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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同志“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 。國際主義，是指各國無產階級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反對共同敵人、實現共同目標而聯合奮斗的思想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毛澤東自青年時期就立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志向，認為“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改造中國與改造世界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的關于國際主義的論述，明確強調“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毛澤東關于“真正的國際主義”的重要論述，正確處理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獨立發展和交流互鑒、民族解放和世界進步等多種關系，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胸懷天下、拓展世界眼光，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提供了重要指導和啟示。

一、“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解放是國際性事業，共產主義運動要堅持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但無產階級運動首先是在本國范圍內進行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只有搞好本國革命與建設，才有能力去支援其他國家，進而實現人類解放。因此，愛國主義是國際主義的基礎和前提，國際主義是愛國主義的重要指向和延伸，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關系的思想，明確指出，要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統一于中國革命和追求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中。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統一于中國革命實踐之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就體現出鮮明的國際主義精神，把實現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作為自己的崇高理想。但在革命過程中，受“左”的錯誤和右的錯誤影響，黨內對于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的認識一度存在偏差。比如，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開始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高漲。當時，在“左”傾路線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卻錯誤估計形勢，錯誤認識國內階級斗爭和國際主義的關系，把國際主義凌駕于愛國主義之上，強調事變是“反蘇聯戰爭的序幕”，要求加緊“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把一些中間階級所提出的愛國主張和民主的要求都一律看成維護地主和資產階級統治的欺騙行徑，要同他們“做堅決的斗爭”。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關于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爭論仍時有發生。為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和步調，1938年 10月，黨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其中深刻闡釋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內在聯系，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擔負著領導抗日戰爭達到勝利的重大歷史責任。他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毛澤東還批評那些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割裂開來的錯誤認識，指出：“有人反對共產黨談愛國主義，這是不徹底懂得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反帝國主義的，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提倡愛國主義，本質上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他從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關系的角度分析指出，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具有內在一致性，“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只有民族解放，無產階級解放才有可能，因此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內在地統一于中國人民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斗爭中。

中國革命與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是內在相通的。全民族抗戰期間，國民黨頑固派鼓吹共產主義“不適合于中國的歷史道路”，反共宣傳變本加厲。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提出建立歐美式的共和國主張。“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問題。毛澤東著眼于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向上生長與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的國際大局中，中國革命具有新的基本要素，即無產階級的領導。這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只謀求一國的解放，而且謀求世界人民大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其意義將超出一國范疇，對于中國和世界都有重要意義。1949年 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在中國的統治，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極大鼓舞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增強了他們反帝斗爭的信心。這個勝利為中國的建設和發展贏得了前提條件，也推動了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極大地增強了世界和平力量。毛澤東始終從世界歷史發展大潮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勢的背景下理解和解決中國問題，把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起來，把國內和國際緊密聯系起來，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有機結合起來，深刻闡明了中國革命建設事業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內在關聯。

二、“靠別國幫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幫助為輔”

真正的國際聯合都是建立在各民族獨立自主的基礎之上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各國“民族獨立實際上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這種獨立不僅是主權的獨立，更是處理內部事務上的自主。毛澤東始終強調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科學統籌自身發展與爭取外援的關系，明確指出“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靠別國幫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幫助為輔”。1938年 10月，他在《論新階段》中強調：“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進國家與全世界廣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將來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松爭取外援的方針，應該放在這種基點之上。”

自力更生是基本立足點。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決定中國命運的是中國人自己，中國的事情最終要靠中國人自己處理。毛澤東強調：“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1938年前后，國際局勢發生急劇變動。在歐洲，英、法等國對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動采取縱容妥協的綏靖政策；在亞洲，日本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英、美等國為了保持和維護其殖民利益，對日本采取妥協政策。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抗戰愈加艱難。毛澤東審時度勢，分析指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起來。新的抗戰形勢中可能暫時地減少一部分外國的援助，加重了中國自力更生的意義，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他強調，中國共產黨不能學國民黨，把抗戰勝利希望完全寄托于國際力量，而要“依靠中國自力勝敵”。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最為艱難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堅持自力更生，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不僅解決了生存問題，而且不斷發展壯大，這正是堅持自力更生的結果。新中國在成立后，爭取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但在積極利用外援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棄獨立自主方針。1958年 6月，毛澤東在審閱第二個五年計劃提要時批示道：“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1960年 3月，毛澤東在同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談話時指出，“我們這些國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對外援要爭取，但哪個為主，要考慮”，不能什么都靠別人，自己要有志氣。1960年 7月，蘇聯突然單方面宣布中止對新中國的經濟援助，并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然而，這不僅沒有嚇倒中國人民，反而更激起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毅力和勇氣。隨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團結一致戰勝困難，獨立自主地進行科研攻堅和工業建設，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突出成就，并形成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社會風貌。

爭取外援是重要條件。外因是事物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革命和建設是世界性事業，不能自我封閉。1936年 7月，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指出，日本侵略威脅中國，也沖擊了世界和平，反法西斯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事業，中國的抗戰與國際社會息息相關。他指出：“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系。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他提出：“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從世界革命出發，反對孤立戰爭的觀點，將爭取外援視為贏得勝利的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站在正義的一邊，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三、“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

馬克思主義認為，各國無產階級的聯合奮斗是無產階級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共產黨人應“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面對帝國主義階段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列寧進一步提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與此一脈相承，毛澤東明確提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并闡明了聯合奮斗的前提條件、原則要求和實現路徑。

聯合奮斗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追求之上的。各國之間的聯合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但從世界范圍內看，不同歷史時期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不同的，需要具體地歷史地進行把握。如早在 1937年 3月，毛澤東在與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就提出：“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1939年 9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大會上指出，各個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同他們本國人民之間，同他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間，同蘇聯之間，在各法西斯國家的瘋狂侵略之下，在各國內部法西斯勢力威脅之下，以及存在著的反蘇危險之下，是有某種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正是基于這種共同利益，“如果蘇聯同各個所謂民主國政府能夠組成真正有效的統一戰線，配合著各國的人民統一戰線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制止各個法西斯國家的進一步侵略，延緩大戰爆發的日子的；如果發生戰爭，是能夠戰勝各個法西斯國家的。而如果這樣做，那是真正有利于世界人民，有益于侵略者以外的世界各國，而為國際無產階級所贊助的”。這一思想，打破了傳統的意識形態藩籬，擴展了聯合的對象，為爭取國際上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共謀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都印證了毛澤東這一戰略預見的科學性。20世紀 50年代中期到 60年代中期，廣大亞非拉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運動持續高漲，中國與霸權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毛澤東準確把握世界范圍內反對霸權主義、發展本國實力的共同訴求，根據國際力量對比，概括出“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隨后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設想，以及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這些思想，指明了不同地區國家在反對霸權主義以及爭取民族獨立和自主發展方面的共同利益，為新中國爭取更多國家和民族一起奮斗，提供了科學指導。1960年 11月，毛澤東、劉少奇等在祝賀阿爾巴尼亞解放 16周年的電報中指出：“加強我們兩國人民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的兄弟友誼，完全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完全符合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利益。我們深信，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在今后共同斗爭中，必將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聯合奮斗必須堅持平等原則。恩格斯曾指出，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不容許產生任何愛國沙文主義”。毛澤東認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是平等的，不能因為大小而區別對待。他強調“大國、小國應該平等相待”，主張在平等原則下建立聯合關系，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大黨主義。20世紀 5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態度，要求“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毛澤東始終要求以平等原則對待兄弟政黨和國家，并作出永不稱霸的莊嚴承諾。1962年 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1964年 7月，毛澤東在同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談話時指出，國家之間是平等的，不能壓迫弱小，“如果中國政府這么干，那末中國政府就是帝國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了。如果有的中國人不尊重你們，不講平等，在你們國家搗鬼，那末你們可以把這樣的中國人趕走。這就是亞非拉人民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根本原則”。

聯合奮斗的實現形式是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是世界性的，“要戰勝帝國主義，需要有廣泛的統一戰線，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毛澤東就主張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相結合，認為二者是相互配合的。1941年 6月 22日，納粹德國入侵蘇聯。23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1942年 9月，毛澤東在談到國共合作問題時指出：“國內關系總是隨國際關系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于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于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蘇關系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這一分析明確把國內統一戰線問題同國際形勢及國際統一戰線聯系起來，揭示了國際國內形勢的內在關聯。基于這種分析和認識，毛澤東強調，要積極利用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發動對外宣傳，爭取國際輿論和力量對中國抗戰的重視和支持。20世紀 50年代，毛澤東指導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聯合法國、英國、東南亞國家形成國際統一戰線，“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促成印度支那停火，并進一步提出“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在此方針指導下，中國迎來了第二次建交高潮，不僅與一大批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建立外交關系，而且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接觸和往來。隨著“中間地帶”思想的發展和“三個世界”的劃分，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到國際統一戰線之中，也為中國贏得了更多國際力量的支持。

四、“對兄弟國家的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

放眼世界，胸懷天下，海納百川地吸收優秀文明成果，是國際主義的應有之義。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直到現在每個民族同另一個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種優點”，主張各民族應相互學習，實現共同發展。毛澤東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強調要學習別國經驗，指出“對兄弟國家的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提倡應充分尊重別國歷史和文化，以平等態度和國際主義精神進行文明交流互鑒。

尊重文明多樣性，提倡交流互鑒。1954年10月，毛澤東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交談時指出，各國之間不能相互隔閡，“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1960年 12月，毛澤東在會見古巴婦女代表團和厄瓜多爾文化代表團談到文化遺產問題時指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這是其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都對人類文明發展有所貢獻，共同構成了世界的多樣性。“如果大家都畫一樣的畫，都唱一樣的曲調，千篇一律就不好了”。處于同一時代的文明有共性，也有個性，相互學習不應以犧牲個性為代價，而應在保持自身獨特傳統和文明特性的前提下進行交流互鑒。只有求同存異、相互借鑒，人類文明才能共同繁榮進步。

始終秉持平等和謙遜態度，向兄弟國家和人民學習。20世紀 5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黨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強調，要永遠保持謙虛的態度，善于學習別國經驗和長處，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提供借鑒。1953年 8月，他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對外貿易方面，有些人驕傲，妄自尊大，這是不對的。要在全黨特別要在出國人員中進行教育。要苦學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那時，我國強大了，也要謙虛，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1954年 6月 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之后，“尾巴不要翹起來”。“就是到五十年后像個樣子了，也要和現在一樣謙虛。如果到那時候驕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驕傲。永遠也不要翹尾巴。”學習的對象不僅包括東方民族，也包括西方民族，不僅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內容是一切有益的東西。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同時強調，要秉持國際主義精神，重點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和人民學習。1954年 9月，他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夸和驕傲，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

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各國無產階級間的相互幫助是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列寧就深刻指出：“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就是進行忘我的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斗爭，支持（用宣傳、聲援和物質來支持）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的同樣的斗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支持這種斗爭、這種路線。”新中國成立后，在集中力量發展自己的同時，毛澤東強調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指出要“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以實際行動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堅決捍衛世界和平。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受人幫助，也要時刻準備幫助別人。這就是國際主義”。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美國就將朝鮮戰爭戰火蔓延到中國，并入侵臺灣海峽，嚴重威脅新中國的安全。對此，毛澤東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艱難決策。面對著這場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英勇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發揚“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經過兩年零九個月的較量，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頂住了美國侵略擴張的勢頭，維護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極大鼓舞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義斗爭，有力推動了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

支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毛澤東指出：“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的義務。”1956年 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指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進行得如火如荼，毛澤東多次在接見這些國家人員的外事活動或就相關事件發表的聲明中，明確表示支持這些國家的解放斗爭。在毛澤東看來，“凡是壓迫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總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斗爭” 。1964年 6月，毛澤東在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國際主義的高度自覺，先后進行援越抗美、援老抗美的軍事援助，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國殖民統治斗爭，支持古巴、巴拿馬等國人民反美斗爭，為支援世界人民反抗壓迫、爭取獨立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援助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毛澤東不僅主張支持亞非拉的民族獨立運動，而且也主張幫助已經獨立的國家發展經濟，力所能及給予經濟和技術上的援助。1958年 9月，毛澤東在同巴西記者談話時，就巴西記者提出的“希望中國幫助我們工業化”的請求指出：“所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要我們助一臂之力，我們都是愿意的。”1959年 6月，毛澤東在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指出：“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同別的國家一樣，不僅要為自己而且還要對世界做些貢獻。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毛澤東還強調對外援助不能附帶任何政治條件，指出對外援助的目的是幫助受援國能夠自力更生，真正實現政治和經濟獨立，但不能大包大攬，造成受援國的依附性發展甚至靠外援吃飯。他強調：“在國與國的關系上，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在克服自身困難的情況下，對亞非拉國家進行多種形式的援助，推動了受援國的獨立和發展，也拓展了自己的發展空間，塑造了良好的國際形象，給今天的中國留下了寶貴財富。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事業需要大胸懷。共產主義事業是謀求全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歷程和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胸懷天下，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不僅努力推動我國全面發展進步，而且努力為人類發展作出更大貢獻。毛澤東關于“真正的國際主義”的論述，內涵深刻、意蘊深遠，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為我們推動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提供了重要指導，也為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厚植天下情懷，勇擔大黨大國責任，堅持世界人民大團結，努力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就為世界發展提供新機遇，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深刻啟示。

作者：吳波，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