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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油畫) 潘世勛 繪

熟練掌握調查研究的訣竅,才能真正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這也體現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習近平同志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曾在《浙江日報》的“之江新語”專欄發表232篇評論文章。《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就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只有200多字,不僅闡述了調查研究的重大意義,而且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做好調查研究的“五字訣”,即“深、實、細、準、效”。

面對新時代新使命新要求,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深、實、細、準、效”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和方法論意義,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是指導我們做好調查研究的重要遵循。

“深”,就是要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到田間、廠礦、群眾和社會各層面中去解決問題

“涉淺灘者得魚蝦,入深水者得蛟龍。”真實有用的情況、深層次問題往往被浮在表面的現象所覆蓋,只有“扎”下去,才能“撈”上來。“蹲下去才能看清螞蟻”,這就要求我們在調查了解情況時,必須真正沉下去、接地氣,而不能學“井中葫蘆”,表面看像是下去了,實則卻浮在水面；更不能學“盲人摸象”,摸到一點就妄下結論。只有真正做到既“身入”又“心入”,才能看清“螞蟻”、抓到“活魚”。

1930年5月,毛澤東同志寫《尋烏調查》期間發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耐人尋味。一次,毛澤東把紅四軍宣傳隊集合起來,問大家:“你們在尋烏作了調查沒有?”宣傳隊的同志回答說:“調查了。”毛澤東又問:“你們在尋烏作了調查,那么,你們講一講尋烏做生意哪一類最多?”這一問,把大家問住了。這時有個別同志說:“大概是做豆腐的最多吧!”毛澤東接著又問:“就算做豆腐的最多吧。那么你們再說一說,尋烏哪幾家做豆腐做得最好?”對這些問題,宣傳隊的同志都答不上來。最后毛澤東笑著給大家回答了前面幾個問題。事后,宣傳隊的同志分頭下去調查,結果和毛澤東講的完全一樣。

2011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商鋪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時下,一些同志搞調研,為什么跑面蹲點忙乎了半天,得到的情況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而有的卻能看清“螞蟻”、撿回“活魚”?其區別就在于是不是真正深入下去了,是不是做到了“解剖麻雀”。實踐證明,搞好調查研究,經驗千條萬條,最根本的只有一條:深入、再深入。

“實”,就是作風要實,做到輕車簡從,簡化公務接待,真正做到聽實話、摸實情、辦實事

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鮮明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1988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任地委書記,到任3個月就走遍了9個縣,后來又跑遍了全地區絕大部分鄉鎮,還走山路去了不通公路的偏遠山區。這樣的調查,生動體現了他所推崇的“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安徽鳳陽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初到村子就跑遍了全村108戶人家,駐村6年完成29本“民情日記”。正是這種扎實的調研,贏得了鄉親們的評價:“他眼皮不往上翻,跟咱親近。”

調查研究始終是了解情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只有真正了解、掌握方方面面的情況,才能做到去偽存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的下基層調研走馬觀花,下去就是為了出鏡頭、露露臉,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只看‘門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眾說是‘調查研究隔層紙,政策執行隔座山’。有的明知報上來的是假情況、假數字、假典型,也聽之任之,甚至通過挖空心思造假來粉飾太平。”作為領導干部都要警醒起來,著力解決調研中不深不細不實的問題,真正提高調研的準確性和實效性。調研要輕車簡從,呼呼啦啦一大群人,群眾見了躲得遠遠的,怎么能打成一片?如果事先打了招呼,下面都用同一條路線、同一批對象來對付,怎么能了解到真實情況?而真正有價值的調研,就是要讓基層一線的干部群眾暢所欲言,正面的要聽,反面的也要聽；順耳的要聽、刺耳的也要聽。多聽聽真實的聲音,多了解真實的情況,才能為正確決策打下扎實的基礎。

“細”,就是要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深入分析問題,掌握全面情況

調查研究是件細致活,不能粗枝大葉。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為了弄清實際情況和問題所在,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陳云同志率先垂范,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他在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接著他又到杭州、蘇州,找了與青浦情況相仿的專區和縣進行調查,研究了種雙季稻和小麥問題,還調查了養豬和自留地的情況。另外,他又找了與青浦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蕭山和無錫兩縣的同志,調查了種植情況,研究了農作物種植安排上的有關問題。正是憑著這種嚴謹細致的作風,陳云同志收獲頗豐。調研結束后,他向中央提交了關于農村調查的三份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對于恢復與發展農副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對比陳云同志調查研究的嚴細作風,我們現在的一些調查報告和工作研究,常常會出現“基本上”“大體上”“大多數”等模糊概念。什么原因?就是調查工作做得不細致、不扎實,對許多情況和數據摸得不深不透,也無法進行定量分析,只能大而化之,概略瞄準。搞調研最重要的就是要細,只有細才有真,只有細才保證準。我們之所以強調要“解剖麻雀”“蹲下去看螞蟻”,就是因為只有搞清微觀,才能把握宏觀,微觀搞得越清楚,宏觀決策越明晰,工作指導才越有針對性。對于那些大而化之的所謂調研,不妨多一些對問題的精準發問,使一些作風浮躁的干部如坐針氈,甚至當面出丑,方能收到“紅臉出汗”的效果,促使其轉變作風。

“準”,就是要善于分析矛盾、發現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規律性的東西

習近平總書記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調查研究的過程,是領導干部提高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我們掌握調查研究的正確方法,帶著問題意識,關注實踐難題,走進群眾中間,通過“身入”和“心入”,提高了解情況的精確度；更需要我們增強黨性觀念,擯棄私心雜念,敢于說真話、報實情,提高解決問題的精準度。

1959年廬山會議后,彭德懷同志閑居于北京西郊花園住地。1961年9月,他征得中央同意后前往湖南家鄉湘潭烏石大隊彭家圍子進行調研。在座談會和個別走訪中,有人反映“大躍進”中刮“五風”的情況,有人訴說缺吃少穿的生活現狀,他都耐心聽取,一一記下。針對群眾反映最多的“能否分田到戶”“‘五風’問題”,他都耐心解答、做好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他審定了隨行工作人員起草的五份調查材料,彭德懷肯定了1958年以來興修水利的成績,也反映了農村“大躍進”運動中糧食減產、“五風”嚴重、群眾思想混亂、生產情緒低落等問題。調研結束回到北京后,他讓隨行人員把五份調查報告送楊尚昆轉送中央。在這次農村調查中,身處逆境中的彭德懷堅持“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摻假”的調研宗旨,堅持以共產黨人的本色如實記錄、反映問題。精準的調研成果中,折射出共產黨人實事求是、關懷群眾疾苦的黨性原則和為民情懷,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

“效”,就是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切實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較強操作性,做到出實招、見實效

調查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求“效”,就是出實招、見實效,用切實可行的、有針對性的措施解決問題。這就要在調查、研究、運用這三步棋上下功夫。調查,就要正視問題、發現問題,從個性中找到共性,從苗頭中發現傾向性。研究,就要弄清問題的性質,分析問題的癥結,透過現象看本質,形成規律性的認識。運用,就是把調研成果用于科學決策,切實解決群眾關注的問題,提高為民謀福利的實效。衡量調研做得好不好,不是看搞得規模有多大、時間有多長,也不是調研報告寫得好不好,關鍵要看調研的實效,看能否把問題解決好。

2017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在《心無百姓莫為官——習近平同志幫扶下姜村紀實》中,披露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重視調研實效的一些細節:村支書姜銀祥提出:“想請省里幫我們建沼氣,否則,山就要砍光了……”習近平同志當即肯定:“這個提議好!”他請隨行的同志記下來,并叮囑:“資金由省財政解決。”幾天之后,省農村能源辦公室便派專家入村進行指導,資金也很快落實。在種茶大戶姜德明家召開座談會時,習近平同志詳細詢問農產品生產和銷售情況,并扳著指頭一筆筆和大家算著投入和產出賬。當有人提出“缺人才”“缺技術”時,習近平同志當即表態:“省里研究一下,給你們村派一個科技特派員來。”不久,浙江省中藥研究所高級工程師俞旭平進駐下姜村……習近平同志的一言一行飽含著求實作風和愛民情懷,為我們在調研中如何求實效、辦實事作出了榜樣。只有心懷百姓,才能讓調研多些溫暖；只有注重實效,才能讓調研多些價值增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際,重溫調研“五字訣”,領悟“深、實、細、準、效”的要求,更加體會到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人民立場和求實作風。只有謹記并踐行“深、實、細、準、效”的調研要求,切實推動全黨形成崇尚實干、力戒空談、精準發力的良好作風,才能確保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基層落地生根。(向賢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