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最為突出地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家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與市場配置一般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結合方面。
作為有長遠戰略規劃的領導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西方“二無型”（無黨章、無黨員）執政黨在治國理政方面的最大區別在于：中國共產黨基于以人民為中心來提升民富國強的發展思想，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有機相結合，既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又充分利用市場配置一般經濟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一般資源不包括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住房和地藏、交通運輸等重要的非物質資源或物質資源）。這明顯地體現在“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及其實施中。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使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提前實現。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八大確立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到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提出，從現在到2020 年，必須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各項要求，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從2020 年到本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 年到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就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提前了十五年。第二個階段，從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正是以上的這些關于民富國強的中長期戰略規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主導作用，既使市場經濟的長處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又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從而有效防范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無政府或無秩序狀態之間對立的弊端，實現了國家調節為主導和市場調節為基礎互為條件、優勢互補的雙重有機結合，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和出色表現。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鑒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我們必須基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國家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與市場配置一般經濟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成功結合，便可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同時破解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這道經濟發展上的世界性難題，實現市場和政府在功能上的“雙強格局”，加速新時代在經濟新常態下的民富國強進程。
二、關于新中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問題
有輿論說，毛澤東使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習近平使我們強起來；也有輿論說，毛澤東社會主義1.0 版本是一窮二白、鄧小平社會主義2.0 版本是富起來、十八大后社會主義3.0 版本是強起來。這些表述均不準確。準確地說，解放前中國是一窮二白，但解放以來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我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逐步富強起來了，富強是一個后浪推前浪的持續更好的過程。新中國近七十年民富國強的統計數據，并不支撐割裂民富與國強的論點，也不支撐毛澤東時代沒有逐步富強起來的論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不能把新中國以來的兩個30 年建設發展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線和原則是十分正確的。
眾所周知，新中國的誕生，真正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之門。新中國的建設，盡管經歷了種種挫折和干擾，仍然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從未達到過的輝煌經濟成就。我國在改革開放前1949-1978 年的大約30 年間完成了重化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依靠內循環可以基本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經濟發展速度趕上并超過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年均GNP 約為6% 多，可以躋身同期世界最快經濟發展之列，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新中國成立前有較大提高，與主要發達國家的若干重要經濟差距迅速縮小。
因此，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認：“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0 年同1952 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1980 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 年提高近一倍”“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間，中國國民經濟更是高速騰飛，年均GDP 增速約為9%，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經濟平均3% 左右的增長速度，達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過德、日、美等國在其崛起甚至“黃金時期”的增長速度。目前，國民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總額已排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一。“神州”系列載人宇宙飛船發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高鐵、天河計算機、北斗導航等一張張響亮的“中國名片”，成為“中國奇跡”的有力見證，標志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8000 多美元，人民生活接近由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我國在民主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也都取得顯著成就。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都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約七十年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歷史。應當說改革開放前的發展為改革后的發展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改革后的發展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大發展。但是，當今中國社會上有一些論著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偉大成就，對前三十年發展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或者片面地只講失誤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進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開放前后兩個年代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這對于我們科學認識新中國年逐步富強的歷史發展，從而客觀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握有關發展規律，是非常有害的。
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準確的描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其中強調的是新中國以來“持續走向繁榮富強”！
三、民富國強若干數據與世界經濟“準中心”概念
前幾年就有一種說法，認為新中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逐步富強起來了，但是叫“國強民窮”，當時有這么一個小小的流行思潮。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劉國光教授曾在文章中專門批駁了這一錯誤觀點。
我們中國人喜歡比較，這是好事。我們工業要和美國、德國、日本比，我們的農業要和以色列、荷蘭比，我們的軍事要和美國比，我們的生態環境要和澳大利亞、新西蘭比，我們的生活要和丹麥、挪威比，我們的足球還要和德國比，等等。這樣一比較，好像我國什么都不是最先進的。其實，這樣比較是可以的，但并不全面和科學。單項比較，有利于激勵我們砥礪前行，但如果認為中國什么都不行或先進，那么這個結論就十分片面了。實際上，在民富國強方面，中國自我縱向比較，應對1949 年前后的新舊中國進行全面比較：中國與他國的橫向比較，應與獨立前國情相似的印度進行全面比較，并與美國和瑞典等進行某些重要指標發展速度進行比較。其比較的結論顯而易見。
一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衡量的GDP。世界銀行數據庫統計顯示，2016 年我國的經濟總量是21.4 萬億，已經超過美國，美國只有18.6 萬億，印度只有8.7 萬億。按照購買力平價這個指標進行衡量和比較最科學。購買力平價是指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決定于它們單位貨幣購買力之間的比例。例如，購買相同數量和質量的一籃子商品，在我國需要40 元人民幣，在美國需要10 美元，對于這籃子商品來說，人民幣對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是4∶1，即4 元人民幣購買力相當于1美元。按照匯率比較，現在我國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是世界第二，但匯率變動較大，比較不是很客觀。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 年統計購買力平價人均GDP的結果，中國為15424 美元，印度為6658 美元。我國人均GDP 與發達或某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比較少，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太大。如果中國人口總量開始下降，那就更能體現民富國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
二是現代化指數。據何傳啟《2013 年世界現代化指數》一文（《科學與現代化》2016 第2 期）提供的數據，綜合10項指標排名，瑞典為100，第1 名：美國為97.3，第6 名：中國為40.1，第73 名：印度為22.5，第99 名。
三是財富指數。2016 年，我國家庭人均財富為16.9 萬元，其中房產凈值約占66%（其中：城鎮家庭，69%：農村家庭，55%）：動產中家用汽車占比較高（經濟日報社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7）》）。另據瑞士信貸研究所發布《全球財富報告2016》的數據，2016 年中國成年人平均財富為22864 美元（15.8 萬人民幣），屬于中等偏低水平。
從前述各種數據可以看出（還有一些數字放在下面論述），中國的民富國強建國以來發展速度在全世界是較快的，改革以來更快。而國情和我國差不多的印度富強情況則相對大大落后。筆者去印度開會和考察過兩次，也與印度經濟學教授和共產黨領導座談了解情況，已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果印度共產黨不能掌權而不搞社會主義的話，如果中國不搞資本主義的話，那么在這個地球上估計是趕不上中國了。現在中外有些輿論認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經濟比中國弱小，可能若干年以后就趕上中國了。事實上，兩國不同的發展路徑依賴和制度決定這是不可能的，今后印度只有總人口可能超過我國。20 世紀40 年代后期，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 差不多，而且它的自然地理條件比中國好，我國人均耕地不到印度的一半，但無論比較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富強發展情況，印度都比中國差得多，總體上印度比中國要差15 年到20 年。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這與其關于我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的論斷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在經濟上最為突出。眾所周知，世界著名左翼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在《世界規模的積累：欠發達理論批判》（1970 年）的力著中，提出和論證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外圍理論”。阿根廷勞爾· 普雷維什（1990年）也出版《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一書。問題在于：當代中國還是依附于發達國家的外圍國家嗎？美國等七國集團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中心，但我國又不依附它們，又不是外圍國家，因而需要提出一個“準中心”國家的新概念。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倡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金磚國家、亞投行、上合組織等等，可以作為其中的重要標志之一。
我們還要進一步從世界經濟的“準中心”向絕對“中心”邁進，但是面對來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國家一些輿論的質疑，指責中國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資和能源等合作，懷疑中國也是在發展一種新的“中心—外圍”之間依附關系，因而我們有必要聲明，中國所邁向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國家的覆轍，不走它們利用領先的經濟技術優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和的老路。中國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實際上是在謀求自身發展基礎上促進人類命運和利益共同體的完善。
我國既要在經濟和科技上追趕上傳統的“中心”國家，以獲得與發達國家平等合作的機會，又要和傳統的“外圍”國家進行平等和幫助性的合作，并為“外圍”國家發展進步提供示范，同時還要更好地引領全球共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引領共同塑造國際共同經濟安全、引領共同推動公正的經濟全球化。我國從現在的“準中心”向未來的“中心”轉型發展，至少要確立下列理論和戰略：
一是確立知識產權優勢理論和戰略，加快提升創新型國家建設的科技體系（僅僅靠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新結構經濟學思維和戰略是不行的）。
二是確立金融“脫虛向實”的理論和戰略，加快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體系。
三是確立提質增效的發展理論和戰略，加快提升國內與國際經濟高度協調的產業體系。
四是確立引導公正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和戰略，加快提升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共同經濟安全的制度體系。
四、西方民富國強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各種對抗性矛盾
西方各種經濟危機和“經濟新常態”導致真正符合人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民富國強提升大大受阻，而這又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及其各類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2008 年西方國家爆發的金融和生產經營危機是十分嚴重的，其危害性不亞于20 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與馬克思和列寧時代相比，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的矛盾，與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的矛盾。這個擴展了的全球基本經濟矛盾，通過以下五種具體矛盾和中間環節導致西方國家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生產經營危機、財政危機和持續不景氣的“經濟新常態”，并由此誘使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種種制度痼疾發作。
第一，私有壟斷制及其企業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級管理層為追求個人巨額收入極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潤極大化，日益采用風險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貸方式，這與企業正常經營管理形成矛盾，從而在企業微觀層面成為各種危機和“經濟新常態”的基礎。
從實質上看，以法人資本所有制為基礎的個人股權分散化的股權結構，是以法人股東形式存在的金融資本控制企業的微觀基礎。在這種股權結構中，企業具有法人股東和經理人兩個層面的代理人。其中，法人股東只不過是代表私人資本所有者從事資本經營活動的代理人，并不是資本的終極所有者。法人股東的最終所有者和最終委托者，仍然是私人資本所有者。而職業經理人則是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實際組織者和控制者。在現代資本主義大企業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中，法人股東和經理人兩個層面的代理人局部利益與企業整體風險之間，均構成了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關系。代理人局部利益與企業整體風險之間的統一性，主要體現在企業的長期發展中，但屬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從長期看，在整體風險較低的條件下，企業可獲得較為穩定的持續發展效益。而包括法人股東和經理人在內的代理人，也能夠從企業發展中獲得較為穩定的收益。但是，由于企業個人股權的高度分散性，法人股東和經理人在內的代理人無法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更加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從而忽視企業的長期利益和整體風險。
第二，私有壟斷制結合市場經濟容易形成生產相對過剩、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比例失衡，從而在經濟結構層面形成各種危機和“經濟新常態”的格局。
社會再生產與國民經濟運行都必須遵循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簡稱按比例規律）。這一規律要求，表現為人財物的社會總勞動要依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中。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在生產與需要的矛盾運動中，各種產出與需要在使用價值結構上要保持動態的綜合平衡，以實現在既定條件下靠最小的勞動消耗來取得最大的生產成果：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要保持各種產業和經濟領域的結構平衡。按比例規律是社會再生產與經濟運行的普遍規律。
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主張放松國家經濟調節與金融監管的新自由主義盛行，按比例規律主要通過市場調節規律（或價值規律）與私人剩余價值規律的共同作用來實現。例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運動客觀上要求，虛擬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要與實體經濟相適應。如果虛擬經濟發展滯后于實體經濟，就會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如果虛擬經濟發展過度超前于實體經濟，就會使經濟運行風險不斷積累，在金融監管缺位的情況下最終將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2008 年爆發的西方國家金融與經濟危機，就是金融自由化條件下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必然結果。
第三，私有壟斷集團和金融寡頭容易反對國家監管和調控，而資本主義國家又為私有壟斷制經濟基礎服務，導致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雙失靈，從而在資源配置或經濟調節層面促成各種危機和“經濟新常態”的窘況。
國家調節規律（或計劃規律）是按比例規律在受國家調節的社會化大生產和國民經濟中的一種實現方式。馬克思認為，在以共同生產為基礎的社會中，“社會必須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但是，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國家的存在，對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總體規劃和綜合調節只能由國家來承擔。
國家調節規律（或計劃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勞動或局部勞動同社會勞動之間矛盾運動在受國家調節的社會化大生產中表現出的客觀經濟規律。這一規律的內涵是：國家運用經濟、法律、行政、勸導等國家政權手段，自覺利用社會大生產發展的客觀規律，根據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實際運行狀況和發展態勢，預先制定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總體規劃，并科學合理地調節社會總勞動在各生產部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分配。而在國家調節規律（或計劃規律）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危機客觀上成為按比例規律的實現方式了。
第四，私有壟斷制結合市場經濟容易形成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貧富分化，導致生產經營的無限擴大與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群眾被迫進行維持生計的含次貸在內的過度消費信貸和家庭負債累累，從而在分配消費層面釀成各種危機和“經濟新常態”的態勢。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私人剩余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規律（或價值規律）的共同作用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占社會人口少數的私人資本所有者階層占有大部分社會財富，而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只占極少部分社會財富。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旨在寅吃卯糧的大眾消費信貸及其金融衍生品的發展，不僅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生產經營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而且加大經濟運行的整體風險。
為了緩解生產無限擴張趨勢與廣大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美國金融壟斷資本致力于發展旨在寅吃卯糧的消費信貸及其金融衍生品，從而促進普通居民舉債消費。而這種“債務經濟模式”所包含的虛假需求泡沫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等經濟事件，就會因債務違約而全面破滅，由此引發的金融支付危機與經濟危機便不可避免。
第五，私有壟斷制及其政府大幅度減少私人企業稅收、大量增加軍費、不減少政府日常開支、用公民納稅的錢救助私人大企業等，必然導致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不斷增大，以及縮減群眾福利和政府教育等財政緊縮局面，從而在國家財政層面造成各種危機和“經濟新常態”的困境。
上世紀80 年代里根政府上臺之后，稅率變化的趨勢發生了逆轉，最富有階層享受到來自工資、股票期權、利息和資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減稅。此后，美國低收入階層和中產階層的聯邦稅率總體呈上升趨勢，而最富有的5% 人口的聯邦稅率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明顯下降，其中最有錢的0.01% 人口的聯邦稅率1990 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2017 年12 月13 日，美國議會通過最終版本的減稅法案，公司稅率將從35%降至21%，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39.6%降至37%。對此，美國不少經濟學家和獨立分析機構均指出，這次共和黨主導的稅改明顯偏向于大企業和富人。據華盛頓智庫稅務政策中心的研究，無論是以絕對值計算還是以減稅占收入的比例計算，高收入家庭都將從本次減稅中獲益最多。
此外，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測算，廢除強制購買醫療保險可為聯邦政府節約3000 億美元，從而為企業和富人減稅融資，但這也將導致多達1300 萬美國人失去醫療保險。美國此次減稅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很可能效果不彰，而很可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并惡化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美國公開2017 年軍費開支預算為6045 億美元，約合4.2 萬億人民幣，增幅為10%，約占GDP的4%，而國會通過的2018 年軍費預算為7000 億美元，再次飆高。
面對上述各種矛盾和危機而導致西方主要國家的民富國強遲遲無法較快提升的局面，西方不少專家學者紛紛使用“經濟新常態”一詞，來悲觀地描述現狀和展望未來經濟。而我國在迅速應對危機影響和沖擊后，化西方危機為中國機遇，主動進入朝氣蓬勃發展的“經濟新常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新常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新常態有不同的現實表現、制度特點和政策理念。
五、兩種經濟新常態不同的現實表現、制度特點和理論政策
（一）兩種經濟新常態不同的現狀
一是增長速度比較。世界銀行2008-2016 年數據顯示（按不變價計算），美國GDP 平均增長率為1.3%（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7 年第一季度GDP 增長率為1.4%）：日本GDP 平均增長率為0.4%：歐洲聯盟GDP平均增長率為0.6%。而我國在持續30 多年的高速增長后，2013-2016 年的年均增長率為7.2%，平穩地實現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聯合國發布的《2018 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確認，中國2017 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1/3。
二是失業狀況比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08-2015 年美國平均失業率為7.56%，2016年的失業率估計值為4.85%：2008-2015 年歐洲聯盟平均失業率為9.47%，2016 年的失業率估計值為8.53%。而近幾年我國城鎮失業率只有約4% 多，“就業”表現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布的《2017 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列為全球63 個主要經濟體中首位，就業綜合狀況相對最佳。
三是政府債務比較。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用巨額財政資金救助虧損的私人壟斷企業，使政府債務不斷攀升。美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6 年的61.8% 上升到2016年的106.1%，歐元區的這一比重從67.4% 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債務占GDP 的比重2016年超過250%。而截至2016 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27.3 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36.7%，大大低于美歐日等西方國家。
四是實體經濟比較。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08-2014 年美國農林牧漁業、工業（含能源工業）、建筑業、實體服務活動（分配貿易、維修，運輸，住宿和食品）以及信息和通訊業等實體產業增加值之和占總增加值百分比的平均值為44.5%：日本該指標為53%：歐洲聯盟該指標為51.3%。而2008-2013 年中國該指標（信息和通訊業增加值占總增加值百分比尚未被統計在內）的數值為73.17%。金融資本體系掌控西方國家的經濟命脈，過度金融化的“脫實向虛”，致使實體經濟萎靡不振。
五是收入消費比較。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08-2014 年美國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30.18%：2008-2013 年日本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22.5%。西方國家1% 超級富豪的財富和收入急劇增加，普通家庭的債務普遍增加，階級階層固化。美國1% 的最富家庭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 的家庭又要占有1/3：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的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 年的9% 上升到近年來的20%。前幾年波及到約80 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占領華爾街”國際運動，就強烈要求改變“1%與99% 貧富對立”等不平等現象。這與近年我國限期精準扶貧、中等收入家庭增長較快、城鄉居民大都有產權住房、戶均資產大大超過美國等情況，是根本不同的。我國2013、2014 和2015 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69%、69% 和70%：2013、2014 和2015 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81%、80% 和79%，經濟增長和發展同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大體呈現同步態勢。
六是福利保障比較。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削減勞動者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國縮減公立大學教育經費，共和黨醫保議案是大幅減稅、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醫療保健支出，勢必使沒有醫保的國民增加。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也相繼減少醫保投入。去年3 月在法國巴黎爆發由修改勞動法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演變為全國70 多個城市的“黑夜站立運動”，甚至蔓延到鄰國和加拿大等非歐洲國家，中心就是反對降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以及不利于勞動者的改革措施。這與近年我國大規模增加教育經費、不斷提高最低工資和城鄉醫保水平，以及優惠老年人等現象，形成鮮明的對照。
（二）兩種經濟新常態不同的制度特點和理論政策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經濟制度、經濟理論和政策思路的重要差異。
一是前者主張完全私有化，將公共設施、教育和涉及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私營化；而后者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發展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積極發展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同時引導和發揮非公經濟、尤其是私人小微企業的重要作用，從而實現公私企業并進的雙重經濟績效。可見，那種只重視非公經濟的重要作用，而忽視或貶低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主體作用的觀點，是無益于提高全社會經濟績效和經濟公平的。
二是前者主張完全市場化，過度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政府不再對宏觀經濟進行積極的有效調控；而后者強調更好地發揮市場在一般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國家在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實現以提質增效為中心的市場與政府雙重調節功能。可見，那種要求一切物質、文化、教育、科技、醫療、住房和服務等資源均由市場決定（即企業決定）的唯市場化和泛市場化的觀點，是無益于統籌協調個人、企業與國家之間多種利益關系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目標的。
三是前者主張完全自由化，維護美元霸權為支點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反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后者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各國利益共同體，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經濟共同安全，從而引領以“一帶一路”為示范的合作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可見，那種單純經濟融合和經濟接軌的對外開放套路，是無益于貫徹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引領經濟全球化和更好地接近世界經濟舞臺中心的新思想新戰略的。
四是前者主張福利個人化，在大幅度減少私人壟斷企業稅收和增加軍費的基礎上壓縮公民的社會福利，要求公民個人自己承擔原有的部分社會福利；而后者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提升全體人民的社會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從而實現經濟社會與收入福利同步增長的包容發展。那種不贊成逐步增加政府和企業承擔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的觀點，是無益于逐漸建成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福利國家的。
五是前者主張貧富分化，通過壟斷企業和政府共同削弱工會力量，促使資方完全控制勞方的收入增加，并減少壟斷企業的稅收等，不斷擴大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而后者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積極推進脫貧致富、共同富裕和共享成果的新理念，從而實現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新謀略。那種偏離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先搞貧富兩極分化、再搞共同富裕的觀點，是無益于推進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大方向的。
綜上所述，即使不談1929-1933 年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二戰以來或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每過幾年或十幾年就會發生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包括上世紀70 年代的“滯漲”、本世紀初源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表明新自由主義經濟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在符合國內外廣大人民本質要求的民富國強提升方面出現嚴重失靈。這更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作為一種人類經濟文明新模式，在對比中散發出更加耀眼的理想光芒，而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政策高效有力地助推了我國符合以人民為中心和人類利益共同體的民富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