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共產黨人的“經濟初心”
點擊： 作者：程恩富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8-07-05 09:17:04
新時代為什么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程恩富
當前，關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壯大存在一些爭議和疑惑，亟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來統一認識和制定政策。
一、習近平多次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極端重要性
早在2013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對國家國資委的工作批示中，首次指出“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2014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第二次強調：“要堅定不移把國企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
2015年７月，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期間第三次強調：“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
2016年7月，習近平對全國國企改革座談會做出重要指示，第四次強調：“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2016年10月，習近平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第五次強調：“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充分表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要五次強調一個問題，其出于經濟和政治大局考慮的原因在于：
首先，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和我們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中的支柱
2014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深刻指出，我國國企 “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2017年12月，在江蘇徐州市考察期間強調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時進一步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
這就界定了在集體企業、合作企業、個體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多種所有制企業中，并非其經濟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都一樣，而是唯有國有企業屬于頂梁柱，必須“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其次，國有企業是強大的國家實體經濟
2013年7月習近平在武漢調研時便指出：“國家強大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
2015年7月在同吉林省國企職工座談時，他又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
可見，在大中小微的實體經濟發展中，只有貫徹“并舉和重點”相結合的思路，重點把帶有全局性的國有企業這一實體經濟最重要的載體搞好，才能把整個實體經濟抓上去。如果割裂國有資產的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關系，照搬某些西方國家的片面做法，主要讓國有資本參股而不控股支柱性和戰略性產業及其企業，盡管也可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但那樣只管國資而不管國企的后果，勢必導致一種國家參股型私有化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格局，難免使國家調控國民經濟失去微觀基礎，從而極易形成系統性經濟風險和金融經濟危機。
應當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過程中，主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
第三，國有企業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從經濟學原理和法律上分析，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終極所有權或產權屬于全國人民，因而屬于全民所有制的性質。
為了維護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人民代表大會每年聽取和審議同級政府關于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狀況的體制機制，完全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和客觀要求，也可以督察因政府某些決策失誤而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人民的不滿。
此外，面對不少干部群眾不理解或不主張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國情和民情，建議有必要在加強宣傳教育的同時，實行“壯國企、多分紅”的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每年在國有企業的盈利中拿出一定的份額，平均分給每個公民或選民。這可以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貫徹“以人民為中心”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發展國有企業的新舉措！
第四，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
2016年10月，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讓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五個重要力量”。
目前，我國已有數十家國有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行列，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也日漸增多，但總體上與美國和日本等強國相比，在生產經營集中度、核心技術和世界名牌等方面尚有相當差距，因而國有企業必須適應我國引領公正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共同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家經濟安全的新形勢需要，加快培育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綜合商社。
二、改革壯大國有企業需廓清的三種誤論
其一，所謂國有企業屬于要削弱和消除的壟斷企業
縱觀世界各國和我國的反壟斷法，均無把生產經營集中度較高的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稱之為壟斷企業，而只反對價格聯盟、捆綁銷售等生產經營上的壟斷行為，并不反對經濟全球化格局下的生產經營較高集中度。
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經濟強國均有生產經營集中度很高的數十家私有“壟斷企業”（新加坡唯一超大的企業就是國有制的淡馬錫公司），一般大中小企業實際上是無法進入這些領域的，因而形成少數大公司與眾多中小企業并存的現代企業組織結構。相反，相對經濟不發達的西方國家則缺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
也就是說，現時代不是極少數私有企業“壟斷”，便是國有企業“壟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企業組織結構，不應都是一般的大中小企業，而是應由特大型國有企業與眾多大中小企業微企業（絕大多數是集體或合作或私有的企業）并存的現代企業組織框架。
那種不反對中外私有企業而只反對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集中度較高的所謂壟斷，是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競爭所要求的企業組織格局的。
其二，所謂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單項引入越多越好的非公資本和放棄國家絕對控股
有輿論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國企改革的殲滅戰就是要單純縮減國有資產的總量。這既不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實現“三個有利于”，即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也不符合他多次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的總目標不是削弱而是加強，因而必須理直氣壯、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
從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如果一家國有企業讓非公資本參股49%，那么對該企業的生產經營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如果讓非公資本控股51%，那么該國有企業的性質已變成國有資本參股的私有企業了；如果國有企業能夠穩定盈利而又讓非公資本參股，那么意味著該企業的部分利潤由國家（人民）所有而變成私人所有，需提防由此擴大社會財富和收入的貧富分化。
其三，所謂闡發《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初心和遠大理想就是違反黨中央精神
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常識仍要繼續大眾化。
鄧小平早就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只有私有制，才可能有剝削，消滅剝削與消滅私有制是一回事。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時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
而《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眾所周知，共產黨的遠大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產”是指生產資料，這個“共”是指共同所有。共產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首要含義就是指全部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共同所有，從而徹底消滅私有制。因此，逐步消滅私有制，逐步建立公有制，這是共產黨人不能忘記的經濟初心和必須牢記的經濟使命之一（政治初心和政治使命是最終徹底消滅階級、政黨和國家消亡）。這也是黨中央和《憲法》為何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以“私有制為主體”即搞私有化的緣由。
可見，不忘“消滅私有制”的初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發展私有制，是不矛盾的，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與最終目標論的辯證統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指導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來源：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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