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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來源：Wenfang Tang,The “Surprise”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China,American Affairs, Vol.2, No.1(Spring 2018), pp.101-117.

作者簡介：唐文方，著名華人政治學家，現任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與國際問題研究斯坦利華夏講席教授，政治學系主任。其研究興趣為當代中國民意與政治變遷以及民意國際比較研究、多部學術專著和編著已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以及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在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英文頂尖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主頁：https://www.tangwenfang.org/

蘇聯東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變革，使得西方學者和政界對中國的關注點轉向了“民主化”，他們認為，只有中國的變化才能表明歷史的真正“終結”。然而，30年過去了，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強勢，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關切不得不轉向了中國政體為什么具有如此強的韌性。

以往學界對中國政治的研究都是秉持精英政治的視角，他們或是從《人民日報》用詞的細微變化或是通過照片上領導人的排序來預測政策走向與人事變動，這一研究取向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但民意研究的興起為中國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八十年代中期城市改革開始后，中國領導人和學者越來越重視搜集民眾意見的科學數據。1987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屬的中國社會調查系統第一次對城市人口進行了抽樣調查，這是時任國務院總理親自領導的智庫。當時領導人交待該研究機構要通過一年兩次的調查，跟蹤監測在市場經濟轉軌期間中國城市民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在80年代的最后三年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中國社會調查系統先后進行了6次調查，其學術負責人楊冠三通過數據發現，民眾對通貨膨脹、失業率、社會風氣和政府低效越來越不滿。

在1991年到1992年間，體改所的調查又進行了兩次，其中1992年的調查首次采用了美國社會綜合調查中的一些題目，使得中國社會調查第一次有了與其他社會進行比較的可比性。此后由于主持人職務變動，國內的民意調查暫時中止。

在90年代中期后，民意調查再次在中國興起。在美國統計學重鎮密歇根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政治科學家——沈明明教授回到北京大學，擔任了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的領導職務。自此以后，中國國情研究中心與國際學術界開展了廣泛合作，進行了大量全國范圍的社會調查，代表性的有1999年六城市調查、2004年的法治調查、2008年的中國調查、第4、5、6屆世界價值觀調查、2013-2015年的中國城市調查、以及多項地方性調查等。

中國國情研究中心最大的貢獻是在2004年進行的法治調查中，其主持人沈明明教授與當時執教于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的李磊教授（Pierre Landry，編者注：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首次采用空間抽樣（spatial sampling）的方法。要知道，傳統的抽樣方法要借助戶口登記，經常存在不全面、不準確以及需要向主管部門申請許可、溝通困難的劣勢。以GPS（地理信息）為基礎的空間抽樣則可以避免這些困難并且更容易更準確地采集到當地居民，特別是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種外來人口高達30%-50%的特大城市具有獨特的研究優勢。自此以后，空間抽樣成為中國學術界在抽取全國代表性樣本必不可少的操作環節，這些樣本成為研究中國政體韌性的重要依據。

在上世紀90年代，社會調查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政府許可并資助了一些大規模的全國性調查，諸如中山大學主持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北京大學主持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中國人民大學主持的中國社會綜合調查、以及與海外學術界合作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和中國收入不平等調查等等。這些調查都借用了國際學術界既有的調查題目。如今這些調查在問卷設計、抽樣、調查實施過程中的質量控制等層面都可以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比高下，并且這些數據都可以通過申請來做研究使用。

民意研究對中國政體韌性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研究挑戰了西方學界長期以來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現實信奉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大“意外”發現：

1.八十年代末的社會不穩定并不是民主化的前兆，從體改委的調查數據中，可以發現許多有意思的現象，比如超過50%民眾認為改革的速度過快，超過90%的受訪者對通脹的擔憂引起了對改革抵制的情緒。與此同時，民眾對西式民主并不是太關心，從未超過三分之一，這些發現從一個方面解釋了中國政體韌性的社會基礎。

2.政體支持。中國民意調查最重要的發現是在世界范圍內，中國民眾的政治支持度居高不下，無論調查者從哪個角度提問，包括“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對執政黨的信任”、“對中央領導人的信任”、“對核心政治機構的信心”、“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擁護”、“對中央政府績效的滿意度”以及“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等。到目前為止的多項調查表明，中國民眾對政權具有很高的政治支持度。然而，這一發現經常會受到“政治敏感”的質疑，這一觀點認為受訪者基于種種壓力不會做出真實的回答。作者指出，這一觀點在改革開放前可能是對的，但是在當下可能顯得有些過時。因為Gary King、Jennifer Pan以及Margert Roberts三人最近通過對互聯網的大數據分析，發現當局容忍一定程度的批判，只要這些批判不轉化為集體行動。此外，列表實驗（List Experiment）這一方法也被用于社會調查，結果顯示只有8%-10%的受訪者隱藏了他們對政府的不滿。在去除了這些隱藏偏好后，中國民眾的政治支持水平仍然位居世界前列，甚至超過了西式民主國家的水平，這無疑對中國的政體韌性起到了積極作用。

3.人際信任。這是關于中國研究第三大令人感到驚奇的地方，因為在過去20年，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相信的”。比如，根據第6波世界價值觀調查，有60%的中國民眾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相信的”，僅次于荷蘭的62%，高居世界第2位。相反，公認的美國、臺灣、日本、韓國等民主社會對此類問題的贊同僅有30%左右。這一發現與傳統的民主化理論相悖，因為經典的民主化研究認為較高的人際信任與社會資本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通過多元回歸分析，人際信任越高，政治支持度也就越高，因此人際信任為中國的政體韌性進一步提供了社會資本。

4.政治參與。根據2004年的法治調查，僅有4%的受訪者表示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選擇沉默而其余人選擇訴諸其他方式來捍衛自己的權利。與之類似的是，在2012年的勞動力動態調查中，有近5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過去2年里至少經歷一次抗爭活動。此外，人民大學主持的中國社會綜合調查數據揭示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對中央政府越信任的民眾更愿意采取抗爭。歐博文和李連江提出了“依法抗爭”的概念，他們認為這種抗爭最終將導致民眾對民主的訴求。而本文作者卻認為，這種參與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它會導致民眾對政府的更加信任，而不是對“民主”的訴求，因此是中國政體韌性的有機組成部分。

5.政府回應性。這是中國民意調查中第五大令人感到驚訝的地方。根據2008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結果顯示，有77%的中國大陸民眾表示政府對他們的需求有回應，而同期的中國臺灣地區調查則顯示只有33%的居民感到當局能回應他們的需求。與此同時，這一結果也比日本、菲律賓、蒙古和韓國等西式民主政體的國家高得多。此外，相比諾里斯、史天健、申道哲分別提到的經濟發展績效、媒體控制宣教以及儒家文化教化下避免挑戰權威等影響因素，政府回應性在中國民眾的政治支持中扮演著最重要的作用。因為從統計學上看，在同一回歸模型中，當分別加入經濟績效、媒體控制、政治文化以及政府回應性四大變量時，政府回應性的作用最顯著。但是這一結論也面臨著挑戰，比如有一種觀點就認為中國民眾本身的期待值比較低，當政府做出一點點回應之后他們就會“感恩戴德”。而西方社會中，政府對民眾的回應被視為理所應當的，民眾也會變得越來越乖張，索取更多的東西甚至變得“貪得無厭”。這一觀點有其道理，但卻忽視了民意的重要性，因為對政府回應性的評價是任何政府所希望得到的政治商品，而不管政府實際上作出了多少回應。此外，民主社會中的候選人在選舉時對民眾的需求有著較高的回應，但是一旦他們當選就會減少這種回應。對中國而言，雖然缺少競爭性選舉，但是執政黨努力踐行“三個代表”這一政治理想，對抗議和不滿者會有所回應。對此，童燕齊、雷少華解釋道，中國政府會對抗議者和上訪者提供大量補償來維持社會穩定。因此，政府回應性是強化中國政體韌性的第五個原因。

總之，中國民意調查的興起與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發現挑戰了西方政治學的一些經典理論，正如前文提及的五大“意外發現”。但是中國政治的研究仍然面臨著幾大困境：一方面，中國研究的數據越來越多，研究者在統計方法上的訓練也越來越精，但是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學理論缺乏有力的銜接。西方對“民主—威權”的二分正在限制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比如西方有關“民主”的“客觀”劃分與調查數據中民眾對民主的主觀感知存在越來越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國學者有時候過于強調中國中心主義，比如單純強調中國歷史文化的特殊性，這種做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學術交流乃至話語對話；最后一個障礙是意識形態的偏見，比如有些西方媒體和學者經常會戴有色眼鏡看待中國，他們的價值判斷阻礙了他們對中國政治體系運作有效性與否的客觀評價。本文作者認為，中國經驗在西方政治學理論中不應當是一個“特例”，而應當成為“新常態”，這需要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

編后記：對本文的摘編已經得到作者唐文方教授授權，我們在編譯后將編譯稿發給唐文方教授審閱，得到了唐教授在百忙之中的耐心指導和細致修改，在此政觀編輯部全體同仁向唐教授的熱情幫助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