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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對于做好工作至關重要。對此，1934年毛澤東曾說過一段名言：“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們摸索、總結、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認真總結這些方法，無疑十分必要。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著名專家金沖及先生近年出版的《向開國領袖學習工作方法》一書，就在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這本書既是一本“小書”，也是一本“大書”。說它“小”，主要是說全書才10萬字出頭，而且用金先生自己的話說，“不是有計劃寫的”，是長期工作中“一鱗半爪地寫過的一些自己的粗淺體會”的合集。但它實際上又是“大”的。“一鱗半爪”“粗淺體會”，這是金先生自謙之言，實際上該書很大氣，簡約而不簡單，很好地把開國領袖的工作方法這么大的題目化大為小、化繁為簡，精到地概括和刻畫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在工作方法上各自的突出特點。這充分展現了金先生豐富的治學經驗和深厚的治學功力，頗值得后學們認真學習。限于篇幅，這里只結合書中所述談談毛澤東、周恩來、陳云工作方法的突出特點。

高度的戰略思維能力

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領導藝術高超，在其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中，最突出的就是高度的戰略思維能力。所謂戰略思維能力，主要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敏銳的預見性，并基于此，善于抓住和解決主要矛盾。

事物是復雜多面的。毛澤東經常強調，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既要看到部分，更要看到全局，“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只有對全局有一個清楚全面的了解，才能在工作中制定出正確的政策舉措，對于那些對全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關鍵政策舉措更是如此；反之，就會“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抗美援朝就是毛澤東全局在胸下的“一著好棋”。對此，毛澤東1950年10月27日與周世釗、王季范談話時分析說：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來說，要恢復經濟、搞建設，需要一個比較長的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這段分析可謂鞭辟入里。后來歷史的發展證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的確起到了毛澤東所預測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效果。

事物又是發展變化的。因此，要做好工作，還應具有預見性。對于增加預見性與做好領導工作的關系，毛澤東有過精彩評論：“什么叫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么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當然，預見不是毫無根據的臆測，而是基于對事物全局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和把握而作出的有根有據的判斷。

毛澤東善于對一些重大問題作出正確預見。比如，在全面抗戰爆發還不到一年的1938年五六月間，“中國必亡論”“中國速勝論”甚囂塵上之時，毛澤東就在《論持久戰》中，對抗戰作了預見，認為經過防御、相持、反攻三個階段的持久抗戰，中國必將取得勝利；當抗日戰爭還處于緊張關頭的1940年，他已經在擘畫未來的新國家和新社會，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當1947年夏，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之后，他經過分析提出一個重大形勢判斷：“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中國革命后來發展的進程都印證了毛澤東的這些預見。

事物是由發展并不平衡的一個或多個矛盾構成的，同一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不同矛盾之間有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分。毛澤東指出，在工作中抓住并解決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反之，“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遼沈戰役中攻打錦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在國民黨方面還舉棋不定時，快速行動，切斷東北與關內聯系，將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堵在關外加以殲滅，為關內的戰略決戰乃至全國的解放創造有利條件。而錦州就處在一個關鍵的戰略地理位置上。因此，毛澤東從解放戰爭的戰略全局出發，要求東北野戰軍不惜冒巨大風險，置長春、沈陽之敵于不顧，堅決長途奔襲錦州。這一戰略決策以為此后戰局的發展所證明。

一貫的求真務實和反對極端主義

周恩來工作方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求真務實，反對極端主義。早在1922年周恩來就曾自我評價說：“我求真的心又極盛”。誠然，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時時刻刻都以求真務實、戒慎恐懼的態度，一絲不茍地按照實際情況辦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夙夜在公、鞠躬盡瘁。

周恩來常講，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盲目追求發展速度、急躁冒進的情況，周恩來多次強調要加強調查研究，尊重客觀規律，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1956年2月，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他針對“急躁冒進的苗頭”指出，“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有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在七千人大會上，他進一步闡釋說，求真務實、實事求是，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為此，全黨要加強調查研究，深入聯系群眾，善于傾聽不同意見，做到“兼聽則明”，盡可能全面地了解群眾需要和實際情況，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避免違背規律、脫離實際、過猶不及。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來也一直遵循求真務實和反對極端主義的工作方法。在重大外交問題上，周恩來始終堅持立場和原則，主張什么、反對什么，從來都是態度鮮明；同時，為了給國內建設爭取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在具體的細節問題上，他反對極端和簡單的做法，而是主張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注意從實際出發，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既充分闡明中方立場、主張和理由，坦誠相見，以理服人，又注意傾聽對方的想法和要求，能夠設身處地體諒對方的難處，使問題盡可能得到合情合理地解決。在周恩來的長期外交實踐中，比如在訪問印度、緬甸時，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日內瓦會議上，為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在萬隆會議上，提出著名的求同存異方針，推動亞非拉國家團結；出訪亞非歐14國，提出中國處理同非洲國家、阿拉伯國家關系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通過多次談判，打破堅冰，實現中美、中日關系正常化，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等，他都始終注意運用這樣的工作方法，并取得了實效。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

陳云工作方法的最突出特點，是極端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注意結合革命和建設的客觀實際把它運用到具體工作中。

他曾結合自己學哲學的經歷說：“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他認為，黨員干部尤其需要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因為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他總結實踐經驗，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關鍵要求凝練概括為一句話：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合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所謂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就是實事求是，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進行充分而正確的調查研究。陳云認為：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10%的時間就夠了。1961年六七月間陳云做的青浦農村調查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陳云在青浦縣小蒸公社住了半個多月，上午開座談會，聽取群眾和公社干部的意見，下午到田頭、養豬場和農家作實地考察，之后他又到與青浦情況相仿或不同的江蘇、浙江的多個縣進行了調研，還與上海市委、江蘇和浙江省委的同志交換了意見，最終形成了三個調查報告，分別對群眾議論最多三個問題提出了建議：母豬私養比公養好處多，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農民的自留地應該根據中央規定留足。這些建議為此后中央進行農村糧食生產和經濟調整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

所謂交換、比較、反復，就是在了解一些情況、形成初步意見后，還要互相交換意見，并對各種不同意見進行多方面比較，而且要留出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慎重做出決策。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的決策就是一例。當時全國糧食供銷緊張，投機商人趁機哄抬糧價，導致糧價上漲、搶購成風，形勢復雜嚴峻。對此，陳云形容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面對這種局面，陳云廣泛聽取意見后，提出了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動、統購統銷等八種處理辦法，在對各種辦法的利弊進行反復比較和慎重考慮后得出結論，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一決策是有效的正確的。

開國領袖們的領導智慧和工作方法，是需要我們認真發掘的巨大精神寶藏。而在認真發掘這一寶藏方面，金沖及先生此書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和示范。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高長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