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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應對系列挑戰，開展政治斗爭——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系列

點擊：作者：江涌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02-21 09:33:29

【摘要】：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與社會主義制度持續牢固的最大威脅，應當是來自對基本政治規律的認知模糊與悄然違背，因此必須牢記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然而一段時期以來，理論思想界及輿論宣傳領域出現了一種傾向：或片面強調“一個中心”，而有意無意忽視“兩個基本點”;或片面強調“改革開放”這一個基本點，而有意無意忽視“四項基本原則”另一個基本點;著重突出“堅持黨的領導”一項，而有意無意忽視“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另外三項。

政治安全攸關我們黨和國家安危，其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維護政治安全的主要任務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網絡等領域安全的維系，最終都需要以政治安全為前提條件;其他領域的安全問題，也會反作用于政治安全。

一、違背政治規律是最大的不安全

近代以來，主權國家政治越來越集中為政黨政治。政黨是現代政治區別于傳統政治的重要標志，是現代政治生活得以展開的核心要素。政黨，代表一定階級的政治組織，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針對相關國家治理和重要社會議題，政黨通常都會表明主張，訂立政綱，展示愿景。現代政黨形形色色，因為所代表的階級不同，而表現出的先進性或庸俗化可能會有極大差異，或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或是政治選舉的工具，或是部分人群牟取私利或謀求公職的工具。政黨通過選舉或革命等形式成為執政黨，然后組建自己的政府，領導和掌握國家政權，貫徹實現黨的政綱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集團的意志變為國家意志。

現代國家政府有多重職能，集中體現在不同層次的階級專政職能與公共服務職能。階級專政職能是取得或處于執政地位的政黨，代表本階級即統治階級，利用國家各種權力機構(暴力機器)，對被統治階級實現專政，對本階級實現民主，為本階級利益服務，為本階級謀福利，以此來不斷夯實自己的階級基礎(以民為本)。公共服務職能，即執政黨為本階級服務的同時，也要為大眾服務，甚至要為不支持或反對自己的選民、大眾服務，實現基本服務、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氣象氛圍，從而不斷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以人為本)。

一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鼓吹，現代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超越(或高于)階級專政職能，而且要淡化階級專政職能，凸顯公共服務職能;鼓吹執政黨是全民的執政黨，總統(總理)是全民的總統(總理)，政府是全民的政府。實際上，西方資產階級都很清晰政府的公共職能與專政職能的區別，一方面，為顧全民主選舉的政治形式，照顧大眾的觀感與利益，尤其是出于爭取“中間選民”的需要，往往會兌現部分選舉承諾，搞些“人心工程”;另一方面，盡心竭力為本階級利益服務，尤其是壟斷資本服務，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當民眾的政治權利表達(如1932年一戰老兵挺進華盛頓、1981年航空管制職員罷工、2011年知識分子“占領”華爾街等)威脅到資產階級統治時，便毫不猶豫使用暴力機器進行鎮壓。然而，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前蘇東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者，偏聽偏信，模糊了公共服務職能與階級專政職能，相信公共服務職能真的超越(或高于)階級專政職能，抽調了人民的政治屬性與階級屬性，天真地搞起全民黨、全民政府，從而犯下顛覆性錯誤，最終政權喪失，制度崩潰，國家分裂。

跨越真理，有時只有半步，也會成為謬誤。階級是客觀存在，不隨人的意志為轉移。階級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但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階級斗爭熄滅論”，可以說是從一個極端跳躍到另一個極端，過猶不及。“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1]實際上，倘若失去了階級分辨能力，往往也就失去了政治方向，失去了執政方向;模糊了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也就不清楚自己從何處來，身在何處，向何處去。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地位決定階級性質，執政黨所代表的階級性質決定著政權性質。蘇聯東歐等國的共產黨曾經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政黨，但是一旦其所立足的經濟基礎、所代表的階級悄然發生蛻變，政權的性質必然隨之改變，最終都被本階級進而被人民所拋棄。“我們黨只有鞏固自己的階級基礎，同時又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才能實現執政興國、執政為民的使命。”[2]中國政治領域最大安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與社會主義制度持續牢固——的最大威脅，應當是來自對基本政治規律的認知模糊與悄然違背，因此必須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3]的政治立場，牢記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忘初心，方得始終”[4]。

二、與否定歪曲黨的基本路線作斗爭

198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1992年黨的十四大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將“富強、民主、文明”微調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基本路線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基本路線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強國之路。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扎扎實實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

然而，一段時期以來，理論思想界及輿論宣傳領域出現了一種傾向：或片面強調“一個中心”，而有意無意忽視“兩個基本點”;或片面強調“改革開放”這一個基本點，而有意無意忽視“四項基本原則”另一個基本點;著重突出“堅持黨的領導”一項，而有意無意忽視“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另外三項。

這類傾向是錯誤的、有害的、危險的。“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發展和進步就會失去物質基礎;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就會迷失方向和喪失動力。”[5]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直把 “四項基本原則”看作是我們國家的“根”，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黨決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與歸宿。“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6]，缺一不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7]

在四項基本原則中，人民民主專政多年來不斷遭遇各種各樣的詆毀污蔑，有鑒于此，黨內體制內的一些理論家宣傳工作者往往對此冷處理，有意無意加以淡漠忽視。但是，人民民主專政是科學社會主義區別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關鍵所在。“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人民實現民主，對敵人實現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8]

馬克思在1852年致約·魏德邁的信中明確指出，階級與階級斗爭，是資產階級學者的發現，不是他的功勞。“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9]列寧則進一步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10]鄧小平特別強調：

“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他(指馬克思——作者注)的理論中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無產階級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11]

對基本路線于黨于國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這樣概括，“黨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12]在學習《胡錦濤文選》報告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重復了胡錦濤同志的講話：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須臾不可偏離、絲毫不可偏廢，必須全面堅持、一以貫之。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發展和進步就會失去物質基礎;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就會迷失方向和喪失動力。”[13]

三、廉政建設與反腐敗斗爭

貪污腐敗于人是惡，于國是禍。貪腐問題迄今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史，有公權，而又有私心，就必有腐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沒有有效監督的權力總是會傾向腐敗，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真理。執政黨要改善形象，想長期執政，就必須毫不含糊地反對腐敗。反腐敗不可能一勞永逸，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一旦放松了警惕，腐敗現象就會卷土重來、重新蔓延。

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貪污腐敗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是國家安全的心頭大患，“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14]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最根本的國家安全。然而，干部隊伍的腐敗嚴重侵蝕黨的肌體，敗壞黨的形象，損害黨的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廣大干部群眾始終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上率下，堅定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從制定和落實“八項規定”入手，相繼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糾正“四風”，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持反腐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查處了一大批違紀違法案件，一批腐敗分子被繩之以黨紀國法，如此，反腐倡廉工作取得重大成績，初步贏得了積極向上、干事創業、風清氣正、人民信任的良好政治生態。

2014年，中央巡視組公布的問題清單中，指出一些地方“小官巨腐問題嚴重”、“基層反腐敗斗爭形勢比較嚴峻”。西安市一個社區的居委會主任，利用社區拆遷改造項目為自己牟利，單筆受賄就達5000萬，涉案總金額高達1.2億元。北京市朝陽區孫河鄉原黨委書記受賄9000余萬元。海淀區西北旺鎮皇后店村原會計挪用資金1.19億元。河北秦皇島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經理，一名副處級干部，被調查時家中搜出1.2億現金、68套房產、37公斤黃金。……一例例小官巨貪，觸目驚心！

相比遠在天邊的“大老虎”，群眾對身邊的“小蒼蠅”感受更為真切，也更加痛恨。對于它的危害性，有人甚至用“蠅貪猛于虎”來形容。如果基層腐敗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勢必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動搖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2016年1月，中紀委六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要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維護群眾切身利益，讓群眾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果。[15]

事實表明，反腐敗斗爭不僅有利于凈化政治生態，還有利于改善社會生態與經濟生態，有利于理順市場秩序，還市場以本來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東西扭回來，如此才能充分發揮市場的正常調節作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一些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影響惡劣、亟待解決。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16]

當前已經進入反腐敗斗爭的關鍵階段，恰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主要是在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腐敗活動減少了但并沒有絕跡，反腐敗體制機制建立了但還不夠完善，思想教育加強了但思想防線還沒有筑牢，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因此，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有全黨上下齊心協力，有人民群眾鼎力支持，我們一定能夠打贏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場攻堅戰、持久戰。”[17]

四、爭取民心是輸不起的斗爭

抗戰時期，到過延安的美國新聞記者向蔣介石夫人感慨在中國居然還有一群積極上進、健康廉潔的人群存在，宋美齡女士只是淡淡說了一句：也許你們說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權力的味道。國民黨正是沉湎于“權力的味道”而“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著名學者費正清認為，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由此失去了大陸，失去了政權。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同志有一段著名的“窯洞對”。黃炎培先生問，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剛建立的時候，勵精圖治一片新氣象，但是好景不長，便人亡政息，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8]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向背是治國理政的關鍵。國民黨失去人心，失去大陸;共產黨贏得民心，取得政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只要我們管黨治黨不放松、正風肅紀不停步、反腐懲惡不手軟，就一定能贏得這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斗爭！”[19]反腐在于健康黨的肌體，純潔黨的隊伍，正在于贏得人心，凝聚民心。堅定不移反對腐敗是“一筆再明白不過的政治賬，人心向背的賬”。“人心向背”這四個字，明確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堅定不移反對腐敗”這個大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效果怎么樣，人民的心中自有一桿秤。人心向背是最公正的砝碼，也是唯一的砝碼。[20]要跳出“歷史周期律”，要贏得黨心民心，黨風廉政建設就沒有休止符，反腐敗斗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同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同人民打成一片是我們永遠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的重要保證。“全黨同志無論職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我們的工作和決策必須識民情、接地氣，以人民利益為重、以人民期盼為念，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21]“全黨必須牢記，……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記了人民，脫離了人民，我們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會一事無成。”[22]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爭取人心、民心，最為重要的是，爭取年輕人的心，確保青年跟黨走。“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余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23]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幸福，歷史的重任，寄托在青年人身上。青年尤其是青少年，是人身的軟泥階段，孺子可教。“著力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支持和幫助青少年成長成才，團結教育廣大青少年聽黨話、跟黨走。[24]

五、積極開展反滲透、反顛覆、反演變、反遏制、反分裂的斗爭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多元化、多樣化是世界豐富多彩的重要特征，也是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體現。“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花朵，就算這種花朵再美，那也是單調的。不論是中華文明，還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類文明創造的成果。”[25]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差異性，為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平等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客觀條件，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分散了人類社會發展風險，促進人類社會共同進步。

但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總是努力竭力將自己的意志(如所謂“普世價值”)強加于人，依照自己的設計(如所謂“華盛頓共識”)改造他人，而且往往是己所不欲，硬施于人。這是任何一個有民族尊嚴、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很多中小國家，由于歷史、地緣以及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制約，往往委曲求全，不得不接受西方大國的不平等安排。倘若拒絕接受，那么等待他們的將是滲透、顛覆、演變、遏制乃至分裂，無止無休，直到達到霸權與強權目標。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東方文明大國，中國有獨特鮮明的個性，有輝煌的歷史與燦爛的文明，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聯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志與責任，因此中國不可能逆來順受，不可能跟在西方國家后面亦步亦趨，不可能接受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不公正安排。“我們同美國等西方國家滲透和反滲透、顛覆和反顛覆、演變和反演變、遏制和反遏制的斗爭是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十分尖銳的。我們必須高度清醒，堅持以兩手對兩手。”[26]

學界一般認為，1946年2月22日的喬治·凱南電文，以及1946年3月5日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擰緊了東西方意識形態的螺絲釘，標志“冷戰”的開始，標志著無硝煙戰爭——“和平演變”的開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付非西方國家的一個利器，快速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身不由己地替代了蘇聯成為“演變”與“革命”的主要對象。而且，中國越是發展壯大，西方就會越焦慮，就越要加大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力度，對華“演變”與“革命”愈發緊鑼密鼓。

“我們塊頭大、分量重，我國快速發展必然會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系產生深刻影響，引起國際社會各種反應，正所謂‘樹大招風’。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不愿看到任何國家超越他們，尤其不愿看到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與其不同的社會主義中國趕上和超越他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隨著我國經濟總量日益逼近世界第一，一些西方國家的焦慮感進一步上升，必然會加大力度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加緊在我國策劃‘顏色革命’，千方百計對我國發展進行牽制和遏制。”[27]這就決定了中同西方國家在交流合作的同時，必然存在著較量斗爭，而且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十分尖銳的和不可調和的。

在同國際反華勢力以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長期斗爭中，除了滲透和反滲透、顛覆和反顛覆、演變和反演變、遏制和反遏制斗爭之外，還有分裂和反分裂的斗爭。“‘臺獨’分裂勢力人還在、心不死;達賴集團加緊在國際國內進行分裂活動;‘東突’民族分裂勢力暴力化傾向進一步加劇，變本加厲在新疆策劃和制造暴力恐怖事件”。[28]反分裂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分裂勢力從事的分裂活動有國土分裂、民族分裂與政治分裂，三者相輔相成，以政治分裂、民族分裂最終達到國土分裂的目的。民進黨搞法理臺獨，港獨否定“一國兩制”，藏獨疆獨勢力不斷煽動宗教、意識形態與國家民族主體相對立。“要加強新形勢下反分裂斗爭，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深入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教育，打牢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礎，最大限度團結各族群眾。要加強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多做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要正確把握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時妥善解決影響民族團結的矛盾糾紛，堅決遏制和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民族問題進行的分裂、滲透、破壞活動。”[29]

六、與資本操縱做堅決斗爭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都有正反兩方面屬性，沒有絕對的是，也沒有絕對的非，判斷一個特定事物的好壞，總是要放到一定的時空、具體的條件下。對待資本也應如此。然而，曾經一段時期，我們視資本為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出現“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極端。而如今，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牽引下，在“悶聲發大財”的思路引領下，資本則被套上圣靈般的光環，招商引資，擁抱資本，差不多成為很多政府部門而且近乎所有地方的不二選擇。

資本具有雙重屬性，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一方面作為“財富的魔法師”，通過不斷的積累增殖而創造或轉移財富，另一方面則是“撒旦的磨坊”，碾碎一切美好，破壞自然，敗壞道德，損害公正公平的社會秩序。所以，資本是個復雜的東西。就一般經濟視角看，是一類資源、生產要素，應當是個好東西;從人文視角看，絕對是個壞東西，著名作家狄更斯筆下那個“悲慘世界”就是資本肆虐的世界;從政治視角，可能是個好東西，也可能是個壞東西，權錢歷來都是“孿生兄弟”，人民政府可以用錢給大眾辦好事，腐敗政府則大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資本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就原始資本來說，“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豈止是一般的壞東西，簡直就是一種罪惡。

因此必須節制資本，尤其是要節制壟斷資本。所謂“節制資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來節制不斷擴張與日益囂張的資本，節制資本與權力聯姻，使權力、民力與錢力處于相對平衡狀態。“節制資本”是個老話題，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中國也是倡導“節制資本”的先行者。先生認為，“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民生主義之要義，即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土地國有以實現“耕者有其田”;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既能“防資本家壟斷之弊”，又可“合全國之資力”以發展實業。“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30]但是，“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31]

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引用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聲明：“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再次重申了“節制資本”的思想，中國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是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計民生”，而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綜觀社會發展史，市場只是一類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識形態。早期，市場的邏輯是交換的邏輯，市場作為經濟的附屬長期內嵌于社會。近代以來，市場的邏輯是資本的邏輯，獨立的市場很可能成為“撒旦的磨坊”，所謂“市場化”就是任由市場調節，任由資本主導，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的邏輯是國際壟斷資本的邏輯，壟斷資本不僅要操縱國計民生，還要操縱大眾媒體與社會輿論，操縱政治政黨政府，即要壟斷一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節制資本，還要駕馭資本。

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社會得到長足發展，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同時，中國面臨的問題、矛盾、挑戰也前所未有，要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勝利，必須要成功經歷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在“四大考驗”中，能否駕馭資本，成功經歷市場經濟考驗至關重要。“不可否認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商品交換原則必然會滲透到黨內生活中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誘惑纏繞著黨員、干部，‘溫水煮青蛙’現象就會產生，一些人不知不覺就被人家請君入甕了。”[32]

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湖南衡陽、四川南充、遼寧等地拉票賄選、破壞選舉的案件，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習近平總書記由此諄諄告誡，各級黨委要從這些案件中吸取教訓、反思癥結、查找疏漏，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預防在先，教育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嚴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換屆紀律。他嚴肅指出，要堅持零容忍，對拉票賄選、說情打招呼、買官賣官、官商勾結、資本操縱、干擾換屆、破壞選舉等違紀違法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絕不手軟。[33]

注釋：

[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2月17日)。

[2]習近平《改革開放三十年黨的建設回顧與思考》(2008年9月1日)《習近平黨校十九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編，第74頁。

[3]習近平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的講話(2013年4月28日)。

[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

[5]習近平在學習《胡錦濤文選》報告會上的講話(2016年9月29日)。

[6]《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7]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2年11月17日)。

[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547頁。

[10]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199頁。

[1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