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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著影集里拍攝于延安的這張照片，80年前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的那個夜晚，穿過歲月的煙云又清晰地再現——

那是在山上的一個窯洞里，油燈閃閃映著墻上鮮紅的黨旗，黨旗下面是用毛筆書寫的入黨誓詞，18歲的我莊嚴地舉起了右手……
 

我于1921年出生在遼寧岫巖，和中國共產黨是同齡人。8歲時，母親就去世了。當年，父親調到張家口法院任院長，迫于生計，繼母帶著我投奔到沈陽祖父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我們一家逃難到關內，在張家口、保定、天津等地流浪，最后在北平安頓下來。可是好景不長，七七事變爆發(fā)，北平淪陷。

1938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好朋友王淑源來到了北平，她說：“中國不會亡，共產黨是主張抗日的，離北平不遠就有平西抗日游擊隊！”

從那時起，我就向往這個要拯救中國、帶領人民大眾求解放的共產黨。

有一天，我從家里逃出來去尋找游擊隊，可是，剛出北京城門就被日本鬼子抓住送到了憲兵隊。幸好，家里上下打點把我營救出來。怕我再跑出去惹禍，繼母就讓哥哥、弟弟監(jiān)督我。

一天，暴雨傾盆。我對弟弟說：“姐去給你買咖啡豆吃，你在家等著我啊。”

之后，我快速離開家門，舉著油紙傘向郊外奔去，一路巧妙地過了哨口關卡，來到了平西抗日根據地。

在這里，我第一次聽說有個地方叫延安，共產黨就在那里。我當即決定投奔延安，到那里去找共產黨。

1938年9月初的一天，我和十幾名熱血青年在黨派遣的一支部隊的護送下向延安出發(fā)。黃土高原溝壑縱橫，我們既要趕路，又要繞過敵人的封鎖區(qū)，行程特別艱難。

10月24日下午，當我們氣喘吁吁地拐過一個山坡時，不知是誰突然高喊了一聲：“啊，快看，寶塔山!”我頓時覺得眼前一亮，寶塔山像燈塔一樣照亮了我的心。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延安城很小，簡陋的街邊只有賣燒餅的，賣梨的，賣棗的，但是，延安城充滿了生命的力量，這里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在延安，我開始了全新的生活。白天，到抗大讀書；晚上，到劇社里參加文藝演出，從跑龍?zhí)组_始，一直到主演話劇《佃戶》《帶槍的人》。我們還經常去棗園，為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演出。

第二年，在丁汾同志介紹下，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閉幕那天下午，毛主席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前排當中緊挨著毛主席的就是我愛人田方。

會后，我和同志們一起，按照毛主席的講話精神，經常深入到工農兵當中去，演他們喜聞樂見的節(jié)目。比如《兄妹開荒》《白毛女》《黃河大合唱》等。那段激動人心的歲月喲，現在一想起來，還是熱血沸騰！

我的銀幕生涯，是從1948年拍攝故事片《白衣戰(zhàn)士》開始的。那是我第一次面對攝影機，也是第一次擔任女主角—— 一位戰(zhàn)火硝煙中的醫(yī)療隊女護士的形象。

新中國誕生后，我又主演了故事片《翠崗紅旗》，獲文化部頒發(fā)的優(yōu)秀故事影片二等獎。據說這部電影毛主席看了三遍，多次說：“我們千萬不要忘了老蘇區(qū)的人民。”

1961年，我主演的《革命家庭》公映了。這部影片取材于陶承的自傳《我的一家》，為了演好這位革命的老媽媽，我反復研讀這本書，并與作者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從各個角度了解她的內心世界，最后成功地塑造了這位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

當時，全國觀眾反響特別強烈。周總理在香山接見電影工作者時，握著我的手說：“你演了一個好媽媽。”

我也因為創(chuàng)作這部電影被評為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之一。
 

電影《烈火中永生》劇照。

 
1961年冬天，我在因病住院期間，讀了《中國青年報》上連載的小說《紅巖》，被江姐的故事深深打動，“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我在延安見過好多這樣的人”，那些天我常常這樣感嘆。

我還激動地把江姐的故事講給病友們聽，在那些日子里，江姐的影子在我的腦海里反復出現。

我是急性子，一出院就托人拿到了這部書的完整稿，一口氣讀完了。

有一天，老朋友歐陽紅纓打電話說：“我讀了一本名叫《紅巖》的書，這書太好啦，我想與你合作拍成電影。”我笑了，說：“好哇，我也有這個想法。”放下電話，我忽然覺得江姐正向我走過來。

事情就是這么巧，沒過多久，北京電影制片廠領導讓我和導演水華將《紅巖》改成電影劇本。

轉眼到了1962年春天，我和水華等人一起到北戴河、重慶、成都、貴州等地采訪，與《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作了重點交談，他們是從“渣滓洞”和“白公館”死里逃生的共產黨人。

回到北京后，我整理出20多萬字的采訪筆記。

1963年夏天，劇本的第三稿寫好了，可是，大家還是覺得劇本不夠成熟。實在想不出好辦法，我和水華去廣東求助大劇作家夏衍。

一個星期以后，夏衍就把劇本的第四稿拿出來了。電影正式開拍時，我被確定飾演江姐。

我開始了細致的案頭工作，從大量素材中找出了江姐的個性：冷靜沉著，隨時準備犧牲，但并非毫無牽掛，并非鐵石心腸——這就是真實江姐的性格特征。

于是，我推上銀幕的江姐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溫柔女性，她穿淺灰色大衣、腳穿高跟鞋、神情沉著、氣質非凡。

當她被敵人從牢房里押出去，那一句平靜而深情的臺詞：“同志們，永別啦……”讓人確信那就是江姐講的。

最令人難忘的場面是江姐和許云峰共赴刑場，兩位老戰(zhàn)友以堅定的目光與同志們告別，而后相互攙扶著，步伐沉穩(wěn)而從容，一步一步走向刑場。

背面是高山與松柏，莊嚴的《國際歌》旋律響起，高天之上，白云舒卷……我自己很滿意這場戲。

影片上映后轟動全國，廣大觀眾紛紛給我寫信，向我表達敬意。直到今天，我無論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認為是江姐。

正是江姐堅定的信念，讓我挺過了災難和病痛。在“文革”中，因扮演江姐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大興縣北影廠五七干校改造。

在一次修房子的勞動中，我頭一暈，從房頂摔了下來，摔成“腦挫傷”、“腰椎滑脫”，右臉也摔歪了，我擔心以后再也不能當演員了。

而就在這時，更殘酷的打擊接踵而至。1974年8月27日，愛人田方因患肝癌離我而去。我和他在延安相識相愛，他曾擔任北京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因在電影《英雄兒女》中飾演堅毅溫厚的王政委而為觀眾所喜愛。

是江姐讓我在悲痛中站立起來，毅然走進電影《偵察兵》劇組，成功地扮演了一位革命母親。

然而，災難并沒有就此結束。1978年，我患了乳腺癌。九次手術后，大家都以為我從此再也不會出來工作了。又是江姐讓我再度頑強地站立了起來。我對人們說：“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這點事算不得什么。”

1981年，已經60歲的我受命組建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并擔任首任廠長。

滴水成冰的嚴寒，簡陋艱苦的工棚辦公室，大難不死的病殘之身……太難了，真的是太難了！

挺不住的時候，我想著黨交給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1983年冬天的一天早上，我關辦公室門時，右手被夾斷了一節(jié)指頭，醫(yī)生讓我做手術，休息一個月。我擔心影響建廠進度，索性扔掉了斷指，縫好傷口，就繼續(xù)工作了。

經過20年的苦苦奮斗，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終于成形了、壯大了，并且卓有建樹。

建廠以來，生產了數十部深受孩子和家長喜愛的影片。

其中《四個小伙伴》獲1982年意大利第12屆季福尼國際兒童和青年電影節(jié)最佳榮譽獎和共和國總統(tǒng)銀質獎章；

《五虎將》在伊朗第17屆德黑蘭國際科技片電影節(jié)上獲金像獎；

《鴿子迷的奇遇》獲1987年印度第5屆國際兒童電影節(jié)最高金像獎；

《少年彭德懷》獲葡萄牙第15屆菲格臘達福茨國際電影節(jié)兒童片獎。

1991年，由王好為執(zhí)導的《哦，香雪》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上，獲國際兒童青年中心藝術大獎，這是我國兒童片迄今為止在國際獲得的最高獎。

80歲時，我終于離休了。但自己是個黨員，還要繼續(xù)為黨和人民做貢獻。

2002年，我為兒童電影《25個孩子和一個爹》友情出演；2008年，在兒童題材電影《尋找成龍》中出鏡；我還帶領大家創(chuàng)辦了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jié)，為少年兒童認識世界打開了新的窗口。

今年，我已98歲了，行動有些不便，但我依然熱切地關注著中國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熱切地期盼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