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發揮其市場與貨幣的戰略優勢并使之武器化的

——兼議中國的相關戰略選擇

站在中國立場上，我們在譴責美國將其市場與美元武器化，并基于長遠視野看到這是其自毀長城的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美國有如此行為的條件與根基，短期影響決不可小視，從而避免陷入一味樂觀預期的“戰略性自滿”乃至“戰略性懶惰”之中。

一

美元霸權的形成及其不斷增強，以至成為美帝國的核心支撐，是美國一整套綜合國家戰略的產物。這套戰略首先基于其二戰后遙遙領先的經濟綜合實力，特別是制造業，無人望其項背。但經濟只是其戰略基礎，美國沒有自滿于經濟一枝獨秀，而是極其擅長于將經濟與財富實力轉為化世界性權力，把經濟納入國家綜合戰略之中，短期貿易和商業利益必須服從于國家總體戰略目標。強權是這套戰略始終追求并維護的重心。這一重心牽引著經濟、外交、軍事、地緣政治戰略。這些戰略與強權相互促進互為支撐。

二戰硝煙尚未散盡，美國就開始籌劃謀略如何借戰后重建將歐洲與日本納入其全球性戰略主導之下，構建即將同蘇聯對抗并霸權世界的盟友支持體系。美國精英層深知，這一體系的美國絕對主導性是建立在盟友對美高度依賴之上的。這一“高度依賴”維系著美國對西方世界的凝聚力號召力。

怎樣構建這一“高度依賴”？以什么作為主要支撐點？便成為美國構筑并增強世界霸權的那套國家綜合戰略的核心問題。“安全保障”和“市場進入（市場開放）”被最終確定為這一核心的兩個支撐點。美國圍繞這兩點建構起“對美高度依賴型”西方盟友體系。

從極度不安全的二戰硝煙里剛剛脫身的歐洲各國，以及日本，最大的國際關切和追求是“安全感”和“安全保障”。緊接著的美蘇對抗，極大地提升了這種關切和追求。美國趁機有效地利用了這一點。無與倫比的制造業，強大的綜合經濟實力，還有戰勝國身份，致使歐日深信美國的“安全保障”承諾。美國隨即以多邊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將歐洲納入其主導的軍事聯盟之內。

與此同時，美國原本也想在亞洲建立多邊性“北約”類型的組織，以圍堵蘇聯。但新中國的成立，日本對亞洲各國犯下的侵略罪行，致使美方的這一企圖最終破滅（黃樹東，2012年）。以1950年代初《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為標志，美國以雙邊方式同其控制的日本建立軍事同盟，作為其世界戰略的構成部分。

至此，美國成功地將歐日納入了其軍事安全框架之內，以“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諾換取了對歐日軍事與安全的主導權，構筑了歐日對美的安全依賴。歐日獲得了美方的安全保障，減輕了國防負擔，能夠將更多資源與精力投入戰后重建。

戰后重建是二戰結束后歐日面臨的最迫切任務。美國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不僅通過諸如“馬歇爾計劃”這樣的大規模援助行動，還通過主導組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關貿總協定（WTO的前身）這樣的多邊貨幣貿易發展組織，充分發揮美國作為遙遙領先的最大經濟體和最大單一市場的實力地位優勢，將美國龐大的低端市場開放給歐日（即“市場進入”），輔以技術交流轉讓，有力地支持了歐日戰后重建與經濟恢復。

這些多重措施，特別是“市場進入”，致使歐日經濟迅速恢復，并在十多年內超過戰前水平。美方的“市場進入”政策，也使歐日經濟高度依賴美國低端市場，美國從而將歐日經濟增長納入到其主導的軌道中。在這一軌道上，美國可以促成這些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可以按下控制閥，致使這些國家經濟停滯甚至改道。如何操作，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家戰略利益需要。

憑借“安全保障承諾”和“市場開放（進入）”，美國完成了歐日對美“高度依賴型”戰略聯盟體系的構建。這一體系支撐起了美國對抗蘇聯的穩固基礎，達成了美國對西方世界的強大領導力，實現了霸權世界的謀劃方略。歐日經濟的成功，得益于美國建構的這套體系。“雙重依賴”使歐日團結在美國周圍，盡管不時有所摩擦，卻難以做出根本性的違背行動。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現在。

二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值得關注并研究的，是美國何以敢于并能夠大規模地開放其市場，以此建構起主導他國經濟的世界性軌道體系。答案的尋求，離不開美元的世界貨幣本位。

在國家博弈之中，開放始終是強者的戰略。作為美國綜合戰略的一部分，美方以其本土市場的定向開放為條件推動歐日市場的開放與整合，依此強化同這些國家的安全和軍事聯盟（黃樹東，2012年）。美國的市場進入與安全保障承諾，是互為條件而相互促進的，共同提升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和強權政治。

正是因為有了這一雙重“高度依賴”，即使美國無力履行美元與黃金按既定匯價的自由兌換而使美元安全紙質化信用化“白條化”后，歐日仍然不得不認同美元的世界貨幣本位地位，美國也就借此將其霸權“貨幣化”。

美元的這一地位和戰略優勢，不僅使美國本土市場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也使這一市場定向開放處于可控之中，并通過美元體系將歐日牢牢地套在自己的經濟政治外交安全軍事戰略列車上，促使這些國家為列車行駛添柴加火，給予全面合作，服從美方領導，維護建立在盟友乃至全球資源財富基礎上的美國安全與霸權。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能夠將其本土市場和美元武器化并使之真正具有攻擊力殺傷力的原因所在。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國同樣用“市場進入”策略，企圖將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國際戰略體系之中。歷經幾十年，美國意識到其企圖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實現，故而撕下所有偽裝，針對中國實施全方位打壓圍堵，對華不再口非心是，而是言行一致。盡管美方的企圖未能實現，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這一戰略企圖一度幾近成功，至少打開了中國市場。用曾任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Susan Shirk（謝淑麗）的話講：“（中國已經成為）對世界經濟極度開放的大國”。這種“極度開放”意味著某種脆弱性。美國也將中國經濟增長納入到一度依賴美國低端市場的軌道上，進而將中國納入到依賴美元的美元體系之中。

被納入美元體系的中國經濟，長期陷入典型的出口導向性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以美國為主體的西方低端市場。如同謝淑麗的總結：“中國自身的繁榮和穩定依賴于其他國家。它對國際經濟帶來的震蕩，對（其他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政治反制所帶來的震蕩，非常脆弱。”（Susan Shirk，2007年）。長期受制于人，“用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失敗，本土高端產業市場被外資壟斷，“卡脖子斷供”問題，2萬多億美元海外凈資產長期低收益甚至負收益問題，巨額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問題，國民財富的流失問題，等等，不能不說是美國對華“市場進入（開放）”戰略的后果。這對中國經濟和國家安全造成了一時的被動。

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還有臺灣問題急待最終解決，尚有國家領土與主權完全統一的大任，不能也不會像歐日那樣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反而必須同美國霸權進行明確而堅定的斗爭。中國必須擺脫對美低端市場的依賴，必須大力推進基于自主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實現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和高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加快“去美元化”進程，從美元霸權的盤剝體系中脫離出來，確保國家發展和財富安全。

中國的繼續崛起，不能建立在對美西方低端市場的依賴之上，不能建立在美元之上，更不可將天量財富以電子記帳符號方式存放在別人帳戶上而成為他國的“白條”，中國經濟不可成為由美國市場牽線的風箏，不能繼續使中國對美巨額債權成為導致中國財富流失的工具乃至成為美對華的一種強大權力。這正是中國轉向“以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大背景。

中國已然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終端市場。如何充分利用這一超大市場優勢，促進我國進一步發展并推動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重構，是中國急需研究謀劃的重大課題。與此同時，也應當意識到，人民幣遠不是世界本位貨幣，中國仍未擺脫美元體系的纏絆。在這種情勢下，我國這一超大場如何對外開放？對誰開放？開放到何種程度？按什么節奏開放？恐怕不是一句“擴大對外開放”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審時度勢，真正能夠前瞻性戰略性地統籌謀劃。我們總不能一方面給予美歐日巨大的市場進入機會，另一方面又使這些國家利用從中國市場獲取的龐大財富支撐起對華打壓圍堵的實力吧。

三

2022年5月23日，美國聯合12個國家在日本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重在以所謂“產業鏈彈性”為支點，企圖重構亞洲乃至全球產業鏈。矛頭對準中國，目的是以美國為中心并在其主導下，將低端產業放在印度與東南亞，中高端產業放在日韓，以此擺脫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形成對中國經濟的遏制圍堵。

美國的這一圖謀仍然是其霸權邏輯與政策行動的延續。在已經失去第一大終端市場的情形下，美國試圖維持其對韓日乃至亞洲經濟的控制。只是，時已過境已遷。且不說，任何一種區域乃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結構的形成均非一日之功，一旦形成并運營一段時間后，就會極具剛性，路徑依賴性強大，遠不是一時一事所能改變的。中國已然是亞洲和世界產業鏈供應鏈的中心，僅憑一個不知能否真正實施的IPEF，豈能撼動？！

就說東盟吧，已與中國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同處一個區域的臨近性地緣經濟特征，東盟各國承接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低端產業是必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東盟將繼續嚴重依賴美國市場，而是一定會轉向以中國市場為重點出口對象。圍繞中國市場必然會在中國與東盟之間形成的互利共贏性產業分工合作和貿易網絡。

至于日韓，盡管仍然處于嚴重依賴美國安全保障的軌道上，但幾十年來，中國市場已成為兩國產業發展的依賴。難以想象離開中國市場的日韓企業能否還有高端產業上的目前優勢。2022年的前4個月，占據一定優勢的韓國芯片產業企業，如三星和SK，相繼宣布在中國大連、無錫、西安的巨額投資擴產計劃。這實際是韓國半導體產業企業危機感緊迫感的一種顯示。

中國本土產業一定要升級，也一定能夠升級。伴隨中國產業升級的推進，壓力感最強的是韓日企業。回想作為半導體產業兩個核心之一的顯示器工業，如同現在的芯片產業，韓日與中國臺灣省一度占據乃至壟斷了中國大陸市場。由“共和國長子”之一的北京電子管總廠發展而來的京東方，在宣布自主建設（而不是“引進”）擁有完全知識產權的面板顯示器生產線時，韓日企業隨即宣稱在中國大陸的大幅投資擴產計劃。京東方基于自主技術創新的生產線不斷升級擴產的滾滾車輪，完全碾壓了日韓和臺灣省半導體顯示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力。今天的京東方不僅牢牢主導著中國本土市場，還引領全球半導體顯示產業的發展格局。同樣趨勢一定會出現在芯片產業。

對此，中國相關部門與地方政府應進一步端正認識，切實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就我國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相關投資慎重抉擇。就說現在的芯片產業，韓國企業雖然宣布了在中國幾個城市的大規模投資擴產計劃，但中國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必須清醒的是，先不說這些計劃是否一定會落實，是不是有著攪黃中國企業相關投資機會的意圖，就算是真心實意的投資計劃，如果有同樣投資意向的中國企業也在請求中央與地方政府支持，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是否一定要“平等相待”？是不是應當有一個重點支持中國企業的內部掌握尺度？還是繼續那種“先外資后內資”的政策偏向？

針對高端產業，外資企業動輒宣稱的巨額投資，其中的很大部分是我國各級政府的投資！到底應當優先支持誰？龐大的中國高端產業市場還要繼續被外資壟斷從而受制于人嗎？難道那種地方政府花巨資支持外資建立與中國新能源汽車競爭的所謂“超級工廠”，致使來自中國市場的巨額利潤支撐其星鏈衛星網絡建設，從而更有能力威脅中國太空空間站和國家安全，才叫“擴大高質量對外開放”？！如果是這樣，基礎廣泛的中國產業升級如何推進？沒有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中國哪來產業鏈自主可控，又哪來進一步發展和國家安全？！仔細看看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發展軌跡，就清楚中央與地方政府應當秉持何種政策思維并做出何種政策選擇，才是對中國發展最為有利的。

正是有了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崛起的前車之鑒，包括芯片在內的韓日高技術產業企業才會更加重視中國市場，不敢掉以輕心。不要說美國拋出的IPEF根本沒有提及“美國市場進入”，從而使擺脫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和龐大市場的韓日企業在哪里尋求出路？就算未來有“美國市場進入”，就算印度按美國意圖能夠實現一部分供應鏈承接，難道就能彌補離開中國市場和中國供應鏈的競爭性機會嗎？難！

既然如此，已經走上堅定反對美國霸權斗爭之路的我國，必須堅決反擊美國的一切遏制圍堵圖謀。為此，如若日韓敢于跟隨美國損害中國利益，中國政府就必須對其亮明“戰略威懾”。何為“戰略威懾”？我們不僅要有戰略威懾工具，并讓對方清清楚楚地知曉我們有，還要明確告知對方我們會在什么情況下使用這些工具，而不是秘不可宣。就經濟與產業而言，針對韓日，中國市場與中國供應鏈就是一大戰略威懾。中國要明確告知兩國，若是追隨美國踩踏中國利益紅線，就要限制其對中國市場的進入乃至逐出中國市場。中國上上下下務必十分清醒的是，外資是可以“利用”的，也只能“利用”，絕非放縱和依賴。

總之，針對美國將其本土市場與美元武器化要有清醒正確的認知。中國就美對華所有類型與方式的遏制圍堵，到了必須全面而堅決予以反擊的時候了。反擊不能總是被動應對性的，必須主動甚至是超前性的。這一反擊應以充分發揮我國超大市場戰略優勢以及去美元化乃至拆解美元霸權為支點。對于追隨美國反華損華的幫兇，中國必須亮明并在需要時毫不猶豫地使用戰略威懾力量。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袁東經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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