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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走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道路上

點擊：3145  作者：程恩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時間:2018-04-15 10:57:47

 

 

 

　　學術自傳：走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道路上

 

　　一、學術生涯三歷程

 

　　學成執教復旦園（1972、4—1989、3）

 

　　從1972年4月開始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復旦大學讀本科和碩士學位，以及留在經濟系任教期間，系統地鉆研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文獻，也認真讀過不少外國經濟學說史和西方經濟學的論著。我還利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豐富資源，廣泛瀏覽哲學、歷史、美學、心理學、文學等社會科學書刊，甚至讀過生物學、醫學等某些自然科學書刊。我的讀書興趣至今還很廣，思考范圍也常常超出經濟學，這倒為理論經濟學及其方法論同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和橫向借鑒，提供了知識基礎和營養。不過，我計劃65歲以前，還是集中精力創新經濟學理論，之后再轉向撰寫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領域的論著。

　　在復旦的年代，我主要是師從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張薰華、洪遠朋（本人碩士論文的導師）兩位教授，并接替他們為本科生和進修教師系統開設1-3卷的《資本論》課程，并主講過《政治經濟學》和《消費經濟學》的課程。他們做學問和為人的精神，對我影響較大。另外，蔣學模、蔣家俊、徐桂華、陳文燦、洪文達、陳觀烈、吳斐丹、宋承先、尹伯成、葉世昌等前輩經濟學家，均在各方面對我有教誨、有幫助。所以，我是在復旦大學奠定了較深厚的經濟學功底和做學問的風格的，我的學術成長首先歸功于復旦的老師和學術傳統。

 

　　在復旦工作期間，除了主要從事助教和講師的教學之外，還先后擔任過經濟系科研秘書、班主任和教師支部委員，在知識分子單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鍛煉。

 

　　育人轉教上財大（1989、4—2005、9）

 

　　從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我調往上海財經大學工作這16年半期間，復旦的老師仍深深地關懷著我，支持我的學術工作。比如，張薰華教授已過80壽辰，可出席并指導了每一次的海派經濟論壇和海派經濟學沙龍；關于勞動價值論等一些創新觀點的出籠前，我依然習慣于請教洪遠朋教授；蔣學模教授一直將上海的政治經濟學后繼研究寄希望于我，并給予鼓勵。

 

　　在上海財大期間，除了作為副教授、教授和碩士生、博士生的導師，先后為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開設過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外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等約10門課程之外，還擔任過經濟系副主任和主任、經濟學院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院長等職務。在教學與研究兩個方面均有較快的進展，政治經濟學課程被評委上海市和國家的精品課程，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性的論著和改革主張受到知識界的高度關注，尤其得到劉國光、宋濤、吳樹青、陶大鏞、胡代光、衛興華、吳易風、吳宣恭等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的贊譽和鼓勵，這些都激勵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因為當前挺身而出、沖鋒陷陣的創新型馬克思主義者，有時或被說成極左或被說成偏右而犧牲名譽或晉升等等。

 

　　在上海財大工作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提一下。2002年2月，我曾在江澤民總書記主持的理論座談會上匯報改革思路；2004年5月，曾在胡錦濤總書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講課。參與這些交流，也使本人獲益匪淺。

 

　　研究高登社科院（2005年10月至今）

 

　　從2005年10月開始至今，我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工作，先后擔任常務副院長和院長。2006年被評為中國社科院首批學部委員，擔任學部主席團成員兼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中央給社科院是“三定位”，即“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高殿堂、黨和國家的思想庫和智囊團”，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應當在三方面都有所作為，我自己也盡力起表率作用。為了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理論宣傳和應用探討三者有效結合起來，我每年組織馬研院和馬研學部有六個系列的國內外學術會議，僅2011年組織和召開的國內外研討會就有15個，其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高層論壇也頗有影響。我先后以馬克思主義為導引，撰寫和發表了“新人口策論”、“新養老策論”、“新開放策論”、“新國企策論”等主旨報告和文集。

 

　　目前，本人主編《國際思想評論》、《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兩個英國出版的國際學術季刊，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年鑒》、《海派經濟學》季刊和《管理學刊》等。近幾年還多次出席中央領導主持的理論座談會，主持和參與中央和社科院各種重要研究課題。

 

　　本人先后赴美國、日本、越南、俄羅斯、法國、英國、西班牙、墨西哥等國進行學術交流，逐漸形成一定學術影響。提出社會主義三階段論、新的活勞動價值論、新經濟人論、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論、一府兩系的國資管理論、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論、大文化經濟學論、知識產權優勢論、當代經濟基本矛盾論等，形成了系統獨特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理論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權威報刊認為是“我國第四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之一”、“中國最有創見的經濟學家之一”。

 

　　作為具有使命感的學者和全國人大代表，需要研究、宣傳、對策三位一體全方位地展開，文章、著作、講演、授課、對話、交談、主編、主持、受訪等多形式地進行學術活動，因而工作非常緊張，好在效率和效果還獲得了絕大多數同事和同行的首肯，從而感到欣慰。

 

　　特別感到有中國學者自豪感的是，我主編的《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2010創辦）、《國際思想評論》（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學部創辦）的兩份國際英文期刊（均由英國出版）屬于全球左翼經濟學家和左翼社會科學家共同的學術平臺，目前已被全球兩千家圖書館使用和收藏，這是貫徹黨中央關于中國學術“走出去”的重要舉措和成就。

 

　　二、治學體會四點滴

 

　　在學術道路上一路走來，我覺得治學成功首先要有濃厚興趣。對一項事業和工作有沒有成就或貢獻，首先要看有沒有興趣。有興趣，就會鉆研下去；沒興趣，當然就會敷衍了事。興趣是治學的基礎，這是其一。想當初，在黑龍江軍墾農場當知青、讀馬列書籍時期，覺得“實業救國與強國”、“理工科救國與強國”固然有道理，但一個國家要有實業和理工科的良性大發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文科理論和政治基礎。以魯迅、孫中山等研究轉行為例，持“文科救國與強國論”，因而一心只想讀文科。我對文科的不少學科都有強烈的好奇與興趣。

 

　　有了興趣后，還要有遠大抱負。目標是治學的動力，這是其二。調離復旦的時候，我曾同洪遠朋老師說過，我會在經濟學的學術發展史上留下痕跡的。我的目標十分清楚，因而后來有了當官的機會沒去，有了下海的機會也沒去。我走了學術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學術抱負。目標其實是動力，目標其實是動力，目標定得越高，那么動力就越大，難以達到就越要持久去努力。我曾經觀察過一些人，他們智力的差別并不大，但所作的貢獻卻不一樣。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目標不同。一些人的思路并不快，表達能力并不強，但最后卻能達到應有的學術地位和影響，重要緣由在于因為他們目標定得高?，F在，我擔任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3個國際和全國性學會的會長，就是因為我的非功利主義學術言行而被同行看中和推選的，而我后來之所以與其他學者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學學派，同樣也是因為先設定了這個目標的緣故。

 

　　治學要有思想原則。思想是治學的靈魂，這是其三。面對現在西學漸盛、國學崛起的學術氣候，有人主張“西學為體”或“國學為體”，而我則倡導“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的思想原則和治學方針（隨便解釋一下：“西學為用”就是毛澤東“洋為中用”的批判性借用意思，而非傳統國學的“體用一致”的意思，似乎馬學能指導而不能應用和運用）。北京大學已故的經濟學泰斗陳岱孫教授，在為我獨著的《西方產權理論評析》一書題詞時寫道：“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這也對是筆者的一個寫真吧。

 

　　治學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學的途徑，這是其四。畢業留校的前幾年里，我只注意閱讀、研究和教學，力爭形成自己的正確觀點，但沒有注意寫成論著，眾多思想觀點沒有加以物質化。從1983年出席全國《資本論》研究會大會開始，受到幾位青年同行的榜樣影響，才開始注重寫作，并逐漸注重書面表達自己可傳世的思想觀點和論著。在研究型重點大學和社科院，教學是基礎，研究是主導。既要注重師承，更要注重學承。只有幾十年如一日地每年閱讀千篇論文、百本書，才能始終站在研究的前沿，產生一流作品和講演，有望成為真正的專家和“大家”。

 

　　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中，我的體會是：與人摩擦，其煩無窮；與書摩擦，其樂無窮。學者應當永遠與書刊在一起，與學生在一起，與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三、學術奉獻三方面

 

　　積極創新政治經濟學

 

　　1994年，我發表《21世紀：重建中國經濟學》一文,較早地指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發育成熟，系統地科學反映這一經濟實踐變化的中國理論經濟學，在20世紀末的反思與論爭及方法論的變革后，必將以全新的面貌出現于21世紀初。近十幾年，關于“中國經濟學”的討論熱烈而又深刻，表明這一思想是超前的。

 

　　對我國傳統和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模式缺陷的分析表明，由于過去存在“仿蘇”和現在存在“仿美”的不良傾向，因而我國經濟學理論模式含有重要弊端。一是在規范分析層面，單純進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范疇和規律對比，缺乏研究深度。二是在實證描述層面，沒有繼承馬克思經濟學高度重視數學方法的優良傳統，缺乏定量分析。三是在政策研究層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風”，并作辯護性的解釋，缺乏反思意識。四是在學科重構層面，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取代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缺乏本質揭示。五是在方法變革層面，簡單照搬西方經濟學的范疇和理論，缺乏創新精神。

 

　　既破又立，邊破邊立。我領銜的創新團隊首創《現代政治經濟學》的“五過程法體系”。以往，政治經濟學體系主要有“兩分法”（分為資本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半打通法”（部分篇章打通資本主義內容與社會主義內容，部分篇章仍分述）。2000年，我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以及2008年擴編為百萬字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完整版教材，綜合馬克思《資本論》體系和政治經濟學六分冊體系（設想分冊研究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精神，在學術界首創“五過程法體系”。除了緒論和尾論之外，第一篇分析直接生產過程，第二篇分析流通過程，第三篇分析生產的總過程，第四篇分析國家經濟過程，第五篇分析國際經濟過程。

 

　　新教材積極吸收國內外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揚有棄地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某些理論，強調原理的科學性、穩定性和預見性，堅持“不唯書、不唯上、不唯風”的精神。比如：關于精神生產、知識勞動、電子貨幣、人文指數、行政壟斷、博弈模型、比較利益陷阱等引進，力圖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新的理論探索精神；關于研究對象與范圍、經濟學性質、工資的本質、自主知識產權等問題的新概念，試圖體現了求真務實和新穎獨到的研究。

 

　　此外，新教材除了主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之外，還采用新制度經濟學方法、博弈分析的方法、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等。

 

　　“操作決定成?。?rdquo;我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經濟學的思路化為具體操作。經過10年的教學改革所編寫的這部新教材，以及配套出版的第一本《現代政治經濟學案例》和多媒體課件等，合乎21世紀政治經濟學的改革和發展之需要，已被暨南大學等高校采用并多次獲獎，越南主動翻譯出版了越文版，并受到日本學界的重視。目前，我已在組織編寫《中級現代政治經濟學》和《高級現代政治經濟學》分別為百萬字，規范地增添定量分析和理論含量，今年秋季將正式出版。

 

　　此外，為了實現用與時俱進的中外現代政治經濟學引領應用經濟學和其他理論經濟學的創新，今年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合作，著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并主編《經濟科學百本創新教材》。

 

　　領銜創立海派經濟學

 

　　由我任主席創立的“中國海派經濟論壇”成立于1995年11月，曾召開了20次上海和全國性的研討會。2001年，又成立了由我任主任的上海財經大學重點研究基地——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2004年開始隸屬于該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并成為聯合國內外學術力量，進行大規模理論創新的學術團隊，其學術影響在國內外日益擴大，因而6年前被各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選為全球學術團體——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的會長。

 

　　海派經濟學即“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簡稱“新馬派”）。一是其地域原意，開始由原來在上海工作的學者逐步創立的，原產地在上海，但后來擴大到國內一些省市，如“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徐州師范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等。學派的成員是自由開放的，并不受發源地的限制。

 

　　二是其理論特征和實質在于，以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為基點，科學綜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經濟思想，構建一種有別于馬克思經濟學、蘇聯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當代中外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范式。

 

　　三是其學術風格，強調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思想應當解放而不僵化，學風應當嚴謹而不趕風頭。

 

　　海派經濟學只是中外學術界眾多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學派之一。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總顧問丁冰、副會長顏鵬飛等資深教授、“海歸”經濟學教授薛宇峰博士等認為，海派經濟學已合乎作為一個經濟學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標準。

 

　　海派經濟學的方法創新是什么？其方法論的特點是在繼承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方法，橫向借鑒中外現代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方法。在獲得上海市優秀著作獎的《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西方主流與多學科視角》這部海派經濟學的代表性力作中，已從這三方面進行了系統探討與創新。

 

　　海派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創新是什么？這里只能擇其六論而敘之。

　　一是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論。認為凡是直接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

 

　　二是利己利他經濟人論。具體包含三個基本命題：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

 

　　三是資源和需求雙約束論。認為西方經濟學家假定資源有限和需求無限之間是惟一的一對矛盾，顯然過于簡單化和絕對化，缺乏完整的邏輯性和辯證性，因此，假定資源和需求都是有約束的才更全面、科學。

 

　　四是公平與效率交互促進同向變動論。認為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交互促進并發生同方向變動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無效率。

 

　　五是“公有制高績效論”。認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公有制體系能達到社會績效最大化。只不過，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結合呈現高績效必須大體同時具備以下這些前提條件，如不存在嚴重的社會腐敗，委托代理雙方權責是合理的，國企承擔額外社會義務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沒出現大失誤，選聘的經營者有較高素質，等等。

　　六是基礎與主導雙重調節論。認為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本身均具有某種良好的基本功效和能力即功能強點，但也具有多種功能性痼疾，從而時常出現與“市場失靈”或“國家失靈”的狀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或調節機制的模式，應為“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功能性強強結合，也就是應實行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

 

　　首創大文化經濟學

 

　　大文化經濟學的代表作是我主編的《文化經濟學》（曾獲得教育部社科著作獎和財政部特等獎），以及在《人民日報》、《復旦學報》、《上海改革》等發表的文章。該著作出版后，《人民日報》、《經濟學動態》等發表了推薦性書評，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領導部門的重視。

 

　　關于文化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認為“小文化”經濟學只研究文學、藝術，實質上是文藝經濟學；“中文化”經濟學把研究擴展到圖書、音像制品、出版社、書店、文物、博物館等；“大文化”經濟學涵蓋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圖書館、博物館、文化展覽館、建筑園林、教育、科技、體育、旅游和宗教等內容，但不包括醫療衛生。我重點研究的是大文化經濟學問題，包括知識經濟的問題。

 

　　關于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認為文化經濟學要以文化活動中的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即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經濟關系為對象，科學地揭示文化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諸領域的運行機制及其發展規律。為了突出重點，本人提出大文化經濟學以文學藝術、教育、新聞出版和科技發展的素材為主，著重闡明文化與經濟兩大系統的共生互動關系；從文化資源配置角度，闡明文化資源配置和開發、文化供給與需求、文化投資與消費的現象及其規律；從流通角度闡明文化市場、文化商品及其價格的特點和運行規律；從微觀角度闡明文化勞動生產率、文化勞動報酬、文化經濟效益和文化經濟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從宏觀角度闡明文化產業、文化經濟政策和經濟調控問題，并提出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文化經濟管理體制。

 

　　關于文化經濟學的發展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認為社會主義文化活動屬于非物質生產領域，隨著社會生產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相對于物質生產來說，它將發展較快，這是一個規律性的趨勢。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涵，顯然是包括文化事業和產業這一重要組成部分的。

 

　　四、人生感悟與夢想

 

　　前兩年，我的一些學生一再催促說按照“做九不做十”習慣，要給我聚會祝賀60周歲和執教35周年。我則說“現在京滬預期壽命都超過80歲了，研究理論經濟學的人，60歲不算大壽。但不到60歲，難以全面科學地認知經濟規律和經濟理論。”孔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也頗有一些道理。一手抓學術，一手抓健康，力爭為中國和世界人民多服務和貢獻一些綿薄之力！

 

　　前年是新中國60年大慶。我以“60年祖國與我”作為小結性的人生感悟。從理論上說，“祖國和我”是一種雙向互動互促的關系，而不應是單向或單線的偏頗關系。新中國以來，作為中華民族整體的祖國，為個人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制度基礎和社會環境，然而由于各種社會差別的存在，對每一個人來說是不盡相同的；作為祖國的一份子，個人可以通過工作和生活對中華民族整體產生作用和貢獻，然而由于各種個體差別的存在，這一作用和貢獻也是不盡一致的。

 

　　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和人際氛圍，往往倡導個人“我先為人人、人人再為我”，也就是說，個人我應首先為人人（為別人、為群體、為祖國等），人人（別人、群體、祖國等）也應為我，因而“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順序最好不要顛倒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回首60多年，我的出生喜逢新中國初創（1950年），上學巧遇大躍進（始于1958年），下鄉志在北大荒（始于1969年），學成執教復旦園（始于1972年），育人轉教上財大（始于1989年），研究高登社科院（始于2005年），深感“祖國與我”的意蘊和緊密。

 

　　處于“50后”的中老年學者，既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熏陶與磨練，又經歷了改革開放時代的洗禮與創新，從而兼有兩個時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風，試圖揚長避短，優優結合。這體現在我的一個座右銘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

 

　　在未來的學術道路上，不僅會繼續“祖國與我”的緊密工作，而且會拓展“世界與我”的學術工作。前年，我與中外同行共同創辦和主編全球學術團體——世界政治經濟系學會的英文會刊《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去年又創辦和主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的《國際思想評論》英文國際期刊，這兩份由英國出版的季刊，都是由數十個主要國家的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共同編輯的全球性刊物，影響已日漸擴大。除了本人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前幾年已被越南翻譯和出版之外，另有《經濟學方法論》、《勞動創造價值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兩本專著正在被譯成英文、土耳其和日文在國外出版，每年還將在國際刊物發表二三篇文章。除了繼續在美歐亞主辦或出席重要國際會議和講演以外，今后還將把對外學術交流擴展到墨西哥和巴西等一些重要國家，加快“學術走出去”的步伐，發揮“學術大使”的功能，完成“世界、祖國與我”的學術夢想！

 

　　毛澤東說得對：“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改革時代也是如此。當堅持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根本原理或批判西方理論時，有人說我“左”；當從學術上創新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或借鑒西方理論時，又有人會說我右。讓別人去評說吧，我只走自己認定之路！以我的領悟，千年政界和學界的史實已表明：當官，應追求下臺后的歷史名聲；治學，應追求去世后的歷史名聲。這個理念對于在世在位時如何做事做人，如何真正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立碑，極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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