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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光、程恩富、吳恩遠、金民卿等在第九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上的發言

點擊：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8-11-06 13:22:31

 

第九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第九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于2018年11月2日在北京隆重召開。論壇的主題是：世界格局、“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來自世界范圍內的近30位對我友好的左翼專家學者、同志，和國內180余位理論宣傳戰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高校的同志與會。以下為部分發言摘錄。

 

 

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永不停步

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書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校長 王偉光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4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的偉大文明和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走出了一條相對落后的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堅定不移地把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就是總結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最最重要的是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動搖，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動搖，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當今中國根本區別于歷史上的封建主義舊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標志。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中國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政治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實踐和理論創新的雙向互動過程中，深刻把握世界歷史的脈絡和走向，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特點，深刻揭示中國發生根本性變革所蘊含的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原創性貢獻，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再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與時俱進，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特色、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新局面。

 

 

新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學部主席團成員 程恩富

 

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列寧稱其為帝國主義。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歷了新自由主義重塑后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新的階段——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金融化條件下的特殊歷史發展階段，其特征集中表現在：

 

第一，生產與流通的國際化和資本集中的強化，形成富可敵國的巨型壟斷跨國公司。為數不多的公司帝國，已經掌控了全球經濟的大動脈，成為左右全球經濟社會向何處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第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形成，并在全球經濟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新帝國主義時代的最顯著特征。跨國大銀行等金融機構控制著全球經濟命脈，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進行掠奪式積累，生產邏輯讓位于投機邏輯，經濟金融化畸形發展。

 

第三，美元霸權和知識產權的壟斷，形成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兩極分化的全球經濟與財富分配。新國際分工仍然在延續著不均衡、不平等的結構體系，不平等的國際交換導致兩極分化的全球經濟和財富分配持續擴大，跨國公司和新帝國主義的統治力量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得到強化。

 

第四，“一超多強”結成的國際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同盟，形成內外剝削和壓迫的金錢政治、庸俗文化和軍事威脅的經濟基礎。“G7+三大支柱”組成國際性壟斷經濟同盟，以北約為主體的國際資本主義壟斷軍事同盟，以普世價值形式出現的文化霸權，“一超多強”結成的國際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同盟，大大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經濟軍事霸主的地位。

 

第五，全球化資本主義矛盾和各種危機時常激化，形成當代資本主義壟斷性和掠奪性、腐朽性和寄生性、過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態勢。新帝國主義是產業高度空心化的資本主義，是經濟停滯常態化的資本主義,是債務驅動的資本主義，是過渡和垂危的新型資本主義。

 

 

國際局勢變化視野下普京的蘇聯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

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吳恩遠

 

在當前俄羅斯處于西方制裁的嚴峻國際形勢下，俄羅斯社會有了對蘇聯時期的懷念。其中以普京總統為代表，他多次談及對蘇聯的評價，最著名的有兩句話，他曾經說過：“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表達了對蘇聯解體的遺憾；2018年3月，他說道：“如果自己有權力可以改變過去發生的一件事，會選擇阻止蘇聯解體”。由此可以看出他對蘇聯社會的感情。

 

關于“蘇聯的誕生”。普京明確說道，“（蘇聯）計劃經濟具有確定的優勢，它能夠集中全國的資源完成最重大的任務。例如，解決了蘇聯人民的健康保障問題，這毫無疑義是共產黨的功勞”。“（蘇聯）解決了教育問題，這也毫無疑問是共產黨的貢獻”。

 

關于“蘇聯社會70年發展的評價”。蘇聯的一大貢獻是戰勝法西斯，保衛了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完整。對此，普京說：“如果當時的（蘇維埃）政權不是那樣嚴酷，而是處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我們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嗎？肯定不可能。”這表明他對蘇聯的誕生及其取得的成績是肯定的。

 

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普京完全否定蘇聯解體的必然性。2018年3月24日，普京說道，“大家知道我對蘇聯解體的態度。當時這樣做完全大可不必。不用那樣（解體），也可以進行包括民主改革在內的各項變革。”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在于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犯了錯誤。

 

上述三方面可以綜觀普京總統的蘇聯觀。但是，普京同時也嚴厲批評了蘇維埃制度的缺點，認為“蘇維埃思想不適于俄國”，說明他在對待蘇聯認識上持一種二元觀。

 

 

新思想對“世界向何處去”時代之問

的哲學思考和深度回答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副院長、研究員 金民卿

 

習近平總書記以深刻的哲學思維、寬厚的人類情懷、強烈的時代意識和鮮明的問題導向，進行深度的哲學剖析和系統的理論回答，對“世界向何處去”這一重大時代之問，提出了一系列關乎世界發展和人類命運的重大理論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揭示當今時代本質及其必然趨勢，深刻揭示當今時代的階段性特征及其重大問題，準確把握當今時代的本質內涵和階段性特征，全面把握當今世界基本格局及其發展走向，指出當今世界進入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歷史時期。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解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的一系列主張：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內涵的新型全球治理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想，以“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為方向的新型經濟全球化觀，“樹立正確義利觀”的外交理念，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為核心內涵的新安全觀，“一帶一路”倡議等。

 

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中國實際，站在人類立場，以全球視野，為解決當代世界重大問題提供了飽含中國智慧的思想觀點和中國行動方案。他的這些創新觀點，堅持實事求是，從世界重大現實問題出發，總結歷史，分析現實，關注人類未來，實現了歷史、現實和理想的有機統一；既立足中國實際，又具有全球視野；既堅定地維護中國核心利益，又推動世界共同發展；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又為世界人民謀發展，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和深遠的全人類價值。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對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把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推進到了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21世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最新理論成果，它們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中國人民的行動指南，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

 

 

馬克思關于平等和自由

作為社會公平和民主基礎的觀點

在越南革新事業中的創造性運用

（越南）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新聞

與宣傳學院哲學系主任 阮明環               

 

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社會公平和民主之間一直存在著雙重關系，都是衡量一個社會制度在每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人類解放程度的尺度。馬克思認為，如果把民主當作一個國家的制度，那么社會公平就是國家發達水平的標志，首先要體現在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和公平。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平等和自由是社會公平和民主的基礎，社會公平和民主的關系不是處在自由和公平關系之外。

 

馬克思關于社會公平和民主的思想在胡志明和越南共產黨的運用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接受并創新的運用，這是確定建設一個“民富、國強、民主、公平、文明”國家目標的理論基礎。從建設社會主義初期尤其是進行革新事業以來，越南始終強調貫徹落實馬克思關于社會公平與民主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基礎性價值。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越南把社會公平與民主作為社會發展目標和國家發展動力，社會公平和民主要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同時實現，保證其經濟基礎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需要。

 

為保證經濟領域的社會公平與發揮民主，越南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經濟革新成就是基于不斷完善越南社會中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以此保證實現社會公平和發揮民主，為保證每個公民的平等與固有自由權創造“機會”和 “條件”，讓人民按照自己的能力參與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越共強調，要取消對屬于不同經濟成分勞動者的過分片面評價，為所有的人做出貢獻并享受發展的成果提供機會，為所有的人有發展機會并使用好自己的能力提供條件，讓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每個人成為經濟生活中享有平等機會的主體，這體現了越共社會公平與社會主義民主觀的優越性。

 

越共強調要著重保證公民參與經濟社會生活和全面發展的機會與條件。要把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緊密聯系起來，保證讓人民越來越多、越好地享受革新、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成果，以發揮每個經濟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力。在國家和市場的關系上，要為每個人的貢獻并享有其帶來的成果提供更多機會和條件。

 

 

新時代中美關系特點及其本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黨的十九大后中國進入新時代，與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相比，中美力量對比已發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國的變化。

 

第一，新時代中美競爭本質是制度競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已經更深地受到軍火資本集團的控制并異化為軍工資本的盈利工具。尼克松之后美國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資本，特朗普上臺后美國轉而依托軍火美元金融資本，能使軍工美元贏利的不是市場而是戰場，今天的美國政府已異化為戰爭政府。美國已墮落為與世界和平為敵的國家，妨礙美國戰爭外交的主要障礙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因此，中美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美國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

 

第二，新時代沒有“新冷戰”。今天的華爾街集團資本收益與支出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這一時期的國際壟斷資本將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顯示出其腐朽性、反動性和窮兇極惡特點，世界歷史的“擺鐘”再次向社會主義一邊靠攏，歷史又將我們送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新時代。近來國內外輿論中出現了“新冷戰”字眼，如果我們接納或默認這個概念，就會不自覺地將中國置于莫須有的“西方陣營”以及整個美利堅民族的對立面。新時代中國外交的主要對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資本主義，而是帶有壟斷資本特點的金融帝國主義。我們要用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認識新時代面臨的國際形勢，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將作為壟斷資本大本營的帝國主義“美國”與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區分開來，以認清新時代中國外交面對的真正的敵人。

 

第三，必須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時代的中國是有主義的，這就是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是有方向和強烈的歷史擔當的，這就是推進人類歷史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時代的中國成長是符合歷史規律的，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所揭示的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必然充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以黨為中心

——澳大利亞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澳）《馬克思主義評論》主編助理 

邁克爾·胡波

 

澳大利亞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于2017年12月舉行，大會口號是“黨走向人民”。大會的召開標志著澳大利亞共產黨自蘇聯解體以來長期退縮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

 

澳共十三大是在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長期進攻中召開的。工人階級的工作生活條件和組織能力正在進一步遭到破壞，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其他組織比其他任何時期都薄弱。情況表明需要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來扭轉局面。代表們敏銳地意識到澳大利亞工人階級面臨的問題，并將大會視為凝聚黨的力量，對抗統治階級攻擊展開斗爭的一次機會。

 

澳共十三次大的準備工作始于2016年4月，各級基層黨組織踴躍參加，大會則是民主集中制進程的高潮。經過一年半全黨范圍內的民主參與和準備，澳共十三大開幕。來自澳大利亞各地的代表和觀察員前往悉尼參加為期三天的大會，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通過黨章、黨綱和政治決議；對于黨未來的重要問題進行了辯論并形成了大會報告。

 

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由鮑勃布里頓總書記宣讀，大會報告總體認為澳大利亞共產黨正進入一個質的新階段，公眾參與和崛起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因此，中央委員會提出了“黨走向人民”的政治口號。關于國際形勢，報告確定了三個主要問題。強調蘇聯解體對國際形勢的影響，美國帝國主義幾乎不受遏制地在全球進行掠奪；隨著美國霸權在各方面受到挑戰，美國的帝國主義變得越來越魯莽和咄咄逼人；右翼政治力量正在世界范圍內復興。面對這些挑戰，澳共中央委員會表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當務之急是重建國際人民和平運動，反對日益加劇的戰爭。中央委員會將“統治階級對工人及其工會的戰爭”確定為“對工人階級最直接的挑戰”。澳大利亞共產黨將在未來五年的斗爭中團結工人階級以應對國內這種威脅以及國際上的戰爭威脅。

 

大會通過了三個中央文件修正案的報告。黨綱更新了包括對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新興大國作用的更全面分析，增加了有關國內政治和經濟情況的最新信息。這些都表明，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基本立場和核心原則沒有改變。

 

 

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改革邏輯

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馬福運

 

在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雖然改革的側重點不同，但堅持“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始終是改革開放40年來最重要的成功經驗之一，也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始終堅持的改革邏輯。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從此，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頻共振、相向而行。改革開放在“打開國門”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與經驗時，資產階級價值觀和腐朽思想也趁虛而入，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黨和國家必須堅持的原則。對此，鄧小平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會妨礙改革開放。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了嚴重挫折、政治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尋求改革開放新發展、凸顯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中之重。

 

對此，江澤民強調，越是深化改革，越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21世紀以后，隨著改革難度的增大，對改革的質疑增加，甚至有的人把社會問題的原因歸咎于改革開放。

 

對此，胡錦濤強調，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必須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深水區，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與此同時，關乎國家根基、人民福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須臾不可偏離。

 

對此，習近平強調，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政治原則、底線和政治定力，我們的方向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告訴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不變”，與革除體制弊端之“變”的辯證統一，是推動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保持社會主義生機活力的重要經驗，也是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與發展的基本前提。

 

 

在全球背景下，

從中國與拉美關系的角度

看“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近況

（古巴）古巴世界經濟研究中心

世界金融趨勢部副主任 格蕾蒂斯

 

在中美貿易戰可能是持久戰的大背景下，中國應抓住機遇，重新思考全球、區域合作戰略，重點在文化、技術、金融、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等領域開展南南合作。

 

中國和拉美、加勒比海地區已形成的足夠成熟的合作關系能會朝互利戰略聯盟方向實現質的飛躍。拉美、加勒比國家必須加倍努力，與中國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金融合作，在出口產品中注入更多的價值和知識，增強與中國的文化貿易關系以及交易和技術合作關系。此外，還必須促進拉美國家在亞太地區的投資，樹立其在亞洲價值鏈中的形象。

 

如今，中國被視為拉美經濟體及其外部事務中一個重要持久的合作伙伴，兩者往來尤為頻繁。但近幾年，全球金融危機、地區政治經濟變化、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對兩者關系構成新的挑戰。中國與拉美國家都必須進行自我調整，應對新挑戰，尋求新機遇。

 

“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鞏固中國與拉美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機遇。盡管整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發生政治轉型，但中拉關系的性質未來幾年不太可能發生變化，貿易仍然是兩者關系的基礎。中國將繼續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拉丁美洲投入大量資金，改善拉丁美洲的基礎設施，并實現投資多樣化。中國企業正在越來越多地致力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如今，關鍵問題是如何防止新的經濟環境影響中拉關系。中拉之間除了貿易和外國投資關系外，還有緊密的政治和經濟互利關系。在最近的節骨眼上，中拉關系確實為發展提供了新的強有力的視角。

 

當前，經濟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關系中扮演著非常活躍和有影響力的角色。未來幾年，這種情況不會改變，但兩者關系會遠遠超出經濟領域。與此同時，中國和古巴具有豐富的合作經驗，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找到所出現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帶一路”倡議也改變了中國的區域外交模式，開始從傳統的雙邊方式轉向納入更多的多邊倡議。從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角度來看，應該認識到，中國正根據各個拉美合作伙伴的具體情況而積極調整合作策略與方法。

 

 

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

四大力量板塊與三大沖突

對當前世界格局走向與主要矛盾的思考

《文匯報》高級記者、研究員 鄭若麟

 

近一年多來，世界格局明顯加速演變。美國選出特朗普擔任新一屆總統以來，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國家集團、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矛盾、磨擦和沖突急劇變化，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塊和三大沖突。

 

四大力量板塊分別是：由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本土產業資本板塊、支持全球化的西方跨國金融資本板塊、伊斯蘭世界板塊和正在復興中的中國板塊。

 

由正在形成的四大力量引發的三大沖突分別是：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的沖突、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的沖突以及復興中的中國與守成大國美國的沖突，沖突的核心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

 

從上述四大力量板塊引發的三大沖突看，中美貿易戰或并非當今世界的首要矛盾和沖突，首要矛盾和沖突當屬特朗普領導的反全球化的美國與支持全球化的其他松散的國際陣營之間。

 

全球化要求世界所有國家實現人員、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要實現全球化，就必須有相應的國際法規和執行這些法規的國際組織來，就必須要求每個國家都出讓一部分主權來共同構建全球化的“國際社會”。

 

特朗普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需要和正在做的是與一個一個的國家簽訂有利于美國的雙邊貿易協定，并由美國獨自來保證協議得到遵守和執行。特朗普需要的不是商品、人員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通，而美國與A國、與B國、與C國……的雙邊的自由流通。

 

這不叫全球化，這叫美國霸權主導下的雙邊貿易。正因為特朗普的這種方案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才遭到幾乎全球的反對。

 

中國應該屬于“支持全球化”的陣營。但中國的主張才是真正的、惟一的超越目前世界矛盾和沖突格局的主張，也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即全球各民族之共同利益應該是共同的、一致的，是和平與發展；因而全球化是不可逆的發展趨勢，合作共贏是最高原則，一切均應通過和平、公正、公平的談判來解決。

 

我們應該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立場必然會贏得世界輿論的贊同和支持，進而成為主導思潮。

 

 

“一帶一路”倡議的地緣政治意義

（俄羅斯）遠東所首席研究員 布羅夫

 

事實上，“一帶一路”倡議借用了古代絲綢之路的象征，其目的在于推動各國建立政治信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最終實現經濟共同發展。

 

俄羅斯曾擔心“一帶一路”的實施會影響其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起初，俄羅斯對該項目的態度“相當謹慎”，因為人們擔心“一帶一路”會與歐亞經濟聯盟（EAEU）的項目競爭。

 

2014年，普京和習近平分別在索契和北京會晤，雙方發表了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在聲明中，中方宣布了對歐亞經濟聯盟的認可，并且強調在“一帶一路”項目實施過程中會考慮俄方利益，俄方則提出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離不開俄羅斯的支持和參與，俄羅斯是中國在絲綢之路上的傳統伙伴。俄羅斯希望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將遠東地區和亞太地區的貿易連接起來，為俄中兩國發展戰略的交流和結合創造良好機遇。特別是在美國及其盟國加強對俄貿易和經濟制裁的背景下，俄羅斯與中國進行政治和經濟合作極其重要，因為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具有全球意義。

 

顯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將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美國霸權統治的單極世界將消失，國際社會將呈現多極化趨勢——除了美國，還有中國、俄羅斯、歐盟、印度和其他國家，并達到新的權力平衡，實際上這一進程早就開始了。歐盟明確表達了對美國經濟和政治高壓特別是對中國的貿易限制的不滿，并且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 2018年已成為中國與西歐、中歐和東歐國家領導人之間加強交流的一年。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應準確把握四對關系

華東師范大學馬院教授，

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 宋進 劉勇

 

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準確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四對關系。

 

第一，根與基的關系。“根”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基”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石，根與基的關系也就是如何認識文化基因和理論基石之間的相互關系。中華民族自古就堅守著“和合”的歷史傳統，不斷吸納、融化域外文化。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和精神追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同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相融合、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

 

第二，外與內的關系。“外”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進一步回答追求建設一個怎么樣的世界，“內”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進一步回答追求建設一個怎么樣的中國，外與內的關系也就是如何認識世界和中國的關系。中國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愿意以自己的發展為國際發展作出貢獻。中國的對外開放，歡迎各方共同參與，支持各國共同發展，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

 

第三，負與正的關系。“負”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的負面的影響、存在的問題，“正”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面的影響、積極的意義。負與正的關系也就是如何認識負面影響和正面影響的關系。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美好的目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攻堅克難，通過接力跑才能實現。

 

第四，知與行的關系。“知”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什么樣的理念，“行”是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什么樣的實踐，知與行的關系也就是如何認識理念和實踐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球經濟和政治危機背景下

拉丁美洲面臨的挑戰

巴西圣保羅州立大學政治和經濟系教授

阿基納爾多·多斯·桑托斯

 

2008年經濟危機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的打擊，與世界經濟中心國家不同。這與其特點有關。

第一，許多拉美國家從中國的商品需求中獲益。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對世界市場的需求減少，南美各國相應地受到影響。尤其是歐元區局勢惡化后，拉美各國經濟形勢持續惡化，最終導致其經濟增長和相對繁榮停止。

 

第二，拉美各國無法放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某些措施。一些執政的中左翼政黨想在新自由主義措施和發展措施之間保持平衡，因擔心嚇走外國投資而不能完全擺脫財政緊縮和高利率政策。事實證明這種脆弱的平衡是不可能實現的。

 

經濟形勢的惡化導致該地區中左翼勢力的削弱。除了烏拉圭外，拉美其他國家出現所謂“紅色浪潮”的逆轉，左派總統或下臺，或被彈劾，或陷入政治經濟困境。

 

極右派政黨通過取消政黨資格，利用某些政府部門來追求一些更符合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群體。大型金融資本通過全球行動在每個國家找到了盟友，它們實施破壞政府穩定的戰略。右派還通過大眾媒體和組織公眾示威強烈操縱公眾輿論，而在后勤和財政上得到了美國“另類右翼”機構的支持。

 

整個進程的結果仍然不確定，但我們要注意一些總體趨勢。20世紀末，美國、歐洲和日本推動的放松金融市場管制和全球經濟開放的總體進程，恰逢蘇聯解體。新自由主義和蘇聯解體這兩種運動在遏制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工會斗爭，削弱國家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的作用方面，起到了作用。如果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助于世紀之交的經濟繁榮，那么它們也是導致世界各地社會不平等加劇的罪魁禍首。中國是這一趨勢的例外。中國能夠利用商業開放在世界市場上重新定位，提高其經濟競爭力。

 

我們仍然樂觀地認為，人類已經從上個世紀世界大戰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但我們不能排除貿易戰變成公開沖突的可能性。在巴西等陷入困境的國家恢復政治行動的穩定性和合理性，是確保大型全球合作項目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整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編輯部；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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