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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應該開展一場對資本主義的大辯論

點擊：4859 作者：小婷來源：“觀察者網”微信公號發布時間:2019-12-30 22:06:55

2019年的香港，不再“香”了。

持續近半年的“修例風波”，一次次地撕裂香港社會，撕裂香港和內地。再加之外部勢力別有用心的干預，這一年的香港迷茫又痛苦，也讓內地開始重新審視那個曾經的“東方之珠”。

香港社會何時能從危機中恢復？未來“一國兩制”構想會做出哪些調整？面對沉淪的香港和崛起的內地，香港人能否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對此，觀察者網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解讀香港2019年“修例風波”。

觀察者網：您年底剛剛去過一次香港，這次去感受如何？

田飛龍：我12月初去香港，乘坐了港鐵，也在香港街頭做了實地考察了解，確實感覺到香港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是非常強的，面對被損害的一些基礎設施，它的一些專業性服務，包括公共服務，能夠非常專業、高效地將它們修復，提供給市民繼續使用的便利，我覺得這也是香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數。

但是因為我去的時候正好遇到他們12月8日世界人權日的大游行，在港鐵里還是能看到，有大批的青年學生戴著口罩乘搭港鐵趕往示威聚集的地點，社會運動的氛圍還繼續在香港存在。

另外我還感覺到，在區選之后，香港社會有一個不言而喻的、新的政治共識，示威者和香港市民之間開始達成了某種基于本土價值的共識，他們開始尋著選舉的軌道，追求將本土主義的一些價值，將這種完全自治的訴求進一步延伸，上升到上層管治架構，盯住了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以及后年和大后年的特首選舉委員會和特首選舉，所以反而現在香港街面上顯得較為平靜。

這些示威者通過區選，在區議會層面奪權之后，似乎也在嘗試著用一種比較貼近社會民意的方式達成政治和解，共同將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建構成一個他們要繼續奪權的對象，進一步鞏固他們本土主義的政治共識和政治目標。這次我和香港不少人交流，他們就覺得可能像區選之前那樣大規模的街頭式暴力不會出現，但是仇警文化、對警權的進一步癱瘓，進一步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為明年9月立法會選舉進一步造勢，以及與國際空間更加緊密的勾連，引入外來的資源，這些是不會停止的。

正因為他們完成了區選之后這種快速的戰略戰術整合，瞄準體制內奪權，我覺得未來對于“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對于香港恢復繁榮穩定，以及對香港融入國家戰略的發展，反而構成了更加強有力的挑戰。

觀察者網：這次“修例風波”也引發了一些對“一國兩制”制度的討論。香港回歸22年，無論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同，還是我們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和不足之處？

田飛龍：今年是香港回歸22年，以“修例風波”作為一個表征，“一國兩制”確實遇到了中期危機。在兩年前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候，我們有很多總結，包括回歸以來香港取得的成就，各項指標在國際排名中都靠前，尤其是回歸20年，香港對內地經濟現代化與國際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早期有前店后廠的港資進入內地，支持內地第一波制造業發展，后來香港的金融平臺又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投融資提供了非常巨大的便利，并且一批內地的人群在香港學習、工作、深造、發展，或者通過香港平臺走向更開闊的國際舞臺，這方面確實有很大的成功。

但是第一，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方面，還有一些非常嚴重的虧欠。比如說回歸以來，香港的23條國家安全立法沒有完成，使得中央管治權與香港自治民主進程之間始終有一種緊張，因為在“一國兩制”基本法之下，中央的管制權是不直接落地的，依賴于香港的自治權來管制特區，如果23條國家安全立法沒有完成，也就意味著香港始終是整個中國國家安全體系的一個巨大漏洞。

特別是隨著中美新冷戰序幕拉開，這個漏洞對中國國家利益的損害就更加凸顯，所以更加重了中國國家治理在香港的焦慮。這就是為什么十九屆四中全會會聚焦到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議題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現在看來，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選擇本地自行立法的路徑依然難以走通，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包括甚至列入附件3的國歌法的本地立法都難以順利完成，所以23條立法在香港勢必要非常智慧地尋找另外變通的路徑去實現。

第二，回歸22年很大的一個欠缺是教育上的欠缺。我們不講香港大學、中小學這種專業化的教育，我覺得香港教育出問題不在專業化教育上，它的專業化教育是按照歐美標準，也是之前英國殖民地的教育標準，應該說提供了一種關于西方價值觀以及分門別類的專業化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也能夠適應香港社會各行各業的需要。

香港教育最大的問題是沒辦法教會香港青年人，什么是他們的祖國？怎么樣去愛國？怎么樣將個人的觀念和利益細化到一個現實的、具體的、政治的主權秩序當中？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欠缺，所以香港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作為所有受教育者應該接受的基礎性的通識教育，一個關于人如何成為公民，成為國家一份子的教育。

恰恰是在通識教育，在將香港人教育成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意義上，香港本地的教育政策、教育體系、教材、考核體系以及整個媒體文化生態環境，沒能夠完成這樣一個工作，以至于香港青年人現在實際上處于一種非常艱難的精神迷茫和極限抗爭的時期，出現了在“一國兩制”之下自我國民身份建構的失敗。有些香港青年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是香港人，甚至有的人說自己英國人，還有人說自己是美國人，但是香港人從來不是一個國民概念。而他們講的英國人和美國人跟他是沒有關系的。盡管有一些人在推動將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轉變成英國國民，但是不符合現在英國整體的政治利益以及脫歐之后中英關系的大局，所以也不會成功，他們去臺灣尋求避難，同樣也碰壁了。

其實正是教育誤導了他們，使得他們誤以為可以和世界融為一體，和西方融為一體，實際上他們身份建構和利益關聯的真正出路，還在于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和治理體系。我覺得這一次風波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香港社會冷靜下來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誰？自己的利益跟命運在哪里？該怎么樣理解“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怎么樣理解已經劇烈變化了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第三，回歸22年來，香港管治隊伍的基本建設或者叫政權建設也存在問題，應該說我們對香港公務員隊伍的教育考核，甚至監督問責是不夠的，使得港英的公務員長于精細化的、技術性的管理執行，但是短于風險決策，短于政治責任的承擔，短于對“一國兩制”深層次矛盾以及原理辯證性理解，也短于對國家戰略的正確理解和配合，所以一旦遇到有關“一國兩制”的重大風險，最后都把責任和壓力傳遞到中央這邊，沒有起到在“一國兩制”之下，由香港的自治權首先承擔責任的管治意識。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重建、重整香港的管治隊伍，才能夠應對香港越來越本土化，甚至越來越暴恐化的這樣一種惡劣的治理環境。

第四，回歸以來，香港的司法體系也沒有能夠很好地理解和銜接到“一國兩制”基本法秩序當中，他們實際上是殖民地司法在回歸之后的自然延續。本來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的普通法只是香港法律體系的來源之一。但是在香港，普通法卻逐漸被香港法律界建構成了凌駕性的法律體系。

再加上“一國兩制”，中央管治機構怠于行使基本法上的很多管治權，包括人大司法權，這就使得中央的管治權威與香港的司法權之間沒有一個日常性的工作關系，沒有能夠建立一個香港司法權之上的全國人大司法權，來對基本法的實施提供及時的原義闡釋和監督指導。在普通法的實施過程當中，如果某些權利或者條款長期不用，那么就視同不存在，所以也引起了中央管治權很大的焦慮，也使得這次事件里香港司法權成為止暴制亂、恢復法治最薄弱的一個方面。

就像剛才我們講香港教育非常專業的一樣，香港司法也是非常專業的，不僅外聘外籍法官，本地法官接受的也是全英式普通法教育，能夠做到每一個案件裁判的時候，到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判例案卷當中去查字典，去了解人家的判例怎么判的。所以使得香港的司法和法治能夠獲得西方信任，能夠與西方的法治標準保持基本一致。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法官沒有國家觀念，沒有辦法正確理解、識別和保護基本法上所規定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就使得香港司法在沒有沖突的常態下，在中國與西方關系相對緩和的時候，能夠有效地保障“一國兩制”的穩定性以及受國際社會信任。但是一旦發生了矛盾沖突，一旦兩制有沖突，中國和西方有沖突的時候，他們就會罔顧國家利益，甚至背叛國家利益，做出一些在專業上正確、有技術含量，但是在政治上、在維護“一國兩制”憲政秩序的整體價值上南轅北轍的裁決，這是香港司法的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日積月累，終于在2019年釀成了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和社會危機，而且它的后遺癥還會進一步蔓延到未來的管治時間段當中，不僅使得香港在我們國家的主場戰略“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戰略中，難以積極有效地承擔自己的正面角色，反而使香港現在成了國家安全和國家治理的一個負擔。這也超出了小平同志設計“一國兩制”時的初衷。實際上小平同志在1987年的講話當中也預料到，香港有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暴亂或者說動亂，并且提出了中央必須介入的方針政策，但是我覺得小平同志在設計“一國兩制”時，肯定不愿意看到極端情形的出現。但現在從“修例風波”以及它的衍生后果來看，小平同志在1987年所擔心的香港管治當中出現的情形，可能會一步步地呈現出來。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本土意識，這也是“修例風波”以來被高度討論的話題之一。香港的本土意識是如何構建起來的？未來這種本土意識納入到政治化渠道后，又會對香港治理帶來哪些挑戰？

田飛龍：香港的本土主義起源于二戰之后，是一個畸形發展的過程。香港有一個從難民社會向本土社會轉變的過程，歷史上香港長期充當各方尤其是內地一些逃難群體的避難所，長期是個難民社會，來到香港的人其實也并沒有把香港當作久居之地，只是一個占據之地，一旦內地形勢緩和了，他可能回去或者通過香港跳板再去歐美世界，把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的中轉站。

可是后來經過67暴動，隨著港英政府與華人社會之間的結構性和解，隨著麥理浩總督黃金10年的行政吸納和懷柔式的威權統治，華人社會開始識別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開始珍惜這樣一種家園、鄉土式的生活方式，逐漸形成了一種本土意識。

這種本土意識如果和國家意識有一個很好的結合，就會形成一個正向的、能夠有效理解和認同“一國兩制”的香港人意識，成為愛國、愛港的一部分。但偏偏香港的本土意識，后來經過一些重大事件的負面影響，以及反對派的負面引導，不是與愛國的國家意識結合，而是與殖民意識相結合。

這樣在香港人的心智當中，實際上認同有三個層次，一個是由150多年殖民歷史帶來的，我把它稱之為殖民史觀，培植的是一些我們用負面的話講是洋奴心態，用正面的話講是一種殖民地居民心態。這樣一種心態區隔了香港人、內地人和整個中華民族之間的心靈融合，使這些人一方面面對西方的殖民者，現在的英美世界，產生一種依附者的心態，即所謂戀殖心態，同時面對內地的同胞，面對成長當中的國家，有一種虛幻的高等華人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其實在香港社會依然存在。

第二個層次的認同就是國家層面，由傳統的愛國愛港的左派基本盤構成，要將香港緊密聯系和融入國家的身份認同，但是愛國建制派現在在香港受到了多方面擠壓。

第三個層次是基于本土身份的認同，到了香港一代、二代、三代，逐漸生成了一種本土意識，這種本土意識如果和國家意識相結合，就是愛國、愛港。本土意識如果跟殖民意識相結合，就是本土自覺，甚至發展成“港獨”。

現在我們確實看到本土意識開始在青年人群體當中越來越多地跟殖民意識相結合，把自己身份的建構朝著與國家背向而行的方向，去激進地擴展這種意識。而香港自治權范疇內的管治精英和社會文化基因對此實際上保持著一種縱容綏靖的態度，甚至被裹挾著走。在這種本土激進思潮下，精英開始喪失掉引導和塑造正確的、合理的社會輿論、社會文化的能力，反而非常媚俗地遷就青年本土主義的發展，使得香港社會基本的身份認同和政治取向，越來越突破了“一國兩制”的底線。

在“修例風波”當中，我們看到這些青年黑衣人的種種行為，已經不是傳統泛民在“一國兩制”體制框架下的和平斗爭和民主博弈了，它已經變成了一種訴求，要顛覆“一國兩制”，建立一個他們所構想的香港政治共同體的“港獨”取向了。盡管“港獨”未必是所有參與運動的人即刻意識到的，或者說直接追求的，但是“港獨”成了有利的未來政治符號，牽引著這些泛本土主義的運動參與人士，不斷趨近于一種最后以完全自治為基礎的極限政治目標，所以他們利用中美新冷戰的機會窗口尋求“港獨”。

這種觀念或者這種行為方式完全是臺灣模式的翻版。所以現在實際上出現的并不是香港的內地化，而是香港的臺灣化，“港獨”和“臺獨”相互抱團取暖，面對民族復興、人類命共同體和21世紀中國發展的主體議程，與之嚴格切割，他們反而慢慢開始要登上美國針對中國的新冷戰戰車。所以在2019年這個特別的時間點上，“修例風波”所折射出來的，實際上是整個香港和臺灣本土心態的變質和異化，他們在民族復興和美式新冷戰之間，開始出現了一種選擇上的困難。

一旦遇到壓力逼他們選擇的時候，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追隨美國新冷戰的戰車，站到了中國人民整體利益、民族復興事業的對立面，這個實際上是非常可悲的。因為“一國兩制”的維持條件是去冷戰化，是在一個主權秩序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平相處，尋找到基于民族利益、民族共識的融合之道?，F在冷戰再起，他們又追隨冷戰，用已經過時的冷戰世界觀和冷戰秩序，來過分消極負面的評價民族復興和人類命共同體的理想規劃，我覺得這是非?？杀?，這也使得“一國兩制”所依賴的去冷戰化共識，在整個世界重新冷戰化的分裂起點上，在香港集中爆發出來了，香港人做出了非常不審慎的，或者說是一種潛含著很大危害性的選擇。

觀察者網：過去我們一直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資本主義制度優勢，但從目前來看，香港資本主義的弊端反而越來越突出。如何看待香港資本主義的衰落？

田飛龍：我們原來講“一國兩制”，內含著對香港資本主義的某種認可，甚至追求。內地尤其北上廣深一線城市那么多精英人士想移居香港，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去香港買房、工作，去了香港之后就覺得和到了歐美一樣，到了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有一種被提升為高等華人的感覺，我們把它稱之為香港夢，一個追求資本主義個人生活價值和發展的香港夢。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很長時間里香港是內地人追求的一個發展方向，可是今天經過“修例風波”之后開始逆轉了。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我們之前從來不主動去研究分析和批判的香港資本主義有什么，通過這次風波我們看到，盡管有外力干預的部分，但香港本地資本主義的這種高度壟斷化、家族化，與民生利益之間的直接沖突、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政府管治權被既得利益集團尤其是地產商嚴重綁架，還有香港媒體，實際上服務于既得利益集團。香港資本主義展現出了它的初級性、不公正性和不平等性特征，但是整個香港的管治權以及香港社會卻沒能有力展開一場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運動。

內地基于“一國兩制”，我們的宣傳和研究也只是讓我們更多地看到香港資本主義美好的一面，對它的負面、陰影區缺乏有效的研究和應對。所以這一次風波也可以看出香港作為一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自身政治、經濟、社會內在矛盾的爆發。所以更要檢討，從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出發，引入一些社會主義價值，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得到改良，這個工作是無法回避的。

這個工作必須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由整個香港社會產生一場對自身資本主義出了什么問題的大辯論。所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近期提議成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邀請各方社會領袖、學者以及代表人士來商討“修例風波”的來龍去脈，還有它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我覺得檢討的焦點絕對不應該是對準警察，否則就中了顏色革命的圈套。檢討的方向應該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它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它與社會公平、正義與平等價值，與“一國兩制”之間產生了什么樣的矛盾？

把這些矛盾梳理成將來香港重建的比如說10個問題，然后逐一去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有些是特區自治權或者香港社會本身很難充分去應對的資源不足或者權限不足，中央政府應該基于香港社會討論的結果去幫助他們做出解決。將來“修例風波”后期治理和收尾應該朝著這樣一個思路去發展，才是找到了真正的癥結所在。

觀察者網：此次“修例風波”持續將近半年之久，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外部勢力的干預。如何看待美國近期制定的有關香港的兩部法案，美國對香港的干預和遏制中國崛起之間的關系？

田飛龍：這一次美國制定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嚴格來講，使得我們中央定下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變成一個在短期內很難完成的事情，嚴重破壞了“一國兩制”之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以及香港社會致力于運動收尾和社會重建的良性、理性進程。

因為這個法案為香港暴徒提供無原則、無條件的兜底保護，不管他犯了何種罪行，都對他進行保護，同時對依據香港本地法律嚴正執法的警察、公務人員，還有特區政府的高官，卻有可能進行制裁。實際上這不是一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是一個破壞香港人權與民主的法案，因為它根本上忽視了或者說踐踏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據憲法和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另外，這個法案實際上還有一個更壞的影響，使得一些盟友國家會跟進，會惡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和國際地位。那些采取跟進動作的國家，尤其是他們的國會，比如像意大利國會，甚至現在加拿大國會也有這樣一個動議，其實他們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利益在哪。我覺得他們也沒有受到美國過大的壓力，當然有一些壓力。但是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意大利和加拿大是非不分，簡單跟從美國通過涉港法案來制裁香港，變相制裁中國，誤解了21世紀全球化真正的領導力量，誤解了自身國家利益所在，是一個政治上的投機動作。

當然我們也看到這些國家是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國會的立法經常可以放飛自我，經?？梢圆扇『懿回撠熑蔚倪x擇，關鍵最終還是要看執行層，看這個國家的行政當局會怎么對待這些條款，包括美國在內，我覺得在它三權分立的體制之下，還有美國社會目前高度分裂的政治情況下，美國對涉港法案的執行肯定會大打折扣。因為特朗普當局是希望用香港牌來交換一些貿易利益，并不希望讓香港這個平臺沉淪。

可是美國有一種越來越強的，我把它稱之為是新麥卡錫主義，延用冷戰的思維和方法來對待中國，試圖把中國建構成第二個蘇聯，用曾經對待蘇聯的整套冷戰的戲法來對待中國，所以原來作為中美合作共享平臺的香港，在鷹派看來就是眼中釘肉中刺。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平臺更有利于中國的繼續發展，認為已經讓中國獲益太多了，而美國獲益是其次的。所以為了阻止中國的發展，他們可以承受美國在香港的一些利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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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想法其實也并不符合美國真正的國家利益。因為美國必須要看到和面對21世紀全球化秩序重構的現實，就是中國已經穩定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美國全球治理失敗之后，有效彌補治理空間的良性行為，中國也愿意釋放充分的和平善意，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提供自己的力量、經驗和合作空間，并且“一帶一路”也從來沒有排斥美國，只是美國基于自身的帝國霸權，基于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嚴防死守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沒有能夠正面的、積極的理解和接受中國崛起作為一種建設性的和平力量，作為世界負責任大國的正面含義。

我覺得美國也在做最后一搏，當美國的鷹派最終發現無論使用什么樣的方法和力量都無法遏制中國發展，發現它對中國的新單邊、新冷戰的做法，越來越多傷害了美國的軟實力，傷害了美國在全球和中國市場的利益時，美國戰略鷹派在政治上的聲勢和影響力可能會下降，中美關系可能又會回到某種緩和的階段，但是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巨人，兩個巨人之間的關系和原來一個高個子一個矮個子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

你是矮個子的時候，高個子可以牽著你的手，讓你乖乖地在血汗工廠里給他生產消費品。當你也是高個子，你有武器，有高鐵，有高科技，還有航空科技等等，這個時候原來的高個子就會始終提防著你，即便我知道打不倒你，但是也要和你keep distance。那么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了，就會進入新常態，合作競爭甚至敵意性的行動會夾雜在其間，取決于什么黨派、什么人以及美國自身遇到了什么樣的危機，需要借助中國議題來轉移矛盾、轉移注意力，轉嫁風險和危機，以后會變成這樣一個狀態。

涉港法案是美國國會鷹派冷戰思維的產物，美國的行政當局會有折扣地去執行，但是他們好像又是唱雙簧，國會不負責任的立了一個法案，甩鍋給行政當局。行政當局固然可以選擇性執行，但是他也可以拿這個法案跟中國之間做交易，說你看這些鷹派要傷害中國利益，我可以頂住不執行，你給我什么利益？以特朗普的交易性格，他很可能會利用這個法案來跟中國討價還價，但是香港自身的利益會被犧牲掉。

比如這次“修例風波”，香港“黑衣人”成功地顛覆和破壞了香港所有的核心價值，使得香港不再成為一個包容天下英才的地方。尤其是香港這一次漸漸開始失去中央的戰略信任，開始失去內地人對香港夢玫瑰色的想象和依賴，開始失去內地資本以及精英人才進入香港、建設香港的意愿。當一個地方遠離人才、缺乏吸引力、缺乏包容性，法制也開始喪失權威的時候，我覺得它走向衰落的所有條件就開始具備了。

而這些黑衣暴徒所期望的通過運動投機性地尋求移民的夢想，我覺得也不會實現。首先他們去臺灣已經碰壁了，其次美國涉港法案里盡管說要接納這些暴徒，但是以美國現在反移民的整體政策，以美國這樣一種本土主義的政治正確、白人至上的新種族主義，美國只會口惠而實不至，最終最多只會吸納極少部分政治上有再利用價值的恐怖分子，決不會兜底保護所有暴徒。

那么這些在香港犯下刑事罪行，流竄到美國的大批青年暴徒，他們對美國社會是一個很嚴重的負擔，因為他們無一技之長，在香港社會都是失敗者，在美國社會更會是失敗者，美國社會絕對不會要這樣的人，這些人最終也會為自己輕率的、魯莽的，同時在法律上已經違法的行為，付出人生代價和法律代價。而整個香港社會被破壞的這些價值和影響力，也會成為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成為整個香港社會共同承受的代價。

有的時候社會在歷史演變發展當中，確實會有一些偶然的、非理性的集體行為，最終也是由整個社會來買單。但關鍵是要痛定思痛，要引起香港社會真正反思自己錯在哪里？自己誤解了什么？對自己的身份和命運尋找一條正確的路徑，這樣才能做到運動后的良性重建。

觀察者網：要實現香港的良性重建，特區政府需要哪些結構性的改變，中央政府可以給予什么樣的支持？

田飛龍：我們發現這次運動沖擊最嚴重的是基本法上奠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本來行政主導體制是要以特首為核心構建起來的，但回歸以來行政主導體制就一直受到“四座大山”的擠壓，第一是立法會的惡意“拉布”，第二是能動主義的司法復核，第三是保守不作為的常任公務員體系，第四是不斷激進化的社會運動，使得行政主導在執行基本法，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推進融入國家戰略方面一直作為有限。

這一次“修例風波”其實是釋放出一個信號，就是中央對特首的支持，對特區管治團隊的重建要負有更大的責任，所以我們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里講到，要完善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行政主導缺乏制度性的原因，也有團隊本身管治風格、管治能力以及管治壓力方面的原因。所以我覺得未來在遴選特首及其他管治團隊主要負責人的時候，我覺得中央可能會有更多的實質性介入，幫助特區政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管治團隊，承擔起管治責任。

因為即便未來非建制派在選舉中有了更多的議席，可是香港作為一個自治體，更多的管治責任還是落在政府身上，意味著很多政策落在3司12局身上，局長跟副局長搭配如何？他們推行政策的能力怎么樣？他們在香港社會當中認受性如何？他們的忠誠度如何？這些年中央政府對特區主要官員有關注，但實質性介入不多，我覺得將來中央會組建更強有力的管治團隊，并且要對他們進行監督問責，這些可能也都會制度化、程序化。同時在特區政府的日常管治當中，我覺得不能簡單靠派錢去贖買社會的諒解，而是要找到問題，對癥下藥，既要做好民生的工作，也要做好發展的工作。

政府要用政策的方式來激勵發展動能，鼓勵不同階層人士創業，靠自己的力量來增加財富，增強香港社會的競爭力，也就是說特區政府在民生之外，還要注重利用地緣性經濟戰略、經濟機會，幫助香港各階層專業人士，幫助香港青年走出去，使他們獲得更大發展。這樣香港社會才能有一種新的獅子山精神，愛拼就會贏，才能有新的欣欣向榮的競爭發展心態。如果特區政府在危機之下只考慮怎么樣去派糖，只考慮怎么樣去搞好福利，只考慮怎么樣去安撫那些示威者，我覺得并沒有尋找到香港政治社會重建的要害。

用發展來解決問題，用與國家戰略相銜接的方式，推動香港專業人士和青年人北上，獲取更大的發展機會，讓他們重新理解自己的利益構成和身份認同。民生或者說福利安撫，改良香港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是一種安撫和緩和政策，不應該成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福利制度是一個必要的部分，但是香港不能北歐化，否則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會喪失它基本的競爭力。

觀察者網：作為媒體，我們一直關注和報道香港“修例風波”，同時也真切感受到了內地和香港民眾彼此處于一個相互不理解，甚至不能夠溝通的局面。您怎么看兩地的輿論對立？未來在香港和內地的民心互通上，我們應該怎么做？

田飛龍：“一國兩制”本身是擱置爭議，是共同發展，是去冷戰化，是小平時代做出的改革開放總體戰略的一部分，是在一個主權秩序下釋放充分的善意，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平發展。

現在兩地有這么大的積怨，是因為有人挑起了冷戰的議題，有人價值觀先行，把意識形態作為隔斷深圳河兩岸、兩制互動聯系的冰冷屏障，使得“一國兩制”的整合力、生命力受到了一定的威脅。所以兩地的中國人應該客觀正確地認識各自遇到的問題，尤其是香港自身遇到的問題，找到正確的原因。因為現在香港人對自身困境有一個錯誤理解，這個錯誤理解當然是被教育、媒體還有西方勢力所誤導的，要把他們綁上冷戰的戰車，所以我們需要冷靜下來，共同研究，找出真正的病因和問題所在。比如剛才我講的通過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出香港社會矛盾的十大問題，然后中央特區政府跟香港社會共同找到方法，共同解決這十大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香港社會重建的正確道路。香港社會的激進運動，是把原因找錯了，是有人誤導他們，我們要對沖這種誤導，讓人們理性地看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在中央政府幫助香港社會重建的負責任實踐中，這種怨氣會被消解。

香港經過殖民統治，總有些驕傲的感覺，與內地之間有一種不平等的心理關系，對自身與西方、與國家之間關系有偏頗理解。經過這次風波以及風波后的重建，會得到很好的反思和重構。這個過程可能短期內不能完成，但是我們要有耐心對待香港，就把它看做一個調皮的孩子或者一個發燒的病人，我們要有耐心去診斷他的體格，他的身體機能，找出真正的病因所在，對癥下藥，對癥施治，共同努力在“一國兩制”之下去建立一個新的香港，這個新的香港是和“一國兩制”，和所有香港人真正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要有充分的耐心。

而且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劫數是難以回避的。因為155年的殖民歷史，英美在香港冷戰式的嚴密布局，而回歸僅有22年，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整套的文化和治理體系，從不熟悉到一點點開始學習，在學習當中斗爭，總有一個對沖平衡的周期。

我覺得通過這次香港危機，國家治理能力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認識，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認識，都大大深化了，這都有利于增進我們關于全球治理的系統性知識，讓我們了解到資本主義的優勢和缺陷。我們以后在“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中，面對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保護我們輸出的利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會遇到甚至更激烈的挑戰，正好通過香港的治理，把香港作為一個練兵場，積累我們將來全球治理的知識和經驗。

新時代我們是要走出去的，我們的戰略是將民族復興跟人類文明共同體相結合。無論是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道德期許，還是馬克思國際主義的理想，都要求我們將世界跟中國自身緊密的聯系，建立一個在倫理道德上同構的和諧世界。這就要求我們要建立對外部世界不同性質文明跟治理體系的知識。你只有理解他、懂他、知道他的長處跟短處，你才能夠非常好地與他溝通，并且幫助他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以任何危機都是刺激我們增加知識、增加見識、擴展視野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非常好的契機，香港2019年“修例風波”，同樣也是一次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契機，就看我們怎么樣利用好這一次機遇來重構“一國兩制”，將“一國兩制”塑造為適合新時代、適合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制度架構。

永遠能從危機當中看到希望，這是中國成功的關鍵，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學習進步，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現代化，走向世界的真正秘密所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學習型政黨，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政黨，她不是用冷戰的思維來看世界，這一點就使得她的世界觀、哲學格調要高于西方冷戰派，高于西方的冷戰思維。

如果對方以冷戰的方式看我們，而我們以非冷戰的方式來包容它、學習它，我覺得最終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還有中國文明本身會具有更遠大的前途，甚至可以成為21世紀新一輪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的真正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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