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天下為公是中華民族政治理念的根本內容，它與大同理念互為印證，相互照耀，構成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內容和人字形的超穩定結構，雖歷萬世而不傾塌萎頓。

天下為公理念，包含了四維意思。第一維，天下不是帝王權貴所私有，天下貴賤萬民均是天下主人，一家一姓不能排除他宗而擅利，帝王將相不能排除庶民而擅利。如果某種勢力為了成全權貴集團私利，侵害剝奪他宗及庶民權利，那就是背禮叛道。第二維，天下統治權不能淪為某家私權，不能在帝王將相之間私私相授。貴為天子也不可擅權，必須惟賢是舉。官無常貴，民無常賤，誰賢誰當政，誰賢誰治國。第三維，天下大事的決策，必須充分征詢各階層、各群體意見，力求符合天下貴賤萬民利益和心愿。第四維，天下（社會）必須是一個整體，凡為生民，必與我構成某種相互影響、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關系。執政者要順乎民意，引領天下造就友好相處、和諧互動的大同格局。

所以，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乃一體兩面。當我們談論天下為公時，是朝著世界大同的目標走的。當我們談論世界大同時，是對天下為公理念的闡釋和落實。

在撰寫《史記》的整個過程中，司馬遷始終不忘天下為公的原則，和上述四個內容。許多人物，因為堅持天下為公的理念，而受到司馬遷的贊許和彰顯。下面按四項內容，羅列《史記》相關敘述和主張。

第一節天下乃萬國兆民所共有，任何人不可擅利

在多部落、多民族的漫長紛爭中，如何與其他部落、其他民族相處，是考驗政治智慧的一件大事。在司馬遷筆下，古代九州大地上的游戲規則，不是趕盡殺絕，而是在戰爭達成的平衡基礎上，和平相處。這就是天下為公的信念。百族共和、萬邦協調，是中國古人共同的政治胸懷。司馬遷贊賞此種政治原則，并用自己的敘述，突顯了這種政治原則。

周族古公亶父遭遇戎狄的反復襲擾，主動東撤，讓出生存空間，即是一例。渭水兩岸，容得下咱們周戎兩族，何必相互侵凌相互爭戰呢。完全可以和平共處嘛（《史記·周本紀》）。

殷商打敗夏桀，如果要滅絕夏族，斬草除根，并非難事。因為那時各族人口規模都很小。可是殷商無意滅絕夏族，而只是奪其宗主權，允許其在規定的封地上保持祭祀，繁衍種族，與其他種族共和而存。

周族擊敗商紂，也如法炮制，并未消滅整個商族，連商紂的兒子也未誅殺，而且封為王侯，準其賡續祭祀，綿延種族。

我們看看司馬遷怎樣描寫滅紂之后，周武王的舉措：

武王以殷遺民封商紂之子祿父。天下初定，尚未和睦，武王派弟弟管叔鮮、蔡叔度輔佐祿父治理殷國。然后又命召公放賢人箕子出獄，命畢公放百姓出獄，在賢人商容的閭門上，設立標志以表彰他。命南宮括散發鹿臺的錢財和巨橋的糧食，以賑濟貧苦人民。命南宮括、史佚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寶玉。命閎夭為比干之墓封土為冢。命宗祝于軍中舉行祭祀典禮。然后撤兵回到西方故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馀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史記·周本紀》）

武王誅暴君而不誅殷民，扶正驅邪，尚賢抑奸，存其祖廟祭祀，并且盡快撤走軍隊。殷商社會因此很快恢復正常。直到祿父發動叛亂，周族才再一次鎮壓，誅殺祿父。即使如此，周依然沒有屠滅殷商公室貴族，而是異地而封，將紂王庶兄微子封在宋（今山東河南交接的微山湖一帶，首都為今商丘）。日后名聲大振的宋國就這樣誕生了。

周武王不但厚待商族，還給歷代圣王后裔專封屬地，賡續其祀：

封神農的后代于焦，黃帝的后代于祝，帝堯的后代于薊，帝舜的后代于陳，大禹的后代于杞。（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史記·周本紀》）

武王所為，頗合孔子“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思想。這也是司馬遷的思想。

這種萬邦協和、兆民大同的思想，體現在對先圣政治行為的敘述中，《史記》隨處可見。

黃帝打敗蚩尤后，往東考察東海，登上丸山和泰山。往西考察空桐，登上雞頭山。往南考察長江，登上熊山、湘山。往北驅逐了葷粥（xūn yù）部族（即匈奴），來到釜山與諸侯合驗符契，并在涿鹿山腳建都邑。雖有都城，可是黃帝四處奔波，無法定住一處，帶兵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設置軍營以自衛。（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帶著一支“警察部隊”，巡游九州，確保天下安寧。可以想見，蚩尤初敗，其核心部落逃向長江以南，其他非核心部落，不想離開故土。黃帝本無趕盡殺絕之意，所圖只是天下太平，于是允準蚩尤外圍部落依然在中原生活，只要俯首稱臣、納稅進貢、承認黃帝宗主地位即可。這與三千五百年后發生在美洲印第安部落之間屠滅種族，大異其趣。印第安人的部落戰爭，盡力趕盡殺絕。吾夏黃帝則持守天下為公信念，建構包括自己人和昔日敵人在內的協和共存制度。

雖然大局甫定，可是各部落的矛盾時時滋生，日日發展，一不小心就可能激化生變，重啟戰禍，所以需要黃帝日日奔波，遍查四方，維持秩序。

越王滅吳，勾踐許諾給吳王夫差一塊封地，以百戶之民供養其生息和祭祀。由于吳王夫差自殺，這個許諾才沒有兌現（《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但這種理念和胸懷，不惟中原信守，東越亦然。

即使以殘暴之名在后世備受譴責的秦始皇，對六國王族，也非斬盡殺絕。陳勝舉起義旗，各地響應者風起云涌，其中在滅秦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恰是六國王族遺貴，有的竟是末代國王的親生兒子。楚國、韓國、魏國、趙國、齊國，各國公子或宗室趁勢而起，他們具有非凡的號召力和組織力，成為打敗秦軍、消滅秦政的主要力量。滅秦的統帥就是楚國末代大將項燕的后代項羽。輔佐劉邦建立漢朝的張良，則是韓國宰相之子。陳勝所封魏王，是故魏公子寧陵君魏咎—秦始皇連有封地的王公都未誅殺。義軍先后樹立襄強、景駒、義帝（懷王）三個楚王，都是故楚嫡系后裔。

既然義軍能找出六國王族后裔重出江湖，當年秦軍要找出他們盡屠之，決非難事。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天下為公的理念，已經是深入華夏人心的文化律令。

《史記》對周武王保持歷代圣王祭祀，有超越祭祀本身的理解：保留祭祀權乃是承認其民族實體作為天下主人的主體地位，進而承認其利益訴求。《周本紀》對此有嚴肅的討論：

厲王好財利，跟唯利是圖的榮夷公臭氣相投。大夫芮良夫給厲王進諫：榮夷公壟斷天下財利，而不計后果。這樣下去，王室怕是要衰落。財利，就是天地所生的萬物，誰想要獨占，天下人人憤怒，大難為期不遠。治理萬民的圣王，應該將財利合理配置給天下萬方，使天神地祇、萬國兆民各得其宜。匹夫擅利，尚且被稱為盜賊，賢君明主要用刑法收拾他。天子如果擅利，還會有人歸服您嗎？您若任用榮夷公為政，周室離滅亡就不遠了。（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史記·周本紀》）

帝王權貴不可擅利，因為天下萬物為兆民共有，非一家一族可以專。這才是天下為公的關鍵內涵。《史記》用這個天下為私的例子，從反面證明天下為公是唯一符合大道的政治原則和文化原則。

華夏大族信奉的這一原則，跟后世異族比較，尤顯可貴。近世五百年，西人陵夷世界，每到一處，滅其歷史、絕其種族、斷其宗廟祭祀，成為普遍現象。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南太平洋地區島民，大多數種族業已滅絕，澳洲幸存者被白人殖民者納入野生動物管理部門管理，堪稱人類奇恥大辱。日本人占領臺灣，令臺人改為日本姓氏，徹底滅其宗廟教化。他們奉行的，恰是天下為私信念。西洋東洋這些邪惡信念和野蠻行為，跟華夏似乎不是同一物種。

以西洋東洋殖民史為背景，遠眺五千年來華夏圣賢和兆民所堅守的天下為公原則，不得不贊嘆其為人類文明第一天條。

第二節天下治權乃萬國兆民所共有，賢者為治，任何人不可擅權

傳說中堯帝是天下為公理念的踐行者和維護者。“堯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則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記·五帝本紀》）

堯選擇繼承人的標準，不是血緣遠近，而是才德厚薄；目的不是利于子孫，而是利于天下萬民。他以極為鄭重的態度，選擇外部落的舜作為接班人，對他進行了極為嚴格、漫長的考察，感到十分滿意，終于把帝位傳給了舜。

天下為公的理想，與天下為公的行為實踐，幾乎是同時誕生的。后來，天下為公的實踐越來越少，但是天下為公的理念卻越來越發達。人們顯然是想以公天下的理念，對私天下的實踐，進行某種批判和約束。司馬遷撰寫《黃帝本紀》時，顯然抱有刻意突顯遠古先圣天下為公實踐、放大天下為公理念之意。

《墨子》和墨家，是維護天下為公理念最為熱心的賢人群體。《墨子》中《尚賢》、《非攻》、《兼愛》等篇章，處處都在維護天下為公的價值原則。

古代圣王治國，推崇賢德和才干。即使是工農草民，只要德才兼備，一定予以高位和厚祿，把治國重擔交給他。……所以，官不會永遠貴為高官，民不會永遠卑下。有德有才就上，無德無才就下。（故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上》）

天下非私有，誰有管理國家、服務萬民的德才，誰就可以承襲王位。所有崗位上都站滿了賢能之士，何愁國不治、民不富？尚賢任賢的依據是什么？就是天下為公。

儒家的目標當然也不例外。《尚書》這樣要求治國者：老百姓的合理意見，不能埋沒，所有的賢能之士，必須無一遺漏地請到朝廷來為民服務。“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尚書·大禹謨》）“野無遺賢”一直是儒學體系評判朝廷開明程度的重要參數。更可貴的是，歷代圣君賢臣，也一直以此標準要求自己的朝廷。

《尚書》還強調，一定不能欺負貧弱的民眾，不可侵害民眾利益來滿足自己的任何私欲。“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尚書·大禹謨》）

司馬遷說：“墨者亦尚堯舜道”（《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經常將孔墨二宗并為巨圣，儒墨二學并為大道。至于《尚書》，司馬遷尤其視為至尊至寶，為其每一篇章的產生，闡明歷史背景和作者主旨，再沒有第二本古籍，讓《史記》這么賣力的。其心同，其道一也。

第三節天下決策權，亦為萬國庶民所共有，治者必須善察兼聽

僅靠賢才，就能解決治國平天下的問題嗎？就能落實天下為公的理想嗎？司馬遷不相信任何個人、集團有能力包攬治國大計，賢才也非全智全能。那么，怎樣才能超越賢才，讓國家治理臻于理想呢？

司馬遷說，好的裘皮大衣，一狐之腋可不夠，一座房子，一根木頭做不成。夏商周三代的豐功偉績，靠的不是某一個賢士的才智。要想建立千秋大業，怎么能只靠少數人的才智呢？（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所以，再偉大的圣君賢相，也必須善察兼聽，才能體現萬國兆民意志，惠及萬國兆民利益。

周武王滅紂之后，專門向殷商賢人箕子請教治國大道。箕子是王族公子，一直想挽救紂王重歸正道，可是屢諫無效，乃佯裝瘋狂，才避免了比干式的慘死。他對于善察兼聽，體會太深。他跟武王開誠布公談了許多看法，其中對決策過程和決策程序也多有討論，《尚書》中有詳細記載。司馬遷很重視箕子智慧，大量引述到《史記》中。

針對天下大計的決策，箕子說，君王首先要獨自深謀遠慮，然后與公卿大臣協商，與萬國百族協商，最后用卜筮來求神決斷。你自己同意，龜卜同意，草占同意，公卿大臣同意，萬國百族同意，這就叫大同，那么這個決策可以確定下來。君王本人會因此健康強壯，子孫也將因此永遠大吉大利（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史記·宋微子世家》）。

箕子的要求已經很高。司馬遷似乎還不滿意。他認為，事到臨頭才征詢萬民意見，還不是最好辦法，最好辦法是身居要職者，隨時傾聽萬民的心愿與建議，那樣你的整個狀態才是執政為公、執政為民。《史記》用召公言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周厲王違背大道、擅權擅利時，天下怨聲載道，怒濤洶涌。周厲王以苛政嚴刑平息民怨，忠臣良將憂心忡忡。此時召公挺身而出，斗膽進諫。

召公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重在疏導，治民要讓他們暢所欲言。身為天子，應該廣開言路，讓公卿列士獻詩，讓盲樂師獻曲，讓史官獻書，讓樂師規誡，讓無珠盲人敘事，讓有珠盲人誦史，讓百工勸諫，讓庶人街談巷議，讓近臣規勸，讓親族補察過失，讓樂師和史官來教誨，讓老人來綜合歸納，而后，由天子斟酌體察，權衡決斷。必須如此，才能保證朝廷政策符合民心和天道。”（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史記·周本紀》）

瞽、瞍、矇、百工、樂師、庶人者，皆卑微草民也。在文字記史出現之前，瞽、瞍、矇都是口傳歷史的傳承者。今天說書者主要娛樂大眾，古代說書者則承擔著后世史官和禮官（主教化）的雙重職能。這些卑微草民的言談和說唱，蘊含著歷史經驗和人心向背，所以，召公把這些草民心聲，放在公卿意見同等地位上。

尊重不同階級的利益，傾聽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這才叫善察兼聽。這種要求，設計根本的政治原則，那就是平衡各階級的利益訴求。支持召公提出這個原則的，則是那個更根本的原則，那就是天下為公。

司馬遷深得召公之心，他常常離草民最近。

第四節天下萬國兆民乃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必須攜手共建大同

司馬遷云：“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遷并不籠統否定利，所否定者，乃擅利，乃掠奪兆民之利，乃以天下公利為一己私利也。他的主張，即是芮良夫所云，讓萬國兆民共享天下資財。

司馬遷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孔子一生，或著述行教，鞭笞亂臣賊子，或奔走四方，鼓吹禮樂仁義，其終極旨歸，即是天下為公，兆民大同。一篇《史記·孔子世家》，洋洋萬言，敘事甚少，恨不得把《論語》圣教，悉數抄錄。何者？思想同振，精神共鳴。他們相隔四百年，但面對的是同一部大道式微、大同難期的歷史，其救衰挽敗、振道興德的理想，何等齊一。駐足于孔子故里，想象著與孔子面敘深言，其大道傳承、理想貫通之感，一時高潮。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司馬遷或許是默念著這樣的孔子箴言，一步一回頭地向孔子故里告別的。

孔子論天下為公，層次清楚，結構宏博，言簡而意密。

論國家整體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論統治階級云：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論社會組織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論勞動階級云：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論社會秩序云：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短短百字，由公天下說到大同，可見天下為公與兆民大同乃一體兩面。

司馬遷命途多舛，蒙辱受痛遠超孔子。他“就極刑而無慍色”（司馬遷《報任安書》），以成《史記》，即是自覺傳承孔子之志，和《春秋》之道。《史記》告成，無以見天日，只能有待后世君子明察。其所期者，非為夸才頌名，唯在打通堯舜禹湯道統，鑄造天下為公理想。

這種天下為公、兆民大同的政治原則，猶如血液，在中華民族的血管中流淌幾千年。堯舜道統，具有強大的規范力和糾正力。

司馬遷所期待的后世君子，代不乏人。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其精神其理想，與神州先王之心基本一致，皆系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屬。如何走向大同，異代殊途，其情其懷，則古今一致。1949年6月，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毛主席寫了一篇《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五次提到“大同”理想，與堯舜禹湯、孔子司馬遙相呼應。

今日中國多達56個民族，構成“多元一體”格局，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此種政治結構和政治理念，跟古圣先賢的歷史實踐，及司馬遷的著力建構，一脈相承。

（原載經崖國學教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