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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新生｜通貨膨脹不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手段

點擊：2045 作者：喬新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1-13 18:16:53

88歲的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老驥伏櫪，為中國經濟發展積極建言獻策。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建議，不可能解決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通貨膨脹之所以不能成為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手段，原因就在于，不能把貨幣政策與稅收改革混為一談。當前中國改革的突破口應當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筆者曾經把這項改革稱之為中國的“壯腰工程”。現在看來，這個觀點仍然具有價值。

2023年12月8日，香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發表文章，為中國經濟增長出謀劃策。他認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觀點，實行通貨膨脹。假如中央銀行將通貨膨脹提高到6%，然后逐步調整到4%，維持通貨膨脹率，那么，中國經濟有可能會快速發展。這種依靠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在邏輯上似乎是可行的，但是，考慮到通貨膨脹的本質屬性，人們有理由相信，通貨膨脹只不過是財富的再分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可能會導致絕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害。

這位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有三種方法：第一種是，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政府用來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第二種是，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政府借錢給普通家庭，刺激家庭消費、經濟和物價反彈，中央銀行緊縮貨幣，抑制通貨膨脹。第三種是，中央銀行不需要超量發行貨幣，政府可以通過減少稅收、發放現金等方式，促進消費、就業和經濟增長。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論，這種通貨膨脹政策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通貨膨脹，而是當前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佳方式。

可以非常坦率地說，采用資本主義國家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資本主義存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在私有制條件下，分散決策可能會導致資源配置出現過剩現象。通貨膨脹可以產生心理恐慌，促使人們抓緊消費，進而帶動經濟增長。不過資本主義條件下，通貨膨脹對不同階層產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對于資產擁有者來說，通貨膨脹會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因此，通貨膨脹對資產擁有者的壓力相對較小。可是對于勞動者來說，通貨膨脹必然會導致勞動者的收入相對減少，生活水平下降。

每當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壓力的時候，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觀點就會浮出水面。按照香港這位經濟學家的說法，通貨膨脹有多種表現形式。如果政府通過減輕企業和個人稅收負擔、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幫助普通家庭擺脫困難，那么，沒有理由拒絕這樣的“通貨膨脹”。這種把財政稅收政策和金融貨幣政策合而為一的觀點，可能會使人們產生錯覺，改變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基本看法。減輕稅收負擔，是讓利于民，而不是貨幣政策。發放現金，是政府財政補貼，同樣不是貨幣政策。政府的財政政策與通貨膨脹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筆者曾經多次指出，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既不能簡單地從生產角度考慮問題，通過增加供給，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也不能簡單地從消費者角度出發制定政策，通過刺激消費，實現經濟的增長。從產業鏈角度來看，生產和消費缺一不可。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如果只是在生產和消費或者供給與需求兩端做文章，而沒有考慮到分配問題，沒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降低交換成本，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那么，想要促進經濟的發展非常困難。筆者認為應當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決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

首先，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現象仍然十分嚴重。少數投資者依靠自己的投資，獲得資本收益，成為財富擁有者，而絕大多數勞動者，依靠自己的工資收入，實現小康，但是，要想達到發達國家居民的消費水平，還必須另辟蹊徑。在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大背景下，工薪階層居民所面臨的困難顯而易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居民之所以不敢消費，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背負住房貸款。一旦生病，家庭收入銳減。高等教育費用支出不斷增加，客觀上導致家庭成員必須精打細算。在沒有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情況下，通過刺激消費，促進經濟的增長，是典型的竭澤而漁。

解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問題，應當從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入手。一方面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確保工資收入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必須下大力氣改變我國收入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對于資本收入相對較高的群體，征收資本利得稅。對壟斷行業從業者收入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大幅度降低國有企業和少數特殊行業從業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減少我國發達地區公職人員的收入，適當提高中西部地區公職人員的收入水平。嚴厲打擊腐敗行為，杜絕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確保分配結構趨于合理。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出臺一系列法律制度，嚴厲打擊腐敗行為，不是因為這些國家貧富差距相對較小，而是因為這些國家出臺了“陽光法案”。資本收入公開透明，資本擁有者的資本利得可以通過慈善行為回饋社會。絕大多數公職人員收入相差無幾，無論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付出一定勞動之后收入水平大體相當。在這樣的社會，人們很少產生收入焦慮，消費心理負擔相對較輕。

只有建立一個收入相對公平的社會，才能實現生產與消費相互促進發展。假如在收入分配差距相對較大的情況下，依靠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那么，最終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其次，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關鍵還要依靠科技創新。中國在新舊動力轉化過程中，選擇科技創新發展道路，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經濟增長。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人工智能領域催生了一大批富豪。他們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為消費者提供新的產品，滿足不同階層消費者的需要。如果說過去中國資產擁有者主要依靠“政策紅利”發家致富，那么，如今越來越多資產運營者依靠自己的創新經營，實現財富的快速積累。對于那些給社會做出突出貢獻的財富擁有者，社會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和尊重。對于那些依靠技術專利獲得巨額收入的科技人員，國家應當給予獎勵，社會應當允許他們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不是殺富濟貧。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方面要增加社會分配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堅決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尊重勞動，鼓勵大膽創新，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的增長。

第三，當前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但關鍵因素是分配不合理。分配失衡現象表現在價格領域，我國一些壟斷行業商品和服務價格相對較高。雖然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橫向比較，我國一些基礎能源資源價格似乎處于合理區間，但是，考慮到中國生產力發展總體水平，考慮到中國居民收入水平，人們有理由相信，加快價格體系改革的步伐，調整基礎能源資源的價格，對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筆者曾經多次指出，如果大幅度降低我國電力、交通等重要資源和服務的價格，中國經濟有可能會實現快速增長。可以設想，如果我國電力價格進一步下降，那么，電力消費就會大幅度增長，家用電器銷售規模就會進一步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效用就會顯現出來。

加快調整我國價格體系，進一步降低我國電力、交通運輸等關鍵領域的價格，對于經濟發展可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我國70%以上居民仍然是價格敏感的群體，價格變化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生活質量，關系到他們的消費水平。只要保持日用消費品價格穩定，逐步調整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特別是電力、交通運輸一些關系國計民生重要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中國經濟就能實現復蘇增長。

最后，社會成本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社會成本相對較高，必然會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因此，大幅度降低社會成本，是中國改革的方向。中央正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解決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東部沿海地區提出的“一次辦理”政策，實際上就是通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會成本，減輕市場主體和居民的負擔。只要我國企業稅率控制在20%以下，許多行業市場主體都會有繼續生存的空間。反過來，如果社會成本居高不下，稅費負擔不減反增，市場主體生存狀況就會持續惡化，稅收來源就會逐漸減少。精兵簡政，輕徭薄賦，是中國今后改革的大方向。這些改革從整體上來看，仍然屬于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分配環節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國經濟增長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

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幅度可以確定為4%，爭取達到4.5%。在這個區間內，政府可以實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不斷降低生產要素配置成本基礎上，加快生產關系調整的步伐，依靠上層建筑改革，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國家治理能力。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喬新生”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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