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烏鴉。
六月份美國彭博社搞的一份讓人笑掉大牙的“調查”讓人記憶猶新,它的“全球抗疫排名”榜上,感染數第一、死亡數第一的美國,高居“抗疫榜”首席;而抗疫冠絕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中國卻僅列第八。
當時,無論調查結果還是指標設置,彭博社這一調查都成為笑柄。本應潛身縮首,低調處事,避避風頭,可沒想到一個月后,彭博社居然頂風又發出一期“全球抗疫排名”,這次好歹沒有“美國優先”,但美國在榜單上仍然高舉第五,而中國的排名甚至還下滑了一位……
這臉皮為什么能這么厚?因為,美國人真吃這一套。
這不,“調查”一個接一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緊隨其后,發布“中美在世界各國眼中形象”民調,結論是“中國國際形象依舊負面,美國形象出現反彈”,“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不滿程度接近歷史高點”。
上周一,《華爾街日報》又引述美國和西方多個機構的報告稱,由于采取不同的抗疫舉措,美國今年第二季度增長率超過中國,且可能未來連續5個季度超過中國,“這將是自1990 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中國的第一個持續時期”。
正所謂要用魔法打敗魔法,為了還原事實真相,CGTN智庫北京時間8月10日18點開始,用英、西、法、阿、俄5種語言在優兔、推特、臉書、接觸網等平臺上,就全球新冠疫情進行了第三輪網絡民意調查,網絡投票持續了48小時。
同樣是民意調查,同樣是全球采樣,CGTN得出的結果和彭博社、皮尤的結果卻大相徑庭。
CGTN民調的第一個問題是“您認為美國政府是否抗疫不力?”,81.7%的網民認為美國政府抗疫不力,許多網民還留下尖銳的評論,直斥美國政府抗疫失敗。
CGTN智庫第二個提問,在抗疫中,“您是否認為美國少數族裔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全球網民投出了77%的贊成票。其中阿拉伯語網民的反響最為強烈,在推特平臺上認為不公平的阿語網民高達81%,優兔平臺上更高達84%。
西班牙語和法語網民在優兔平臺上也都有82%認為不公平。
關于民調的第三個問題,疫情暴發后,美國將成千上萬感染新冠病毒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國,直接造成拉美許多國家疫情加劇,“《紐約時報》評論稱美國這一行為無異于輸出病毒,您是否贊成?”
全球英、西、法、阿、俄5種語言的網民給出了71%的贊成率,西語網民在優兔上對此問題的贊成率高達85%。
沒有像彭博社那樣的排行榜,但上述問題,顯然對美國抗疫狀況的描述更加直觀和準確,也把用各種“定制指標”算出來的“全球抗疫第一”給扒了個干凈。
那彭博社和皮尤的結論怎么來的呢?造出來的。
皮尤涉華民調號稱覆蓋數億民眾,但實際受訪者僅有區區18850人。所謂的“世界各國”實際上是鷹醬各盟友,僅僅只有包括“五眼聯盟”在內的16個歐美發達國家及中國臺灣地區,這樣調查的結果中國形象不負面才怪了。
另外,皮尤涉華民調設計的大多數問題都有很強的誘導性和對抗性,比如“你更傾向于同中國還是美國建立緊密的經濟關系”?對美國盟友問出這個問題,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再比如“你贊成促進中國人權、哪怕這將損害對華經濟關系,還是優先發展對華經濟關系,哪怕不利于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堂而皇之將“中國存在人權問題”作為預設前提。
咱們模仿一下這個套路:你贊成調查德特里克堡病毒泄露,哪怕這將損害對美經濟關系,還是優先發展對美經濟關系,哪怕放棄調查德特里克堡的罪行?
這樣的問題設置,受調查者還有什么選擇的權利呢?
民調,理應調查的是受訪者的主觀判斷,不是出題者的主觀判斷。上述美國這樣的“民調”,莫不如直接出結論好了,何必多此一舉?
而西方歷史上所謂的民意調查,一旦包藏私信,就很容易不靠譜起來。
1
西方民調這不是頭一次翻車,更拉胯的案例歷史上還多得是,最出名的就是美國頭等大事——總統大選。
1936年美國大選前夕,《文學文摘》雜志在民調中發放了1000萬份問卷,回收230萬份,預測共和黨的蘭登會擊敗民主黨的小羅斯福當選總統。
而大選結果卻是羅斯福拿下了46個州合計523張選票,以60.8%的超高得票率壓倒性地擊敗蘭登而大獲全勝。此后,《文學文摘》聲譽掃地,短短幾個月后就倒閉了。
羅斯福vs蘭登
1948年美國大選中,共和黨人湯姆斯·杜威在民調中一路領先民主黨人杜魯門,《芝加哥論壇報》沒等結果出來,就印刷了第二天報紙,頭條為“杜威擊敗杜魯門”。
民調不僅影響了新聞報道,也直接影響了候選人的策略。由于以為自己勝券在握,杜威選擇少露面、不冒險,遵循其幕僚的建言:“當你領先的時候,不要說話。”
杜威競選時的演講也通常泛泛而談,他當年的口頭禪是“你們知道未來仍在前方”,由于缺乏實質內容,被記者和時評人視為笑談。
當年的常凱申委員長也被美國民調騙得團團轉,選擇了押寶杜威,國民黨《中央日報》甚至刊登漫畫公開嘲笑杜魯門。
杜威:還要我動手嗎?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杜魯門以4.5%的優勢贏下了大選,《芝加哥論壇報》名聲掃地,蔣委員長也被這位新總統罵成了狗。
獲勝的杜魯門手持印有《杜威擊敗杜魯門》的芝加哥論壇報
在1980年,民調再次出現了關鍵偏差。
當時的民調顯示在任民主黨總統卡特與共和黨人里根之間的差距十分接近,然而,里根最終以接近10%的巨大優勢贏下大選。
當年美國的民調機構在大選數日前停止抽樣。然而,在大選前最后一周的辯論中,里根關于伊朗人質危機的演講重挫卡特,大幅扭轉了選民的觀感。
里根在競選辯論前與對手卡特握手
民調機構們給自己找的理由叫做“害羞的里根選民”,意思是這些人此前是中間選民或民主黨支持者,在當年卻選擇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里根;不過,基于社交壓力等種種原因,這些人不方便對民調機構說實話,這才導致結果出了偏差。
2012年,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民調機構之一的蓋洛普(Gallup),一路預測羅姆尼(Mitt Romney)將擊敗奧巴馬,入主白宮。選前的最后一個蓋洛普民調顯示,羅姆尼以49%支持率領先奧巴馬的48%。
然而最終,奧巴馬以接近4%的差距贏下選舉,蓋洛普也算是體面人,自此滾出民調界,再也不做民調了。
蓋洛普的大選民調黯然落幕,但另一家民調機構在2012年聲名大噪,那就是奈特·西爾弗(Nate Silver)旗下的538民意調查網站。
他準確地預測出美國全部50個州的選舉結果,隨即被視為“民調之神”。
然而,包括西爾弗在內的絕大部分民調學家,都在2016年狠狠地栽了跟頭。
全國民調依賴各州民調,而民調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辛都錯了。這些爭持激烈的關鍵州分的錯誤民調結果,直接導致全國性的預測出現了極大的偏差。
民調機構故技重施,為自己開脫的借口叫做“害羞的特朗普選民”:大學生調查對象太多,支持特朗普的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而且,你好意思承認自己支持特朗普嗎?多丟臉啊。
2
為什么能做成這么離譜?因為西方這個“民調”,從產生開始就是一門生意。
民調最早可以追溯至1827年的美國。
當時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家報社派出記者在民眾中間進行了一次總統選舉模擬投票,結果顯示安德魯·杰克遜得票數量最多,三個月后,杰克遜果然當選美國總統,和報社的預測完全一致,模擬投票就此名聲大振,“草根民調”方式也開始逐漸流行起來。
安德魯·杰克遜
隨后,當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再次降臨時,各州的報紙都開始刊登自己的民意調查,并對選情進行報道和預測。
而美國的相當一部分民調機構是有政治和財團背景的,他們搞統計,做民調,目的是通過制造數據為本集團的利益發聲造勢,是服務于具體的政治和經濟訴求的。
這些民調機構里有大批科班出身的統計學專業人士,這些“專家”通過設計數據的統計方法,遴選數據的統計口徑,加權不同的數據采樣,從而引導統計數據的結果向著統計方希望達成的目標前進,以此為其政治和經濟訴求提供理論依據。
1947年蓋洛普的一份民調問卷
總之一句話:只要錢到位,你想要什么數據就給你做出來什么數據,而且保證程序合規合法,無懈可擊。
這些五花八門的民調機構和統計組織,個個都聲稱自己理中客非盈利,實際上屁股沒一個干凈的。
我們以香港“民意研究所”為例。這個成立于港英時期,收過美國民主基金會黑錢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是民調機構收錢做賬的典型代表。
由港獨分子、港大退休助理教授鐘庭耀主導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脫胎于1991年6月成立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鐘庭耀為了恰上港獨爛錢,花了二十年時間樹立“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港獨立場。
香港回歸前,港大民研計劃就已經開始以“臺獨”和“藏獨”等為噱頭,進行所謂的民意調查,并不斷公布“結果”。
2007年,港大民研計劃公布的“香港、臺灣、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中,首次直接加入了涉及“港獨”的選項。
2011年,港大民研計劃在“香港市民身份認同調查”的問卷中,設置了將“香港人”和“中國人”并列的選項,開始毫不掩飾地展示自己的港獨立場。
功夫不負有心人,鐘庭耀的港獨民調成功吸引了港獨分子的注意。2013年4月,非法“占中”發起人戴耀廷給了鐘庭耀一筆80萬港元的“秘密捐款”,供后者進行“占中公投”之用。
第二年,鐘庭耀就發起了臭名昭著的“占中公投”,該民調極具煽動性,比如夸大參與人數,又將香港人和內地人對立起來,以帶有偏見的政治分類,制造出挑撥兩地關系的結果。
民調雖然是一次糟糕的民調,但這次民調讓鐘庭耀聲名鵲起,因為一些勢力要的就是這種不公正、不客觀、不要臉的假民調。
比如香港反對派,反對派為了實現政治目的,大把大把給鐘庭耀送鈔票。
為了討好香港反對派金主,鐘庭耀“撲心撲命”,屢屢故技重施,甚至配合出動“高科技”,公然侵犯選民的個人隱私。
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他就配合反對派用新式手段操縱選票的“雷動計劃”,誤導選民,從而瘋狂“配票”,把指定人物送入立法會。
鐘庭耀把做民調時收集的大量選民手機號碼提供給反對派,然后利用從美國搞來的新手機軟件,通過衛星定位系統,實時監控選民行蹤,誰去了投票站,誰去給對手投了票,全都一清二楚,在投票當日發揮巨大的作用。
除了提供數據支持,在立法會選舉期間,“鐘氏民調”還進行滾動播報,每日公布立法會候選人的支持率,企圖向香港的選民說明誰有機會當選,誰的選情告急,以便緊急“配票”給落后的人。
在“雷動計劃”的“配票”下,羅冠聰、劉小麗、梁頌恒等六位反對派的選舉狀況實現了戲劇性的轉變,突然進入了當選的名單,“鐘氏民調”可謂功不可沒。
朱凱迪、羅冠聰、梁頌恒、鄭松泰、劉小麗和游蕙禎
鐘庭耀恰的爛錢還有一部分來自臭名昭著的“美國民主基金會”。
2004年立法會選舉期間,鐘庭耀親口承認其“民意”調查接受“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及下屬“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 (NDI)的資助。鐘庭耀當時還向港媒承認,曾于2003年12月月接受NDI贊助,進行政黨發展調查。
2018年,香港《大公報》爆料NDI于2014年撥款給香港泛民派組織“民主動力”,用于2016年立法會選舉活動,包括由鐘庭耀負責做港大民調。
連別國的民調美國都能任意干涉,自己家的民調豈不是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3
有人就不明白了,民調結果不靠譜的情況不斷,西方為什么還這么熱衷于搞五花八門的民調,錢多了燒的?
不,對西方政客來說,真實的民意并不重要,他們想要的“民意”才重要,民調的任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映政客們的訴求,然后讓現實向民調靠攏。
比如競選民調,目的是營造利于自己的氛圍,打擊競選對手。
一般選民都會有“從眾心理”或“投勝利者票”等心態,這種心態也讓一些民調機構有機可乘,一些服務于某競選團隊的民調機構就會根據客戶的需求,開展“有傾向性的民意調查”,并在新聞媒體上大造獲勝聲勢。
民調結果也讓競選團隊在面對不同人群時可以采取不同的宣傳策略,當面對支持者時,競選團隊往往會在推送民調中設置一些誘導性問題或標語來加強認同感,進而鞏固自身的票倉。
當民調對象為對方支持者時,競選團隊會努力展示自己比競爭對手更加親民務實的一面,最好能策反一部分對方支持者,以達到削弱對方票倉的目的。
仍以2016年大選為例,眾多周知,美國主流媒體大部分都親民主黨,當時幾乎所有傳統的主流媒體都一邊倒地支持希拉里,特朗普也多次抨擊美國主流媒體不中立。
在如此強烈的輿論傾向下,民調機構便通過“精心”設置問題來左右更多選民的投票傾向,同時也給希拉里造勢。
當某選民看到問題是“特朗普肆意發表種族歧視言論,你支持他嗎?”“特朗普多次性騷擾女性,你支持他嗎?”如此,受訪者即便內心支持特朗普,也很難在這樣的民調反饋中選擇贊成。
針對假想敵國家的民調更加“好用”,對內可以轉移矛盾,凝聚人心,對外可以打擊對手的國際聲譽,什么真實度可信度都不重要,黑就完了。
所以,明面上是美國的自嗨,實際上目的明確。
美國當年侵略伊拉克前,發起了大規模的對伊宣傳戰,以至于鮑威爾到聯合國掏出一瓶洗衣粉都讓人相信美國的謊言,當年美國的民調反映,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支持侵略伊拉克的,似乎侵略有理。
幸好我們不是伊拉克,當美國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時候,我們真的有;美國人的民調結果再“統一”,也只能隔岸口嗨。
參考資料:
紐約時報中文網:美國的民調還有未來嗎?
BBC《美國總統大選民調:曾經錯到離譜,是否仍然可信?》
鈦媒體:民調預測VS特朗普,到底誰更不靠譜?
來源:微信公眾號烏鴉校尉(ID:CaptainW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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