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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調整中國觀，籌備世界觀

點擊：作者：黃紀蘇來源：保馬發布時間:2017-06-27 11:23:28

【編者按】：保馬今日推送的是黃紀蘇老師的《調整中國觀，籌備世界觀》一文。作者對中國社會現今面對的問題以及未來即將面臨的新局勢提出解決方案——調整中國觀，籌備世界觀。從“觀念”、“版圖”、“國家”、“人民”、“意義”等方面著手，討論崛起中的中國如何形成新的中國觀，并對世界和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這樣的“貢獻”不僅要靠強大的國家，也要靠偉大的社會，還要靠有意義、有境界、不枉呱呱落地一回的人生。

本文刊載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3期。感謝黃老師授權保馬發文。

調整中國觀，籌備世界觀

引子：

千禧年后不太久，筆者曾與二三友人通過伊妹兒議論中國當代的社會思潮，記得說到，當中國在世界等級體系里攀升到某個位置，社會主義思潮與民族主義思潮就將結束一路同行的局面。在當時的感覺里，這個時間點還很遙遠。沒想到，幾年后的2008年它就到了。那一年，奧運會在北京隆重舉行，中國的近代足跡被禮花寫上了夢幻般的夜空。那一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五大投行垮塌的煙塵，像一面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去年歲末，筆者應友人邀請參加一個有不少老朋友出席的研討會，對會上亢燥的氣氛深不以為然，事后寫了一篇小文，其中說到：

奇跡般的經濟崛起，將中國驟然推到近代以來從未到過、類似“副中心”的位置上。對于這個想打退堂鼓都沒退路的位置，我們在思想上并未做好準備。既然是走向世界，就要帶張世界地圖也就是世界觀，而以往中國在近代大危機中雖然左突右沖、東奔西走，但都在“茫茫禹跡”之內，一幅中國地圖大體夠用了，加幅未來世界效果圖（如毛時代的世界構想）都嫌奢侈。一百年來，中國是以“民族復興”為總目標，在世界等級體系中晝夜兼程，拾階而上，如今走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走到了一個節點。節點以下的樓梯所承載所記錄的，是一個受壓迫受欺凌民族沉重堅毅、要翻身求解放的正義追求。節點以上的旅程是否還具有正義性，具有多強的正義性，那要看攀登者是由什么樣的世界觀指引了。一個有境界有格局的世界觀，才不光有沖擊力，還有感召力，才會讓世界廣大民眾從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扶老攜幼，趨之赴之。而一口一個“犯我強漢，雖遠必誅”、一毫克理想主義也不含的世界觀，有可能使中國的崛起淪為富二代的酒駕。

以上交代了筆者關注“世界觀”的一點緣起。那中國觀呢？從那篇文章里再粘過來一段：

你打算照著什么樣的世界觀塑造世界，最直截了當的證明，是你一直在用什么樣的中國觀塑造中國。前者是后者的自然延伸，二者內外同構，有區別但沒本質區別。從近數十年的實踐看，通過擴大社會不平等，使億萬個體的狼奔豕突累積成整個民族的日新月進，這樣一條基本路線，其成就不能說不輝煌，其代價也不能說不慘重，一路爆表的官場貪腐、看著都眼暈的貧富分化，還有易燃易爆的社會關系、比濃霾還窒息的道德風氣，都在說明，既往的中國觀所指引的中國行走，已耗盡了它的體制和文化能量，如今也走到了一個節點。節點的那邊，需要一個跟節點這邊有所不同的中國觀。這個中國觀不但要呈現一個強大的國家，還要勾畫一個偉大的社會。從這樣的中國觀生發出的中國未來，才有可能因其至正至大而立之久，因其向善向上而行之遠，才有可能無愧五千年的積累，不負新千年的機運，為人類另辟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

以下進入正題之前，還要申明一下：本文只談中國觀的調整，主要涉及其中可能需要面對的若干問題。至于世界觀，則俟之將來學問稍稍長進、有了一知半解再置喙不遲，當然更寄厚望于四方高明君子。

觀念：

動物憑著本能，循著經驗，奔走在大自然的春時秋序里，世界對于它們是定數。當災變突然降臨，“規律”變臉，它們只好身殉“自然”。人類本來也是自然動物，后來成長為觀念動物。觀念是對于人類自身及周遭環境的自覺。全新世以來的一萬年里，人類的自覺翻著跟頭地成長。觀念就像地陪或GPS導航，領著人類在改造今天、創造明天的路上東顛西跑。在早期，這種自覺包含了更多的恐懼、無奈與不甘，表現為神話與宗教。人類先創造神，再偽托神改造世界。例如，面對艱險困厄的自然環境，華夏先民就創造了一系列英雄自慰自勵：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爛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騭鳥攫老弱。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狡蟲死，顓民生。（《淮南子·覽冥訓》）

這種自覺不僅針對自然環境，也針對社會關系。例如,先民是這樣設計或加工夏禹的：

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莊子·天下》）[1]

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及至三代，皇天下的這片后土由部落而封建而國家、在劇烈的互動中逐漸走向一統。這樣，要建成一個什么樣的共同體，需要什么樣的統治者來如何使用國家這件大神器，就成了先民亟需回答的問題。堯舜禹等實乃人格化的“國家觀”或“統治觀”，先民以之立則垂范，置于百代帝王將相的座右，希望能夠有所約束有所激勵。不聽這套的自然大有人在，如秦二世就覺得，既然得了天下就應該怎么開心怎么來，憑什么要像堯了禹的把自己弄得跟弱勢群體似的？[2]但也要承認，此類“為民做主”的國家/統治觀，也確實感染了不少的古代君臣，至于是徹骨及髓，還只是描眉敷彩，則是程度問題。

以往的數千年，越來越是一個人類按圖索驥、照著各種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美學觀塑造自己的過程，觀念越來越成為主導世界歷史的力量。

版圖：

談中國觀，一上來就會遇到地理及版圖的“中國”。這個中國既清晰也模糊。清晰的是今天，模糊的是過去。寶雞出土的何尊，其銘文中的“宅茲中國”，大概時迄今所見最早的“觀念中國”了。陜西是周的發祥地，周之前還有商，商之前還有夏。“夏”之外有“諸夏”，“諸夏”之外有“蠻夷”。他們算不算“中國”？先不算，后來算。《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編譚其驤先生曾說：

我們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

這是從后往前覆蓋，聽上去有點像政治或外交上的“零點方案”，顯然不盡是史家的視野。為什么沒用蒙元的2300萬平方公里版圖呢，或用盛唐的1200萬平方公里呢？因為它們跟今天的中國出入太大——唐朝少了今天不可分割的西藏，元朝多了“帝吧”青年也不會想要“收復”的伏爾加河流域。隨著中國跟周邊大部分國家完成了勘界，今天的中國可以精確到米，多邁半步就算出訪或出逃了。但歷史上的中國沒這么精確。中國在過去的幾千年里像生命一樣生長盈縮、流變不居。歷史學家李零用滾雪球來比喻這個過程，既有理又有趣。雪球由中原而四夷而八荒不停地滾，雖然中間有脫落的時候，但總體上越滾越大。

還有一個描述該過程的字——“化”。這個“化”既可以指歷史上“四夷”對中國的“向化”“歸化”，即在文化、經濟、政治上不斷加入中國這個雪球，也可以指雪球的融化。恩格斯說，迄今的歷史只不過是人類文明的史前史。人類歷史的“冰期”過后，地球上的各個雪球，包括中國這個雪球，都會在世界各地跨越疆界、密如血管、川流不息的各種交往互動中逐漸化去，融為全球大一統。其實，無論四夷化為中國，還是中國融入世界，實乃同一大趨勢的不同階段。這個道理至簡至明，但有時會被忘記。

中國在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政治上自成一統，雖經千年而五行不斷，雖在邊鄙而四聲不絕。這個文明根基當然不容輕慢，但在世界經濟低迷不振、國界國旗一下奪目了好幾倍、而中國國運昌隆、大媽大嬸攜款搶購世界的時刻，為國謀者既要不失一時之勢，又能不忘歷史大勢，把握變與常、化與被化的辯證關系。中國的未來不在于2000版的“宗藩體系”，不在于穿袍子祭孔子，更不在于腐儒癡人說夢的“恢復跪拜”。中國長遠的未來在于海平線上已露出桅桿的“四海混一”即“大同”。至于這個大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同，還是資本周流天下、富豪們“吃中國大餐，娶日本女人，住法國別墅，開美國汽車，穿德國名牌，留韓國發型”的大同，還是“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那要看各種力包括各種“觀”較量的結果了。

國家：

談中國觀無法回避國家也就是政府。中國經夏商周三代醞釀，至秦漢奠定了以郡縣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政府體系，其后“百代都行秦政法”。[3]新中國以來這一“文明基因”更與列寧主義黨國政制一見如故，相得益彰。“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的行政體系，史無前例地包攬了數萬公里國境線內的全部公生活及部分私生活——包括車間主任布置職工年底之前趕緊懷上孩子，別浪費了車間下半年的生育指標。這種舉國體制的長處顯而易見，從全民皆兵到全民植樹，從兩彈一星到只生一孩，其強大的動員力及執行力令人嘆為觀止。而且，近四十年來，這種體制與市場經濟本來誰都以為過不到一塊的姻緣，居然結出了經濟“持續超常規增長”的碩果。[4]

凡事兩面，高度集中的權力其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由于社會自治程度過低，凡事“等上頭通知”，而全能型大政府立規行事難免標準化、一刀切，缺少針對具體問題、不同情景的靈活機動性。[5]這對于“步調一致”“萬眾一心”準戰時體制的前三十年還能勉強應付，對于利益高度分化、訴求日趨多樣的后三十年，就顯得力不從心、步步荊棘了。一個政策往往解決了半斤矛盾，又生出八兩糾紛。[6]近些年各地頻發的“官民矛盾”，在相當程度上根源于此。

中央集權制的金字塔層層翹首，對上負責、向上邀功，下情上達的積極性遠不如“傳達上級領導指示不過夜”。大躍進只不過是最慘痛的教訓，這些年噴漆山頭以完成綠化任務之類的奇聞也絡繹不絕。其“效率”的絕對值往往不低，正負數就難說了。這個體制的自我糾錯能力并不讓人樂觀。有學者用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這樣天翻地覆的轉變來證明該體制的“自我糾錯”的能力，真匪夷所思。平時不能戒煙戒酒，非攢到放療化療么？

再就是對權力的制約。權力走向腐敗有其內在的邏輯，實為世界歷史上的常態，目前看不到徹底解決之道。不同制度、文化彼此間的短長，無非是看誰能做得相對好一些。中國近幾十年官僚貪腐的深度和廣度置諸秦王掃六合以來兩千多年的官僚史上，號碼也不算小了。對此，多些視角是應當的，但強為回護——“美國也這樣，印度更這樣”——就沒建設性了。盤點中國從古到今的治貪資源，從道德倫理到法律政令到紀檢工作組到群眾運動到改朝換代，都有一定成效，但不是不夠就是太過。既然法國香水、德國跑車都能川流不息地進口，那些現代化先發國家摸索出來一些辦法也未嘗沒有參考價值。外國固然不是中國，可唐朝也不是今朝。“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才是中正之道。

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源遠流長，不像衣服褲子說換就換。況且，天下的事沒有絕對的利弊，特點而已，用好了是優點，用不好是缺點。對于這樣一份歷史遺產，既來之，則安之，應盡可能發揮其統一調度、均衡布局、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長處。[7] 不過，這個肇始于兩千年前的制度對于中國當代及未來方方面面的發展，也確有諸多不合甚至相悖之處。延續與變革都是人類社會的常態，1980、1990年代一部分中國人看自己橫豎不順眼與這幾年看中國渾身都是寶，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筆者幾十年前讀?？藸栔骼镆璧碌脑姡渲幸痪渲两癫煌?span lang="EN-US">“終于守舊而樂于迎新”。

人民：

談中國觀還要面對人民。“人民”無法清晰定義，因為活人的社會壓根就沒太清晰過。雪萊說的“We are many ,they are few”,雖不中，亦不遠。至于We是誰，They是誰，就不用說了。不過，倒是需要強調人民是一個政治觀念，是一段應然與實然交錯前行的舞步。

人民在作用和地位在數千年中經歷了巨大變化。人民在歷史上是治于人的“勞力者”，整日終年致力于舟車稼穡漁獵之屬。但“黃帝穿井”，“黃帝作車，引重致遠”；“神農制耒耜”，“神農嘗草別谷，教民稼穡”，居然這類尋常器物事物的發明權都不歸他們，更不要說制度典章了。古人以水喻民，戲水、沖浪、弄潮的都不是民，民的作用僅在“載舟”——河是他們挖的，船是他們造的，糧食綢緞是他們種的紡的、然后裝船千里迢迢運進六宮和文武百官家里的。如果六宮百官胡來，讓民不聊生、“輾轉溝壑”、甚至“易子而食”，水就載不動舟了。于是就會有英雄雄豪杰出手“解民倒懸”，“吊民伐罪”，誅除暴政之后“與民休息”。雖然有陳勝的揭竿而起，有孟子的“民貴君輕”，人民在古代現實和觀念中的地位都不過如此。 [8]

人民的地位到近代上了一個臺階。過去官府出個告示駢四儷六，草民看都看不懂，趙太爺、假洋鬼子怎么說怎么是。這頁已經翻過去了。城市化、工業化、教育普及、科技進步雖無鑼鼓喧天，但切切實實幫人民長了本事，見證了唯物史觀所言之不虛。[9]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其“人民主權”等遠親近鄰也是重要的推手。要論共產黨的“初心”，沒有比讓人民當家作主更原初、更根本的發心了。[10]市場資本主義的兩面性也不應抹殺，它一方面通過競爭不斷擴大社會差距，另一方面也樂見沒錢人都成有錢的客戶。[11]即如電視、互聯網的普及，大大縮短了以往民眾與精英在知識和信息上的距離——正部級干部可能還真不如翻墻群眾消息靈通呢。[12]手機上沒億萬也有千萬微信群正夜以繼日地辯論中國與世界的各類事務，比威斯敏斯特議會大廳還熱鬧。從前老百姓見了鏡頭有幾個能說句整話的？如今見了鏡頭有幾個不是口若懸河的？在一個高度復雜和專業化的現代社會中，人民當然不是什么事都能管，也不是什么事都愛管。但隨著他們自身能力的增長，自我意識的發達，他們對社會生活的插嘴與插手只會越來越多。當能力變成欲望，欲望變成價值觀乃至人生意義，人民群眾的旗幟就該是人民群眾自己了。

人民當家做主的實質和基礎是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這會是一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過程。如何使這個過程實現得順利而健康，當國者負有重要的歷史責任。目前在國家—市場—社會的三角格局中，國家體量最大，但已陷于三高而不拔；市場氣勢最盛，但也已盡顯弊端；社會雖然弱小，但青春勃發，來日方長。中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建立一個三者既互補又互制，既競爭又合作、動中有靜、穩中有變的基本格局。[13]

意義：

筆者非魚，動物為什么活著說不好，但人肯定需要活得有意義。所謂“茍活”、“湊合活著”、“好死不如賴活”、“不為無聊之事，無以遣有涯之生”，講清楚了人生與意義的關系。放眼望去，今天人類活動一大半都是圍繞著意義的開發、營造而展開的。舉個小例子，月亮在動物或幼兒的眼中可能僅是一團白色，而詩歌作為一件意義的工具，卻從這團白色中開發出許多人生滋味：“曉風殘月”；“冷月葬尸魂”；“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秦淮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意義形形色色，舉其大要，有最古老、最堅固的飲食、男女，有后起的美感（藝術）、求真（學問）等等。但迄今最為壯觀、為人類文明提供最大意義及動力的，當屬社會關系尤其是不平等/平等關系。[14]

一個民族在一個時代選擇什么樣的意義體系，受到各種因素的規定。盛世，治世，亂世，末世、經濟、社會、傳統、人心等等都要插手。既然是人類社會，古今中外在意義的構成上不會有太大差異，[15]你真心喜歡的，萬里之外也不會討厭。但在排序和權重上往往會有不小的出入。中國數千年自行其是、我行我素，至十九世紀急轉直下，并入以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為核心的世界近代史?；暲黔h的外部環境決定了近代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任務以及左突右沖的基本路徑。[16]與此相適應，中國人的意義世界也打上時代的烙印，在人民共和國的近70年間經歷了不小的曲折變遷。前三十年為迅速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實行準戰時體制，以高度軍事化的手段運行政治，以高度政治化的手段運行經濟，強調平等，弘揚家國，在強國的路上晝夜兼程，個人權利及個人欲望受到過度的抑制。后四十年承弊易變，“拉大差距，強化激勵”，人人不甘人下，爭為人上。神州大地上空仿佛濰坊的風箏節，飄滿了物欲和夢想。到后來財富價值通吃獨大，橫掃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億萬人眼神雷同、內心單一，紙幣似地從一臺點鈔機奔向另一臺點鈔機。平心說，兩種路徑在其初始階段都不乏歷史合理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都過猶不及，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調整中國人今后的意義世界，有一個事實需要記住了：中國已接近或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概括這位思想巨人的基本思想時，強調了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物質生產”。其實，“基本需求”水漲船高，是一個相對的東西，會為觀念所左右，隨時代而變化。而生理需求則更“絕對”一些，不會因時因境而起太大變化。人類越早期，基本需求與生理需求越重疊——訖于馬恩的時代，二者大體上還是一回事，“物質生產”所滿足的大半還是生理乃至生存需求。而越到后來，“基本”需求便越脫離生理需求，綠色革命大概算一個重要節點吧。[17]

就拿“衣”來說，其標識“品位”、展示“風采”的社會功能，即便在當今的中下層階級中，也早已大過保暖蔽體[18]的生理功能。[19]至于“食”，米要“出數”、菜要“下飯”、工友一暈倒就直接往食堂抬的時代也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管住嘴、邁開腿”。只有小飯鋪還在滿足食欲，中檔以上的酒樓餐廳都在圍殲健康，海參鮑魚早跟鉆戒、項鏈一樣成為社交、禮儀、風光的道具了。“住”也快了。這個事實意味著，在意義的排行榜上，“物”，或更準確地說，“物質生產”中滿足生理需求、精神生產中服務生理需求的部分，相對于滿足社會關系以及文化需求的部分將日益萎縮——“性”倒是得另說。

社會關系中的不平等/平等從來都是人生意義中的重頭，“不為五斗米折腰”講的就是尊嚴與飲食的對決，這種對決在常態生活中發生的幾率越來越低了。在擺脫了食、色[20]這兩大生理欲求之一的挑戰后，社會欲求在意義體系內的地位只會愈加顯赫。不平等/平等作為人生意義，固然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強大的動力，但“幾家歡樂幾家愁”，有金榜題名的就有名落孫山的，社會差距有多大，社會傷口就有多深。這種結構性的代價以及所引發的各種沖突危機，在過去二十年里已達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前面說過，比較性競爭追求不平等與追求平等一體兩面，那么，社會的鐘擺沿不平等擺過去多遠，它還會擺過來多遠，即通常所說的“歷史反彈”。如果不想已然火星四濺的反彈升格為熊熊燃燒，就需要在社會經濟上進行穩重而堅定的改革以縮小差距，使社會趨向于毛主席當年主張的、再平允不過的“要有差距，但差距不要太大”。

在相對平等的條件下，就可以積極扶植其他人生意義，弘揚多元價值，扒開幸福=成功=本幣外幣的死胡同，脫離除了黑砂掌紅砂掌什么都沒練過、除了搶錢騙錢什么都沒見過的名利場，讓人民走向更美好更值得的人生。在信息日益發達、聯系日益緊密的現代社會中，若沒有相對平等的社會條件，多元意義或價值會成為空話，甚至淪為笑話。對于起源于家族社會、凡事互相盯著比著、較少個人主義“特立獨行”傳統的中國，則更會是這樣。筆者多年前議論資源環境問題時寫過一段話，移到這兒也居然合適：

在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其實怎么搞都好辦，大家彼此彼此，一三五開汽車，二四六騎自行車，星期天單腿跳，動靜結合，張弛有致，感覺生活豐富多彩著呢。但如果是局長坐汽車，科長騎自行車，草民單腿跳。那么副科長都會同情革命，甚至領導草民造反。（《綠色環境和綠色社會》，《綠葉》刊期待查）

弱化不平等價值、提倡多元意義，并不是說從此再不你追我趕、再不蹈厲奮發，而一味唱歌跳舞、游游歲月。競爭及不平等/平等作為人類文明最主要基石的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還不會有根本改變，對其只能節制、利用而不可能消滅。可以扶植其他意義價值，使之變附庸為大國，逐漸用愛心、好奇心[21]替換“爭心”“差別心”[22]——宗教徒的愿力未必就小于歹徒的賊心。各種“主義”所傳達和宣揚的意義價值，其實都有一定合理性。人類發展的現實存在和未來可能，不是哪家哪派所能包攬的。面對中國與世界的大變局，哪種主義都應表現出足夠的謙虛。比較起來，一個由社會主義控股、其他主義參股、開放而靈動、讓盡可能多的意義價值輕重緩急迤邐展開、平衡合理次第實現的多元體系，既能救正中國既往的偏失，又能順應世界未來的大勢。當然，此“社會主義”非彼“社會主義”，它是彌補了即有理論缺陷、吸取了以往實踐教訓、樂于受其他主義的補充和挑戰、敢于重新出發的社會主義。

結語：

中國經過近一百七十年幾代人奮斗求索，已大體完成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務，如今再接再厲，更上層樓，參與世界的管理。毛主席在近五十年前曾希望中國到了二十一世紀能“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位“百萬雄師”的統帥同時還提到要“謙虛”，要在“在國際交往中堅決、徹底、全部消滅大國主義”。這樣的“貢獻”與蒙古騎兵、西班牙無敵艦隊不是一回事，與北京金山上喝得紅頭紫臉的“中帝主義”不在一境界。這樣的“貢獻”不僅要靠強大的國家，也要靠偉大的社會，還要靠有意義、有境界、不枉呱呱落地一回的人生。

假如真像歌中所唱，“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那我們就以應有的莊重送別落日，繼承好西方文明對人類的貢獻——包括科技、工業、民主以及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同時，我們還要認真盤點在近代倉皇逃生中胡亂丟棄的本民族的文化遺產，盡量使之發揚光大，但也別看什么都像紫檀或元青花。西方不是上帝的選民，中國也不是，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河中，中、西只是按某種標準條件稍好、比較幸運的兩脈。其他人民、其他文化也沒閑著。地平線那邊還沉睡著無數可能性。

最有希望的世界觀，是能得放下全世界所有人民、收得進未來寬闊天地的世界觀。

2017年5月

注釋：

[1]這段話是莊子引墨子之說。墨家奉“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的大禹為榜樣——“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是以魚我不分、醒夢不辨、生死混一為特征，往往成為后世道德相對論、價值虛無論的一大源頭。但莊對墨的評價卻透著“理客中”、一分為二，說他們“意則是，行則非”，想法雖然不錯，但落實到行動則不可，還說你的觀念，你能辦到，別人辦不到。莊對墨的言行一致、身體力行還是由衷敬佩，“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2]見《史記·李斯傳》“而二世責問李斯曰”那段話，跟我有回在飯桌上聽一位中層官僚說的“老子圖個毬！”，真古今同慨。

[3]顧炎武早就指出，郡縣制并非秦的發明。

[4]2008年以來興起的“中國模式派”致力這一碩果的理論闡釋，史正富先生的《論中國經濟的超常規發展》（記憶或有誤——紀蘇）即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章。相比于部分“左”、“右”派，該“學派”的長處在于能把“主義”放一邊，正視中國近四十年經濟成就的現實；他們對該成就的追根溯源，包括六十年政治制度、兩千年文化傳統、五千年“文明國家”，也不乏認識價值；其短處在于輕視四十年經濟成就的社會、政治、文化代價，其中某些學人立功之急切、立言之草率則值得向學者引以為戒。

[5]就拿筆者2012年參加的一個一二十來人的廣場舞群來說，能夠維持至今，經歷了各種變量間血肉有機的聯系、復雜微妙的互動，說來實在話長，很難想象基層政府或單位公司能勝任此事。

[6]即以北京政府最近完善“首都功能”、解決“開墻打洞”為例，其初衷未嘗不合理，在局部未必不可行，但置千萬小商戶的生計、廣大普通居民的日常需求于不顧，說“惡政”亦不為過。對“上級交辦的任務”雖然雷厲風行，一條小街上一二十個“洞”一下午就用磚頭砌好、沙子灰抹上，但后來我發現，不少抹平的墻又重新打了洞，只不過由商戶的門臉改成了居室的防盜門——關上門，“治理”工作順利完成；打開門，換湯不換藥。基層政府、商戶對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至于勞民傷財就不在話下了。關于郡縣體制在當代社會中遇到的挑戰，可參閱曹錦清、劉炳輝，《郡縣國家：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傳統及其當代挑戰》，《中南學術》，2016年6期。

[7]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長處往往得不到發揮。以穿省跨區的江河為例，從上游到下游水庫無數，協作聯動、蓄豐濟枯、變水害為水利，正是集權體制大顯身手的時候。但如今卻是汛期來了齊刷刷開閘，旱季來了齊刷刷下閘。我前不久到西南西北旅行，發現不少河流沒多少里地就修壩截水弄個小水電站，一派割據的局面，整體功效可想而知。而地方保護、部門利益又豈止水口？

[8]所謂“群眾史觀”，復原史實的意義要小于弘揚價值、以觀念培育未來的意義。

[9]法國學者德布雷，即當年參加格瓦拉游擊隊的那位激進知識分子，這些年感嘆真正造成歷史變化的主要還在技術。見趙汀陽、德布雷《關于革命問題的通信》，中信出版社，2014。

[10]毛澤東更提出了人民權利包括直接管理國家，雖然思有未周，理有為澈，但提出的問題既源自社會主義的“理”，也符合現代社會的“勢”。

[11]參見筆者在《高高低低話平等》對于一些產品從上層階級的奢侈品向下流行為普通民眾的必需品、同時不平等運動轉化為平等運動過程的分析。

[12] 幾十年前《參考消息》是有密級的，好像是行政十七級。還有大參考，如今還有內參。多年前曾聽一位高官講他們“這個級別的”是不可以上網的，自嘲里透著自豪。

[13] 在筆者接觸較多的文化藝術領域，社會文藝因其動力最純凈故而最具創造力，但硬件資源有限，雖然生香活色，不擇地而出，往往旋起旋滅。市場受投入最小化、產出最大化法則的制約，追求規模效應，創新的興趣或動力不大，但敏于跟風、長于推廣確實是它的一大優點。國家文藝包括晚會、院團演出，最為陳腐，但其“守拙”的功能也值得肯定，一些傳統尤其是瀕危藝術就是靠著國家在組織上、資金上的支持而茍延殘喘、不絕如縷。

[14] 關于社會平等的人性基礎，筆者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筆者認為不平等與平等對立統一，出自同一“人性”前提即比較性競爭及其內化的比較欲求，引一段筆者自己的話：

迄今為止，對不平等的追求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強勁的動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義，包括龐大的不平等美學…出于同一比較欲求、處在同一比較性競爭關系中的張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張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張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這點至關重要，它的含義是：不平等與平等形影不離，密不可分，當社會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時，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會平等與社會不平等兩種歷史運動，就辯證地發源于這一幣兩面、互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歷史循環的鐘擺在對立而統一的平等與不平等之間蕩去蕩來，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見其終。（筆者《反思現代化：競爭與不平等》，《領導者》2013年2期，總第50期）

當然，“理想主義”的“性善”如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亦是玉成社會平等的一種心性，但就現實規模而言，則無法同比較欲求同時而語。

[15] 但“差異”起來也足以令人咂舌。西部某省某鎮去年曾發生震駭全國的慘案，某家孫女殺死自己四個孩子后自殺，夫婿聞說后也自殺，留下父親和祖母。筆者前不久漫游西部經過該鎮，與當地一位干部聊到這家母子的近況。據這位干部講，出事后這家兒子常下山到鎮上下館子，前不久還一塊兒喝了啤酒，沒事人似的。因想到艾蕪《南行記》里主人公遇見一農人在田間勞作，一青年躺樹下。詢問青年為誰，農人說是自己兒子。又問為何不讓兒子干，答曰兒子剛死。農人邀主人公至其家，告訴母親孩子死了，讓少備副碗筷。其內心秩序真不易窺測。

[16]循環擺蕩本上社會發展的常道，中國古代治亂交替、放亂收死，也有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說。但近代以來為環境所迫，這種呼吸盈縮變本加厲為思想觀念上左、右極端的輪流坐莊并影響實踐，則又與中國古代的中庸傳統大異其趣。

[17]恩德斯的英文發言中本無“行”，是漢譯時選擇了“衣食住行”的習語。其中“住”用的shelter而非house，蔽風雨的意味似更強。（感謝友人何吉賢及黃覺為筆者查到該講話的德文本及對應“衣食住行的”的：essen，tnnken，wohnen und sich kleiden mussen）關于“基本”需求中生理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分析，參見筆者《高高低低話平等》（收入《與精英保持距離》；網上亦可搜到）中相關的分析。

[18]說來“保暖”滿足的是生理需求，而“蔽體”滿足的還是受社會文化左右的“基本”需求。

[19]服裝即便做為吸引異性的工具，也每與社會意義混為一談，“特潮”“特巴黎”與性吸引力成正比，“真土”“真農民”則相反。

[20]性作為一項人生意義跟社會競爭或不平等的關系十分有趣，可參閱筆者《高高低低話平等》中的相關分析。傾見朋友微信發來署名“駱小海”的《嫖娼是美的——多做愛，少做戰》，此論不但文風遙接此君五十年前的《三論造反精神》，就“造反精神”而言也不乏殊途同歸之處。文末謂，“如果我駱小海不是最終走上了嫖娼之樂途，我實在不知人生有什么歡樂可言，數套房、一個冠蓋、一個車隊、一堆隨從、一支筆，我看都不如我在京城馬路邊一個洗腳房里獲得的快樂來得高貴而真實、逍遙而利己利他。”“色”在這里以一當十，居然把財富、權力乃至文采風流統統干掉，也難怪偉哥、三鞭振雄等“性福”的維修保養服務不愁沒市場而長期走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