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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海蓉：靠資本不如靠集體，村民互助方能振興鄉村

點擊：  作者：嚴海蓉    來源： 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發布時間:2018-10-15 09:06:58

  

【食物主權按】西方農業的發展模式并非宣傳得那么風光，風險很大，前途也不光明。曾備受推崇的企業+小農戶的發展模式往往是肥了資本，瘦了農村。鄉村振興的路在哪里？在農村振興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放棄幻想，需要參照中國自己的歷史資源和實踐經驗。貴州大壩村曾和全國其他地區的許多農村一樣是一個“空殼村”，卻在近五年里探索出了一條生態農業為基礎三產融合的集體經濟道路，所依靠的正是激活中國自有的歷史資源。

 

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人民食物主權網絡發起人之一。

 

      正文

 

通常我們聽到的說法是“以企業為龍頭”，但是我今天想講的是“以集體為龍頭”，講的是貴州大壩村的案例。我曾經以一個東北調研的案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共產黨的干部組織農村，還是資本組織農村?那個調研案例令人感到壓抑。而貴州大壩村的案例則讓人振奮。這兩個案例都是近5年來的事情，恰恰說明我們所處的時代充滿了矛盾。

 

一、貴州大壩村的5年巨變

 

 

圖1：村民說這些是大壩村五年前常見的房屋

（作者攝于2017年8月）

 

照片中的這種土房在2000年前的大壩村是常見的，而現在的大壩村已經徹底改變了。大壩村這個案例的意義在哪里?簡潔地說就是集體成為龍頭，農民成為主體，鄉村振興有望。5年前，大壩村是貴州二級貧困村，和許多村莊一樣，大多數村民的生計來自微薄的小農農業和背井離鄉的外出務工。5年來，依靠集體為龍頭，大壩村發生了令人驚嘆的翻身巨變，同時實現了如下目標。

 

第一，大壩村實現了脫貧，貧困村莊、貧困農民如何實現脫貧，它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很好的經驗。

 

第二，以農民為主體再造“金山銀山”，因地制宜，種植改良后的當地野生刺梨。

 

第三，大壩村實現了集體經濟從無到有的歷程，實踐了全村、全民所有的生態農業，所有農戶受惠。

 

第四，大壩村以生態農業為基礎，摸索“三產融合”，在果樹種植的基礎上開發果品加工、建設酒廠;而它的綠水青山則吸引了四川等地的度假客，帶動了當地的民宿和餐飲行業，因而一、二、三產業相互輔助。

 

這一切變化的物質基礎是生態農業和生態環境的保護，也就是保護金山銀山，振興鄉村有望；它的組織基礎是大壩村基層黨組織發揮了必不可少的帶頭和統籌的作用；群眾基礎則是大壩村村民大會的支持。

 

二、大壩村如何實現“鄉村振興”

 

大壩村位于貴州省安順市，是省級貧困村，距離塘約村大約有一個小時的車程。2000年的時候，大壩村人均收入都不到1000元，大部分村民住的是泥巴壘的土坯房，好一點的屋頂是石板，差一點的上面只是茅草。2000年，大壩村開始有村民外出打工，2010年左右達到高潮，最多的時候全村三分之一的勞動力都在外邊打工。這樣的情況在貴州乃至全國的中西部都比較普遍。塘約村在合作化、集體化之前是“空殼村”，村民幾乎都外出打工，“塘約道路”開始后，這個情況才有了很大的改變。同樣，合作化后的大壩村，全村1542人中外出打工的減少到160多人。

 

大壩村如何實現鄉村振興呢?我簡要介紹一下它振興的過程和要素。1996年以前，大壩村的村民主要種植玉米和水稻。1996年開始，大壩村也探索過一些“脫貧致富”的項目，鎮政府也推動過一些項目，比如1996年鎮政府推動種煙草項目，村民們冬季種油菜、夏季種煙草，可是因為土地少，煙草多年來種植沒有輪作，作物多病，收入逐年降低。1998年村民也嘗試種竹笙，但種植多了價格反而低了;后來還嘗試過養牛、養豬、綠化苗等項目，也是地方政府推動的，卻都遭遇虧損，沒能持久。這也是我們在了解農村發展過程中經常碰到的問題。

 

2012年大壩村終于有了一個新的起步，在村委會組織下，大壩村成立了合作社。與一些少數人參與的合作社不同，大壩村的合作社以全村村民為主體。全村(當時共有3個村民小組)158戶中的120戶都入了社。2013年并村后，合作社也力爭全覆蓋。

 

起步的契機發生在2008 年，當時一個本地的果樹品種被大壩村的陳大興書記看中了。大興書記雖然話不多，但是他喜歡琢磨苗木，所以他種什么什么活。2008 年大興書記開始試種金刺梨，這是將本地山上的野生金刺梨移植下山后進行人工栽培的品種。他帶頭嘗試種植了20 畝金刺梨，2011 年開始掛果。一畝地種了74 株，每一株能產三四十斤，20 畝地的金刺梨果就賣了幾十萬塊錢。

 

然而此前經歷一次又一次“脫貧致富”的挫折，老百姓對于金刺梨的推廣仍然持觀望的態度。大興書記首先嘗試初見成果后，就開始在村委會里進行擴大試點，發動了12 個黨員，把當地林場400 多畝燒荒的林地承包下來，種植金刺梨。與此同時經過推廣會宣傳，金刺梨的收購商們紛紛主動上門收購金刺梨。農民看在眼里，心動了。這時候村委看到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在大壩村全面推廣，召開村民大會，籌辦合作社。在這期間，陳大興書記慷慨地拿出自己賣苗木所得的一筆錢借給合作社作為啟動資金。

 

合作社在2012 年3 月份成立，成立的時候合作社就要面對土地怎么流轉的問題。土地流轉誰來做比較好呢?他們很有智慧地在3 個村民小組中各選了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來主持流轉的工作，跟大家充分討論，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每天提方案，不對就重新討論。土地經過丈量之后就流轉到了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進行管理經營。2012 年全村120 戶入社，入社土地達2300 畝。2013 年以后，另有3 個村民小組并入大壩村。果樹掛果后銷售收入分配的模式是：50% 分給農戶，35% 用于支付購買原料和人工費等開銷，15% 為合作社的公積金，用以發展村集體經濟。部分農戶負責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們除了50% 的分紅收益之外，還可以獲得每株12 元的管理費。我們2017 年夏天調研時，全村大部分土地已經入社。

 

很快，金刺梨種植規模擴大了，市場價格出現下跌，銷路出現了問題。2015 年大壩村決定自建酒廠，加工金刺梨，延伸到第二產業。合作社自籌資金，村民出力，把一個老舊的烤煙房改造成小酒廠。2017 年，合作社又貸款9600 多萬元新建了一個酒廠，預計新酒廠能消化大壩村所有的金刺梨，甚至還需要在周邊收購，而且還將解決本村200 多人的勞動力就業問題。

 

大壩村的第三產業也是依靠集體做龍頭。2012 年在籌建合作社的同時，村委已經在考慮籌劃建設新小區，改善住房條件。2013 年由村委主持，全村宅基地全部流轉到合作社，統一籌劃，并按照3 萬元/ 畝的標準補償給村民，并利用政府“美麗鄉村”項目和危房改造項目的契機，啟動了新房建設。房子的設計是村委集思廣益，發動大家給最美的房屋拍照，再找設計院設計，并根據農村生活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圖2：大壩村現在的村貌

（作者攝于2017年8月）

 

2017年暑期我們調研的時候，大壩村已經完成了三期81座小區房的建設，第四期的20座正在建設中，造價每座在32萬元左右。工程由一家四川公司承建，村委要求公司優先聘用本地村民。建房的總體規劃保留了原村民小組集中居住的格局。新房建好后在小組內抽簽，村民抽到哪棟就住哪棟。現在全村有民宿接待能力的住房有80多棟，還有大約11家開農家樂(餐飲)。這里夏天比較涼爽，很多來自四川的游客都選擇到貴州避暑度假。大壩村還有個村民小組是以合作社的方式來接待游客，提供餐飲服務。

 

大壩村的小區房不是一個形象工程，基本上不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農民自己籌款、貸款。貸款由村合作社提供擔保，因為大壩有了集體經濟，農戶都有自己的金刺梨果園，依靠金刺梨的收入，農民能夠在幾年之內還清貸款。

 

三、大壩村的實踐經驗

 

大壩村的探索產生了這樣幾條經驗。

 

一是找到了本地化經濟發展的路子。金刺梨因為本是當地的野生果樹，所以非常接地氣。旱不怕，澇不怕，跟一般的刺梨品種相比還不怕蟲。據估計，一批果樹可以保持產出30年，具有相當的可持續性。

 

二是村干部試錯在前、勇于承擔風險。在市場條件下，重新合作化的起步首先面臨資金和市場風險的問題。與塘約相似，大壩村的書記和村干部們擔起了帶頭承擔風險的重任。

 

三是走生態化道路，堅持生態化種植。大壩村的果樹種植完全不打藥，靠人工來除草，肥料稍微用一些，基本上是生態的方式開展生產。

 

四是以農民為主體，注重公平。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大壩村在如何安排合作社果樹的管理上有很多大膽的嘗試，其中有一些教訓，但是也積累了很多經驗。當大家把自家的果樹都放進合作社統一管理的時候，如何保證效益和公平的問題?誰來負責管理?剛開始是每家都出一個人管理，到合作社上班，每個人工資2400元/月。后來又改變了方式，不斷地嘗試和探索。

 

大壩村給我們的啟示是：在今天的中國，新集體經濟仍然有生機。此前大家聽劉莊、南街村這些集體村莊的故事，往往覺得它們雖然有優越性，但是今天的條件已然不同，它們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大壩村的合作化、集體化是近5年來出現的，可供學習和借鑒。大壩村沒有完全依賴政府的扶持，它有一個很好的基層團隊，是一個具有內生性的合作化村莊，是新集體經濟的一個案例。

 

四、要兩條腿走路：理論梳理與實踐倡導

 

我認為需要有一個平臺，把像大壩村這樣的案例總結出來，推廣出去。“鄉村振興”以誰為主體、以什么為龍頭?可參考的案例在哪里?我們需要更多案例，需要各種各樣激活農村內生振興能力的案例。理論梳理是一個方面，實踐的倡導是另一面，需要兩條腿走路。

 

今天講“鄉村振興”很有必要。為什么呢?

 

一是因為需要對“三農”已經出現的問題和瓶頸進行反思。“鄉村振興”就是在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目標。

 

二是因為長期以來，主流平臺一提到農村現代化，常常把西方作為中國的參照、方向、榜樣。但是美式或者西式的完全市場化、規模化、私有化的農業經營模式，私人農場經營者盡管有政府的高額補貼，同樣面臨著個人難以控制的風險。英國《衛報》2017 年12月6 日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項調查研究的數據顯示，美國農民自殺頻發已經使得農業成為美國自殺率最高的一個行業。美國農民基本都是農場主，盡管美國政府提供補貼，但農民的日子并不那么好過。文章還提到，調查數據顯示，法國每隔一天就有一個農民自殺，澳大利亞是每隔4 天有一個農民自殺，英國每一周都有一個農民自殺。可見，西方農業的發展模式并非宣傳得那么風光，風險很大，前途也不光明。在農村振興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放棄幻想，需要參照中國自己的歷史資源和實踐經驗。因此，理論的梳理和實踐的探索、推廣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