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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八：中國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鴿派或鷹派，而是龍派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6-23 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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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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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八

中國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鴿派或鷹派，而是龍派

　　1．電視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與中國清末相似，男性中“寶哥哥”——當下日本稱之為“食草族”、中國稱之為“小鮮肉”——輩出的時候，國家也就開始衰落。

　　2．政治家們嫻熟運用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國家戰略能力的重要體現。進入21世紀的美國政治家真的失去了這種能力。其特點是他們善于縱火——他們還擁有比如所謂“一小時打擊”這樣的縱火高科技，但拙于控制和引導火勢，結果總是引火燒身。2001～2003年美國人用槍桿子啟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結果便是目前中亞親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國希望的所謂“民主”——浪潮日益高漲。2011年年初美國人又用筆桿子在整個中東煽起“茉莉花”動蕩，其結果是親美政權紛紛瓦解，遍布于中東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勢。可以預言，如果美國再將這種“動蕩”引入中國，其結果將在東亞，至少在中國就會出現“東風壓倒西風”[1]的政治形勢。

　　3．日本“3·11”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災來自海嘯和地震，人禍來自核泄漏。核武器是日本右翼長期追求的目標。對前者，我們已有學人“伸出溫暖援手”[2]，表示“大愛無疆，有難同當”[3]，對后者，我們不能忘記要堅決進行揭露和斗爭。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4]九級大地震毀滅了日本的核儲備，重挫了日本的核能力。

　　4．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日本海嘯和地震震出了福島一號核電站三號反應堆使用鈾钚混合型燃料的內情，這說明東北亞“核查”的對象不能光是朝鮮，還要包括日本。所謂“朝核問題”應改為“東北亞核問題”。

　　日本與歐洲國家不同，它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核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已擁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國在亞太的絕對敵人，而無核的日本則是可以讓美國放手納入“后院”且死心塌地為美國效命的“盟友”。日本東部地區發生的“3·11”九級大地震的政治意義在于它幾乎瞬間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同時也為美國放手日本右翼勢力攪局亞洲除去了心病。

　　5．目前中國學界有人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5]的概念，認為戰國時期的“七國”已是主權意義上的“國家”，似乎中國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6]。事實上，那時相互戰爭的諸侯或“邦”與周王朝還是臣屬而非“國”際關系，“七國”之上在法理上還有個“周”國家形式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才說：“春秋無義戰。”孟子解釋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7]這就是說，當時的戰爭，是在周王朝宗法權內部的紛爭，不是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的戰爭，因而是沒有正義性可言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建立秦朝，從法權關系上說，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權的繼承和繼續，而不是對七國“主權”的強行兼并。不承認這一點，在法邏輯上就會推導出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秦始皇強行將其他“主權國家”兼并后統一起來的國家的結論，由此，中國包括“戰國”時期在內的先秦歷史中連貫和統一的（宗）法權基礎便會斷裂或蕩然無存；秦王朝及隨后的歷史就成了非法的存在；由此，中國的歷史就被削去了一半，中國歷史只能從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開始。這在學術上是不對的，在法邏輯上是混亂的，在政治上更是糊涂和危險的。

　　6．戰略的主要任務不是打擊和削弱敵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敵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勢。敵人被打敗多不是因為無力，而是因為動彈不得。

　　7．美國“擊斃”本•拉登，一切都是彩排好的，就像是在上演僅有排練人叫好的大戲，大戲過后正反演員迅速消失，根本不讓觀眾上臺與演員“合影留念”。

　　8．美國這么一個大國，用十年時間“擊斃”了一個本·拉登，反而將塔利班越打越多，這樣的成績，奧巴馬還好意思對著全世界說美國“無所不能”[8]。

　　9．美國金融問題的源頭不在華爾街而在中東。

　　10．高科技抵不過塔利班。

　　11．改革的紅利歷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卻各有不同。

　　12．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國人是歐洲人——具體說就是英國人——“均勢”策略學校中的時差時好的學生。美國人用擴大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的方式制衡了西歐并獲得在那里的絕對控制權；在海灣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保留了薩達姆和本·拉登，并借此獲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長期駐軍的借口。與美國有意放東歐于蘇聯是為了制衡歐洲的道理一樣，今天看來，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權的屈從，美國也會有意適度放縱伊拉克反對派武裝。目前美國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與反政府力量間的失衡。如此類推，長期保留利比亞政府軍與反對派之間的力量平衡，將是歐美的共識。歐盟方面可以由此獲得利比亞內部各派的忠誠和北約力量進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國方面則可以在其間獲得“離岸平衡戰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9]帶來的紅利，并在地中海動蕩中保持世界石油價格——如果它還以美元結算的話——的高位運行。歐美雙方的需求為這場戰爭埋下了兩種結局。一是老布什“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這是對歐盟最好的結局；二是小布什“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于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這既能阻止歐盟進一步向中非——法國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擴張并與美國在此爭利，又能保持英法對美國力量的持續依賴，美國由此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這是有利于美國的結局。

　　13．人之將去，其言也善。2011年6月2日，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專機上對中國《環球時報》隨行記者談到中美關系，他一方面稱“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發展”“中國現在是將來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10]蓋茨前半句話的真實性他本人無法保證，但后半句話——不管蓋茨出于何種目的——卻對未來的中國外交是大有裨益的中肯之語。今天看來，雅爾塔體系的解體，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也有相當的責任。當時蘇聯外交將從全球范圍擊敗和逐出雅爾塔體系的另一關鍵支柱國家美國列入外交目標[11]，卡特的忍讓換來的后果卻是“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臺什么新方針了”[12]。蘇聯的咄咄逼勢導致美國里根時期的強烈反彈，以至決定單方面放棄雅爾塔體制。這樣才有了美國試圖與歐洲結盟，重建盎格魯-撒克遜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外交走向。這段周瑜假打黃蓋成真的教訓，是我們中國外交值得認真汲取的重要經驗。

　　14．1985年鄧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講話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鄧小平同志去世后，他說的“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兩大問題”被表述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是我們對時代特征基本概括”[13]，隨后便出現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十六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和十七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的提法。

　　15．我們不能說世界上的一兩個政治團體就能決定歷史的進程，但有能量的團體確能加速歷史進程或使之暫時偏斜。除去遠古傳說外，早期“共濟會”[14]是封建行會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反抗封建專制的壓迫而建立起的各業主聯合的互助“兄弟會”組織，與早期基督教相似，這時的共濟會對歷史起著相當的進步作用。比如，共濟會曾發起了啟蒙運動并且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迅速擴散到西歐、中歐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會匹敵的廣泛的組織聯系，以致當時的伏爾泰、孟德斯鳩、歌德、海頓、薩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華盛頓、富蘭克林、馬克·吐溫、柯南道爾、加里波第等曾為人類歷史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士都參加了共濟會。但問題在于，當資產階級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并在全球范圍建立了自己的絕對統治后，共濟會組織結構也就日益貴族化，其歷史作用由進步便異化為反動，成為資本家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幽靈”而結成的“神圣同盟”[15]，其目標是維護資本及西方權貴對全世界工人階級、繼而整個北方壓迫民族對南方被壓迫民族的絕對統治。這迫使近代歐洲無產者便由資產階級的同盟軍轉變為與資本家相對立的階級并開始為本階級的利益與曾經的行會業主——資本家展開有組織的跨國斗爭。

　　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沒有祖國，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16]；馬克思說：“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17]，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18]繼而列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19]為此，世界工人階級在其導師的指導下成立了第一國際（1864～1876年）、第二國際（1889～1914年）和共產國際（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會主義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為了建立國際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勞動者聯合組織共產國際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資本家的跨國聯盟組織共濟會卻日益與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大托拉斯和大財團結合得更加緊密，其目標更加長遠，其手段對共產主義和南方國家，更加冷酷無情。他們在20世紀末推倒了社會主義蘇聯，現在，美國又重返亞洲，目標將是中國。不管西方國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對付社會主義國家方面，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共濟會評價說：“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20]

　　16．2008年歐洲大陸統一在科索沃收口的同時又通過“地中海聯盟”計劃開始乘勝向非洲北岸推進，2010年美國不顧自身的經濟危機高調提出“重返亞洲”政策并在“天安艦事件”后開展持續數月的針對“朝鮮威脅”的大規模海上軍事演習，2011年中東如火如荼的“茉利花革命”及北約對利比亞開展的軍事打擊，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歐盟與美國雙方的分工在時間上如此切合，環環相扣，它向人們展示出一幅邏輯連貫的戰略示意圖，即在美國幫助歐洲摧毀那里的雅爾塔體系并基本實現地區統一后，接下來的目標將是歐洲——作為回報——支持在遠東建立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體系”。這是一個在新的即歐洲統一初步完成、宗主國-殖民地關系已成為歷史的表面上看起來還是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凡爾賽體系”。蘇聯解體后，這個體系的后半部分即“凡爾賽體系”在歐洲已經完成，接下來則是前半部分即“華盛頓體系”在遠東完成，屆時，中國將是美歐共同的打壓目標，正如當年蘇聯是歐美共同打擊的目標一樣。其間的日本——鑒于它與美國之間因核打擊產生的血海深仇——則是中國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壓榨對象。至于歐美之間的矛盾，盡管他們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資源方面已達成原則一致，在這些原則不變的情況下，他們在未來的矛盾將主要表現在對世界主導權的爭奪方面。

　　17．與其對手相比，西方人有著更強的協調機制——為此，英國在撒切爾時期主動放棄了幾百年來讓其受惠無窮的分裂歐洲大陸并在其中實行均勢操縱的外交傳統，于1973年加入歐共體，而同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卻出現根本性的分裂；西方人還有跨國組織，不僅有北約及其他政治經濟共同體，還有龐大財力支持的跨國組織共濟會[21]在幕后協調，而與此相對應的世界工人階級的跨國協調組織“共產國際”[22]及后來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8～1956）和與北約相對立的“華沙條約組織”（1954～1991）則于20世紀后半葉先后謝幕。

　　18．就在法國向利比亞開戰的同時，它又派出“獨角獸”特種部隊介入科特迪瓦內爭，培植親法政權。略瞥一眼地圖就可知道，歐洲人已在為利比亞之后進行著更大的布局。可以預料，在搞定北非后，法國將乘勝向幾內亞灣——那里在近代史中是它的傳統勢力范圍——南進，接著就是歐盟發布歐洲人的“門羅宣言”，以恢復其在非洲的傳統影響。這個進程不會比歐洲的統一進度更慢。

　　顯然美國注意到歐洲向非洲進軍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歐盟批準地中海計劃，準備進軍北非的前一年，美國搶先批準組建非洲司令部的計劃，逐漸接手全部非洲軍事事務[23]。這說明，美國并不準備與歐洲分享非洲。至此，筆者想起19世紀末英法在非洲發生的“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帝國主義矛盾激化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當時法國為了應對英國的非洲戰略，制定了一個貫穿非洲東西的宏大目標，這又與英國的打通非洲南北的殖民計劃相矛盾。1898年7月，英法兩國的殖民軍隊終于在蘇丹法紹達村爆發了“法紹達危機”，兩軍對峙，戰爭一觸即發。最后雙方達成不利于法國的妥協，以尼羅河和剛果河為界，英國占領蘇丹東部和尼羅河流域，法國占領蘇丹西部。盡管如此，法國的這次讓步卻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歷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樣的蘇丹已于2011年2月分離為南北蘇丹，但昨天在這里的英法沖突，是否會是今天美國和歐盟沖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歐盟是否對已經變“老”的美國還會有耐心，這確實需要今天的美國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國人不愿動這個腦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來歐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樣支持美國，而美國又是怎樣支持歐洲的。艾森豪威爾、尼克松時期除外，此間美國是拼著命且實打實地幫助歐洲統一，而歐洲對美國的支持只表現在美國發起進攻的時刻，尤其是在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時間上發起進攻的時刻。一旦把美國送上戰場，歐洲人接著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歐洲是這樣；在同期美國對中國全面禁運中，歐洲也是這樣；21世紀伊始，美國沖上阿富汗、伊拉克戰場后，歐洲也是口惠而實不至，參與但不賣力，在美國最困難時抽板。相信今后在美國沖向中國時，在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面前，歐洲利用和消耗美國并壯大自己的策略并不會因美國以往的真誠而改變。

　　可以說，在歐洲統一問題上，美國人確實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國本意是強化歐洲，但蘇聯的解體卻打破了歐美間的力量平衡。結果美國將再次被失去相互制衡的歐洲所傷害。

　　19．歐美之間的矛盾不僅始終存在而且相當深刻。對此論述最深刻的是列寧。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歐洲就有人提出“歐洲共和國聯邦”——這比丘吉爾提的“歐洲合眾國”早三十多年——口號，列寧明確指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立歐洲聯邦，就等于締結瓜分殖民地的協定。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實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種瓜分基礎，另一種瓜分原則。億萬富翁無論同什么人瓜分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都不能有別的分法，只能“按資本”比例（而且還要附加一點，最大的資本要得到比它所應得的更多）。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鼓吹在這種基礎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東主義，便是市儈和庸人的癡想。只能“按實力”大小來瓜分。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進程而變化的。

　　當然，資本家間和各個強國間締結暫時協議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建立歐洲聯邦，作為歐洲資本家相互之間的協議也是可能的……但這是什么協議呢？這只能是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已經搶得的殖民地，反對日本和美國，因為日本和美國在現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極委屈的，它們的實力在最近半個世紀來加強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開始老朽的歐洲快得無可估量。整個歐洲，與美國比較起來，可以說在經濟上是停滯不前的。在現代經濟基礎上，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歐洲聯邦就等于組織反動勢力去阻礙美國較迅速的發展。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僅僅同歐洲相關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24]

　　由此，列寧提出著名論斷：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25]

　　“絕對規律”基于絕對矛盾。列寧由此得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結論，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少數甚至一國也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認識，無疑，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從列寧揭示的這個規律中得出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少數甚至一國社會主義也可在相當的程度上獲得獨立發展的認識。

　　20．比較開國領袖，我們會埋怨有后來有些領導人過于謹慎；如看看小布什，又會慶幸我們還有這些謹慎之人。

　　21．大國外交，最忌傻愣。愣傻之間，寧傻勿愣。

　　22．羅斯福總統告誡說：“話說得客氣些，手里再提著大棒，事情一定好辦得多。”[26]今天的美國戰略層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沒有耐心（時間）支撐的雄心，往往是底氣不足的表現。當前美國政治家處處顯示出富家弟子的戰略觀念中只有“地緣”而無“政治”的致命短處。他們來到黃海的行為很像1903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來到黃海時的隨性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對已表示“我不愿發生戰爭”的尼古拉二世說：“陛下，不堅決打擊是不能揮著拳頭的。”[27]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時任大臣委員會主席的維特事后評論說：“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卻使戰爭無法避免。”[28]現在美國人也來到黃海，與當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國是在國內經濟一片低迷，國際上被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折騰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來到黃海的，美國人顯然不愿打仗，但卻揮起了拳頭，這樣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給人一種“困獸猶斗”的印象。

　　2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政要經年不斷地參拜靖國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東條英機式的因沒有戰略哲學而毀滅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將日本帶向大災難的政治人物的遺骸。而長期參拜這些人物的結果會使日本國民的戰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國家的戰略能力在亢奮的情緒中逐年遞減。

　　24．美國金融問題的根源不在華爾街而在中東，正是美國退出中亞，而不是什么資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國金融危機。同樣的道理，解救歐洲經濟困局的關鍵也不在歐洲大陸而在中東，中東石油結算幣種——而這又是由槍桿子敲定的——是決定世界石油產銷利潤份額的關鍵。鑒于歐盟內部國家主權的眾多存在，與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需要比美國更多的“資本原始積累”一樣，歐洲的政治統一與發展，較美國而言，則需要更為巨大的資源份額，目前處在上升期的歐洲與處于衰落期的美國一樣，都迫切需要對中東石油產地，從而石油價格的控制權以支撐各自金融。這是歐美矛盾最難以調和的關鍵[29]。

　　25. 在美英幫助下的歐洲統一，其結果不可避免地要產生“俄狄浦斯”（Oedipous）[30]即兒子顛覆老子的效應。因為歐洲統一將使英國和美國，特別是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絕對邊緣化。我們知道，美國，尤其是英國，利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曾大獲其利，正因此，它們對歐洲的統一一直持謹慎的態度。盡管1946年丘吉爾呼吁建立“歐洲合眾國”，但直到1973年英國才加入歐共體，迄今仍未加入歐元區。英國明白，近代以來英國的全部輝煌，都是以歐洲的破碎為基礎的；而沒有破碎的歐洲，也就沒有近代的英國。一旦歐洲大陸統一，英國外交特有的“離岸平衡手”的優勢就蕩然無存，面對統一的歐洲大陸，英國在地緣政治上不免落入與日本在亞洲同樣的邊緣地位。英國人明白，沒有一個統一的歐洲，正如張伯倫先生預見的那樣，歐洲的世界霸權就會為美國或俄國所取代[31]；英國人更明白，一旦歐洲統一，英國的歐洲優勢地位也將不復存在。明乎此，我們也就明白了“二戰”一結束就呼吁“歐洲合眾國”卻直到1973年才加入歐共體的英國至今還在歐元區外躑躅的原因。但對地緣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國人而言，這種為歐洲統一而自覺犧牲的尺度，隨歐洲統一的進程加快，將會日益減小。

　　26．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發展機遇，在任何時候也是通過最堅決的斗爭贏得的。在第三世界面前，西方國家可以“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但條件是這個對手必須是軟弱的。如果當他們感到對手無法戰勝時，他們內部就“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32]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整個世界都以蘇聯為敵，試圖通過將德國納粹“禍水東移”蘇聯的方式來緩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日益白熱化的爭奪資源空間的矛盾。但在蘇聯取得斯大林格勒會戰（1942年），尤其是庫爾斯克會戰（1943年）的勝利，蘇德戰場勝負已成定局后，美國就率先拋棄實力比較弱小的英國，主動與蘇聯在同盟國中結成針對英國的“暗盟”。這樣才有了后來蘇聯和美國聯手建立的雅爾塔世界和平體系。同樣，正是中國人民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誓死長期抵抗，才將與日本已接近達成“兩國諒解”[33]的美國拉到中國抗戰一邊，這樣才有中國參加開羅會議與英美共同簽署《波茨坦公告》并成為遠東雅爾塔和平體系締造國的事實。

　　27．只有將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34]結合在一起研讀，我們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擱置爭議”[35]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務，即反霸、解決臺灣問題和發展生產力。當時，鄧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內解決臺灣問題，“擱置爭議”和“三大任務”，這就是“有所不為”和“有所為”的統一。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擱置爭議”，是一個積極的和充滿辯證智慧的戰略思想，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所謂主權問題也可“擱置”。

　　28．以前我們用錢贖買資本家階級的歸順，現在我們也可以用錢延長轉瞬即逝的戰略機遇期。

　　29．看歷史知道昨天外來鴉片已使“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林則徐），今看電視各式娛樂大賽，擔心其中有些節目會使中國盡失血性男兒。

　　30. 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覺地雌化，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歷史時刻，名旦梅蘭芳拒絕日本人的“邀請”，決定“蓄須明志，息影舞臺”[36]，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

　　31． “包容”須有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增長”須有方向，這個方向就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澤東批評無原則的“包容”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37]。八面討好，其結局可能就是《紅樓夢》所展示的“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38]。

　　32．無原則的“包容”，在國內傷害的是黨和人民的利益，在國際上傷害的是國家利益。

　　33．中國人常說“勢利”和“勢力”，這兩個詞基本意思是一樣的，就是有勢才有利，得勢才得力。你若在大勢上，這個“利”就會養你；若不在大勢上，這個“利”多一分都傷你。所以人一生追求祖國大勢，不要追錢。傍大腕遠不如傍國運，與祖國共命運，與人民同沉浮，才是人間正道。在大勢中，劣勢可能都會轉化為優勢；不在大勢上，優點可能成為缺點。蔣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許多都是哈佛畢業的“海歸”，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還是跑到臺灣島去了。共產黨這邊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國民黨[39]，最后跟著共產黨進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帥。為什么？跟上大勢了。今天我們也一樣，逐“勢”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謂“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40]。

　　34．中國是沿著俄國十月革命道路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貢獻，就在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國現代化成本在啟動之初就降到最低點。在基本沒有私有產權交易的條件下，中國不僅將許許多多像錢學森這樣流散在海外的優秀科學家感召回國，而且國家在建設之初就獲得了科學技術大規模利用的條件。與中國相反，印度獨立之初保留私有制度，結果造成國家現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產權交易成本過高而步履維艱，其發展遠遠落后于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通過與印度比較后正確地指出：“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么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41]

　　35．中國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鴿派或鷹派，而是龍派。

　　36．英國人在建立世界帝國過程中，學會了比較圓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謀略；二戰后，當英國人失去帝國時，他們又很快學會并掌握了文化誘導世界政治的謀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勢”，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實現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間接戰略”。這種戰略的核心在于把戰斗行動減少到最低限度，主張側翼迂回，以避免從正面與敵直接碰撞；強調用各種手段襲擊和震撼敵人，使其物質上受損，精神上失衡，最終達到不經決戰而制勝的目的。在文化戰中，避免用直接表達，而盡量多地用間接的方式傳達其戰略目的，并誘導對象服務于自己的目標，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英國人最擅長這種手法。

　　37．1952年9月，在與周恩來會談臨別時，應周恩來的請求，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提出語重心長的忠告，他說：

　　要牢記英美將力圖把自己人，把特務打入中國國家機構里去。美國也好，法國也好，同樣都要這么做。他們將搞破壞活動，企圖從內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這類罪惡勾當。因此，必須保持警惕，對此一定要在意。這就是全部指示。[42]

　　這是周恩來與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見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對中國共產黨最后的，也是最語重心長的指示。斯大林這個指示與1949年重慶解放后羅廣斌同志從國民黨渣滓洞監獄死里逃生帶出來并交給重慶市委的《獄中八條》[43]中的最后一條“懲辦叛徒特務”不謀而合。這“八條意見”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在經歷殘酷的革命斗爭實踐，特別是經歷失敗和挫折后的刻骨銘心的體會和總結。他們在最殘酷的環境中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總結出的經驗教訓，與同樣從極殘酷的斗爭環境中走過來的斯大林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不謀而合，這絕不是偶然的，因而在當前國際上“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了蓬間雀”[44]的特殊環境下，這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巧合”。

　　38．當一個國家在做重大項目的技術選擇時，不能輕易依托于一個只有紙面論證而無實際檢驗的技術。航母已經歷了“二戰”以及后來的無數次大規模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選擇發展航母的考慮是成熟的。成熟的選擇往往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是無從選擇條件下的選擇。如果能同時啟動相關替代技術研發的話，這樣的選擇就是更好的選擇。

　　39．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失敗、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受到的挫折以及美蘇爭霸的壓力，促使世界軍事變革在美蘇的帶動下向外空和深海兩大領域迅速推進。外空信息技術革命使彈道導彈及其精確打擊成為可能，核動力戰略潛艇的出現又大大弱化了有核國家戰略打擊和報復能力。在1990年的海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勝利使人類正式告別在飛機、坦克掩護下主力軍團大規模決戰的小立體戰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衛星制導和陸海導彈精確打擊為主，少量精銳地面部隊定點突入的大立體戰爭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外層空間絕對優勢的確立，發展深海戰略優勢將成為世界軍事革命的新領域。

　　40．將有限的國防資源優先用于深海開發，這有利于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更為有效的威懾力量，并以此帶動我國海軍的跨越式發展。這是因為：①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外空技術革命已趨于飽和，而深海技術的開發正方興未艾；②深海武器比陸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機動性和隱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國家戰略攻防任務；③相對陸基彈道導彈而言，深海核動力戰略武器可確保國家的二次打擊能力更久地處于安全狀態；④發展包括潛艇在內的深海作戰工具，是發展包括航母在內的水面艦艇的基礎，國家海軍的終極作戰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艦艇的戰斗力，而在于水下艦艇的戰斗力，也就是說，在大規模的戰略打擊后，只有深海作戰力量具有戰略報復和二次打擊的能力；⑤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其國防任務更多地帶有戰略防御的性質，將有限的資源優先用于深海開發，既有利于遏制“臺獨”勢力、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又有利于確保國家戰略防御政策的終極效果。

　　41．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本《21世紀：世界是平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世界確實是平的。但矯正世界畸形變化的力量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認為的是國際資本流動，而是“天之道”即世界人民反對國際資本的力量，具體說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對國際資本的誓死且有效的抵抗運動。如果沒有這些國家的人民抵抗，就不會有美國從中亞撤軍以及隨之而來的華爾街金融危機。

　　42．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贏得亞洲人民的尊重，是從朝鮮戰爭的勝利開始的；同樣，我們要在南海贏得那里的國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從釣魚島贏得尊嚴開始。

　　43．2011年10月6日，美國參議院就129年前即1882年美國國會制定的歧視性的《排華法案》通過道歉案。有報道說：“這項法案的通過被視為是華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結果，極具標志意義。”[45]

　　可就在10天前即9月21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已正式通知國會對臺軍售計劃，包括為臺“改裝”其現有F-16A/B型戰斗機、售臺軍用飛機零配件并提供有關訓練項目，軍售總價值約為58.52億美元。[46]中國外交部一日之內對此提出三次抗議。報道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國對臺軍售達54次之多，共計約725億美元。[47]10月10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美對臺軍售表示：“希望美國不要一錯再錯。”[48]

　　 “一錯再錯”在美國外交中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抗議”本身也不是大國的語言。如果一百多年后美國為它今天的對臺軍售行為再向中國“道歉”，但愿我們不要再說那又是“華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結果”。

　　44．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當時西方人聽見中國原子彈爆炸聲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國了。尼克松轉述周總理的話說：抗議的聲音，如果太遠是聽不見的。[49]

　　45．2011年10月24日，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發言人表示，“過渡委”將調查卡扎菲死亡時的真實情形。[50]這無異于讓嫌疑人自查其犯罪行為，監守自盜，西方法律看來也很“任性”。

　　46．戰國時的齊國曾是秦國面臨的最強的對手，公元前288年齊秦曾一度相互稱帝，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齊國也是秦國行賄黃金最多的郡國，真是“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當秦國兵抵城下時，齊國是在完全不抵抗并在齊王建帶領下出城投降的。史載：齊降后，秦王政把齊王建安置在邊遠的共地，不給齊王建食物，齊王建最終“餓而死”[51]。

　　47．齊桓公九合諸侯，訂立五項條約，其中有水利一條，行不通。秦始皇統一中國，才行得通。[52]故此，毛澤東說：“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分裂則二事皆不能辦。”[53]

　　48．2011年11月3日，“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交會對接成功，這說明我們對外空的認識日益接近“自由王國”[54]；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卻因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而離散，這需要我們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的價值。衛星上了天，紅旗不能落地。

　　49．改革開放之初的問題是全國劃一的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因此當時改革口號是“發展是硬道理”，其攻堅目標是發展生產力；今天的問題是孤軍獨進的生產力正在毀壞生產關系內在統一，單純的利潤指標使曾用勞動聯系在一起的國家公民出現階級分化，這種分化又正在毀壞國家的統一性和國家本身。這時，改革就應當以調整生產關系（而不僅僅是分配關系）、推進共同富裕為攻堅目標。

　　50．當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及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說明，西方這種建立在世界南貧北富民族對立基礎上的局部“社會主義”是脆弱和不可持續的，而社會主義復興的大趨勢，如沒有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為理論背景就不能被很透徹地理解。

　　注釋：　

　　 [1]這里轉借毛澤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句，詳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頁。

　　[2] 《專家：超越道德和解歷史向日本伸溫暖援手》；（原題：《讓我們向日本伸出溫暖的手——100名中國學者的倡議書》）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3/1565984.html。

　　 [3]劉江永：《面對天災，中日有難同當》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3/1560269.html。

　　[4]逭，huàn，逃避：～暑（避暑）。該詳解見江灝、錢宗武：《今古文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

　　[5]目前國內學界有人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或“先秦國家間政治”的概念，認為戰國時的“七國”已是主權意義上的“國家”。《研究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一文認為：“可以肯定，春秋時代的那些‘國’，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簡單的部落，而是具備所有‘國家’特征的實體。那里有國家認同、有疆界、有包括軍隊和稅收體系在內的，功能相當完備的政府。國內還有對研究‘先秦國際關系’的禁忌，視之為‘國內關系’。然而，先秦時代各國的關系顯然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外交關系。”載《鳳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頁。

　　 [6]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意指由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的歐洲國家間的法權關系，以及建立其上的國際和平體系。簽約雙方分別是統治西班牙、神圣羅馬帝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國、瑞典以及神圣羅馬帝國內勃蘭登堡、薩克森、巴伐利亞等諸侯邦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核心是承認國家主權像人的生命一樣不可隨意被剝奪，從1648年以來，國家主權的觀念已經存在了350多年，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

　　[7]《孟子•盡心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頁。

　　[8]2011年5月2日，奧巴馬在白宮主持一項頒獎儀式時再次表示：“國家兌現了承諾，正義得以伸張，世界因為拉登之死變得更美好、更安全。今天讓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沒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奧巴馬：擊斃拉登證明美國無所不能》

http://news.qq.com/a/20110504/000325.htm。

　　[9]“離岸平衡”，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米爾斯海默的學術用語。［美］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

　　 [10]《蓋茨聲稱美不會遏制中國發展警告中國“別學蘇聯”》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

　　 [11]1975年6月4日，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發表文章稱“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轉引自邢廣程著：《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4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頁。

　　[12]［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頁。

　　[13] 蘇星、龔育之、楊春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

　　[14]共濟會（Freemasonry），世界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授并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共濟會的傳播是由英帝國的向外擴張引起的。共濟會起源于中世紀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會。《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3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頁。

　　[15]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頁。

　　[16]［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17]［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18]［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頁。

　　 [19]列寧說：“全世界已經分成被壓迫民族和統治民族。被壓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爾賽和約又使被壓迫民族增加了１億或15000萬人口。”參閱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關于租讓的報告（1920年12月6日）》《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4頁。

　　[20]［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

　　[21]目前在這方面的資料最集中、最全面的披露，可參見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

　　[22]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1919年3月，列寧領導創建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總部位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破產和十月革命的勝利，促進了各國共產黨的建立，客觀形勢要求建立新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國際共產主義代表會議，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52名代表參加。大會通過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等文件，宣告第三國際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并考慮各國斗爭情況的復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面臨的問題，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并于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同年6月10日，鑒于共產國際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反對協約國而創，而美國此時成為蘇聯拉攏以反對法西斯德國的重要對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共產國際正式宣告解散。

　　[23]《美國非洲司令部主導地區安全合作牽頭聯合軍演》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26/content_12877941.htm。

　　[24]［俄］列寧：《論歐洲聯邦》，《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709頁。

　　[25]［俄］列寧：《論歐洲聯邦》，《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頁。

　　 [26]轉引自［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頁。

　　[27]張蓉初譯：《庫羅巴特金日記》，《紅檔雜志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91頁。

　　[28]［俄］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頁。

　　[29]此方面的論述可參見［德］威廉•恩道爾著，趙剛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

　　[30]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底比斯國王拉伊俄斯的兒子。因神曾預言他將殺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棄在山崖，但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國王收養。長大后，想逃避殺父娶母的命運，卻無意中殺死親父并娶其母為妻。此處比喻美國的命運是生于歐洲但注定要毀滅歐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運。參見梁德潤編著：《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小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頁。

　　[31]1938年10月19日，張伯倫派英國首席顧問利思·羅斯以私人的身份與德國駐英商務參贊呂特爾和德國經濟部官員施文迪在倫敦進行非官方秘談，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員慕尼黑協定之后建立的歐洲安全集體合作的排外性質，說：“作為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他有責任使促進歐洲國家合作的任何適當機會都不致錯過。同樣，假若歐洲四大國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臺的話，那么歐洲經濟就將處于嚴重的危險中，特別是在面臨美利堅合眾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的時候。”參閱《德國駐英大使狄克遜的備忘錄》（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頁。

　　[32]“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

　　[33]1940年11月，美國天主教梅利諾大學的秘書長德勞特與主教沃爾什訪問日本，同近衛首相的密友、日本產業組合中央金庫理事井川忠雄秘密舉行改善美日關系的“民間會談”。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會見羅斯福總統，商定從3月8日開始日美談判。3月中旬，德勞特和沃爾什在與日本高層廣泛交流的基礎上與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特別助理陸軍省軍事課長巖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擬出包括解決中日沖突在內的《原則協定初步方案》。雙方分別報告美日政府首腦。4月2日，巖畔大佐作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談判，雙方磋商后，由巖畔執筆擬出《日美諒解方案》“兩神甫與巖畔和井川擬定的《日美諒解方案》也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羅斯福總統邀請赫爾國務卿，聽取兩神甫的意見”。（參閱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頁；重光葵著：《日本侵華內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動亂》），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盡管這個方案只是草案，但羅斯福事前已聽取了德勞特與沃爾什關于他們與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諒解方案》的匯報，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日美諒解方案》內容已獲美方的相當認同。方案開宗明義：“日本國政府及美國政府，為了談判并簽訂一項旨在恢復兩國間傳統友好關系的全面協定，現愿承擔共同責任。”1941年4月1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與日本大使野村開始會談。其間，赫爾表示：總的來說，美國并不反對《日美諒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頁。）關于這個方案的具體細節，可參閱《日美兩國諒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頁。

　　[34]1980年1月，鄧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在臺灣問題上，小平特別強調說：“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參閱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頁。

　　[35]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

　　[36]關于這一段事跡，參見梅紹武回憶文章：《傲骨從來耐歲寒——憶父親堅決拒為敵偽演出的事跡》，載于梅紹武著：《我的父親梅蘭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頁。

　　[37]《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38]［清］曹雪芹著：《紅樓夢·第五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頁。

　　[39]“我們的將軍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識，或者只識很少的字。蔣介石的將軍都是大學畢業，什么陸軍大學、黃埔軍官大學，那樣的學校我們只有少數人進去過。”毛澤東：《打仗的辦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頁。

　　[40]潘慧惠：《羅隱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

　　[41]［印］阿瑪蒂亞·森著，任頣譯，《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頁。另外，新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成就在安格斯·麥迪森寫的《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也有全面客觀的介紹。

　　[42]《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9月19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31頁。

　　[43]1948年9月，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被關進渣滓洞監獄，在積極參加獄中斗爭的同時，他留心觀察，設法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積累資料。同志們對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責任感，以真誠的態度，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進行總結。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后，從獄中死里逃生的羅廣斌為了完成難友們囑托，晚上就趴在床上奮筆疾書，追記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12月25日，他向重慶市委遞交了《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共七個部分，最后部分就是《獄中意見》，共八條：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紅巖烈士“獄中八條意見”的現實意義》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72943/5142894.html。

　　[44]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45]《美參議院通過“排華法案”道歉案向全美華裔致歉》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10-08/3370515.shtml。

　　[46]《美國防部宣布對臺軍售計劃，總價值高達58億美元》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1/09/22/007836685.shtml。

　　[47]《中美建交后美對臺軍售54次總金額725億美元》http://war.news.163.com/11/1004/08/7FGRE9FM00011MTO.html。

　　[48]《外交部：望美國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不要一錯再錯》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70212.html。

　　[49]“但是如果美國退出亞洲，撤出日本，屆時無論美國的抗議聲有多大，套用總理的說法，我們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們抗議的效果將微不足道，因為相隔一萬五千英里的距離竟無法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頁。

　　[50]《利比亞過渡委當局稱將調查卡扎菲死亡真相》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112175.html。

　　[51]“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戰國策·齊策六》，見王守謙等譯注：《戰國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頁。

　　[52] 轉引自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頁。

　　[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

　　[54]在認識上，“自由王國”指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認識了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并自覺依照這一認識來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種社會狀態。與此對應的“必然王國”是指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還沒有形成真正的認識而不能自覺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種社會狀態。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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