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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為什么鬧義和團？這個問題似乎很復雜，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下面說的一些事兒，如果是其它某宗教在羅馬教廷周邊這樣干，天主教徒們又該如何？

1842年，清政府懾于洋大人的槍炮，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自此，耶穌的傳教士們開始闖入中國的各個角落，進而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一股特殊的邪惡勢力。

洋教士們發(fā)誓：要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如果以為耶穌的傳教士們在中國僅僅是傳教，那就大錯特錯了。

這些傳教士的祖師爺，便不是專業(yè)的傳教士。

鴉片戰(zhàn)爭前后，第一個來華的西洋傳教士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英國倫敦會傳教士，他于1807年抵達廣州。千里迢迢來中國的原因，用他們自己的話：

【“與其說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的兒子，出生于澳門的小馬禮遜，是林則徐眼里“最壞的人”。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不僅為英軍出謀劃策，為英軍當間諜，在英軍侵略的過程中和中英談判時，一路幫助英軍敲詐勒索，干盡了壞事。1842年，他獲得了回報：被任命為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秘書。不過，老天有眼，1843年，這惡棍便因瘧疾死于香港，終年29歲。對此，璞鼎查傷心不已，說這是“國家的一大災難”。

緊隨馬禮遜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后稱公理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于1830年到達廣州。當時，在廣州的外國傳教士只有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一人。早在裨治文離開美國前，上級就要求他凡事向馬禮遜請教（組織嚴密吧）。裨治文到廣州后，立即拜馬禮遜為師學習漢語，并執(zhí)行相應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據(jù)馬禮遜的要求，裨治文開始主編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譯作《中國叢報》或《中國文庫》。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幾年間，《中國叢報》使出吃奶的力氣，研究、論證了中國軍事力量不堪一擊，積極鼓吹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

【“如不（對中國）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采用低聲下氣的請求，我們必將一無所獲；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隨他們之后的傳教士，同樣是無惡不作，終日忙于走私鴉片、巧取豪奪、充當間諜、收羅亡命等等。在列強侵略中華的過程中，洋傳教士們，一直扮演著極其惡劣的角色。

專說山東。眾所周知，山東是孔孟故里，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都。

截止到1900年，山東全省，無處不是洋教士們的據(jù)點。他們把山東分為北境、南境、東境三個教區(qū)，108個州縣中，有72個有基督教會的活動，“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處，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牘、函電幾無日無之”。

山東原是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的教區(qū)，德國在荷蘭史泰勒成立了圣言會。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兩名教士來華傳教。19世紀80年代，安治泰獲得圣言會主教教職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來山東，另一方面，吸收山東的地痞流氓入教，擴大圣言會在山東的勢力。

安治泰通過德國使館，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頂戴，次年改授二品頂戴，在政治上與中國的總督、巡撫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慫恿德國瓜分中國。他“激烈地要求政府為教會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動”，為此，他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情報、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給德國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說：

【“在華的天主教會，無時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時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國的各項重要事情報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國政府“申說占領膠州是個重要關鍵的問題，不但有關在華教會的發(fā)展，而且有關教會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發(fā)生時，安治泰正在荷蘭史泰勒，他聞訊后立即來到柏林，要求德國外交部乘機奪取膠州灣，他說：

【“我們現(xiàn)在應該利用機會占據(jù)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fā)展的據(jù)點”。】

他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強調膠州灣有比上海更大的發(fā)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取得屬地的機會。

安治泰的意見，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奪取膠州灣的決定。安治泰在晉見德皇的同時，又寫信給德國外交部，擬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國政府賠償?shù)聡臈l款三款：

1、賠償全部損失；

2、償還由此產生的一切支出；

3、建兩座教堂，而且每個教堂都應由中國皇帝題詞“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勞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獎，巴伐利亞王室封給他貴族。

從此，德國強占膠州灣，山東有了德國大兵。

安治泰發(fā)現(xiàn)，山東成為德國勢力范圍后，山東人民反基督教的行為顯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無不插手中國官場，干涉中國內政，這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司空見慣，在山東更為突出。安治泰撈得二品頂戴后，命令山東各級地方官服從教堂指揮；傳教士則肆意欺壓人民。洋教士包攬詞訟，甚至私設刑庭；武城十二里莊、禹城韓莊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購置槍炮，建立武裝。

信洋教者，即所謂“教民”，本來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時，他們便橫行鄉(xiāng)里。更有甚者，如山東省汶上縣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設公堂，欺壓良善：

【“聚百余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并有毆人勒索情事”。】

在處理教民案件時，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極其惡劣的是，傳教士竟然強行：

1、“滅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孫17人和山東省舉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數(shù)，闖入即墨縣文廟，破壞圣像四體，抉取先賢仲子雙眼，肆意踐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領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搗毀了文廟，摧毀了孔子像！

2、攤派差役。各教堂儼然以官府自居，“片紙下鄉(xiāng)，中業(yè)傾產”，強迫當?shù)匕傩諡榻烫?span lang="EN-US">“義務勞動”。

3、擅自收稅。如，山東鄒縣西南鄉(xiāng)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當?shù)剡^往的商賈，征收高額的稅賦。

4、肆意掠奪。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羅思，假造地契，在濟南霸占十三畝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間，強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縣神山教堂，德國傳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結起來，囤積大批糧食，乘糧價高時牟取暴利。

6、放高利貸。如，滕縣美籍傳教士放高利貸給貧苦農民，進行剝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認為很了解中國，以為養(yǎng)一群社會渣滓，便能魚肉中國百姓。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與奴性十足的歐洲人不一樣，中國百姓一旦忍無可忍，便會產生實際行動。

于是，山東鬧起了義和團。同樣的原因，中國好多地方也有了義和團。于是，有了義和團運動。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組織了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

八國聯(lián)軍雖然打了勝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們至死不敢回到曾經作惡的“教區(qū)”去傳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著腦袋回歸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為榮，盡管他的祖宗曾經是“拳民”。這，是另外的問題。

公知們以為，大罵義和團，能討得洋大人的喜歡。果真如此嗎？

我們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義和團的。

德國《科倫報》1900年7月7日發(fā)表題為“我們的中國志愿者”的文章，寫道：

【“我們的傳教士的熱情對于血腥的起義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如果中國人想要派遣人來讓我們皈依孔夫子的學說的話，我們歐洲人又會做何感想。對于擁有歷時數(shù)千年的宗教的中國來說，今天問題是同樣的；他們在與曾經在1860年焚毀了頤和園的歐洲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在許多其他事務方面，并沒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倫報》又發(fā)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爾的著名美國人約翰·佩蒂凱利斯向《帕爾馬爾日報》報道了已被謀害的克林德先生有關傳教士的下列評論：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屬于較好階級的人都很少與傳教士交往。投靠外國人的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獲得外國人的保護，而為此他有時要繳納一點錢財。”】

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的全程參與者、沙俄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的回憶錄《俄國在遠東》說：

【“義和團的產生及其迅速發(fā)展……老百姓對洋人的積憤主要是因傳教士的行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強，特別是俄國在滿洲和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政策，使這種積憤在上世紀末更加強烈起來。外國人以戰(zhàn)略上、政治上的考慮以及以賠償為借口，完全無視中國主權，以租借形式占領了中國的港口和大片領土。”“他們（指英、法兩國駐北京公使）認為，發(fā)生這次事件的原因，與其說是由于中國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說是由于中國人的無知和歐洲人的過錯。”】

著名的“中國通”、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公知的洋祖師爺?shù)馁M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說：

【“引起民眾不滿的一個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許多中國教徒所表現(xiàn)的傲慢的，甚至肆無忌憚的行為。據(jù)報道，有些中國教徒穿著西裝，坐著轎子招搖過市，因教堂事務而闖入衙門，或者利用他們和外國人的關系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于依仗教會的支持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壓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事情一發(fā)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中國人之間的摩擦……由于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引起的疑懼和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沖突極為普遍。從1860年至1900年這40年間，發(fā)生了需要通過最高外交途徑來處理的數(shù)百起重大事件或騷亂，至于地方上不難了結的案件則有數(shù)千起之多。”】

《劍橋中國晚清史》承認，洋人的作惡，是導致義和團運動的根本原因：

【“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

顯然，在洋大人看來：

1、義和團是：品行端正、鐵骨錚錚的漢子。

2、信洋教的教民：“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為者。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洋大人的眼里，罵義和團的公知，就是：一群賤骨頭。

當然，這不妨礙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戰(zhàn)時期日本人豢養(yǎng)二鬼子一樣。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生民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