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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檢驗西方偽史的試金石，以“食貨志”為例

點擊：  作者：生民無疆    來源：生民無疆   發布時間:2019-08-04 09:31:41

 

       西方偽史能在國內順利傳播，原因有三，一是因對西方物質與技術崇拜轉而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二是因中國經史教育不足而對傳統史學知之甚少；三是中國歷史研究、教育、傳播的庸俗化，某些人熱衷于以宮廷斗爭、爭風吃醋之類的花邊事兒惡搞歷史，使社會大眾失去了基本的鑒別力。

其實，只要瀏覽過《二十四史》，以一顆平常心來閱讀西方史，就會對古希臘史產生深度懷疑。

一、二十四史的“世界價值”

重視歷史記載，是中華的傳統。僅以傳世的史籍而論，自公元前841年起，中華大地上每一年發生的大事，史書皆有明確記載，后人難以隨意編造。這是舉世無雙的偉大遺產，僅《二十四史》，便勝過一切的“世界文化遺產”的遺產。

中國的史書，記錄的是一個環環相扣、嚴絲合縫、相互支撐的人文與自然合一的大系統，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世界。事實上，只有中國的史書，才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在中國，自西周以來的歷史，“考古”只能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外篇》曰：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于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最晚在夏商周時期，中國就建立了設置了專職的史官，建立了完備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國史學極其發達，形成了成熟的史學流派。《史通·內篇》曰：

【“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所謂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馬遷創立的“紀傳體”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史通·內篇》解釋道：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

用當今的話來說，二十四史，記錄的是一定時間內，國人在一定規則下生產生活、生存發展的社會狀態和得失總結。

二十四史皆由三者構成：

一是“紀”，以時間為綱逐年記載當年發生的大事，如《漢書·景帝紀》、《宋史·仁宗本紀》；

二是“傳”，是士農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的優秀人物和極惡人物的傳記，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隋書·韋世康傳》；

三是“志”，記載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物質基礎、社會得以規范的禮樂典章制度，如《漢書·食貨志》、《后漢書·郡國志》，如《新唐書·禮樂志》、《宋史·刑法志》。

前二者合一，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讓某大臣干某事；為此，某大臣又與某某大臣之間發生了某某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國歷史”，所謂的“歷史故事”。

三者合一，便知：基于某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某事。

因此，只知道某些“歷史故事”，遠不能算“懂歷史”，更不會懂得 “以史為鑒”。

某些人寫的“中國史”，僅僅是將一些“故事”東拼西湊，再充分想象發揮，編造出來的官場權謀斗爭小說。

如果想了解古代的“官場斗爭”，比如西漢的“官場”，就必須知道西漢朝廷有哪些衙門、如何分工合作，知道有哪些官職、責權利如何。如何了解？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上至宰相及宰相府，下至全國有多少個縣、鄉、亭，直到鄉一級機構及其職能，均清楚明白。只要讀完這個，便大致知道漢朝各級政府是如何運轉的。

僅僅知道這些，遠遠不夠，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官員選拔程序與標準、官員百姓的文化素質。事實上，無論是談中國古代的文盲率、教育內容，還是談古代官員的選舉、官員的素質，必須了解古代的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比如唐代，教育制度、科舉制度到底怎么回事？讀一讀《新唐書·選舉志》，就清楚了。讀完這個，便知道了唐朝的學校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知道了唐朝的文明程度。

這就夠了嘛？遠不夠！要談官場斗爭，起碼要知道官員們何時上班、下班，何時放假休息，因為，古代政府與民間，也有法定的節假日、作息時間。事實上，我們閱讀各類歷史讀物、歷史小說、唐詩宋詞，自然會涉及古代的各種節日，如元宵、端午、七夕。古人是如何知道這一天是元宵節的？這就必須了解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比如宋朝，是如何編制歷法的？最簡易的辦法，是去讀《宋史·天文志》，其中關于天文學發展簡史、天文觀測儀器設備、觀測記錄等等，都有記載。至于宋代的歷法是如何編撰的，那也是詳細得很，請讀《宋史·律歷志》。

這夠了嗎？依然不夠！要談官場斗爭，必須知道古代官場的規矩，尤其是正式場合的規矩，即禮儀制度。事實上，不僅中國民間始終高度重視禮儀，而且在當今世界的外交場合，如果禮儀出錯很可能導致嚴重后果。那么，中國古代官方的禮儀又是怎樣的呢？比如明朝，自皇帝到百姓的婚喪嫁娶、皇帝大宴群臣、接待外國使臣、官員相見、百姓相見等等場合，是個什么規矩？最簡易的辦法，是去讀《明史·禮志》，其中都有記載。

總之，當今人們必須注意的問題，古人都會遇到，中國史籍中基本都有記載。

朝廷官場是政治，學校科舉是教育，天文歷算是科技，禮儀制度是規則，都是消費錢糧的，而且必須有大量的錢糧，才能支撐。不僅如此，即便是“創造”財富的工業、商業，也必須有足夠的錢糧保障，才能生存發展下去。

一旦錢糧出現問題，全社會都會崩盤，出現大動蕩。

那么，錢糧來自何處呢？這就要讀《食貨志》了。

二、古代中國的耕地與人口

古代社會，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有多少耕地，能收獲多少糧食，才能擁有多少人口。

古代農業科技水平落后，糧食產量很低。

《后漢書·郡國志》：

【“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漢順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全國戶均5人，人均耕地為：

689627156÷49730550﹦13.867畝

漢代的一畝，約為當今的0.7畝，13.867畝即為當今的9.6畝。

換句話說，在全國范圍內，平均9.6畝地的產出，才能養活一個人； 48畝地，才能養活一家人。

中國擁有發展農業生產的絕對優勢，主糧單產大大高于歐亞大陸任何國家或地區。原因有四：

其一，中國是歐亞大陸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區，氣候條件最好，雨熱同季，最適合小麥、水稻等主糧種植。

其二，中國擁有廣袤的土地肥沃的平原，如一馬平川、30萬平方公里的華北平原。

其三，中國河流湖泊密布，歷代各級政府還組織興修了無數的集灌溉與交通于一體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工程。

其四，中國政府重視天文歷算，每年發布準確的用以指導農業生產的日歷，自古以來，農民就是根據二十四節氣安排農業生產。

其五，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農為本，不僅從政策上支持農業生產，而且還組織編輯出版了無數的農業書籍，研制推廣了無數的先進農具。

 

中國的氣候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興修水利，如此大型工程，只有政府組織才能完成。歷朝歷代中國各級政府，從不間歇地，進行著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潴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后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安世輩或獻議穿漕渠，或建策防水決，是數君子者，皆嘗試其術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書猶可考。……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陜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開修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敘其事而分紀之，作《河渠志》。……”】

伴隨歷朝歷代的水利灌溉工程，緩慢增長的人口，通過墾荒，耕地面積持續增長。

與人們的刻板印象相反，在古代中國，大多數時間，耕地不僅不緊張，而且存在著大量的可供開墾的處女地，因為，勞動力水平有限，農民根本沒有能力耕種太多的土地。春秋時期，著名的“商鞅變法”，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吸引他國百姓，來秦國墾荒。唐朝時，核心地區的關中、河南，仍然存在不少的無人區。宋朝也是如此，《宋史·食貨志》：

【“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敻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時，首都開封府周邊的州縣，仍然有許多荒地有待開墾，更別提其他地方了。

《明史·食貨志》：

【“萬歷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

明代的一畝，約為當今的0.85畝。明朝人均耕地9.8畝，與漢朝相當；明朝耕地總量為596075631畝，較漢朝（漢朝耕地合482739009畝）增加了23.48%，相應的，人口增加了10962306人，增長率22.04%。

和明朝相比，漢朝只開發利用了81%的耕地。

如果和當今中國相比，漢朝開發利用的耕地，不足30%。（1998年，中國耕地共19.45億畝；1999年以來，退耕還林還草5億多畝后，目前仍擁有超過13.4億畝的耕地）

這是農業技術和相關科技進步的結果。

研究歷史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樣的事實：在古代社會，只有存在大面積的可供開墾的處女地，這個國家或地區，才擁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才有進一步創造文明的潛力，人口才能保持增長。

三、古代中國的糧食貿易與交通水平

以唐代（618年-907年）為例，說說糧食貿易問題。

中國地大物博。歐洲人所謂的“國際貿易”，放在中國，至多算是州際貿易，甚至是縣際貿易。須知，整個歐洲大陸，還不如中國的面積大。

如前所述，中國，是歐亞大陸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區，即最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但是，古代中國也時不時有些地方會鬧饑荒。

唐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市），位于號稱沃野千里的關中平原。但是，長安城的糧食，總是不夠吃。

長安城的缺糧，在西漢時就存在。隨著關中人口的不斷增長，到隋朝時已是常事，隋文帝已經當上了“逐糧天子”。一旦關中糧食收成不好，隋文帝就往洛陽跑，因此，隋煬帝一直想著遷都。

長安位于沃野千里的關中平原，竟然糧食緊張，原因何在？

《新唐書·食貨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意思是說，關中地區雖然是個好地方，但是，田地還是顯得太少，不足以滿足糧食需求，所以，一直需要從東南地區運糧補給。

首先，我們看看，關中平原的面積。

關中平原，又稱渭河平原，面積約3.6萬平方公里。

當時，在關中平原共設有京兆（即首都）、華州、同州、鳳翔（歧州）等四個州府，實際統治面積，據筆者粗略估計，約4.4萬平方公里。

唐代天寶年間，四個州府，下轄共四十一個縣，人口共計2969881，接近300萬人。

顯然，在唐代，以約4萬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的糧食產出，遠遠養不活300萬人口。

糧食不夠吃，怎么辦？

唯一的辦法，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組織地從外地調運糧食。

有唐一朝，朝廷始終把“漕運”作為一個天大的事情來對待。所謂“漕運”，就是把全國各地應該上繳朝廷的糧草，通過水路運到京師。在唐代，凡是能夠較好地完成“漕運”任務的官員，大都作為能臣干吏，獲得提拔重用。

到了唐玄宗時期，京城糧食緊張局面，才初步得到緩解。《新唐書·食貨三》：

【“開元初，河南尹李杰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

到唐玄宗開元以來，每年運米多達二百五十萬石。

朝廷在大運河終點洛陽，和長安城，建立了規模巨大的糧食儲備倉庫，只要能往長安多運糧食，就好；越多越好。“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糧食儲備可謂驚人。

但是，所謂的緩解，是在關中平原風調雨順的年歲，才是有效的。

其實，長安的日常糧食供應，主要是依靠市場，依賴商人。

每天，商人們源源不斷地從外地往關中運輸糧食。商人逐利。一旦瞅準時機，尤其是關中糧食歉收，農民吃飯也成問題了，商人們便會哄抬糧價，弄得民不聊生。

朝廷在長安、洛陽儲備大量的糧食，主要就是用來應付這種局面的。一旦商人哄抬糧價，朝廷便會以強有力的糧食儲備，來壓制奸商，平抑市場物價。

唐玄宗就一再發過類似的詔書，比如《平糶詔》（《全唐文》卷三十三）：

【“嘉谷不登，……宜于太倉出糶一百萬石，分付京兆府與諸縣糶，每升減于時價十文……”】

這年，關中糧食歉收，無良商人哄抬糧價。朝廷一下子以每升低于市場價十文的價格，拋售100萬石糧食。（相關簡介：1石=10斗，1斗=10升；古人一天的口糧約為2升。）

長安糧食供應緊張的問題，在唐朝，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念過中學的人，都應該知道“長安米貴”的故事。據《幽閑鼓吹》，白居易進京趕考，拜謁顧況。顧況看了白居易的名片后，盯著白居易說：京城的米價又漲價了，在這里生活，可艱難啦！等看完白居易遞上來的習作的第一篇后，贊賞不已，連忙說：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在京城生活，就不成問題啦！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

由于交通技術限制，運輸十分困難，速度十分緩慢。

在古代，我國的交通水平，遠遠領先于世界各國。只有中國大地，才擁有借助人工運河構筑起來的蜘蛛網般河道。

二三千年來，我們的祖先憑借豐富的地理知識和先進的工程技術，開鑿出一條又一條人工河。貫通全國的，如秦始皇造靈渠，打通了自長江通往嶺南的高速公路；自春秋到隋朝，打通了錢塘江到海河的大運河。區域性的高速公路網，更是數不勝數。

唐代的運輸效率，即國家標準是這樣的，《唐六典·尚書戶部》：

【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硤、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即于隨近官司申牒驗記，聽折半功。)】

1、船運：如果將逆水、順水折中計算，那么，在黃河，船平均日行90里；在長江，在長江，船平均日行70里；在其它水路，船平均日行不到60里。對三者再平均一下：船平均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2、馬馱：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3、人負重步行或者用驢馱運，日行50里，不足25公里。

4、車運：日行30里，不足15公里。

車輛的運載能力，遠小于船舶，其在平原地區才日行三十里，速度僅為大運河的一半。可見，水運的效率，大大高于陸運。

水路，尤其是安全可靠的內陸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

但是，如果一個地方出現饑荒，從1000公里之外運到，以最快捷的方式----船運，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至少需要28天。如果是車運，則需要70天。

研究歷史時，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事實：在古代社會，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受交通能力和糧食存儲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依賴遠距離采購糧食來維持生存發展。

四、春秋戰國的貨幣與糧食貿易

古代史家以春秋戰國的歷史事實，論證了糧食才是國家最大的財富和實力，只有在糧食自給有余的前提下，才能確保生存，才有可能發展。

《漢書•食貨志》：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餉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

這段話，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講述了中國的貨幣史。大意是：早在夏商時期，中國就有成熟的貨幣了。到了周朝，姜太公建立了嚴密的貨幣制度。到了漢朝，通過不斷實踐和理論總結，終于建立了國家掌控貨幣發行權、統一鑄造發行五銖錢的制度。

2、論述了貨幣的本質：“流于泉”，是促進物暢其流的媒介。先秦諸子百家的著作中便一再強調：貨幣，饑不能食、寒不能衣，因此，貨幣并不是財富本身。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足夠的實業，沒有足夠的糧食、布匹產出，貨幣再多也沒有意義。

3、敘述了中國古代高大上的貨幣理論。古人也知道貨幣是個好東西，但掌握不好，就會成為壞東西，因為，自古便有商人通過炒作貨幣、掠奪實業，而獲取暴利。春秋時期，管子通過研究發現，市場上錢太多了，糧價就會暴漲；錢太少了，糧價就會暴跌，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都不利于發展經濟，會令投機行為盛行，導致國家經濟混亂。因此，他在治理齊國時，通過建立鼓勵和保護實業、穩定市場和保護百姓利益的貨幣發行、市場調控制度，使齊國迅速富強起來。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重中之重的實業，就是糧食生產；支撐貨幣發行及購買力的，是單產極低的糧食。

管子依靠發展實業，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法家，也是通過發展實業，使秦國統一中華。

為什么呢？

因為，在古代，糧食是最最寶貴的東西，捧著金銀珠寶，也很難買到的東西。

在《管子·輕重戊》有個故事：齊桓公對管子說：俺想搞定魯國，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說：好辦，只要您和您的隨員穿上魯國織的綈（一種較好的絲織品），在大街小巷鬧市區溜達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來辦。桓公照辦后，管仲便找來魯國商人說：你們魯國的綈好啊，我家主人喜歡，你們趕緊送來吧，有多少我要多少，價格從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隨著齊國人紛紛改換布料，魯國商人的“外放分工法”如火如荼。一年后，魯國實現了“產業升級”，全民紡織工業化，靠從齊國進口糧食，沒人搞“三農”了。時機成熟，管仲建議桓公換回當年的服裝，再到大街小巷鬧市區溜達一圈，齊國官員百姓紛紛脫掉進口服裝。隨即，桓公下令關閉“海關”，禁止進口魯國絲綢，禁止向魯國出口糧食。一夜之間，魯國絲綢成為垃圾，糧價大漲，經濟崩潰，魯國百姓紛紛逃亡齊國。僅花了三年時間，魯國俯首稱臣。

這個故事，有兩點啟示：

第一，春秋時期，魯國的工業基礎相當好，所以，魯國商人通過“外放分工法”，一年時間就將魯國轉變為“工業化國家”，開始搞資本主義了。

第二，是提醒大家，糧食是國家的生命線。

第三，錢不能當飯吃，關鍵的時候，錢買不來糧食。

春秋戰國時期最大的贏家，也是最后的贏家，是法家。法家從商君到韓非子，都強調：誰掌握了糧食，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導權。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糧食產量極低，應付災荒的能力很弱。

《漢書•食貨志》引戰國時期魏國名臣李悝之作：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戰國時期，在魏國，一家人耕種土地，年收獲的糧食150石，除去納稅和一家五口的口糧105石，剩余約為30%。這個數字，看似不錯，但是，這是在正常年景下（即沒有大的天災）的產出。

李悝說，天災是經常發生的。遇上小災，年收獲的糧食100石，要么沒法納稅，要么不夠吃了；遇上中災，年收獲只有70石，自家都不夠吃了；遇上大災，年收獲只有30石，沒法活了。

根據李悝的建議，魏國采取了保護農民積極性，豐收年景，由政府以適當價格收購糧食，實施國家戰略儲備的政策，大大增強了魏國應對災害的能力，魏國因此富強起來。

如前所述，自古以來，政府高度重視的糧食儲備，儲備的標準是：“九年之儲”，即足以應對連年災害的能力。

研究歷史時，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事實：在古代社會，一個國家和地區，所產糧食能養活自己已屬不易，根本不具備常年大量出口糧食的能力。換句話說，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根本不可能常年從鄰國鄰地大量進口糧食。

五、古希臘的耕地與人口估算

當今希臘國土面積13萬平方公里，人口1000萬。據稱，當今希臘可耕種土地接近國土面積的30%，即約4萬平方公里。

古希臘時期，整個希臘開發利用的耕地面積有多少呢？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查。我們暫且按照當今耕地面積的40%計算，則為1.6萬平方公里，即2400萬畝。

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漢朝的標準（平均9.6畝地，養活一個人）來計算，那么，古希臘時代，整個希臘半島的人口總量為：

2400萬÷  9.6 = 250萬人

 

山連山的希臘半島

 

希臘：夏季少雨，主糧生長的天敵

希臘半島的人口總量顯然達不到這么多。因為，與中國漢朝相比，希臘半島的農業有許多致命的不利因素：

第一，希臘半島是地中海氣候區。地中海氣候因雨熱不同季，是主糧種植的天敵，必然導致主糧產量大幅度降低；

第二，希臘半島是山區，土地貧瘠。

第三，希臘半島的幾乎沒有成片的農田，而且少有利于農業灌溉的河流。

第四，古希臘農業技術極端落后，比如，考古專家至今沒有發掘出古希臘的“農田水利設施”。

 

所謂的古希臘文明區

毋庸置疑，古希臘耕地的平均畝產量，至多，達到了中國漢朝的60%，即按照中國的“中田”與“差田”的單產比例估算。由此可知，古希臘時代，整個希臘半島的人口總量為：

250萬× 60% = 150萬人

按照戶均5口人計算，古希臘時代，整個希臘半島共約30萬戶人家。

希臘耕地主要在北部地區，而“古希臘文明區”則位于在南部地區。希臘的南部地區，幾乎全是山區。

我們假設，古希臘時期開發利用的耕地，40%位于南部的“古希臘文明區”，而且糧食畝產量也與北方一樣高。那么，“古希臘文明區”的人口總量為：

150萬× 40%  =  60萬人

按照戶均5口人計算，古希臘時代，“古希臘文明區”共約12萬戶人家。

古希臘文明最重要的地區，是雅典城邦。

雅典城邦的人口是多少呢？

雅典面積約2550平方公里，僅占希臘面積的1.96%。但是，我們假設，希臘半島的耕地是平均分布的，糧食畝產量一樣高，由此，雅典的人口為：

150萬× （2550  ÷ 13萬）= 2.942萬人

事實上，雅典位于希臘半島土地最貧瘠的地區，幾乎全部是山地，其耕地數量、質量至多為希臘半島平均水平的60%，即雅典的人口為：

2.942萬×  60%=  1.77萬人

按照戶均5口人計算，古希臘時代，雅典城邦共約3540戶人家。

平心而論，這已經大大高估了古希臘的農業水平。因為，這是完全按照中國差的水平估算的（《周禮•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孟子》云:“周人百畝而徹”。“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畝，大致相當于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良田33畝、中田60畝、差田100畝，養活一家人。）

我們并沒有考慮氣候、灌溉等因素。地中海氣候、地下的灌溉能力，決定了古希臘耕地的收獲，大大低于中國“差田”的單產水平。

如果我們以氣候、灌溉等因素降低單產20%計算的話，那么：

希臘半島的人口總量為：

150萬× 80%  =  120萬人，24萬戶人家

“古希臘文明區”的人口總量為：

60萬× 80%  =  48萬人，9.6萬戶人家

雅典的人口為：

1.77萬×  80%  =  1.42萬人，2840戶人家

此前，我曾經用多種方式測算過古希臘地區的人口，結果均大致相同。當然，都是高估了古希臘的人口數量。

我曾經舉過這樣一個實例。

中國的安徽省，有一個滁州市，就是歐陽修寫《醉翁亭記》的那個地方。

今天的滁州市，下轄2個區、4個縣、2個縣級市，面積1.33萬平方公里，人口404.4萬。滁州市位于長江與淮河之間，屬于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

歐陽修當“郡守”時，這里有多少人口呢？據《元豐九域志》，滁州下設三縣，共33858戶人家。按戶均5口人計，約169290人。

漢朝時，滁州只是一個縣，是隸屬于九江郡的全椒縣。

據《漢書•地理志》，西漢時，九江郡下轄15個縣，共15萬戶人家、78萬余人。

由此推測，在國泰民安的西漢時期，滁州市約1萬戶人家、5萬人。

滁州的面積，是雅典的5.2倍。即便按照滁州的人口密度來測算，雅典也不會超過1萬人啊！

因此，正常的估算，在2000多年前：

1、雅典城邦的人口不會超過5000人，如果真的存在一個雅典城邦的話；

2、“古希臘文明區”的人口不會超過10萬人，如果真的存在一個“古希臘文明區”的話；

3、希臘半島的人口，不會超過30萬人。

如果誰懷疑這個估算，不妨讀一讀二十四史的地理志，仔細查閱山區郡縣的人口數據。

據說，古希臘時期，在希臘半島存在著各自為政的數百個城邦。僅以200個城邦計算，那么，平均每個城邦至多3000人，即600戶人家、600名青壯年男子。

六、古希臘城邦的糧食貿易與交通

在流行的“古希臘史”文章和專著中，古希臘各城邦的人口數據是十分嚇人的。作者們無不宣稱，古希臘人是通過出口商品、進口糧食來開展文明建設的。進口糧食的地點也十分明確：埃及、黑海沿岸。

我們暫且不考慮古希臘人出口什么，只是探討一下，古希臘是如何將糧食運回來，運回后又如何發放到各家各戶的。

據專家們說，古希臘人是海上的馬車夫，一切靠船運；古希臘的“艦隊”，整天侵略地中海沿岸國家，到處搞殖民地，經常侵略波斯帝國的土地后建立自己的“城邦”。

 

傳說中的波斯帝國，一個專門被希臘人掠奪的大國。埃及隸屬于波斯帝國

前面，我們談到過，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準備搞定魯國時，便禁止向魯國出口糧食。

那么，波斯帝國是否會禁止向希臘人出口糧食？是否會派兵襲擊、攔截希臘人的運糧船？答案是肯定的！

據專家們說，雅典人、斯巴達人，都是海上的馬車夫，雙方的“艦隊”經常互相侵略、廝殺。

那么，雙方是否會派兵襲擊、攔截對方的運糧船？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出現了兩個問題：

1、他們又是如何確保運糧船的安全的？尤其是如何通過狹窄、漫長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的？

2、雅典帝國時期，斯巴達及其同盟的糧食，又是從何處采購？他們的運糧船，又是如何闖過雅典控制的海面的？

答案只能是：無解！

 

傳說中的“雅典帝國”、“斯巴達帝國”。斯巴達的糧食運輸路線，屬于雅典地盤

其實，最大的無解的問題，是船只的載貨量、航行時間！

專家們說，古希臘從埃及進口糧食。必須說明的是，這種說法，很不科學，因為：

1、埃及不僅距離希臘路程實在是太遙遠；

2、埃及本屬波斯帝國地盤，且運糧船一直是沿著波斯帝國海岸線航行，很不安全；

3、尼羅河三角洲面積狹小、氣候不好，糧食產量極小，當地人能吃飽肚子，就謝天謝地了。（參閱：重播：科學證明，古埃及史、古羅馬史，都是偽史）

從黑海進口？

且不說當地的有沒有糧食出口，我們先看看那里距離雅典有多遠：2000公里！

據專家們說，古希臘人的最先進的船只，主要是靠170名槳手搖槳的“三層槳船”，其載重量是：裝載200人（其中170名槳手、30名戰斗人員）和若干兵器。假設每名船員體重140斤，則每條這三層槳船可以裝載糧食：

140斤×200=2.8萬斤

湊個整數：3萬斤。

這里，我們暫不考慮船員的重量。當然，這些船員是必須存在的，至少要保護糧食的安全嘛！

 

傳說中的古希臘船舶“復原圖”

前面說過，唐代船只每天航行不足35公里。請注意：唐代的船只，主要是風力推進的帆船（唐詩云：孤帆遠影碧空盡），可以通過調整船帆，始終借用風力航行。

從上圖船帆設置，以及“170名槳手”配備，可知古希臘的船只是“人力”船。即便古希臘槳手均為天生神力的壯士，每天最多航行30公里。

 

 

雅典到黑海糧食產地的距離測量

如果從黑海沿岸運回一船糧食，我們按平均路程1800公里計算，則需要：

1800 ÷ 30 = 60天

十分遺憾的是，路途中，這200名船員要吃飯。以每人每天消費2斤糧食計算，他們共消耗糧食：

2斤×200×60=2.4萬斤

如此說來，這200人海上顛簸2個月，才運回了6000斤糧食！

更加糟糕的是，如果途中遇上了暴風雨或者其他什么變故，耽誤十天半個月，那么，船上的糧食，還不夠他們自己吃的！

即便是一切順利，順利運回的6000斤糧食，也只夠16個人一年的口糧。

其實，從采購糧食的角度看，這200人不僅沒有買回糧食，而且是倒貼了許多糧食。因為，他們從希臘出發時，必須帶足2個月的糧食：2.4萬斤。

這就是說，他們每航行一次，倒貼糧食：

2.4萬斤 ﹣ 6000斤=1.8萬斤

看來，古希臘的進口糧食行為的結果是：越進口，越缺糧！

顯然，所謂的進口糧食之說，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糧食是非常嬌貴的東西，對儲運條件如溫度、水分、濕度、氣體成分、害蟲防治等方面的要求極高，稍有不慎，就回霉變、發芽、生蟲。在2000多年前，根本不具備海上運輸的條件。動輒在海上漂幾個月的糧食運輸，完全不可能實現。

七、雅典的貨幣與糧食貿易

前面談到過，中國漢朝時，人均占有耕地9.6畝。

據專家說，古希臘時期，僅一個雅典帝國，就有1千萬人口。

雅典帝國的地盤內，顯然不可能擁有9600萬畝土地。

假設雅典帝國已經擁有600萬畝與中國一樣肥沃、單產一樣高的土地（即4000平方公里的農田，希臘及其周邊地區有這樣的地方嗎？當然沒有！）。

那么，要想養活雅典帝國的1000萬人口，就必須另外找到9000萬畝良田美土，專門為雅典帝國生產糧食。

9000萬畝，是個什么概念呢？1平方公里等于1500畝。

9000萬畝÷ 1500畝 = 6萬平方公里

這就是說，需要擁有與中國的氣候一樣、肥沃程度一樣的6萬平方公里的耕地，且所有產出100%全部歸雅典帝過所有，1000萬雅典人才不會餓肚子。

事實上，這種可能性為零，因為這個地方一定不在雅典帝國，耕種土地的人一定不是雅典帝國的人，他們和他們的家屬，也要吃飯。

換句話說，雅典帝國只能是采購糧食。

前面說過，古代糧食產量極低，因此，流入市場的商品糧非常少，至多是糧食總產量的10%。

由此可知，至少要有10倍的耕地，即60萬平方公里的耕地，定向為雅典帝國提供商品糧，才有可能滿足其需求。

60萬平方公里，是9億畝！按照人均10畝耕地計算，那就是一個擁有超過9000萬人口的區域！

前面談到過，漢朝的耕地為4.8億畝。

這就是說，把漢朝的全國的商品糧全部銷往雅典帝國，雅典人依然只能吃個半飽！

換句話說，必須是歐亞大陸還有一個與漢朝一模一樣的國家，也將全部的商品糧銷往雅典帝國，才能勉強滿足雅典帝國的糧食需求。

2000多年前，歐亞大陸存在9億畝的糧食產地嗎？當然沒有。

 

給希臘人提供糧食的耕地、農民，在哪兒？

其實，即便存在這樣的地方，對于雅典帝國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

前面說過，漢朝時不時出現歉收，完全沒有糧食流入“國際市場”。事實上，即便是某一年有多余的糧食，政府也會堅決禁止外銷他國。

即便是漢朝政府完全放開糧食市場，但是， 如果雅典要想買盡中國市場上的糧食，得有多少錢？連續買十年，又得多少錢？中國有個成語叫做“囤積居奇”。面對雅典的糧食采購商，難道糧食產地的商人就不會漫天要價？

還有，車載馬馱、肩挑背扛，千里迢迢販運糧食，一斤糧食的運費，估計的花去半斤黃金。把雅典帝國的地皮刮光了，夠嗎？

在古代，來自于絲綢之路另一端的商品，都是價格高昂的奢侈品。難道，在雅典帝國，糧食也是奢侈品嗎？

還有無可回避的問題是，將如此廣大地區的剩余糧食集中、轉運，需要多少人員從事收購、儲存、運輸、看管？這些人員必然要消費大量的食糧。轉運途中，必然會產生大量的損耗。

總而言之，可以肯定的是，在2500年前，舉歐亞大陸之余糧，也養不活雅典帝國。

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生民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