成名單。

1931年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偉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2.蘇區中央局書記，臨時中央的組成和結束條件

①1931年春，項英到任，很快兼任中革軍委主席。4月，負責全權處理“富田事變”的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中央三人代表團達到蘇區后，根據項英實際工作表現，和蘇區工作需要，任弼時不久即向臨時中央發電，建議改由偉人代理中央局書記，代理中革軍委主席。

②9月臨時中央組成。時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王明和周恩來，確定博古、張聞天組成的臨時中央時，明確告訴博古、張聞天：到政治局委員集中的地方后，必須把中央權力交出來，取消他們中央委員身份。

隨后，確定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以中央代表身份赴蘇區。

③10月，臨時中央批準偉人為中央局代理書記。

11月3日，共產國際回電，批準臨時中央組成，批準偉人為蘇區中央局書記。

④同年12月，周恩來抵達蘇區。

1932年1月，偉人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再度被批判，無法繼續主持會議，中央代表主持會議，偉人到東華山養病。此后任弼時一度代理中央局書記。

⑤1943年，隨著整風運動深入發展，大家越來越認清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源，王明是黨內“三股歪風”的罪魁禍首時，為了推脫自己的責任，王明才向中央揭秘說，博古、張聞天當年領導的中央其實是不合法的。

王明說：1931年秋天，他和周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經說明，由于博古他們既不是中央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到中央蘇區后他們卻不提此事，竟領導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員來了。

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偉人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根據憲法規定，主席在蘇區政治、軍事、人事各方面，有“主持大計”權力，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政府各組成部門，發布命令均須首先宣告“奉中央政府命令”或“奉中央政府主席命令”。

至遲至1934年，王明已從莫斯科告知國內：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意見，用毛主席名義對外宣傳中國革命。

同年2月3日，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被張聞天取代，其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也被事實上虛化。

差不多同時，王明在莫斯科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宣布，在“以毛澤東同志任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我們現在已經在幾百個縣建立了鞏固的蘇維埃政權。

1934年8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意見，專門詢問蘇維埃政府選舉結果，當得知“博古中央”擅自撤換毛澤東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事后，明確表示莫斯科“很不滿意”，說這“不能不是工作當中一個大的缺陷”，卻并沒有馬上報告共產國際，更沒有立即糾正“博古中央”的錯誤。

在王明、康生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中告知：蘇共和共產國際對偉人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給予高度評價，指示迅速印成各種文本的小冊子廣為散發，“俄、德、英、法、日本、高麗、蒙古、西班牙、波蘭、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譯本”，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

而如此待遇，如此高規格出版偉人著作和文集，實乃中共黨內第一人。即使后來以馬列主義理論權威自居的王明，也沒有得到如此的待遇。

1936年 “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在不承認陜北中央的同時，對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匯報時，依然不得不表示“此間對外宣傳，仍然用毛主席的名義”。

然而，這卻是偉人革命戰爭年代最為痛苦的一個時期。

4.臨時中央和六屆五中全會

1933年初臨時中央到達江西，進入中央蘇區，繼續以臨時中央名義主持工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會議由博古主持。博古本想撤銷偉人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共產國際不同意。

最終結果，偉人被提名并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5.沒有證據表明，偉人在長征前，已經知道共產國際1931年11月關于蘇區中央局書記任命的決定，和1934年密信內容。

6.當時的中央領導竟然存在“不了解”偉人的情況

“同他(指毛)關系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斗爭報上發表過。但他究竟是個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并沒有想去了解過的。”（張聞天，1943年 12月《反省筆記》）

7.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

偉人在沒有出席的情況下，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名譽主席臺爾曼的后面，與王明、周恩來一起當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應邀在共產國際七大第一個致賀詞的來自中國蘇區的代表滕代遠（李光），按照中國代表團擬就并得到共產國際批準的發言稿，高呼：“我們對共產國際中有像季米特洛夫、臺爾曼、毛澤東、拉科西和市川正一這樣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驕傲，他們在一切情況下都高舉共產主義的偉大旗幟，并且保護和捍衛它，在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共產國際的旗幟下，領導群眾走向勝利。”

無論是從為共產國際七大準備的材料中，還是蘇聯公開出版的報刊上，莫斯科都開始把偉人稱作“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富有才干和自我犧牲精神的展示、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莫斯科給予偉人如此殊榮，在當時中共黨內找不出第二人，意義非同一般。

1935年《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3和34期合刊上，發表了署名“赫”（亦有譯為赫魯曉夫）的文章《中國人民的傳奇領袖》（亦譯作《勤勞的中國人的領袖毛澤東》）。

12月13日，《真理報》發表了哈馬丹寫的文章《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

8.提出“遵義會議實質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的第一人。

1937年12月，王明攜康生、陳云來到延安時，演講道：“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他在實際斗爭中領導中共進入一個新境界”。隨即，王明召開中央會議，調正了書記處，也調整了“黨內排名”，把毛澤東排在第一位。

1938年王明首先披露“遵義會議實質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9.“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193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從蘇聯回國的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口信，“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他對即將回國的王稼祥說:“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1939年12月29日，共產國際審查李德的第一次會議結束后，國際監委會主席福洛林專門找毛澤民談話，希望他能將中國同志在審查會上的發言和意見，用最精練的語言概括出來，提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以便他更準確、更系統地了解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情況以及錯誤。

1940年1月8日，根據福洛林主席的要求，劉亞樓（王松）、林彪（李進）和毛澤民（周全）提交《關于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

報告提到的一個重大疑問，即，“遵義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案”為什么歷時3年之久，“尚未到達國際主席團”？“我們不了解過去中國駐國際代表團在干什么”？！

10.“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