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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關于中國工人階級的觀感和思考

點擊：  作者：黃紀蘇    來源：北京論壇  發(fā)布時間:2016-05-04 13:23:33

　　左翼學者黃紀蘇的這篇文章以簡練流暢的文筆勾勒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百年歷程，從中我們也可以獲得關于1949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更多了解。俗語和雅言經緯想織，讀起來有一種對精英“凜冽的毒辣”，對勞動者群眾持“溫厚的堅定”之感。本文沒有艱深的理論，但正因如此，它有著獨特的視角價值。

　　本名“工人階級”;假名“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經濟學定義“低收入階層”;洋名“藍領”;別名“體力勞動者”;昵稱“弱勢群體”;外號“蟻族”;社會學定義“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學定義“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經常性稱呼“失業(yè)者”;政府給的名字“下崗工人”;民政定義“低保戶”;真名“窮人”。 ——引自網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對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并沒有專門的研究，所能貢獻給各位的，僅僅是一些個人零星的觀察和不成熟的思考，這些肯定都不在學術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們能成為學術研究的資料。本人把它們放入沿時間—歷史的敘述之中。 中國人講究“名正言順”，因此，究名實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討論的“工人階級”究竟說的是誰，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近代產業(yè)工人么?應當說，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會人文領域，任何概念的邊界都該相對模糊、相對開放才好，因為它們所對應的現實本來如此。我讀中共早期文件時，發(fā)現他們面對“工人階級”這個中國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時，也是閃爍不定。一方面是他們要大力發(fā)展的、能與歐洲工人運動接軌的“鐵路工會”“冶金工會”“海員工會”。另一方面是從悠悠歷史中走來的、工不工農不農的“手工業(yè)工人”。前者雖然條條達標，但規(guī)模可憐——中國當時的海輪就沒幾艘，海員工會又能湊多少人?后者按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雖然缺斤短兩，但畢竟人多勢眾。當代的“工人階級”會讓人產生類似的糾結[1]。例如農民工，農閑在城里，農忙回鄉(xiāng)下，今天蓋樓，明天看門，后天流浪，對于相對穩(wěn)定的概念，實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們算不算“工人”是成問題的。最近中國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別激進的就認為，“工人階級”不應是現代大企業(yè)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應是在城鄉(xiāng)間頻繁流動的“農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無產者”[2]。他們雖不一定明說，但確有這樣一個意思：工人階級是毛時代的貴族階級，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園里唱“紅歌”，把頭埋進往日的回憶。這樣的觀點雖不可取，倒也不無道理。因此，在討論“中國當代的工人階級”時，需要有道墻，只是墻別太高了，以方便腿兒長的進進出出。

一

　　中國古代的商業(yè)經濟相對發(fā)達，有些產業(yè)具有相當的規(guī)模。例如鹽業(yè)，就可以說是個支柱產業(yè)，鹽政則是社會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以及會議論文集《鹽鐵論》成為后來兩千年中華帝國統治的一塊理論基石。到了中華帝國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爾·哈特的美國人造訪了有著兩千年鹽業(yè)史的自貢，他在在自己的日記中慨嘆，全世界哪兒能找到年代如此久遠、規(guī)模如此宏大的企業(yè)。據同時期一位縣太爺的觀察，在鹽場運水的挑夫就數以萬計。不過，有點不幸，關于這些工場的工人生活以及階級關系包括勞資關系等等，就筆者有限的閱讀而言，歷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記錄。

　　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文人的書寫工具是毛筆、墨和研磨的硯臺。產自端州懸崖峭壁的端硯最為文人所寶愛。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詩人李賀曾用瑰麗的詩句贊美制硯工人巧奪天工，說他們“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階級奉為“第一階級的”、并不憚氣力搜羅勞動者史料的毛時代，這句詩被唐代詩集的編纂者當做詩人同情和熱愛勞動人民的有力證據。毛時代以后的幾十年里，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相當繁榮，不過經濟史中工人階級狀況卻不在聚光燈下。吸引學者尤其是大眾興趣的，還是資本家階級的“徽商”“晉商”之流，即這個時代人人都想成為的那類人的鼻祖。

　　西方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開始向中國的擴張，不但造就了中國革命，也早就了近代產業(yè)工人階級。近代產業(yè)工人階級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很有意思。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工人階級”基本上就像蘇聯飛機撒下的一張傳單，中國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拿著傳單上的畫像按圖索驥，尋找據說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階級”。這個階級中國確實有，但由于規(guī)模太小，在中國近代的大舞臺上基本上屬于那種沒兩句臺詞的演員。就拿中國經濟比較繁榮的所謂“民國黃金十年”[3]中間的1933年為例吧，那年的全國工農業(yè)總產值是249.55億元，其中屬于傳統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產值占了87.7%，剩下的區(qū)區(qū)12.3%才歸現代工業(yè)[4]，能容納多少工人階級呢?但既然中國革命選定了蘇俄道路，既然蘇俄道路上的“工人階級”一馬當先走在頭里，中國革命也只好將工人階級奉為領導階級。

　　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實干人物如毛澤東、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等人于是跑鐵路的跑鐵路，下煤礦的下煤礦，又是組織工會，又是發(fā)動罷工。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zhàn)爭中，他們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與北伐軍里應外合，解放了這座遠東最大、也是工業(yè)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隨后的“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的部隊輕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裝，還砍了許多共產黨員的腦袋，結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敗。挫敗之后，一些中共領袖緊緊攥著那張俄國傳單不放，對工業(yè)化的城市戀戀不舍，繼續(xù)在大城市里開會、串聯，撒傳單，貼標語，組織罷工，發(fā)動起義，以及——東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領袖如毛澤東等則轉變了思路，雖然他們嘴上須臾不離“工人階級”，但他們的腳卻走向了廣闊無際的農村，把農民當成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蘇聯或共產國際，他們似乎把中共的失敗歸因與文弱的書生而非工人的領導，于是指定一位工人當一把手。這個一把手沒當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沒多久叛變了，叛變沒多久就槍斃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不久也轉移到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階級，盡管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中一直名列前茅[5]。 

　　雖然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真正壯大卻靠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這個革命結束了晚清以來中國實際上的分裂局面，啟動了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大大擴展了整個工人階級的規(guī)模[6]。作為現代化核心內容的工業(yè)化的主體，工人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地位顯赫。顯赫的地位落實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物質利益上，國營(全民)企業(yè)職工享受了和官僚群體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說，工廠不會倒閉，工人不會失業(yè)，看病有本，理發(fā)有票，恨不得幾月份懷孩子都等著廠里下指標[7]。雖然名義上“工農”像連體嬰似的形影不離，農民就享受不到這些——原因不光是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8]。

　　第二，在生產關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說沒有，但跟今天一比，幾乎就是沒有。而且，由于企業(yè)的國家或集體所有制，職工和管理者之間并不存在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都是給國家干”的感覺縮短了二者在等級制中的距離[9]。

　　第三，我曾在中國的文化館系統做過一點點調查，他們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藝術，經常組織中國最優(yōu)秀的藝術家輔導工人中的文藝愛好者。我們可以想象，當一個工人哼著《卡門》中的詠嘆調換工作服時，他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個年代會玩樂器的青年工人為數不少。

　　第四，對于親屬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團、入黨、升學、就業(yè)等人生重要關口，都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例如入伍這個毛時代社會流動的黃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進不去的。軍工及高科技保密企業(yè)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階級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農傾斜[10]。

　　最后，符號上，毛時代可謂鉤以工人，鑿以工人，標語、口號、報刊、黨章、小說、詩歌、音樂、繪畫、雕塑、銀幕等等，都給予工人階級最高的禮遇。符號上的最高禮遇，肯定是可以兌換其他實際好處的。不過有個兌換率，肯定是以多換少。舉個例子，那個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擇偶標準看做社會實際價值觀的最便捷指標——工人并不是首選，而是排在大學生、軍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時代報刊，聽了毛時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為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對這些年輕人說：真的比現在高，但真的不如你們想得那么高。

 

　　毛時代是國家主義型社會主義，黨國一體。這種體制的長處是好起來無微不至——壞起來也是無孔不入。在這樣的體制中，各個階層和人群都無法形成自為的獨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臨危難時才會想到抱團行動，而毛時代的工人階級實在看不出他們有結社集會示威游行的必要，他們的生活被國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1]，聽著很唬人，好像國家大事真由他們說了算。其實在毛時代，除了官僚階級，文革前的舊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罷，中國沒有任何別的階級是領導階級。

二

　　后毛時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當代”，在其最初歲月里，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是相當不錯的，企業(yè)發(fā)獎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們的心情也比較輕松，改革所釋放的自由，他們嘗到了甜頭，苦味還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創(chuàng)作過一部表現主義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描畫了改革開放三十年里各類人群命運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線譜一樣的大路上，有這樣一段獨白：

　　三接頭倍兒亮，毛嗶嘰倍兒垂，獎金倍兒高，路子倍兒對。電大下課，約女友去參加一內部舞會，據說一關燈整個一慕尼黑！[12]

　　當時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讓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讓任何人更窮，讓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讓任何人下去。但社會關系也是相對的，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相對于迅速躥升的知識階級則在下跌，但跌幅遠遠小于文革期間的中國第一階級即軍人及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結婚，妻子在企業(yè)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問我，作為一個東方男人是否感覺不適。我真的沒感到任何不適，因為作為一個小知識分子，我的經濟地位雖是她的一半，社會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當時的價值匯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當時掙錢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個體戶即最初的民間資產階級——很多人不分青紅皂白也不嫌說話啰嗦，管他們叫“大獄里放出來的”。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tài)排行榜上，“科學”[14]這時成了“第一生產力”，據說是因為馬克思說過這話——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說過。知識分子升格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5]。知識分子對這次提升又滿意又不滿意：共產黨的好意他們當然明白，但“工人階級”的“前進帽”[16]誰還稀罕戴呢?總之，他們是覺得，把自己擱工人階級里面，太讓工人階級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開始嘗到改革的苦澀。紡織行業(yè)最先淪為“夕陽產業(yè)”，大面積經歷了關停并轉。我在襪廠工作了二十年、將將四十歲的大姐也在“下崗”之列。關于她的下崗，我當日的一些觀感還記憶猶新。第一，她沒怎么抱怨，因為很快就被親戚介紹給從前的徒弟，在人家開的一個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員[17]，收入比原來要多;第二，成為親戚的徒弟的下屬，這在她多少有點社會地位上的難堪，雖然沒說出來，但可以感覺到。最早的下崗工人有相當比例不愿到私營部門再就業(yè)[18]，想必與毛時代的企業(yè)職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關系。第三，我們家人，具體說也就是我和父親這兩位知識分子，當時雖然都為她的下崗感到難過，但同時又覺得這是中國改革需要付出的正當代價。

　　九十年代到兩千年初，新自由主義席卷世界，中國改革也進入“攻堅階段”。在“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企業(yè)重組”的喧囂聲中，企業(yè)大規(guī)模倒閉，工人大規(guī)模下崗[19]。往往一個國營企業(yè)倒閉的同時，一個生產同類產品的私營企業(yè)便轉世靈童般誕生，而老板則不是原來的書記廠長就是銷售科長。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可以說，書記變老板，是中國改革的根本機制和主要動力之一。在書記變老板的過程中，主流知識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動還特別生理的理論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張維迎教授的“吐痰”理論[20]，其靈感來自飯館里的一種乞討行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敗興的客人離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員。國有企業(yè)就相當于這樣一桌酒席，書記廠長先要想辦法把它搞得聲譽掃地，資不抵債(這事誰都會)，然后政府便依照張教授的另一個“冰棍理論”——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兒也得化，還不如送個人情——把企業(yè)幾乎白送給書記廠長們去慢慢嘬 。

　　書記廠長出身的老板把設備、廠房、土地嘬進肚里，幾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國財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們把工人吐了出來，吐向剛剛開工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時走在黃昏的街頭喃喃自語：

　　這一輩子的飯碗說砸就砸了，這一萬來塊錢兒工齡買斷費說光就光了，這一身毛病說來就來了，找了一天工作，這天，說黑就黑了——車帶還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當時還是滿滿的，沒有誰會質疑它。最早起來說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掛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論迷彩服，很像上個世紀初躲在租界里活動的革命家，他們用特別宜于譯成英文的中文講也不知哪國的事，別說工人了，一般學人聽著都費勁，因此，影響范圍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階級，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幾段《大路上》的臺詞：

　　工人一：咱也鬧不清國外是不是真那樣：四十不到就讓回家

　　工人二：咱也鬧不清鐵飯碗是不是真該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媽二十年就沒請過事假

　　工人三：咱也鬧不清那什么“現代企業(yè)制度”到底啥意思：廠子被他們幾個搞垮，一轉臉兒又成他們幾個的啦

　　工人四：咱也鬧不清市委黨校都教什么，單位頭兒進修了倆月真他媽跟大紅門屠宰場學徒回來似的!

　　大路中央的書記—老板們則在交流搶劫經驗，蔫損壞的天津衛(wèi)口音充滿了對工人階級的蔑視：

　　精英一：我直截了當告訴他們：別給臉不要臉，趁那什么主義還沒涼透，趕緊領倆錢走人，往后下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著滾蛋!

　　精英二：我們那兒有倆戇頭跟我論“領導階級”這個理兒，我說哎呀呀，咱就別撒泡尿照照了，咱還是拿份報瞧瞧吧，扒開眼兒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勢群體”——我沒造謠吧?遇著那干哏倔，就得陰損壞——“領導”?還真拿小雞雞當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說怎么著，那天廠里一楞頭青到黨委找我，說憑嘛我們下你不下?我說憑嘛，這間屋子就倆人咱不說仨人的話：就憑改革相當于踢球，你踢不過我唄!這小子唰——從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塊錢工資拍桌上：好樣的，你干不了別的肯定勝任保衛(wèi)工作，我聘你當私人保鏢!這小子傻么殼眼的還替他一家老小千恩萬謝呢警車就到了——這段兒聽著是不是跟驚險小說似的?

　　我十幾年前參加過一個座談會，會上的主流經濟學家、部長、省長們暢談經濟形勢，他們對工人階級可能的反抗毫不擔心。我記得其中一位主流經濟學家說，毛澤東當年井岡山造反，確實不容易鎮(zhèn)壓，現在高科技時代毛澤東一露頭衛(wèi)星定位導彈就下去了。還記得中國東北工業(yè)大省的一位省領導介紹他們那里的社會保障，說那里的工人下崗，每人不到七千塊錢便買斷，還說做職工思想工作就兩條，第一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條認命。當然就全國來說，肯定不止這兩條，例如當時國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崗工人，歌名是《從頭再來》，由后來2008年奧運會主題歌的男歌手劉歡演唱。這首歌沒有譴責和憤怒，只有“記憶”“夢”“愛”以及比早市上土豆還便宜的達觀，其中“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從頭再來”成為電視劇中的調侃語了。作為新中國“長子”的東北工業(yè)垮得最慘，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們展開大規(guī)模的心理自救運動：東北二人轉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與那里工業(yè)大規(guī)模凋敝、工人大規(guī)模下崗，陷入無助無告的境地有著直接的聯系[21]。人應付承受不了的環(huán)境壓力，會走自殺和精神分裂兩條道，東北人以及很多中國人則選擇了第三條道——笑。笑在這些年里已成為中國最大宗的文化消費品了。

　　繼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資產階級也正式加入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就是爭訟一時的“資本家入黨”。平心而論，毛時代的共產黨也很難說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雖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傾斜。那時黨代會上不乏身著工裝的工人代表、頭裹白毛巾的農民代表。但決定工農命運的并非這些工農代表，而是黨國。到如今黨代會上是清一色的西裝了——代表凈是些大款大官和大腕[22]。現在倒是應該問問黨和國家究竟代表誰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們已經蓄積了雄厚的社會經濟力量，已經到了問鼎政治、讓國家機器一心一意為他們辦事兒的時候了。

　　在工人階級的這場浩劫面前，當代文化表現得異常可恥。中國的文化精英早已養(yǎng)成了一個良好的習慣，就是把自己當年也積極參與了的罪行通通推給“專制集權”的政治精英去埋單。例如《河殤》的作者蘇曉康，1990年代初已為流人，還在海外獻計獻策，讓當局堅決搬開老工人這塊改革的絆腳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們的意思“壯士斷臂”、搬開了絆腳石之后，他們又轉而呼吁絆腳石們起來鬧工潮，說絆腳石之所以被搬開，都是因為沒有民主憲政，沒有獨立工會。除了這些胸有藍圖、先轟工人下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識分子之外，一般的學者文學藝術家則對成千上萬工人的淪落采取裝沒看見的態(tài)度。也許，他們是真沒看見。他們1980年代三步并作兩步走向戛納走向柏林“走向未來”;1990年代則齊刷刷鈔票似的從一臺點鈔機直奔另一臺點鈔機——即便被方舟子驗出是假鈔也絕不掉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哪來余光顧及別的事情[24]?少數有良知的藝術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見證，包括描寫沈陽工業(yè)敗落的紀錄片《鐵西區(qū)》、描寫黑龍江國企工人掙扎的小說《父恩難辭》，描寫深圳南方工人苦難的《那兒》以及最近的電影《鋼的琴》。《父恩難辭》的作者趙劍斌我認識，他的小說出版極其艱難，更不用說搬上銀幕了。感人至深的《鋼的琴》雖然榮獲東京電影節(jié)的獎項，但在國內上映時，友人祝東力去的那個影院放映廳里只坐著他自己，與張藝謀、陳凱歌導演的那些沒靈魂沒血肉但就是有錢吆喝的商業(yè)電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當國的胡溫政府，對1990年代的路線做了某些善后。社會保障體系有所加強，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業(yè)退休職工待遇有所改善。這一代工人階級的問題，政府解決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釋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給了時間：隨著他們的老去，隨著他們逐漸失去行動上的抗議能力，他們的問題也就不成為問題——當然還是他們自己和家庭的問題，但已不是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業(yè)職工，總的說來是一個相當溫順的群體，與正統馬列主義照著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柏林——也許還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繪制的反抗、斗爭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邊。但中共的意識形態(tài)繼承了這個孔武有力的工人標準像，一直把工人看成“不動則已”的力量[25]，以至我們經常聽到 “關鍵就看工人的了” “只要工人動起來”之類的說法。但回顧一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工人階級從來也沒真正地“動”過。這也可以理解：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要受益者，既沒“動”的動力，也沒“動”的能力。改革開放后，他們的地位每下愈況，動力雖然有了，但能力還沒有，還沒等逼出能力來，甚至還沒等明白怎么回事，他們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來，隨著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發(fā)酵，“改革”逐漸用盡了它原有的能量，質疑和反抗隨之浮出水面。2006年創(chuàng)作的《大路上》中有這么兩句臺詞：

　　精英一：從前，咱們一提“改革”，干他媽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們一聽“改革”，就想著鎖防盜門撥110——

　　2009的通鋼事件，中國國企工人階級終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個人或一條狗所應有的血氣噴濺在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白皮書上。

三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階級”是不包括農民工的。這也不奇怪，農民工是一種工農混合身份，兩種身份此消彼長，農忙時是農，農閑時是工，剛“洗腳上田”，又脫鞋下田，有的棄農務工，但離土不離鄉(xiāng)[26]，有的離縣離省甚至遠走深圳北京，身份飄忽不定。不過這些年隨著農民工的新老換代，“工”的比例明顯占了上風。我去過的農村，交談過的打工青年中，會做或做過農活的真不多了，他們認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這種認同上的變化所形成的張力勢必對目前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發(fā)起新一輪的沖擊，在推動城市化進城的同時，改變既有的“工人”定義。

　　農民工一度也叫“盲流”。這兩個字頗為傳神，它描畫出了一種堅定不移卻又不拘一格的原始沖動，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這股集地域流動和社會流動于一身的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人口遷徙[27]，很多人喜歡將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認為家庭聯產承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人口，這個剩余人口與方興未艾的城市商品經濟所拉動的工業(yè)對勞動力的需求一拍即合。這種經濟學的解釋大致不錯，但也有個小問題：以中國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勞動力其實不用等到家庭聯產承包早就是一個事實了[28]。是巨大的城/鄉(xiāng)、工/農差距造就了縮短差距的欲望，是適時的時代變遷尤其是政策轉變成就了這個欲望[29]。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看，農民打工潮是一場追求平等的運動——當然，相對于打工者在鄉(xiāng)間的左鄰右舍，它也是一場追求不平等的運動[30]。

　　農民工的出發(fā)點是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極為低下的生活水平、極為艱苦的勞動環(huán)境。如果忘了這個起點，我們就無法理解他們的真實處境尤其是真實心境。這個起點決定了打工者幾乎無論往哪兒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會經歷種種痛苦，感受種種艱難，但這其中自有一股精氣神，與城市工人階級的消沉絕望形成鮮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個商店買了兩條便宜褲子，店員介紹我去附近一個省錢的裁縫鋪給褲子牽邊。那個鋪子是一對中年農村夫婦開的，一間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褲子的密林。工作臺、飯桌、床三位一體，上面堆著幾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動，原來是個孩子看小人書看完了。廁所也兼著廚房，男主人正蹲在馬桶邊淘米洗菜。門隨時被推開，不是顧客來取衣服，就是鄰居大媽來搞自助——“還兒你的烙鐵好使!”女主人應對裕如，很會來事兒。如果不是配備了這樣一種上坡心態(tài)，數億農民工如牛似馬的打工生涯是難以想象的。他們的廉價、耐苦、樂觀和規(guī)模所合成的“比較優(yōu)勢”，在過去幾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僅深刻改變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了真真切切的影響[31]。

　　就像前面說過的，農民工整體上是一個動態(tài)、變化的過程。當他們從中國社會階梯的最底層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觀時，“心”也會隨之改變。新一代農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遠高于老一代農民工[32]，他們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們的“空手出門，抱財回家”了[33]，他們的心態(tài)應該更接近城市的邊緣群體或發(fā)達國家的二代移民。構成他們人生參照的，已越來越不是老家的左鄰右舍，也不是同學親戚，而是城里的紅男綠女了——一些倒飾得跟出口轉內銷似的農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當保姆、彈棉花的看著已全然兩樣了。他們正在從小池塘里的大魚中魚，變成大池塘里的小魚。小魚對苦難會更敏感，對公平會更期待，對大池塘的現狀會更不滿，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小魚在情感上已不屬于小池塘了[34]。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連跳令整個社會驚駭莫名[35]，公眾忽然間發(fā)現，此農民工已非彼農民工。一個企業(yè)如此短時間內如此密集的自殺行為，當然可以有更復雜的、包括精神衛(wèi)生方面的解釋，但這個事件無疑標志著中國的發(fā)展已進入一個歷史轉折期[36]：向勞動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潤的野蠻資本主義，已遇到來自新的底線——讀過小說、寫過詩歌、沒事就泡網的新一代農民工——的以死抗爭。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

　　(來源：http://maps.clb.org.hk/strikes/zh-cn)

　　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對農民工的境遇表現出難得的同情，他們不但興致勃勃地教他們跳舞、同他們唱歌，把他們拉進“行為”或“裝置”藝術，還紅著眼圈看他們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難想像這些慈愛的面孔頭些年會對城市工人階級冷若冰霜。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農民工還是農民，在社會光譜上離知識分子足夠遠。有的東西要近了才可親，有的東西得遠點才可愛。農民屬于后一種情況，他們更像書中人或畫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沒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農民工對以文化產業(yè)及創(chuàng)意產業(yè)為生的知識分子群體構不成威脅，他們沖擊的，是處于經濟低端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就業(yè)機會和工資水平。農民工以廉價勞動攻克城市工人階級鐵飯碗的同時，拉低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這讓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城市中產階級受益匪淺。再次，在傳統階級斗爭理論中，并沒有“農民工”的說法，這樣一個陌生的概念，不會勾起知識分子的傷心往事。此外，同情農民容易整合知識分子對毛時代的憎惡，因為他們已經論證出來了，是毛時代開始實施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造成了農民的絕對貧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實踐把一部分知識分子一遍又一遍從虛擬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馬路上，這讓其中一些感覺敏銳者覺得自己跟農民工也差不來離，甚至還不如呢，同情他們就是同情自己[38]。總之，知識分子整體對農民工的態(tài)度，比起1980、1990年代對農民的鄙視和對工人的無視，有了歷史性的進步。

　　其實他們跟農民工群體多些往來，回報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搖滾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兩位農民工旭日、陽剛的演唱而家喻戶曉，紅極一時。那首歌講的是：如今已經是中分背頭要什么有什么的藝術家，無限懷念留著長發(fā)背著吉他有席夢思不睡非睡橋洞的少年時代即“春天里”。這種近乎無病呻吟的小情小調，缺少搖滾所要求的、有充分社會根據的沖擊力。而兩位胡子拉碴青頭楞臉的原生態(tài)農民工，一手拉著億萬農民工幾十年沖寒冒暑的浩蕩奔走，一手拉著藝術家的個人主義抒情懷舊，真不啻為一筆小生意拉來巨額投資。作為中間人，這二位農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備上經紀人了。

四 

　　最后，談談對未來的看法。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進行了數百年的今天，中國與世界密不可分，中國的問題與世界的問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況只能越發(fā)這樣。中國工人階級的未來，也取決于世界未來的走向。

　　中國自十九世紀以來，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逼上了一條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道。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死地求生、后來居上。以社會主義的平等互助為價值、目標、乃至手段的中國革命，也許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實現了這個任務。毛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運行了三十年，逐漸耗盡了它的體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為資本主義市場路線所取代。這后一條路線，在把中國推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強弩之末。天差地別的兩極分化使社會干柴遍布，危機四伏，瀕臨分裂。中國用于“維穩(wěn)”的經費，據說規(guī)模逼近軍費了[39]。“重慶模式”從惰性十足的官僚體制中橫空出世，也說明中國到了非改弦易轍不可的時候。

　　很難說，中國今天不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受益者，因為它在這條道上走得夠順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國模式”，這讓許多左翼理論家的預言落空。但問題是，剛準備終結歷史就被歷史一腿絆倒在2008年的世界資本主義，看著又是一副窮途末路的樣子。這個已經領導了人類發(fā)展數百年、把人類領進技術和物質奇境的體制，如今把又把人類領到了馬上就要見底的油箱前，領到了照出人類四分五裂的鏡子前。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階級的分裂，其中有我說到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分裂，也有我沒說到的世界工人階級的分裂。已經走到坑蒙拐騙地步的現行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縮小更別說消除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寫了篇文章，題目是“火燒樓跨，又到了想象未來時候”。世界以及中國還有工人階級，現在需要他們的理論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個世界、另一種未來了。

　　注釋

　　[1] 在中文里，“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常常混用，為近義詞乃至同義詞，但在某些場合區(qū)別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勞工”、“職工”也是若即若離。我的印象中幾十年前工廠的工人才叫“職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學者同事，也都叫“職工”了。如今又有人將“工薪階層”英譯成“working classs”，實在是渾成。

　　[2] 不久前當歐洲發(fā)生騷亂時，激進的左翼理論家便馬上指出，這正是流民無產階級的國際版。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 據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5.6%，1928年到1936年則為8.4%。

　　[4] 中央財委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經濟簡報》，轉引自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北京。

　　[5] 有一件軼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那是1948年底，共產黨經20年“農村包圍城市”終于要進入北京，毛澤東率領黨中央臨時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癥，他睡覺的時候周圍一點噪音最好也沒有。但那天離他臥室不遠卻叮叮當當響個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衛(wèi)戰(zhàn)士回憶說當時急得不成卻又不敢前去制止，因為干活的就是如雷貫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國最先進的階級。

　　[6] 據《中國工會統計年鑒2008》，第二產業(yè)就業(yè)人數1952年為1531萬，1965年為2408萬，1975年為5152萬

　　[7] 其實集體企業(yè)尤其是所謂“大集體”也享受同樣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農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況就大為不如，所以文革其間他們曾鬧過一場小小的風波。

　　[8] 大體以1958年頒布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

　　[9] 這種主觀距離以及社會、政治距離，都不是瞄準收入的基尼系數所能量度的。說到基尼系數，毛時代大體在0.3上下，如今飆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數并不總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標，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紅五類”“黑五類”的社會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數要實事求是得多。

　　[10] 前不久見到一位從事音樂劇創(chuàng)作和評論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輩知識分子一樣，他對毛時代整體上持否定態(tài)度，但大學招生政策是個例外。他說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這一行。因為公共藝術教育在當年是一種奢侈品，音樂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來承擔，這就使得不少有音樂天分卻無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沒，無緣進入(中等和高等)音樂院校學習。好在毛時代的音樂學校降低入學考試的技術門檻，取消了多聲部一項，因為像他這樣的工人子弟只買得起笛子，見都沒見過鋼琴。他說，“等我進了學校，有了鋼琴，和聲這些我很快就趕上去了，起碼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階級曾被一次次推到“領導階級”的位置上。1957年，當官僚集團不能容忍知識階級的批評而決定反擊時，第一個或第二個動作就是在《人民日報》上登出“工人說話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為文革主力的知識分子‘造反’失控時，“工宣隊”被派去回復秩序。1970年代中期鎮(zhèn)壓四五運動，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號。1980年代反對知識階級的“自由化”時，記得當時黨的意識形態(tài)負責人鄧力群就在報紙上催促“工人階級”站出來說話，忘了知識分子也剛剛被他們提拔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12] 據說全國總工會1980年代初曾搞過一次內部的職工思想調查，又據說百分之六十幾的受訪者被問到“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時選擇了“資本主義好”，理由是“錢包鼓了，還可以亂搞”。這個調查的真實性固然可疑，但改革開放的動力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對西方或未來性自由的期待，則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卻又不好意思公開承認的。

　　[13] 中國有位傳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紅軍的兒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無數青年夢寐以求的解放軍。文革結束后轉業(yè)當了一名普通職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毆判刑坐牢，出獄后便頻頻出沒于外國人光顧的飯店。其英俊的外表終于引起了一位好萊塢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將他帶回無數青年夢寐以求的美國去同居。十幾年后，他攜帶著老奶奶留給他的巨額遺產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遺囑附加條款回到中國，從此樂善好施，曾被譽為“中國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懺悔無門》，風行一時。

　　[14] 在中國當時的語言體系中，“科學”也可掉過來作“學科”，從事文史哲學教學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視同“科學家”。

　　[15] 知識分子可謂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階級，他們今天羨慕老板，一口一個“張總”“李總”，而當年的張總李總卻把他們羨慕個不成，居然給自己想出“管理教授”這樣不三不四的名號。

　　[16] 一般叫“鴨舌帽”，一度是中國招貼畫上工人的標準佩戴。

　　[17] “受雇”、“老板”之類在當時是很陌生的詞匯，毛時代也用，但多用于被中國革命推翻了的“舊社會”。老板一詞最早在海外中國留學生中開始流行，他們給教授當research assistant，于是愛說boss或老板。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種時髦而淺薄的價值取向，因為這些留學生在1980年代初國內讀本科的時候就喊出“寧要資本主義的剝削，不要社會主義的貧窮”的口號。

　　[18] 這在1990年代初的媒體上曾有過議論，多被解釋為城里人當慣了“爺”，吃不得苦。

　　[19] 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國有企業(yè)的職工人數從1997年的7千萬到2003年的不到4千萬，呈銳減趨勢，轉引自常凱主編《中國勞動關系報告》，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9，81頁。關于九十年代中期到兩千年初期下崗工人的總數，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極大，有說2000萬，有說4000萬，還有說6000萬的。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義就有分歧，是僅僅產業(yè)工人呢，還是也包括第三產業(yè)的商業(yè)職工?其次“下崗”的標準也不清晰，“待崗”算不算?“內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記了下崗，有人沒有。

　　[20] 參見本人2004年寫的《經濟學家與資本家的性關系》，《與精英保持距離》，九州出版社，2009。

　　[21] 參見本人與祝東力的對談《笑里藏著什么?》，《藝術評論》2004年2期;祝東力《小丑的夜晚：關于東北二人轉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 據已故法學家、憲政學者蔡定劍的研究，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到了最近的第十屆，工農代表已從第四屆的51%，下降到第十屆的不足4%。轉引自邋遢道人的網文《工農代表占51%時不說，4%時要改獻策為“謀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見蘇曉康1990年代初發(fā)表在《中國之chun》上的政論。我在戲劇《切·格瓦拉》里，曾把他們想法壓縮成一小段臺詞：“工人階級哪兒是什么先進生產力呀，頂數他們落后，垃圾!有他們賴在崗上，科技就甭想進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 參見本人的《3+X：國家、西方和市場之間的文藝瑣談》，載《博覽群書》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 相形之下，官僚階級對讀書人的能量一貫輕視，覺得他們只會搖筆桿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氣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轉變思想，實事求是。后來通過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創(chuàng)新工程等等形式對知識分子的大筆投入，想必跟這種認識上的變化有一定關系。

　　[26] 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職工人數1980年為三千萬，2007年為一億五千萬。

　　[27] 據《2010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yè)發(fā)展統計公報》估計，總數多達二億四千萬，見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a/201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 1960、1970年代還集體化的時代，“冬閑”時節(jié)，公社一般會組織農民修水庫什么的，其實也是一種為剩余勞動力創(chuàng)造需求的凱恩斯主義，用民間幽默的說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供—需以及所謂勞動力的“剩余”，其實也有辯證、相對的一面。

　　[29] 同注26。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1980年人數為三千萬;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zhèn)做工、經商、辦企業(yè);1985年人數接近7000萬。亦見《南方都市報》2011年7月7日。

　　[30] 關于平等與不平等運動既對立有同一的辯證關系，我在《高高低低話平等等》中有更詳盡的討論，見《與精英保持距離》，九州出版社，2009。

　　[31] 城市里的很多行業(yè)，如餐飲、快遞、建筑裝修，甚至制造業(yè)的一些部門，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來了。發(fā)達國家的一些低中端產業(yè)也遭遇了同樣的沖擊，氣得他們直燒中國的褲子。無論是中國的城市，還是世界的城市，他們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時，喪失了生產它們能力和機會——誰也不可能哪頭都合適。

　　[32] 據調查顯示，92.4%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過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過職業(yè)技能培訓，這個比例遠高于他們的父輩。見《農民工對城市滿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華日報》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 這一時期農民農工最突出的問題是欠薪，結果是空手離家，空手回家。農民工討薪的艱難測量出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野蠻程度。參見筆者前不久寫的《農民工討薪六法》，《鳳凰周刊》2011年17期。

　　[34] 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體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組在珠三角血汗工廠打工、后在火災中喪生的農村女孩日記，她們悲慘的境遇讓人動容。日記中提到，城市再難，也絕不回去了，因為“那不是人過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決心上，男女間會有一些差別，因為性別文化通過婚姻為二者提供的機會是不大一樣的。這一點跟1980、1990年代中國在西歐北美的留學生境況仿佛。

　　[35] 在維也納這次會議上，來自西方的與會者聽到有關十三連跳的介紹都稱“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說，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還像一代農民工那樣無動于衷，那對西方才真可怕呢。

　　[36] 十年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就在談論“劉易斯拐點”( Lewis turning point)，似乎說的早了一點。不過就長期趨勢而言，這個轉變遲早要到來。但考慮到中國巨大的農村人口以及東、中、西部的地區(qū)差異，這個“點”會是一個相對漫長而模糊的時間段。

　　[37] 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這些年“三農”同環(huán)保綠色一道幾乎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維護著他們的愛心和高尚感。

　　[38] 有位女詩人將自己的漂泊潦倒經歷稍做移情，創(chuàng)作了一組悲憤而有力的現代詩《弱勢群體之歌》，其中失意知識分子和農民工光影交疊，都分不清彼此了。參見筆者《世路上行走的詩行》，《與精英保持距離》，九州出版社，2009。[39] 這條消息在媒體上聳動一時，不過，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并無“維穩(wěn)”一項，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預算為6244億，超過了國防預算。正像有論者指出的，這個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預算有可能夸大了實際的“維穩(wěn)”經費。但定義更含糊的“維穩(wěn)”，其實際花銷也有可能比6244億還大。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形勢下，有些在財政預算中會落在非“公共安全”的開支下，如近年藏、疆兩地開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維穩(wěn)直接相關的。

　　（來源：馬列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