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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財富傳承——中國社會的正義難題

點擊：作者：黃紀蘇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發布時間:2015-12-12 20:09:47

　　財富的傳承既是人類的老話題，又是中國的新問題。“老”就無需多說了，財富的歷史有多長，財富傳承的歷史就有多久。為什么又說是新問題呢?改革開放是一個財富高速增長、快速集中的過程，這代人在財富積累的道路上大步流星，沒日沒夜，不覺老之已至，直到他們看見前方一座大門，有對楹聯，上聯是“怎么進來”，下聯是“怎么出去”，橫額是“眾生平等”。于是問題來了，那懷里揣的、肩上扛的、手里拎的大包小包該怎么處理呢?

　　財富傳承的一般情況

　　古時候的帝王將相，還真就把金銀財寶、三妻四妾以及吃喝玩樂的各種家伙事兒帶進墳墓(也就是他們以為的“陰間”)。他們可能真是搞不懂陰陽兩界的區別，只是要那個排場，不然他們這些人中龍鳳怎么區別于那些人中螻蟻呢?但能帶進墳墓的財富畢竟有限，大部分財富只能留給活著的人。那些被帶進墳墓的財富最終也還是陸續歸了盜墓業的廣大從業人員，或通過考古工作者的洛陽鏟歸了社會大眾。

　　那么，財富都留給了哪些活人呢?首先是親人，這種人是在血緣和婚姻基礎上組成的利益乃至生命共同體。為什么說“利益”呢?因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什么強調“生命”呢?因為幾個強盜也能組織起利益共同體來，因分贓不均而導致血肉橫飛收場的強盜團體比比皆是。家庭則有超出純利益的紐帶——只要你不把什么都定義為“利益”。這里的親人主要指子孫。為什么是子孫呢?我們都知道，天下間對自己最好的人始終是自己，但子孫是例外。很多人對子孫會比對自己更好。什么原因呢?我們可以說這是人類從動物那兒繼承的舔犢本能，但人類的社會文化強化了這個東西。人會把子孫看成“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是“我”的夢想、希望、完善的那一部分，這個“我”是突破生命大限、通往永恒的唯一路徑。所以，將財富留給兒孫，也等于留給“自我”，讓“自我”綿延不絕。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財富留給親人，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親”就是“親密”，但“親”和“密”的意思不大一樣。“親”側重于情感，大家經常說“我們姊妹之間特親”，這里的“親”就是指感情好;“密”則側重距離及頻率，夫妻睡一張床是距離，一家人朝夕相見則是頻率。“密”往往是“親”的重要條件，所謂“近則親，遠則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中共在地下活動時期，出于安全考慮，會指定一男一女倆同志假扮夫妻來開展情報工作。由于近距離、高頻率的接觸，假夫妻不久就會向組織上申請轉為真夫妻。但“密”并不必然導致“親”，同床異夢的夫妻比比皆是;在電視上舌劍唇槍爭房子、在臺下真拳實腳搶折子的兄弟姐妹也不少見。“密”和“親”有打架的時候，所以在大多數人把財產留給親人的時候，有些人則會把財產留給外人。例如一些孤老頭，兒子閨女都不管他，是親人不似親人，而小保姆扶他起床，牽他遛彎，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于是老人去世后把財產留給了小保姆。

　　讓孤老頭覺著親的，當然不止于小保姆，還包括其他的“外”人。比如說，一些教徒會把財產捐給教會，宗教要么弱化作為家人的“親人”，要么強化作為“親人”的眾人。一些社會政治組織也是這樣，比如早期中共愛講“階級兄弟”、“階級姐妹”，很多黨員臨終時留下遺囑，把平生積蓄全部用來交黨費。早期中共的一位領袖——彭湃——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把地契燒了，把土地財產分給他情感上剛剛加入的窮人階級。作為捐贈對象的“親人”，還會超越“人”的范疇，進入抽象的“道”的范疇——當然歸根結底還是人。“毀家紓難”、“毀家興學”等習語記錄的就是這類情況。

　　前三十年的財富分布及傳承

　　“當代”是指1949年至今這六七十年。這段歷史通常被分為兩段：“前三十年”(“毛時代”)和“后三十年”(“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通過土地改革和生產資料公有化，削峰填谷，把凹凸不平的財富分布平整了一遍——雖然還不是那么的平，但比有史以來任何時代都平。這件事正面意義很大，負面代價也不小。如果沒有這次“平整土地”，中國今天的情況會跟那些經濟落后且兩極分化的第三世界國家略無不同。但有朋友會說，毛時代不就是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吃得營養不良才停業整頓的么?改革開放不就是“拉大差距，強化激勵”，才讓中國四蹄生風、一路飄紅的么?你憑什么將后三十年資本主義的功勞，歸到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頭上?這個反駁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些問題。我這里只說一點：如果沒有前三十年相對平等的財富分布，后三十年拿什么“拉大差距、強化激烈”?松緊帶已經拉到0.4、0.5的基尼系數就不能再拉了。民國的松緊帶就是拉得一點彈性沒有，國民黨還在拉，結果拉來了1949。以不平等的社會關系作為歷史動力是有前提的，這其中，反彈存焉，循環在焉，而且是個挺辯證的事。

　　作為財富的一種重要形態，毛時代的生產資料(如廠子、鋪子)不存在傳承的問題，因為都是公有的。至于修鞋匠的工具箱、磨刀磨剪子的獨輪車，兒女雖然可以繼承，但估計大多不愿意繼承。至于生活資料，農村經過土改，從青花碗到狐皮襖，地主家被分得一干二凈，財富分布得相當平均，財富的傳承自然也參差不到哪兒去。城市沒搞土改那樣暴風驟雨式的社會革命，絕大部分家庭的房產、存款、金銀首飾、古董都保存了下來，雖然在“文革”初期被抄了一批，但“文革”結束后也都退還或退賠了。城市居民解放前的財富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平移到了解放后，再加上解放后新增的收入差距，這使得城市財富的不均要比農村大一些。財富的不均也會通過財產的繼承平移到下一代。

　　這里需要說說當年的官僚特權，如大房子、小車子、警衛員、勤務員。這些具有財富特征的特權，按官方的定義是“革命工作需要”，這肯定是凈揀好聽的說了。但也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前面說的私人房產、存款、古董是可以繼承的，而這些官僚特權在原則上是不能繼承的，實踐上也沒聽說有多少人繼承了的。當然官僚特權被家人、友人享用的現象的確在蔓延——否則“繼續革命”、“反修防修”就成了無的放矢。

　　講到財富的傳承，不能不說說那個時代的價值環境。由于生產資料的基本公有和生活資料的相對平均，財富成了一項低調、弱化的人生價值。說來有趣，“價值觀”這個概念從語源上說與財富密切相關，不是父子也是叔侄。可在子侄的客廳里，叔叔或爸爸卻只混了個犄角旮旯的位置。一個人更多地用其他東西(如政治地位、社會榮譽)來衡量自己的人生存在。在社會競爭場上，財富算不上足球賽、籃球賽那樣盛大的賽事，感覺也就在乒乓球賽、水球賽之間。那時候的姑娘挑男友，是不是黨團員要比多掙幾塊、少掙幾塊重要得多。因此在那個時代，財富的繼承也就不顯著多了不得，哪兒像現在，跟大決戰似的。前面說的老黨員把一輩子積蓄都交了黨費，老文人把價值連城的文物、有山有水的四合院都捐了國家，不是他們不在乎兒女，而是兒女不在乎這個，因為那個年代不太興這個。

　　后三十年的財富分布及傳承

　　這三四十年，形勢發生了根本性逆轉。生產資料大規模的私有化，一開始只是小攤小販、餛飩挑大碗茶的節奏，到后來就成“房地產大鱷”、“金融巨頭”的規模了。由于生產資料快速的私有化，生活資料自然也就向少數人飛速的集中。在規矩一點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個人財富積累，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往往在幾年甚至幾天內就完成了。在這場“財富”的巨型魔術中，權力的魔杖真是出神入化。剛才說毛時代的官僚特權沒辦法由子女繼承，其實國管局分的深宅大院按規定也不能由子女繼承，但政府官員搖身變成了私企老板，他們給自己蓋座阿房宮是誰也管不著的。

　　財富價值觀橫掃整個社會，財富變成了價值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攫取了巨量財富的上層精英，一方面對社會中下層形成強烈的刺激和示范效應，另一方面又不斷堵塞下層向上流動的渠道。底層被刺激出來的強烈財富欲望既然不能向上、向外化為雄心壯志以及人生規劃，就只能在里面悶燒了。幾十年前我去醫院，那兒的神經科門庭冷落，樓道里回蕩著腳步聲，如今擠得跟一號線早高峰似的。老婆嫌丈夫不提氣，恨兒子不爭氣，嘆自己不運氣——當初嫁了這么一位。老公想：沒錯呀，人比人該死，貨比貨該扔，中國千錯萬錯就錯在人太多，我應該從自己做起，不但要為國減負還要超額完成任務。他肯定希望把大官、大款、大腕給“超額”掉，但那些人有保鏢陪著，警衛隨著，銅墻鐵壁圍著。他夠不著，只好買桶汽油，擠上公共汽車，拿打火機一點，給他陪葬的全是同階級的人。

　　改革年代是一個社會高度原子化、個體化的年代。就普遍的社會心理而言，“家”——而非“國”——成了生命共同體的基本單位。你隨便走進一戶人家，會發現內部環境是干凈得不能再干凈、講究得不能再講究了。你隨便走出一戶人家，會發現截然相反的情景：公共空間(如人行道、街心花園)經常被行人當作小便池。在個人化、原子化的環境里，“肥水不流外人田”成為財富傳承的“自然法則”。

　　譬如磨嘰了很多年的遺產稅，新中國自成立到現在，就沒開征過遺產稅。前三十年的收入差距不大，財富總量也不大，作為調節財富分配的一個輔助手段，遺產稅實在起不了太大作用;但在后三四十年還不開征這個稅種就另有原因了。按某種說法，富裕人群的財產情況很難摸清，因此沒法開征財產稅。這個理由實在荒誕，他們不但遺忘了政府設立的初衷，還忘了自己成天跟口香糖一樣嚼個不停的“政治優勢”。官僚集團與其說是不易了解別人，還不如說是不想暴露自己。這個群體貪腐的面積和規模十分驚人，動輒一個科長、處長就有上千萬乃至上億的“不明來源財產”。這些財產在大體洗白之前，哪能拿去登記并公示呢?

　　最近新聞里經常說到的程慕陽，是中國河北省前第一書記的兒子，父親看苗頭不對，就讓兒子移民加拿大從事房地產生意，這已經成為一種經典模式。從這個模式里我們起碼能讀出三層血緣家庭的意思來：第一層，從別人兜里搞來的財富，只能裝親人兜里;第二層，血緣家庭已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共同體，還是財富保衛、財富轉移的特別行動小組;第三層，貪官主內，兒女主外，這比從前盜墓的父子組合更能體現人性的光輝。從前盜墓都是老子在地面把守洞口，兒子在洞下墓室里作業，而不是相反。之所以這樣分工，是因為父親用麻繩把財寶提上來之后，肯定還會再把兒子提上來而不是埋下面——除非他覺得兒子越長越像鄰居老王。

　　財富傳承的正義問題

　　財富的分布到底該不該均勻?如果財富分布壓根就不該均勻，那么財富的傳承也就沒有均勻的必要了。關于財富分布該不該均勻的問題，思想史上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說法：第一種認為不該均勻，第二種認為該均勻。認為不該的一般都把社會不平等(包括財富不均)看成人類社會未經侵擾的處女狀態，他們稱之為“自然秩序”——自然界不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沙，沙明水凈么?我前些時還見到有“文化學者”把不平等的社會秩序追溯到宇宙秩序，根據“宇宙熱力學”、“能量不能分散”的道理，得出不能共同富裕的結論。其實，從這類涂了科學唇膏的文學嘴里，什么結論得不出來呀。

　　我個人比較傾向于第二種思路，但也承認第一種思路有合理性。合理在哪兒呢?就在于它看到了社會不平等根植于“人性”的深處，的確算得上“自然秩序”。但這種思路也有根本性缺陷，因為它沒看到社會平等同樣也根植于人性的深處，社會平等與社會不平等基本源自同一人性，二者是一體兩面、對立統一，如果后者算自然秩序，那么前者也算。這個我不展開說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我寫的《高高低低話平等》或《反思現代化，競爭與不平等》。

　　基于以上認識，我在社會平等/不平等(包括財富平等/不平等)的問題上所持觀點，很接近毛主席說的一句話：要有差距，但差距不要太大。的確不能沒有差距，人的稟賦、能力、心氣兒、付出確實不一樣。魯迅曾說，他把別人喝咖啡、打麻將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作文上。魯迅本來天賦就高，又格外努力，如果他的聲譽、收入跟其他喝咖啡、打麻將的同道一樣，那確實不公平。不過話又說回來，人跟人之間的這些差異跟這個世界天差地別的財富不均也太不成比例了，那么少的人究竟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居然占有了那么多的財富!我過去寫過一出劇《切·格瓦拉》，里面有句臺詞：“別滿嘴的天然差別，其實全是人工鴻溝!”

　　然后再說財富傳承。人都愛自己的子女，用《十日談》里的話，“十月懷胎，千百次扶抱”，加之年復一年的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人與子女不但在利益上息息相關，在情感上也絲絲相連。因此，普通人把自己辛苦積攢的一點財產留給子女，這既合理又合情。在一個財富分布大體均勻的社會里，財富由兒女就近繼承，這可以說是最公平、最省事的辦法了——假設子女人數也大體均勻，不是有的家獨苗，有的一家八九個。

　　財富的傳承問題只有跟財富的巨大不平等加一塊，才真正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少數人通過弊端叢生的社會結構及分配制度而擁有與其稟賦、才能、努力并不相符的巨大財富，這已經有失公正了。如果這財富上的不公正通過家庭財產繼承平移到下一代，那就更不公正了。為什么說“更”呢?是因為富一代好歹是自己從山腳爬到山頂的，而富二代是爹娘背上山頂的，富三、富四就直接出生在山頂上了。這很像古代社會的皇位繼承。第一代開國之君把天助、人助、自助都占全了，經歷千辛萬苦、千難萬險、千錘百煉，淘汰率不知有多高，每一萬個腦袋掉在地上，未必能有一個腦袋留在肩上。他們在能力、經驗上的確出類拔萃。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說他“自起兵至今四十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明朝第二個皇帝心狠手辣，能力也不差，皇位本來不是他的，是他通過戰爭從侄子手里奪過來的。后面的寶寶貝貝就不行了。這點朱元璋自己也看得清楚，所以編了一本《皇明祖訓》，讓皇子皇孫死記硬背自己在驚濤駭浪里悟出的道理。

　　問題是，皇子皇孫在鳥語花香中也許記得住這些道理，但不一定吃得透、用得活，更不用說在出現新情況時臨機應變了。所以皇位的血緣繼承制度既無公平也乏效率，對皇子皇孫也非好事。本來他們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有的喜歡斗個蛐蛐，當個貨郎，有的在彈琴繪畫上是把好手，當藝術家才勝任愉快，可非被推上龍椅上去治國平天下，這不等于讓人家坐老虎凳么?同樣的道理，過量的財富被放到子女的小身板兒上，就會淪為“蠢財”。在歷史上，不少貴公子拿了金銀財寶后，不知該怎么辦，只能讓雞鳴狗盜之徒都來蹭吃蹭喝，倒還留下仗義疏財的美名;今天的一些富二代開著天價豪車，爭當路上的橫禍，把自己撞得魂飛魄散不說，還撞得別人家破人亡。

　　財富傳承的意義問題

　　傳統中國社會以血緣家族為核心，整個一套社會價值觀也跟這密切相關。對很多人來說，人生意義就是要為孩子打下一片天地，讓他們過幸福生活。為孩子而活、為孩子而累、為孩子而死，成為無數人的人生簡歷。這個說來很感人，也很暖人，但冷靜地想想，其實弊端也不小。弊在缺少對人生、人心，缺少對幸福快樂的覺悟。

　　經常在網上見一些明星大腕信誓旦旦，要讓他們的兒女一輩子住蜜罐里，什么活兒都不用干，光玩兒、光開心。這可真是有倆錢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既然你暫時還姓“人”，就只能按著人的路子來。人類社會的好多事情早就定好了：如果競爭、奮斗是人類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那么競爭、奮斗也一定會是美感、幸福感(即人生意義)的主要來源。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得早出晚歸，辛勞不輟，付出辛苦，收獲快樂。從山腳爬到山頂才能“一覽眾山小”，生在玉皇頂上的人則沒有那豪情。所以，有了錢光“玩兒”行，光“開心”就辦不到了。

　　也許有年輕朋友會說，怎么辦不到?爹地生日送我一輛蘭博基尼，天天來一段生死時速，要多high有多high耶!“high”的確是快樂的硬指標。車速奔了二百五，毛都炸起來了，想不high都辦不到。但這種以感官強刺激為特點的快樂很難持久，腎上腺老處在冒煙狀態，身體肯定提前報廢。古代文獻里形容王孫公子們的“晝夜宣淫”，其實是不太現實的：他們即使能一天性高潮二十四次，又能堅持幾天?

　　更何況，感官快樂跟幸福還不是一碼事，幸福包括對長遠福祉的意識，是一種有理性、有深度、有廣度的快樂+認知。幸福指數光靠踩油門、服偉哥是上不去的。要真能上去，那世界上最幸福一族就非吸毒犯莫屬了。遺憾的是，許多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還真就把飆車、吸毒當幸福了。更遺憾的是，他們沿著感官刺激的no zuo no die狂奔，其高速路竟是他們父母用“蠢財”鋪就的。

　　財富繼承的文化問題

　　在財產私有制下，父母鋪這樣的路在所難免。但同為財產私有制，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對鋪這樣的路更積極、更熱心些，因為中國社會以血緣家族為根基，把家視為人世苦海中同起伏、共顛簸的一葉扁舟。當然除了家，個人還有小到同窗、大到國家的各種社會組織可以參與并認同，但對家的認同才是第一位的。傳統社會最核心的價值是子女對父母的“孝”。“孝”的另一面是父母對子女的“慈”，兩者都到了幾乎無條件的地步(例如法律上的“親親相隱”制在中國歷史非常悠久，對親人犯法，不是可以“容隱”，而是必須隱瞞，因為不少朝代對舉報親屬的人是要治罪的)。宗教會超越血緣家族，佛教入中國后發揮了這方面的影響，包括拐跑了一部分本來該順著血管往下流的財富。但主流依然是“親其親、子其子”的價值觀及其所引領的財富傳承路線。

　　中國人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富不過三代”、“英雄出寒門”的現象，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們并沒有把向“下”的社會流動(包括向“外”的財富流轉)上升為一種價值觀，而是將其當成可以辯證利用的手段。財富還是要“守”而不是“轉”或“散”的。他們站在社會歷史的觀景臺上，看著“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的國君一遍遍亡國，沉迷淫樂的公子哥一遍遍敗家，發些“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的感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嘆息之后，就洗洗睡了。總之，中國傳統社會從制度到文化，并沒有太好地解決財富集中和傳承的問題。所謂“道德傳家”、“詩書傳家”一類的觀念，的確影響了財富分布和傳承的形態，但其范圍非常有限。

　　新中國萬象更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時間天風浩蕩，頗能轉移風氣。當時的世家子弟多不愿住家里的深宅大院，而寧愿擠在公家分配的十幾平米的小屋子里。遺老們覺著躬逢堯舜之世，自愧無尺寸建設之功，故捐房獻寶者不乏其人。只是“天下為公”的風尚沒多久就被極左政治揮霍光了。在接下來的這三四十年里，國家認同塌縮為家庭本位，“他人是自己的地獄”成為社會關系的潑墨大寫意，在很多人的潛意識里，就差“一家設一個國防部”、“一戶建一支邊防軍”了。在這種極端自私的文化氛圍里，大量的財富有可能淪為前面說的“蠢財”。

　　相比較而言，在當代西方，宗教的傳統，社會主義思想，還有自由資本主義機會平等、起點平等的價值觀等等，匯合而成一種文化的力量，推動了相當數量的財富從私人占有轉向社會共享。一部分財富階級對財產/遺產稅的支持，說明文化價值觀的力量不能小看。中西在這方面的文化差異當然沒必要高估，但還是有必要指出來的。

　　結語

　　造物為人類設置了一套與生俱來、至死不易的身心限制。本文一開始說到的死亡，就是所謂的“大限”。型號小點的包括前面提到的腎上腺、性腺、空腹血糖標準之類。再者，人類心理對外界刺激的“翻譯”也有“中和”的特點，中億元大獎所帶來的興奮不會是中百萬元大獎的一百倍，十倍都不可能，否則人就會崩潰——范進就是興奮過度而精神失常的。這是對不可一世的財富發出的冷笑。有時想想非洲黑猩猩的某些后裔流水線似地奔高爾夫球場，赴精英會所，登私人飛機，住七星酒店，躺首長告別廳，入一號火化爐，真為他們扼腕嘆息：擁有了這么多“能使鬼推磨”的財富，卻無法突破肉體凡胎的限制。

　　要想突破這些限制，唯有對“我”進行擴容，變“小我”為“大我”，變“一己”為“大公”。人道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那些偉大的宗教在這個問題上略無二致。前面說子女是“我”的延長，其實子女僅僅是“我”的替代，而非“我”的擴大。“小我”不妨按著差等原則——由親而疏、由近而遠——朝著“眾生”不斷擴大。當然，現代社會的交流途徑變幻復雜，很多動物保護主義者對貓咪要好過對媽咪。

　　中國的財富階級——以及渴望成為他們的大眾——可以在擴大的“我”那里獲得比high、“爽”更具人類特色的人生意義，包括正義感和崇高感。若干年前，電視播過一檔有關西部醫保的談話節目。在西部的一個貧困縣里，窮人一旦得了某種血液病，就只有傾家蕩產，基本死路一條，當地政府財政困難，束手無策。有位神色清朗的中青年企業家決定捐資兩千萬元，為該縣設立這種病的救助基金。多好啊，病人的希望值上去了，企業家高糖、高脂、高血壓的風險以及兒子泡妞、飆車、吸毒的概率也都下來了。那些受惠者及其家庭乃至滿場觀眾感激的淚光，難道不比鉆石、翡翠、大金鎦子的光澤更動人么?!這并非是動員有錢人全去捐款，財富的向上之道、向善之途很多。

　　從動物向“人”的進化不是已經完成時，而是正在進行時。“小我”向“大我”、“一己”向“大公”的擴展是進化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當然是大時間尺度上的一個話題，但考慮到人類道德進化的復雜多樣性，也沒準兒能為中國將面臨的財富傳承問題提供一點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