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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陽：從戰略高度重新認識義和團運動

點擊：  作者：黎陽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6-07-25 10:19:18

百年來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提義和團運動就一臉的不屑：“義和團運動無論其理論還是其實踐，都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倒是它的殘暴愚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他們無孔不入的妖魔化使中國人普遍對義和團運動的真正歷史意義迄今都沒有足夠的正確認識，不但許多人仍然以義和團運動為恥，而且相當多的人尚未真正看到義和團運動對中國和世界的積極作用，更不用說從義和團運動看到中國在西方國家戰略中的真實位置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真正戰略原則了。而看不到這些，中國人就根本不可能看清形勢，不可能對未來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就必定從戰略方向起就被人牽著鼻子走，國家非垮不可。中國人只有從今天的戰略高度重新認識義和團運動才可能避免這種慘劇。

一、妖魔化義和團是為了重演“絕對不抵抗”、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

義和團運動最大最根本的積極意義是什么?——“反抗”。肯定義和團運動肯定的是什么?不是別的，就是這兩個字：“反抗”——“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侵略有理”。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否定義和團運動否定的是什么?不是別的，也就是這兩個字：“反抗”——“只許我壓迫，不許你反抗”、“反抗侵略有罪”。

義和團運動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對義和團運動的破口大罵也持續了一百多年，一天都沒消停過。就那么幾個玩不出新鮮花樣的罪名翻來復去重復了一百多年還津津有味，也真虧他們有耐性——如此沒完沒了地重復，要是山珍海味他們早吃膩了，要是二奶三陪他們早玩膩了，唯獨妖魔化義和團(如今又加上毛澤東)他們從來不嫌膩、不怕煩、樂此不疲、無止無休。為什么?就為一條：向中國老百姓灌輸對侵略壓迫“絕對不抵抗”。

面對侵略壓迫，壓倒一切的問題是“反抗不反抗”。首先是“反抗”，然后才談得上“如何反抗”。決心反抗，“如何反抗”的問題就一定能解決，即便一開始方式方法不對頭，摸索出路子找出對策糾正解決也只是個時間問題。決心不反抗;那“如何反抗”就根本無從談起。“反抗不反抗”是大是大非大原則大方向，“如何反抗”是具體的方式方法。沒有大原則大方向，方式方法再完美無缺也毫無意義;沒有“反抗”，其它一切再無懈可擊、再“程序正義”也狗屁不值。義和團運動有“如何反抗”的具體的方式方法問題，沒有“反抗不反抗”的大是大非大原則大方向問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故意不管原則方向只挑剔方式方法，借口方式方法有問題而否定整個大原則大方向大是大非，借口義和團反抗侵略的方式方法有問題而徹底否定反抗侵略本身。他們一說義和團就罵這錯那錯，偏偏就是不說“侵略面前不反抗”才是最大的錯，因為他們要的就是“絕對不抵抗”——把“反抗侵略”妖魔化成“反科學”、“不分青紅皂白打砸搶”、“濫殺無辜”的同義語;誰肯定義和團運動“反抗侵略有理”的原則，就污蔑誰主張“反科學”、“不分青紅皂白打砸搶”、“濫殺無辜”……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讓人們得出結論：“反抗侵略”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罪惡，多么多么可恨。真正的結論只有一個：要避免罪惡就必須“絕對不抵抗”——不吃飯，當然不會噎死;不走路，當然不會摔跤;不反抗侵略，當然不會有任何反抗方式方法的問題，表面上要避免罪惡，實際上要制造更大的罪惡：不吃飯不走路，人還活不活了?不反抗侵略，國家民族還活不活了?對這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就不管了。

魯迅早就識破并揭露了這種以“求全責備”為名行扼殺消滅之實的無賴行徑：“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于發現了他們心底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并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自己不做事，而罵別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無益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茍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這“引人到死路上去”的具體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九一八”——“絕對不抵抗”怎么來的?大罵義和團罵出來的。不遺余力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們孜孜不倦制造出來的。沒有他們從1900年起幾十年如一日喋碟不休的大罵“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暴民暴亂假愛國真禍國”、“民粹愛國是害國”、“民族主義最危險”、大肆鼓吹“洋人代表先進文明”、反抗洋人就是“用愚昧對抗科學”、“用野蠻對抗文明”、“程序正義”、“理性抗爭”、“非暴力”、“國際裁決解決問題”……就沒有“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推行“精英治國”的“蔣委員長”“從善如流”，對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從義和團運動中總結出來的一切“歷史教訓”、“學術研究成果”言聽計從照單全收，具體化成戰略決策，就是“絕對不抵抗”——“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如果不發一槍，那么就可以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結果呢?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的目標倒是全達到了：“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義和團式的愛國”的種種“弊端”倒是避免了，得到的卻是空前的民族浩劫：“國際社會譴責日本”屁用沒有。由于沒遭到任何抵抗就輕松獲得了出意料的成果，日本立即修改戰略，把本來由幾個瘋狂的少壯派日軍軍官擅自發動的孤注一擲變成了國策。輕而易舉獲得了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使日本侵略實力空前增長，侵略野心極端膨脹，決心全面侵華，一口把整個中國吃掉，從此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原、南京大屠殺……追本溯源，所有這一切都起源于“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八年抗戰的犧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開，防得百拳來”。所有這一切空前的災難浩劫都是“九一八”時“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的后果。然而“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又來自哪里?來自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來自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幾十年如一日的妖魔化義和團運動。把“絕對不抵抗”的帳全算在“蔣委員長”頭上不夠公平，因為真正的版權發明權屬於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不過是他們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一(也是“不做不出錯，但不做本身就是最大的錯”、“不抵抗是最大的罪惡”的具體實例之一)。要追究“絕對不抵抗”的責任，要追究導致南京大屠殺災難的責任，要追究導致中華民族遭受抗日戰爭無窮災難的責任，所有拼命妖魔化義和團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個也跑不了。就是他們用自己混帳透頂的“學術研究”和“理性判斷”導致了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窮災難的“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他們的雙手蘸滿了無數無辜中國人民的鮮血和生命。雖然他們事后個個賴帳，拼命把“絕對不抵抗”的發明權一古腦兒謙讓給張學良和“蔣委員長”，但歷史事實永遠是歷史事實。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不僅對“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對南京大屠殺和抗日戰爭中無數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么南京大屠殺時幾個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國人走向屠場?為什么南京那么多中國軍民會如此馴服地被屠殺而不敢反抗?為什么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百姓“跑反”?中國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用軟刀子殺光了。抗戰前幾十年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們整天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老百姓外國人如何“文明”、中國人如何“野蠻”、反抗如何如何不好、“義和團式愛國”如何如何可惡……中國老百姓整天聽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聽話”、“守規矩”，從來都被告訴這不能干那不能干，從來不告訴他們什么能干，最后的實際效果只能是得出結論：什么也別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為逆來順受就可以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頭上才明白一條真理：“千錯萬錯，不反抗是最大的錯”，然而為時已晚。南京大屠殺、平頂山大屠殺……無數大屠殺，無數受害者不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殺死的，更是被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用軟刀子殺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用妖魔化義和團、宣揚絕對不抵抗的軟刀子殺死在先，肉體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殺死在后。沒有喪失反抗意志、面對屠刀逆來順受的精神崩潰，日本鬼子豈能輕而易舉用那么點的力量殺死那么多毫不反抗的中國人?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實際是日本鬼子的幫兇。盡管他們卻從來不認帳，反而反咬一口，把“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百姓‘跑反’”之類全部歸咎于“中國人素質低”，但歷史事實永遠是歷史事實。

（盡管毛澤東寬大為懷從沒清算過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導致“九一八絕對不抵抗”、導致無數中國人因不反抗而在南京大屠殺和其他屠殺中被屠殺的舊帳，但決不意味著這些帳不存在。既然如今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那么熱衷于徹底算歷史舊帳，那就必須把這些決策賣國、殺人幫兇的舊帳翻出來好好清算清算——由于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導致“絕對不抵抗”，中國本可以避免的戰爭浩劫未能避免，本可以擺脫的屠殺未能擺脫，從“九一八”起到抗戰勝利止，中國遭受了多少損失?死了多少人?比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們口口聲聲的“餓死三千萬”如何?這可是用不著“開放擋案”就能一清二楚的事實吧?要算歷史舊賬，別屁股上掛鏡子——光照別人，先得撒泡尿照照自己。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的這筆歷史舊賬你不算，老子替你搬出來算。而且歷史舊帳還遠不止這幾筆呢。“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別著急，老子有的是時間精力和興趣，咱們一筆一筆慢慢來，您就稍安勿躁等著瞧吧。)

如果說抗戰前拼命妖魔化義和團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還有部分人可能是因為糊涂、沒料到信口開河妖魔化義和團運動會導致戰略決策大失誤，那么今日仍然拼命妖魔化義和團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就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賣國當漢奸——在已經有了“九一八”的教訓、有了南京大屠殺的教訓、有了八年抗戰的教訓、有了無數中國人用性命鮮血換來的教訓的今天還要用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方式繼續鼓吹“絕對不抵抗”，這不是蓄意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是什么?不是蓄意賣國是什么?不是蓄意當漢奸是什么?不是有人理直氣壯地反問：“我不掌握大權，如何賣國”嗎?就是這樣賣的：以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方式鼓吹“絕對不抵抗”，為重演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殺創造條件。一個“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九一八”時讓日本占了多大便宜?通過左右輿論制造如此戰略決策是不是賣國?是不是漢奸?需要軍政大權在握嗎?哪個文人“買辦精英”干不了?如此賣國哪個侵略者不歡迎、不需要、不肯為之掏腰包?這種“利用學術研究和輿論左右決策”的賣國方式對中國的為害難道比大權在握直接賣國的漢奸賣國賊對中國的損害小?難道可以不算數?難道可以饒恕?“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不重演便罷，如果重演，那就總有算總帳的一天。今天拼命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大罵“愛國賊”的文人“買辦精英”們最好讓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有點心理準備：一旦真有那么一天，第一別敢做不敢當指望能賴帳，第二別指望能獲得中國老百姓的寬恕，那時勢必老帳新帳一起算，老的新的“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的舊恨新仇一齊報，一筆也別想少。

二、妖魔化義和團是為了推卸自己的歷史責任

既然文人“買辦精英”們可以因為出現幾個以保釣名義打砸搶(還包括專門從香港派過來冒充游行群眾搞暴力犯罪的)的人就把成千上萬保釣游行群眾全誣蔑為“義和團式的愛國”、“民粹暴力”、“匪氣”，那么他們當然也可以因為出現少數以義和團名義干壞事的人把整個義和團全部詛咒為“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拳匪暴民”。當年的義和團是不是全都如西方媒體和今日的文人“買辦精英”們口誅筆伐的那樣歇斯底里瘋狂蠻橫?文人“買辦精英”們當然沒興趣調查報導，在目前的條件下我也沒法自己調查。但即使假定當年的義和團的許多行為確實如文人“買辦精英”們所說，那也不能因此就把義和團說成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的惡魔。所有對義和團運動的指責都故意回避了一個鐵的事實：義和團運動是在完全的黑暗中用血肉生命為代價的救亡摸索——在義和團時代，反抗侵略該如何反抗?滿清統治者不知道，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不知道，被他們統治的中國老百姓更不知道。他們只能憑本能從統治者教給他們、強加給他們的一切行為方式嘗試起。滿清政府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不但徹底失職，把保家衛國的責任全部甩給了老百姓，而且沒有為老百姓救亡探索提供任何必要的條件和基礎，留給中國的只有封建專制、文盲充斥、迷信盛行、一盤散沙、閉關鎖國、對世界一無所知……老百姓除了滿清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多年愚民教育強加的種種劣習外一無所有，對應該如何救亡、如何區分敵我、如何斗爭等等最最基本的問題一無所知，一切都必須從頭摸索起，每一步都要以無數鮮血生命為代價。任何黑暗中的探索在一開始時都不可避免出現亂碰亂撞，不可避免出現各種各樣盲目錯誤。不光中國人如此，任何國家任何人無不如此。西方國家工人對資本家的反抗一開始也是盲目的。正如《共產黨宣言》記述的：“最初是單個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單個資產者作斗爭。他們不僅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而且攻擊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外國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力圖恢復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西方國家的輿論和文人可曾象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這樣幾十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地嘲笑西方工人“毀壞那些來競爭的外國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等“義和團式行為”?)

“義和團運動”中的種種盲目和錯誤的責任在誰?滿清政府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1900年整整一甲子六十年的時間內，滿清王朝對外打一仗敗一仗，敗一仗來一次喪權辱國，喪權辱國之后從政府到文人“買辦精英”個個依然故我，從不認真總結教訓，甚至連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都不干，上次怎么挨打下一回照樣再來一遍，到最后徹底喪失信心，干脆放棄職守任人宰割了。西方列強得寸進尺欺負到家門口，逼得中國老百姓自己起來保衛自己——保衛國家本是政府的職責，是號稱“社會中堅”的文人“買辦精英”的職責，你的職責你不干，全甩給了你最瞧不起的老百姓，無賴不無賴?該如何反抗侵略你自己都不知道，在你愚民大環境中生存的老百姓又如何知道?你不是說“社會必須由精英管理”嗎?把中國管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索性撒手不管，你的責任你不干，逼得老百姓不得不起來自己干，一切不得不從頭摸索起，出了問題不是你的責任是誰的責任?

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關于義和團的所有罪惡丑行全是滿清王朝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通過言傳身教強加于人弄出來的，沒有一樣是義和團自己的發明創造。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下，中國老百姓能見到能想到能做到的就是那些，不可能超越時代超越環境發明其他的反抗方式。一切荒謬行為歸根到底都是滿清政府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的長期野蠻統治的結果。妖魔化義和團實際是推卸責任，把自己造成的一切后果全推到義和團身上：

—“嗜殺、濫殺無辜”：滿清王朝言傳身教強加于人的對敵方式。滿清的統治從一開始就靠嗜殺和濫殺無辜建立，靠嗜殺和濫殺無辜維持。嗜殺和濫殺無辜貫穿了整個滿清王朝：“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滿族統治者嗜殺和濫殺無辜，漢族文人“買辦精英”照樣嗜殺和濫殺無辜——那個“理學大師”、“中興名臣”、文人“買辦精英”曾國藩殺人不眨眼，外號“曾剃頭”。他明文規定凡抓到的太平軍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剖腹挖心，剜目凌遲”。湘軍攻克南京大肆屠城，不折不扣的徹底的嗜殺和濫殺無辜。滿清不僅戰時嗜殺和濫殺無辜，平時也照樣嗜殺和濫殺無辜——金庸小說《鹿鼎記》里是如何描述《明史》一案的?寫書的出書的全部凌遲不算，所有雕版、印書、裝訂的工人、書商、書店的店員、買書的讀者也竭盡處斬，連書店鄰居也受牽連，以“既知來購逆書而不舉報”論罪——滿清時代中國老百姓從來只在嗜殺和濫殺無辜的環境中生活，所見所聞充滿了嗜殺和濫殺無辜，早就司空見慣家常便飯了。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整天向老百姓灌輸的都是殺氣騰騰的“嗜殺和濫殺無辜有理”的東西：“無君無父犯上做亂之徒人人得而誅之”、“大逆不道”、“千刀萬剮”、“滿門抄斬”、“誅滅九族”……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生存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其他對待敵人的辦法。指責嘲笑在滿清統治者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幾百年精心營造出的“嗜殺和濫殺無辜天經地義”的大環境中長大的人們不講人道主義、人權平等、區別對待、民主自由，就如同指責嘲笑孔老二不跳迪斯科、關云長不用AK—47、秦始皇不上互聯網一樣荒謬——蓄意超越時代強求于人。嗜殺和濫殺無辜是滿清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野蠻統治和奴化教育的必然產物。冤有頭，債有主，要譴責，要追究，該清算的是始作傭者教唆犯——滿清王朝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抵制西方文明、穿洋裝用洋貨者一概殺”：滿清王朝的用屠殺強加給中國社會的辨別敵我的標準——通過“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不隨本朝制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等血腥手段強迫老百姓認同用衣冠外貌識別敵我：“不隨本朝制度剃發易衣冠者”即敵人，就可殺。現象出在老百姓，真正的禍根是滿清。

——“拆鐵路、拔電線桿、破壞基礎設施”：用這些戰爭手段抵抗八國聯軍何錯之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民難道沒這樣干過嗎?難道應該保護鐵路、電話和基礎措施為八國聯軍的進攻提供方便?

——“迷信”、“反科學”、“邪教妖孽”：滿清王朝的“杰作”。哪個封建王朝不建立在“真命天子”、“得天命”、“奉天承運”之類迷信的基礎上?要說義和團是“邪教妖孽”，那信奉跳大神的薩滿的滿清又算什么?要求在閉關鎖國、視一切違背尊孔忠君的思想為洪水猛獸的滿清統治下生長的老百姓不講迷信講科學，豈不是強人之所難?那時有機會接觸到當時世界先進科學的只有滿清貴族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而他們對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更不用說向老百姓介紹推廣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打進圓明園才發現幾十年前馬爾嘎尼訪華時奉送的代表當時西方先進科技的各種樣品武器全被滿清皇帝束之高閣，連封都沒開過。在他們制造的充滿封建迷信的高壓大環境下長大的人到哪兒接受科學思想破除迷信?跟這些靠“真命天子”的神話吃飯、信奉跳大神的薩滿的滿州貴族和說火車破壞“風水”、說攝影是“攝魂”、家里女人裹小腳的“飽學之士”文人“買辦精英”的迷信相比，義和團的迷信算老幾?小巫見大巫而已。憑什么放著這些迷信祖宗中流砥柱不說而專說義和團的“迷信、反科學”?

不錯，義和團是搞了“吃符念咒刀槍不入”之類迷信。但真正的責任在誰?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足足有60年。滿清政府足足挨了60的打，有足足60的時間讓自己和中國老百姓知道世界上沒有“吃符念咒刀槍不入”之類神話。尤其是有了洋務運動的經歷，作為當權者，滿清當局無論如何也應該明白“吃符念咒刀槍不入”之類是何等荒唐。然而滿清當局不但居然當真相信“吃符念咒刀槍不入”，而且居然以此為決策根據。所有中國文人“買辦精英”足足60年都沒弄清楚中國屢戰屢敗的真正原因，更不用說找出對策了，可見他們足足挨了60年的揍都沒有被揍醒，沒想起深入一線了解情況，全靠賣嘴把一切歸咎于洋人“船堅炮利”應付差使，逼急了居然也靠“吃符念咒刀槍不入”之類神話混日子。中國民間的迷信是他們長期愚民統治的結果，是他們自己帶頭迷信反科學的結果。要說迷信反科學，他們才是最大最荒唐而瘋狂的迷信反科學，是當時中國迷信反科學的總根源。要抓迷信反科學的罪魁禍首，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義和團。

——“奉旨造反”、“滿清王朝的鷹犬”、“不代表人民反抗”：顛倒黑白。義和團自發反抗在先，成燎原之勢后滿清王朝中的若干權術家暫時利用在后。不能因為當時中國老百姓還沒認識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沒認清滿清王朝的反動本質而沒有拒絕被滿清王朝利用就誣蔑義和團是“奉旨造反”、“滿清王朝的鷹犬”。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賠銀四億五千萬兩，根據是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每人賠銀一兩，意思是懲罰全體中國人民。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唯一以全體中國人為懲罰對象的條約。這從反面證明西方帝國主義者感受到的是遇到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反抗，要懲罰的不是滿清政府而是全體中國人民。這足以駁斥所謂“義和團是少數土匪、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謬論。

——“盲目排外”：滿清王朝的“杰作”。帶頭排外的不是別人，而是堅持閉關自守的滿清封建統治者。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說：“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只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連侵略中國的敵人都承認盲目排外的風潮是滿清政府用權力硬煽動出來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卻瞪著眼不認帳，硬要為滿清政府開脫，硬要把說義和團是罪魁禍首，對“太后老佛爺”真夠忠心耿耿的。(百年后的今天還對“太后老佛爺”如此忠心耿耿、如此不遺余力開脫罪責的人卻又義正詞嚴指責百年前封建王朝統治下的義和團為什么不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卻喊“皇帝萬歲”、“太后萬歲”：“百年前義和團徒眾最響亮的‘愛國口號’不是什么‘振興中華還我河山’和‘打倒帝國主義’;而是‘太后萬歲!’‘大清萬歲!’‘誓死忠于太后!’”“本人有限的智商實在想不出‘太后萬歲’和‘誓死效忠太后’與‘愛國’有何干系?這個中華大國民公認的‘贓官賣國賊’，居然被義和團徒眾尊奉為‘中國象征’，‘愛她就是愛國’?”——如此時空顛倒的指責滑稽不滑稽?)

中國歷史上沒有宗教戰爭。歷史上猶太人在全世界到處受迫害，唯獨在中國沒有受過迫害，以至于在中國的猶太人成了猶太人歷史上唯一被異族同化的猶太人。這足以證明中國老百姓沒有排外的傳統，更沒有盲目排外的傳統。義和團運動的直接起因是來華西方傳教士不斷縱容流氓惡霸教民欺負中國老百姓激起了民憤。甲午戰爭后德國借口傳教士被殺一舉強占了山東，從此中國發生的教案數量猛增，等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簽訂了辛丑條約、確定了不瓜分中國的戰略決策之后，就沒再聽說這么多這么嚴重的教案了。由此可見這些教案實際是西方為發動瓜分中國的戰爭的需要而蓄意制造的——沒有借口就制造借口。你滿清官方被打怕了，謹小慎微怕出事不是?我就利用教民沒事找事制造事端，非用“民間教案”逼出事來不可，出了事就有借口發動戰爭了。因此問題的性質不是中國老百姓排外不排外的問題，而是西方列強故意利用制造宗教糾紛的手法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的問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把中國老百姓反擊西方列強制造戰爭的挑釁硬說成中國老百姓“排外”，完全是站在侵略者一邊為侵略中國的戰爭開脫，是徹頭徹尾的漢奸賣國行徑。

西方列強制造宗教糾紛發動瓜分中國的戰爭的罪行當時就遭到西方各國有識之士的無情揭露：

——俄國革命家列寧：“試問，中國人對歐洲人的進攻，這次遭到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和日本人等等瘋狂鎮壓的暴動，究竟是由什么引起來的呢?主戰派硬說，這是由于‘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并且為什么憎惡呢?中國人并不是憎惡所有的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列寧：《中國的戰爭》，俄國《火星報》第一號，1900年12月)

——德國社民黨中央機關報：“如果說有所謂‘神圣的戰爭’，那么，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圣’的民族戰爭。”“是誰給了外國人要求中國人放棄他們原有的信仰并強使他們信奉其教義，即同‘基督教’列強的行為大相徑庭的宗教的權利呢?是誰給了外國人瓜分中國人的國家并強迫他們接受外國工業品的權利呢?”(德國社民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社論《鐵拳》1900年6月19日)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不，這不是什么十字軍東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戰爭。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掠奪戰爭和報復行為，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暴力行為!”(倍倍爾在德國國會的發言，摘自《德國帝國國會1900—1902年會議期間速記報告》第一卷)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義和團是愛國的，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我的同情是在中國人民一邊，歐洲掌權的盜賊長期以來野蠻的欺凌中國，我希望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轟走，永遠不許他們再回去。”“我把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嚴的女士交給你。她剛從膠州、滿洲、南非和菲律賓的海盜襲擊中回來，邋里邋遢，污穢不堪，名譽掃地。她靈魂里充滿卑污，口袋里塞滿賄金，嘴里滿是虔誠的偽善話語。給她一塊肥皂和一條毛巾，但鏡子可千萬要藏起來。”“為了清算別人的罪行，從貧困的中國農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罰款，因此讓他們、他們的妻子和無辜的孩子們勢必慢慢地餓死，而可以把這樣獲得的殺人代價用于傳播福音。他這種搜刮錢財的絕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總的看來，正具體地表現出一種褻瀆上帝的態度，其可怕與驚人，真是在這個時代或其他時代都是無可比擬的。”

列寧當年指出，對義和團的大肆妖魔化純粹是“向政府和大財主搖尾乞憐的記者們，拼命在人民中間煽風點火，挑起對中國的仇恨。”不過西方記者妖魔化義和團還有個喘氣的時候，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妖魔化義和團則鸚鵡學舌重復西方記者妖魔化義和團的陳詞濫調持續了一百多年不帶歇氣的，比西方記者忠于職守多了。

愛迪生研究白熾燈泡時有人取笑他說：“你已經失敗了1200次了。”愛迪生答道：“我并沒有失敗。我的成績就是發現了1200種不適合做燈絲的材料。”

這個邏輯同樣可以用來描述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義和團運動沒有失敗，只是讓中國人民發現了義和團的斗爭方式不對頭，于是開始探索新的斗爭方式，通過探索——失敗——再探索，遵循毛澤東的公式“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勝利”，終于排除了各種錯誤的斗爭方式，找到了正確的斗爭方式——1900年八國聯軍二萬人不到兩個月就攻下了北京，五十年后，十六國聯軍幾十萬人三年之久攻不過三八線。中國與對手的裝備差距比五十年前大得多，結果卻截然不同，為什么?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從來不搞義和團用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那種打法，而是實事求是，機動靈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硬是以弱勝強，讓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束手無策甘拜下風。真正死抱著義和團用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那一套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國民黨軍隊，最典型的就是淞滬抗戰時的“血肉磨坊”。明知這種打法蠢笨無比，卻硬是改不了，因為這是個政治問題——正如衛立煌所說：“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們學不了。咱們的部隊一撒出去，就收不攏來羅!”“別說讓總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讓一個連長和士兵一樣，恐怕他也不會干!”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面妖魔化義和團，一面又要人們學義和團——拼命美化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拼命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成就，實際就是要人們今后仍然照搬義和團的打法。美化“正面戰場”，就是美化國民黨軍隊靠義和團式的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的蠢打法。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成就，就是否定毛澤東避免義和團式的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的一切戰略戰術。二者合起來的真正意思就是如果將來發生戰爭不許學毛澤東，只許照搬義和團的打法。為什么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面妖魔化義和團，一面又要人們學義和團的打法?妖魔化義和團是為了讓中國人從此“絕對不抵抗”，美化正面戰場、否定毛澤東軍事成就是為了在無法讓中國人放棄“絕對不抵抗”時迫使中國人象義和團那樣用血肉之軀硬拼敵人的優勢裝備而傷亡慘重、最終失敗、從而不得不放棄抵抗而投降。中國文人“買辦精英”表面上在美化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實際是對現在的中國軍人暗下毒手——否定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只準學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死打硬拼，這實際是逼中國軍人將來只能象義和團那樣用血肉之軀硬拼優勢裝備，只能傷亡慘重，用這借刀殺人的毒計消除推行“絕對不抵抗”的障礙。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心腸之歹之毒由此可見一斑。所以魯迅說：“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里大抵含著殺機，對于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

義和團運動的反抗方式可不可以批評?當然可以。但必須是為了讓后人知道如何更好地反抗而不是為了“絕對不抵抗”。只有參與反抗才有資格批評指導反抗的方式。只有處于同一個戰壕、面對同一個敵人戰斗的人對同一陣營的人的斗爭方式提出批評才是善意的：你這樣放槍不對，那樣沖鋒不行……批評的目的是更好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什么事也不做，站在敵對陣營一邊對正在戰斗的人指手畫腳冷嘲熱諷說這樣打不行那樣做愚蠢，其真正的目的不是讓你如何戰斗，而是要你放棄戰斗交槍投降，是用否定反抗方式來否定反抗本身。 .

如今，堅持義和團的斗爭方式是蠢，不堅持義和團的反抗精神和勇氣是更蠢。以義和團反抗精神和勇氣為恥是混。借口義和團的斗爭方式否定義和團的反抗精神和勇氣不是蠢，不是混，而是陰、毒、壞、奸。

義和團當年所用的反抗侵略的不當手段全是滿清暴政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強加的，發現這些手段不當之后繼續堅持使用的不是中國老百姓，而是被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拼命吹捧的“正面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人家已經不再使用的反抗手段，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還拼命喋喋不休罵個沒完，真正要罵的根本不是反抗手段，而是反抗本身，是為了推銷“絕對不抵抗”，順便推卸責任，賴掉自己才是義和團一切不當反抗手段的真正發明人的歷史事實。

三、妖魔化義和團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只有妖魔化義和團，才能“證明”中國老百姓是一群名副其實的“劣等”、“愚昧”、“無知”、“腦殘”、“智障”的低等生物，才能反過來“證明”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是“上等人”、“優等群體”，才能“證明”茅于軾的專橫結論：“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就憑這個私利，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也非妖魔化義和團不可。

四、中國人必須從今天的戰略高度重新認識義和團運動

百年來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提義和團運動就一臉的不屑：“義和團運動無論其理論還是其實踐，都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倒是它的殘暴愚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他們無孔不入的妖魔化使中國人普遍對義和團運動的真正歷史意義迄今都沒有足夠的正確認識，不但許多人仍然以義和團運動為恥，而且相當多的人尚未真正看到義和團運動對中國和世界的積極作用，更不用說從義和團運動看到中國在西方國家戰略中的真實位置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真正戰略原則了。而看不到這些，中國人就根本不可能看清形勢，不可能對未來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就必定從戰略方向起就被人牽著鼻子走，國家非垮不可。中國人只有從今天的戰略高度重新認識義和團運動才可能避免這種慘劇。

1、義和團運動挽救了中國

義和團運動決不是象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描述的那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是一群愚昧無知的愚民暴民被若干政客野心家利用而惹出來的暴動暴亂，也不是因為義和團運動才引起了戰爭。是西方國家通過制造教案不宣而戰發動瓜分中國的侵略戰爭在先，中國老百姓通過義和團運動反抗在后。西方國家不宣而戰發動瓜分中國的侵略戰爭是“因”，中國老百姓發動義和團運動反侵略是“果”，這才是真正的因果關系，才是問題的實質，才是歷史真相。

義和團發生的時代中國是個什么處境?正在被瓜分的處境。甲午戰爭之后，中國已經有國無防，西方國家宣稱“第二次發現了中國”，完全把中國看成了一塊無主的肥肉，誰都可以愛怎么切就怎么切。甲午戰爭前人家還有所顧忌，只在邊遠地區下手：英國切掉了香港，俄國切掉了大興安嶺和西北，法國切掉了越南……甲午戰爭后人家肆無忌憚直接切到了中國心臟地帶：日本不但切掉了臺灣，而且切掉了遼東——這是第一次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心臟地帶一下子切掉了幾個省。這個先例一開，其它列強馬上意識到零敲碎打侵占中國邊疆的時代已經結束，從中國人口稠密的心臟地帶整省整省地切中國的時代從此開始。先下手為強，誰先動手誰撈大頭，誰手腳慢誰連湯都喝不上。日本一下子撈了這么多，其他列強開了眼又紅了眼，于是有了俄、德、法三國的干涉，有了中國的“贖遼費”，使日本切走遼東的野心暫時受挫。但俄、德、法三國干涉并非為了使中國不被瓜分，而是為了給自己留出下手的地方：

1895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割走臺灣和遼東(后由俄、德、法三國交涉贖回); 1896年俄國通過《中俄密約》把整個東北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1897年德國出兵山東，1898年通過《膠澳租借條約》把整個山東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僅僅三年工夫，中國就被列強從人口稠密的要害心臟地帶整個省整個省地切走了好幾塊，而且這還僅僅是開始，其他列強一窩蜂徹底瓜分中國的浪潮方興未艾。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列寧：《中國的戰爭》，俄國《火星報》第一號，1900年12月)

面對列強大刀闊斧的瓜分，滿清政府已經徹底喪失了一切反抗力量和膽量：甲午戰爭中軍隊一敗涂地，海軍全軍覆沒，整個國家門戶洞開，等于不設防，上層社會在“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信心完全崩潰，滿清政府和文人“買辦精英”從上到下個個嚇破了膽，再也不敢言抵抗，以為只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縮頭烏龜人家就找不到借口發動戰爭了。殊不知狼要吃羊找借口的辦法有的是，你政府不敢出頭不是?我利用傳教士和流氓教民沒完沒了地給你制造教案，激起民變，照樣有借口發動戰爭。這就是發生義和團運動時中國的形勢——整個中國正在被徹底瓜分，而中國政府和文人“買辦精英”對此束手無策。從“秋瑾詩抄”中可以感受出當時中國正在被大肆瓜分的大局勢和中國有識之士對此無能為力的絕望：

——祖國淪亡已若斯，家庭苦戀太情癡。只愁轉眼瓜分慘，百首空成花蕊。猛回頭，祖國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內容腐敗，沒個英雄作主。天乎太瞽!看如此江山，忍歸胡虜?豆剖瓜分，都為吾故土。

就在這政府無能為力、“買辦精英”只會空談、整個中國正被千刀萬剮豆剖瓜分岌岌可危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中國老百姓挺身而出，以義和團運動的方式奮起救亡——你不干，我來干，明知不敵照樣亮劍。你可以說這是不自量力，可以說方式方法完全錯誤，可以搬出無數理由和種種根據說義和團這不對那不行，但你不能否認老百姓參加義和團是為了救亡，是在政府和“買辦精英”完全失職當縮頭烏龜情況下以無比的勇氣不惜任何代價在黑暗中探索正確的道路，是中國老百姓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動的不宣而戰的瓜分侵略戰爭的直接反抗，決不是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污蔑的什么“無端排外”、“民粹暴亂”，大方向沒有任何錯誤。義和團運動發生在外國列強已經開始一窩蜂整省整省地瓜分中國、中國已經沒有任何力量抵抗瓜分的歷史緊要關頭——在外國列強決心瓜分、已經動手瓜分、中國毫無力量抵御瓜分的情況下中國卻居然奇跡般地避免了被瓜分，而且不再割讓領土。誰創造的奇跡?義和團運動——面對瓜分，當時中國唯一的反抗來自義和團運動。中國沒有被瓜分，不是義和團運動的功勞是誰的功勞?沒有義和團運動，中國必定被徹底瓜分。正是義和團運動使中國避免了被瓜分的慘禍。義和團運動直接改變了中國歷史和中國命運。

義和團運動戰術上失敗了，但戰略上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它改變了中國本來已經無可挽回的被瓜分的命運。這個成功靠的不是實力(當時的中國已經沒有足以抵抗列強瓜分的任何實力了)，而是潛力和意志力——中國人民通過義和團運動顯示出來的潛力和意志力。由于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第一次直接看到了蘊藏在中國人民中間的無比巨大的潛力和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正是這點，也僅僅是這點，使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認識到瓜分中國將極大地危害自己的長遠利益，因而被迫改變了對華戰略，停止了正在付諸實施的瓜分中國的行動，把對華戰略從瓜分改為“不得瓜分、不得獨吞、人工麻醉，確保昏睡”。

甲午戰爭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對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列強普遍認為一切皆因中國人“劣等劣種”，換句話說不是人而是牲畜。既然是牲畜，那自然根本用不著把你當回事，你這塊土地就跟無主的一樣，可以象瓜分非洲一樣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想當然地以為誰分到手，誰無非撈到一塊附帶了一群和野生動物一樣不需要特別操心的“劣等人”的土地而已。義和團運動使列強突然發現現實原來不是想象得那樣簡單，原來中國人不是一群不需要特別操心的野生動物，而是數量龐大、不乏敢反抗、敢斗爭、敢亮劍、有無數視死如歸的戰士的民族。以前之所以沒發現這點，是因為列強只看到了中國政客、文人“買辦精英”的無能無恥無知無賴，依此類推想當然地以為中國人都如此。義和團運動使他們開了眼界，發現中國老百姓并非都如此。義和團運動證明瓜分中國必將遭到中國老百姓的反抗，就得直接派兵，就得親自直接出馬鎮壓老百姓的反抗。面臨天文數字的幾億老百姓的反抗這種恐怖前景使列強想起來就膽顫心驚，決心極力避免。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承認，瓜分中國不可取，因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力量統治這么多生靈。一旦幾億人起來反抗，哪個國家都拿不出這么多兵力來維持統治。他給德皇的奏議中詳細列舉了蘊藏在中國老百姓中的巨大潛力：

——“共有人口四萬萬，均系屬於一個種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無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結論：“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看見沒有?促使西方軍事家戰略家放棄瓜分中國的戰略的，不是中國文人“買辦精英”，而是中國老百姓，是蘊藏在中國老百姓中的無限潛力——億萬群眾、“一個種族”、“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無限蓬勃生氣”、“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守法易治”、“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同樣是中國老百姓，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除了鄙夷不屑外什么也看不到，而西方侵略者決策者親身接觸后卻看到了這許多可怕之處，從而認識到中國人與美洲印地安人和非洲土著部落完全不同，用瓜分美洲和非洲那樣的法子對付中國行不通。由此第一，可以看出自命不凡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的能耐究竟有多爛;第二，可以看出這些文人“買辦精英”真正值幾文——瓦德西列舉的不能瓜分中國的所有原因全是中國老百姓如何如何，哪有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樁一件一絲一毫的分量?

當西方國家通過馬可.波羅的作品認識中國時，他們把中國當成了天堂和神話。當他們通過無能無知無恥無賴的滿清政府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認識中國時，他們把中國當成了活死人，可以任意宰割而如入無人之境(所以列寧說：“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只有當他們通過義和團運動親自直接同中國老百姓打交道之后，他們才認識到中國既不是神話，也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獅——正是義和團運動展現的巨大潛力使拿破侖的論斷在西方戰略家們的腦海中一下子復活了：“中國并不軟弱，它只不過是一只睡眠中的獅子。以今天看來，獅子睡著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叫幾聲。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它在沉睡著，謝謝上帝，讓它睡下去吧。”

義和團運動后，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一句話：“讓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沒有義和團運動時，中國被當成活死人;有了義和團運動，中國就被當成睡獅。如何對待活死人是一回事，如何對待睡獅是大大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對活死人可以愛怎宰怎么宰，而對睡獅呢?誰敢隨便下刀子?不但不能下刀子，而且必須使其繼續昏睡，絕對不能使其警醒。如何使其繼續昏睡而不警醒?第一，不做任何能刺激其警醒的事，第二，人工催眠，人工麻醉。明白這就能明白為什么義和團運動后西方列強立即改變了瓜分中國的戰略決策——義和團運動前，死了幾個傳教士就成了德國出兵強占山東的借口。如果繼續按這個邏輯辦，義和團運動中殺死了那么多外國人豈不使外國列強有借口把整個中國瓜分完?然而實際結果呢?賠了款，沒割地。跟兩年前德國強占山東的做法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為什么?難道西方國家一下子改變本性良心發現了?世界上哪有這種便宜事?唯一的因素就是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證明瓜分中國必刺激中國睡獅警醒，這才是西方國家改變瓜分中國的真正的決定因素。沒有義和團運動，沒有義和團運動體現出來的反抗，中國就不可能從活死人待遇轉變為睡獅待遇。盡管義和團運動戰術上失敗了，盡管義和團運動采用的反抗方式方法在事后諸葛亮們看來愚蠢無比，代價慘重，但畢竟獲得了戰略上的成功，這就是勝利，而且是在滿清政府和文人“買辦精英”完全束手無策還專門在背后下刀子的完全絕望的條件下向不可能挑戰取得的勝利。套用一句西方諺語：“蠢辦法只要奏效，那就不蠢。”(If it’s stupid but works, it’s not stupid.)——敢于斗爭，辦法蠢可以改進;放棄斗爭，則徹底無可救藥。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們開口閉口義和團運動造成了破壞，卻從來不承認義和團運動給中國帶來的積極作用。什么積極作用?中國現在的統一，就是義和團運動最積極的歷史遺產。沒有義和團運動，中國早被瓜分完了，中國根本不會是今日之中國，而是又一個中東，四分五裂，戰亂不已——中國被列強劃分勢力范圍是一回事，被徹底瓜分是另外一回事。被劃分勢力范圍，統一中國是個內戰問題;被徹底瓜分，統一中國就必須經過世界大戰。如今大陸中國老百姓能享受到統一的好處，義和團運動功不可沒。中國被瓜分時束手無策、避免瓜分命運后又喋喋不休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如同一伙濫竽充數的船長水手，在船遇到狂風暴雨時驚慌失措擅離職守，只會躲在一邊瑟瑟發抖，是一群乘客挺身而出拼命避免了滅頂之災。事后船長水手們卻倒打一耙，指責挺身而出的乘客，不是說當時根本不危險，就是說狂風暴雨是乘客不信上帝惹出來的，冷嘲熱諷乘客救船是無照違章行為，如何如何外行、蠢笨、無效率、打爛了船上的花瓶、家具、裝飾等等……不知疲勞地罵來罵去，就是不說人家挽救了沉船命運使全船人免遭滅頂之災這個最大最根本的事實。

2、義和團運動直接改變了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和全球戰略，從而改變了世界歷史走向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專家”們關于義和團運動不知發表了多少文章講話，但除了破口大罵還是破口大罵，從來沒見他們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篇文章能稍微認真地研究回答如下任何一個問題：為什么義和團運動后外國列強突然改變了1840年以來對中國一直實行的發動戰爭、割地賠款、大塊瓜分的直接侵略方式?為什么義和團運動前僅僅因為幾個傳教士被殺，德國就出兵強占了中國的一個省，而義和團運動中死的外國人比那要多得多，列強卻不再按照以前的邏輯瓜分中國領土?為什么義和團運后西方國家開始在中國直接大規模開辦高等學校?在義和團運動前，西方國家可曾在中國直接辦過大學?可曾給美洲印地安人、非洲土著人辦過大學?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出了義和團運動之后西方國家突然想起來專門“優惠”中國、給中國人開辦大學了?為什么急著辦的是大學而不是當時文盲充斥的中國最需要的中小學?為什么所辦大學的重點是與如何當官有關的人文法律歷史哲學等文科而不是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理工科?為什么義和團運動之后英國突然放棄自打敗拿破侖之后一直實行的“光榮孤立”即不與任何國家長期結盟的國策，迫不及待地與日本結盟而且一續再續?——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字，1902年 1月30日英日同盟協定簽字，相隔僅僅145天，為什么如此神速、如此緊迫?如果沒有非同小可的原因，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怎么可能在短短一百多天內就突然改變了實行了四十多年的基本國策，不與任何歐洲的老搭擋結盟而偏偏要選中與尚被歐洲國家認為是“劣等民族”的日本結盟?為什么英日結盟后僅僅兩年就爆發了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為什么日俄戰爭中英國要對俄國支援艦隊封鎖蘇伊士運河、迫使俄國艦隊不得不萬里迢迢繞道非洲好望角奔赴遠東、不但多耗時好幾個月使日軍有從容的時間各個擊破、搶先占領旅順要塞以逸待勞，而且使俄艦因長期航行導致艦底長滿海洋生物而速度大減、使日本艦隊獲得了速度優勢、得以在對馬海戰中一舉殲滅俄國艦隊?為什么美國專揀日本已經筋疲力盡眼看著無力繼續戰爭的緊要關頭出面調停、促成日俄停戰，使經不起持久戰的日本避免因國力不支而失敗?為什么俄國十月革命后英國便于1921年借華盛頓會議之機廢除了英日同盟?為什么從那時起美英和日本都開始把對方視為假想敵?為什么義和團運動前俄國霸占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西方國家都無動于衷、義和團運動后卻突然急著要遏制俄國在中國的擴張了?為什么英美等國能容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卻不能容忍日本獨占中國、最后終于導致太平洋戰爭?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的鑰匙就在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的這段話里：“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認為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

那些誣蔑義和團運動、瞧不起中國老百姓、動不動就滿嘴“愚昧”、“無知”、“腦殘”、“智障”、“劣根性”、“民粹”、“刁民”、“暴民”的文人“買辦精英”看仔細了：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這里直接狠狠煽了你們一個大嘴巴。作為指揮軍隊侵略中國、必須清醒地判斷對手的力量、直接跟中國老百姓交過手的敵方總司令，人家比你們更清醒地知道中國老百姓的分量，當然也更清醒地知道你們這些號稱“買辦精英”的中國上流階級究竟值幾斤幾兩。你們說，中國的一切問題是因為中國老百姓“素質差”。瓦德西說，不對，一切問題是中國的領導無能、上層社會劣等：“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只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至於官吏人員，則為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你們說，中國是“劣等文化劣等人”，毫無希望。瓦德西說，不對，“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要害的要害就在這里：中國老百姓不得了，潛力無窮，“無限蓬勃生氣”、“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守法易治”、“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不但不劣等，而且頭等。中國之所以淪落到落后挨打被瓜分的地步，全是因為頭等的百姓被劣等的“買辦精英”領導捆死了，麻醉昏睡了。一旦打破這個癥結，讓中國老百姓獲得“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頭等的百姓擺脫劣等的領導，那中國就太可怕了——“有無窮希望”，蘊藏在這頭等百姓中的力量就將如同火山爆發、鏈式核反應，釋放出無窮無盡的能量。這無疑是任何侵略中國、與中國為敵的人的最大惡夢。

當阿拉斯加被認為是無用的不毛之地時，幾百萬美元就轉手了，而且美國人還嚷嚷貴。等在阿拉斯加發現了石油和黃金，立刻再也沒人說不合算了，再出高價也不會賣，誰敢來搶必打仗。沒發現巨額石油儲備之前沒誰跟中國爭釣魚島、南海諸島的主權，等發現巨量石油蘊藏之后一大堆下三濫立刻紛紛打上門來搶得你死我活。在金庸的武俠小說里，人們得知任何能大大提高人們實力的寶貝(如九陰真經、葵花寶典、屠龍刀等等)之后的態度都一樣：第一，千方百計據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能讓別人得到，千方百計封存埋藏起來;第三，如果自己得不到又無法阻止別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計毀掉，寧可誰也得不到。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其實也是這個思路。當中國老百姓在西方國家眼里是活死人、是牲畜、是野生動物、可有可無無足輕重時，一切都無所謂，所以他們對俄國割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土地毫不在意。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國家突然象瓦德西一樣認識到中國最大最豐富的資源不是物質資源，而是無窮無盡的人力資源——中國老百姓。中國老百姓不得了，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潛力能量，誰統治中國老百姓，誰能開發利用中國老百姓的潛力，誰就獲得了無窮無盡的力量，就如同獨占了一個超級巨大的鈾礦、能源庫、彈藥庫，誰就能左右世界稱霸世界。如此一來，中國老百姓落入誰的統治對西方國家來說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全球性戰略問題，再也不能漠然置之了。

八國聯軍共約兩萬余人，其中日軍八千，占40%;沙俄四千五百，占22.5%;英軍三千，占15%;美軍兩千五百，占12.5%;德軍一千，占5%;法軍八百，占4%;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軍隊各自一百多人。《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沙俄得1億三千萬兩，占29%。八國聯軍侵華同時沙俄出兵18萬占領了中國東北。《辛丑條約》簽字、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后俄軍仍賴在東北不走。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御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并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與此同時沙俄開始制訂并鼓吹“黃俄羅斯”計劃。這一切事實使英美等國戰略家認識到，遠隔重洋鞭長莫及這個現實存在使英美等國不可能獨占中國。如果同意瓜分中國，近在咫尺、能迅速大量出兵中國的沙俄和日本完全可以勾結起來把英美等西方國家徹底排除在外而獨占中國。既然中國老百姓是超級巨大的資源庫，統治中國老百姓事關世界實力對比，那么按照“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讓別人得到”的原則，必須設法阻止日俄兩國勾結起來獨占中國，尤其必須打斷沙俄在中國的擴張——在所有侵略中國的國家中，沙俄野心最大、下手最快、獲益最多。過去雖然沙俄從中國割到的土地最大、雖然沙俄已經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但在西方國家看來地廣人稀、沒有不凍港的沙俄不足為懼。等西方國家從義和團運動中發現中國老百姓原來是潛力無窮的資源后，一切立刻不一樣了：一旦沙俄實現“黃俄羅斯”計劃，則將既獲得無窮無盡的中國的人力資源，又獲得中國的不凍港，沙俄將徹底消除原有的一切戰略缺陷，獲得對西方國家壓倒的性的戰略優勢。這是英美等國無論如何無法接受的前景。這就是為什么英美等國反對瓜分中國的真正原因，是當時世界頭號強國英國匆忙放棄實行了四十多年的“光榮的孤立”、在《辛丑條約》剛一簽定就立刻迫不及待主動尋求與日本結盟的真正原因——反對瓜分中國是為了不讓日俄這兩個最能近水樓臺獨占中國的國家獲得獨占中國的借口，英日同盟這招一下子就使這兩個國家從此互相敵對走向戰爭，一下子就既排除了這兩家勾結起來排除英美獨吞中國的戰略可能，又誘使日本心甘情愿充當英美阻止沙俄在中國擴張的工具和打手，還不勞英美親自出馬自己掏腰包——因為代價是犧牲中國的東北。

學過物理的人都知道，同樣的物質質量越小熱容量越小，只要給點熱量立刻溫度狂升。日本也一樣，小日本小日本，名符其實擺脫不了這個“小”字，僥幸得手立刻“小”字發作溫度狂升，舉國發燒42度5，不但絲毫看不到義和團運動后英美的亞洲戰略已經變了，變成不允許任何國家獨占中國;看不到自己日俄戰爭的勝利實際是英美的戰略需要，也是英美鼎力相助的結果;看不到自己戰略上實際被英美當猴耍了，免費給人家當了遏制俄國的打手;看不到十月革命后來自沙俄的瓜分世界的競爭不存在了，英美已經用不著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中國的擴張了;而且當真以為自己“天佑神助”、“武運長久”，憑“武士道”就能橫掃一切，打遍天下無敵手。戰略上的淺薄無知使日本磨拳擦掌躍躍欲試，要跟英美一較短長，獨占中國。他們以為只要造成既成事實，英美就會象容忍他們侵占東北一樣容忍他們獨占整個中國。一系列錯誤的戰略估計使日本走上了挑戰英美在義和團運動后制定的對華戰略的不歸路，最終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所有這一切變化都是怎么來的?義和團運動。正是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列強真正認識到蘊藏在中國老百姓中無窮無盡的戰略潛力和能量，從此把“誰統治中國老百姓”當成舉足輕重的戰略問題，確定了“不得瓜分、不得獨吞、人工麻醉、確保昏睡”的對華總戰略。當俄國是這一對華總戰略的最大威脅時，英國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實行四十多年的“光榮孤立”國策，主動與日本結盟對付俄國，甚至需要與俄國結盟時也毫不留情地保持著這個針對俄國的軍事同盟——英國在1907年與俄國結盟對付德國的同時繼續保持并一再延續針對俄國的英日同盟(跟你結盟對付別人，同時又跟你的敵人結盟對付你，看起來很滑稽荒唐，卻是歷史事實)。當對這一對華總戰略的威脅不再來自變成蘇聯的沙俄而來自日本時，英美立即毫不猶豫地于1921年借華盛頓公約之名廢除了英日同盟，并開始制定對日戰爭的戰略計劃。所有這些變化發展看起來如同萬花筒令人眼花繚亂，內在邏輯卻非常明確簡單：“誰擁有具有無窮潛力的中國老百姓”這個戰略要害。美國總統羅斯福生前對他的兒子艾里奧特說得非常明確：“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毫不費力地拿下并且可以徑直沖到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并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回顧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1900年是轉折點。1900以前是直接侵略：軍事打擊、割地賠款、徹底瓜分，完全視中國老百姓如糞土，完全照搬殖民主義征服美洲非洲的辦法;1900以后不再簡單重復征服美洲非洲的的辦法，而改為間接侵略，確立了“不得瓜分、不得獨吞、人工麻醉、確保昏睡”的戰略原則;并為了捍衛這個戰略原則而不惜一切手段、一切代價：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原子彈……所有這一切都圍繞著一條：誰掌握中國老百姓。為什么?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性成果：讓西方戰略家認識到中國老百姓是潛力無窮無盡的舉足輕重的戰略性資源、戰略性武器，“英雄所見略同”地運用了金庸小說描述的對待“九陰真經”、“葵花寶典”、“屠龍刀”之類威力無窮的法寶的原則對待中國老百姓：“第一，千方百計據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能讓別人得到，千方百計封存埋藏起來;第三，如果自己得不到又無法阻止別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計毀掉，寧可誰也得不到。”所以說，義和團運動直接改變了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全球戰略乃至世界歷史。

3、義和團運動導致西方國家確定了迄今仍然有效的對華戰略決策

義和團運動是西方國家認識中國的里程碑，是中國從近代到現代的分水嶺。沒有義和團運動，西方國家就把中國當活死人，打算直接了當大卸八塊了事，完全目中無人。正是因為義和團運動，西方國家看中國時才從目中無人變為目中有人，才意識到原來“死人”沒死，還會掙扎，還會反抗，反抗起來還極其兇猛，而且原來根本就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獅，一旦警醒了不是鬧著玩的。不僅如此，中國老百姓更是潛力無窮的人力核資源：“有無限蓬勃生氣”、“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守法易治”、“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一旦“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則“有無窮希望”。

面對這擁有無限而可怕潛力的現實，根據對待一切潛力無窮的力量的三大基本原則——“第一，千方百計據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能讓別人得到，千方百計封存埋藏起來;第三，如果自己得不到又無法阻止別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計毀掉，寧可誰也得不到”，西方戰略家們重新確定了對華總戰略：遠隔重洋、鞭長莫及、文化差異等現實使西方國家無法將中國老百姓這一巨大的資源據為己有。這就決定西方國家對華戰略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讓別人得到，千方百計封存埋藏起來”。 .

——如何實現“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讓別人得到”?——“不得瓜分、不得獨吞”。如何實現“千方百計封存埋藏起來?”——“人工麻醉、確保昏睡”。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使中國崛起，使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破了產，否定毛澤東的反歷史逆流使西方國家重獲希望和機會執行第三條原則：“如果自己得不到又無法阻止別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計毀掉，寧可誰也得不到”。具體途徑：第一，用“顏色革命”、“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使中國四分五裂陷入內戰。第二，用轉基因武器滅絕中華民族。

戰略是只認現實不動感情的東西，不相信言詞，不相信眼淚，不為任何非利益因素左右。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是根據通過義和團運動認識到的“中國老百姓具有無窮潛力”這一事實而制定的，同樣不動感情，不相信言詞，不相信眼淚，不為任何非利益因素左右。日本企圖用戰爭強迫美國改變對華戰略和亞洲戰略、認同日本獨占中國，失敗了。美國堅持自己的對華戰略和亞洲戰略毫不動搖，為此不惜打了場太洋戰爭、不惜使用了原子彈。這個戰略原則迄今仍然有效：“沒有永恒的敵人，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客觀存在不變，建立在客觀存在上的利益關系就不變，戰略自然就不會變。奠定西方國家對華戰略的根據——通過義和團運動認識到的“中國老百姓具有無窮潛力”這個客觀存在沒變，西方國家“讓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對華利益基礎就不變，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就不可能變。中國人不認清這條，就不可能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

2005年8月11日，發明了“和平撅起”的鄭必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演講時苦苦哀求美國“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 、“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面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么可以擔心的呢?”——顯然他以為憑花言巧語、奴顏婢膝、三寸不爛之舌和妙筆生花之類主觀夸張就可以改變美國的對華戰略，使美國改變“讓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如果自己得不到又無法阻止別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計毀掉，寧可誰也得不到”的戰略原則，放棄遏制中國、瓦解中國、毀滅中國的戰略。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們自命不凡，卻連“戰略只認現實不動感情、不相信言詞，不相信眼淚，不為任何非利益因素左右”這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居然以為憑自己的一張爛嘴就可以改變日本用戰爭都沒能改變的東西——西方國家的戰略原則。你那一套欺負國內無權無勢不得不任你胡說八道的中國老百姓還行，想拿來忽悠美國佬門都沒有。人家算盤比你精多了：是把國家的安全、自己的核心利益寄托在俄羅斯只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而不出普京、中國只出蔣委員長、汪精衛、胡亂邦、鄧三科而不出毛澤東之類的碰運氣賭博上靠得住，還是建立在自己動手抓住機會把潛在對手一勞永逸大卸八塊地斬草除根上靠得住?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們整天冷嘲熱諷義和團迷信無知、裝神弄鬼，他們自己呢?義和團試圖用吃符念咒改變洋槍洋炮打死人的戰術性客觀規律;他們試圖用花言巧語改變用戰爭、用原子彈都不能改變的戰略性客觀規律;中國老百姓的義和團式的愚昧是一時的、不重復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鄭必堅式的愚昧是永久的、沒完沒了的——義和團運動之后中國老百姓反抗侵略時還繼續吃符念咒、用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嗎?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呢?從八國聯軍到現在，從胡適的“出賣靈魂的秘訣”到鄭必堅的“和平撅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前赴后繼地重復“試圖用花言巧語改變用戰爭、用原子彈都不能改變的戰略性客觀規律”的愚蠢，整天象小丑一樣到處一廂情愿死乞百賴地要跟別人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讓人當猴一樣耍來耍去還自鳴得意。要說迷信無知愚昧發昏，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比當年的義和團不知嚴重多少倍。愚昧得如此不可救藥，還有臉喋喋不休地嘲笑只出現過一次錯誤的義和團，實在厚臉皮，可氣可笑可恥可悲可鄙又可憐。

　　4、義和團運動導致八國聯軍給中國社會強奸出一個洋狗雜種新群體——現代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

　　義和團運動不但使西方國家認識到中華民族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獅，而且準確地判斷出睡獅昏睡的根源：統治階級腐敗、上層社會劣等——“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只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至於官吏人員，則為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要實現西方國家“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戰略目標，就必須保護并發揚這使睡獅昏睡的根源——統治階級腐敗、上層社會劣等。然而義和團運動證明滿清和中國舊有的文人“買辦精英”不能滿足西方對華戰略的需要——雖然滿清王朝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在愚民方面干得非常出色，極其成功地把幾億頭等的中國老百姓變成劣等的麻木不仁的一盤散沙、昏睡的獅子、使西方任何蒼蠅都可以落在獅子身上耀武揚威，但西方列強通過義和團運動發現中國原有的愚民體系有個巨大的漏洞：以中國的國粹儒教為基礎。儒教的“上智下愚”、“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固然能有效地愚民，但有個致命的問題：儒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土特產，只有愚民的內容，沒有反民族主義的內容。用儒教愚民使中國老百姓雖然被麻木不仁、一盤散沙、陷入昏睡，卻仍然保持著最基本的東西：民族精神，因而保留著瓦德西報告中說的不能瓜分中國的種種因素——“均系屬於一個種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還導致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上流階級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只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的情況。西方國家要確保“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戰略目標，就必須動大手術，用新的充滿“反民族主義”內容的愚民教育體系取代儒教體系，這樣才能不但使中國繼續保持“統治階級腐敗、上層社會劣等”的狀態，而且堵住一切漏洞，徹底消滅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反抗精神，實現“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對華戰略。具體辦法就是徹底廢除中國原有的全部教育體系，用精心設計的、以徹底消滅中國民族主義為宗旨和核心價值觀的殖民教育體系取而代之，確保中國未來的知識界、未來可能的統治階級成員全部經過徹底的反民族主義洗腦教育，完全喪失民族精神。這就是為什么義和團運動前從未聽說過給中國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或非洲黑人辦過大學的西方國家在義和團運動后偏偏開始熱衷于給中國人辦大學的真正原因——沒有義和團運動，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眼里跟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土著沒什么本質區別，都不過是一群跟野生動物差不多的“劣等人”，想怎么著就怎么著，說滅絕就滅絕了，說當奴隸就當奴隸了，不需要區別對待，不需要專門優待培養統治階級上層“買辦精英”，因此也就不需要專門給他們辦大學。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國家改變了政策，確定了以華制華“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大原則，有了批量生產奴才代理人的需要，這才有了西方國家在中國開辦大學、培養現代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的全套舉措——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

　　瓦德西的報告不是說中國睡獅覺醒的必要條件是“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嗎?那么要不讓中國睡獅覺醒，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行了：一是讓中國產生不出“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二是讓中國即便產生了“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也當不成領袖。怎么實現?拿破侖不是說：“獅子統帥的綿羊軍隊強過綿羊統帥的獅子軍隊”嗎?可見不怕領導豬，就怕豬領導。既然如此，那就精心設計建立一套殖民+愚民的教育體系，專門培養當領導的豬，或者說專門培養豬當領導。具體做法就是在“幫助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名義下徹底控制改造中國的教育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體系，使之全面徹底地殖民地化，以便成批生產出腐敗、劣等而又沒有民族主義的豬一樣的現代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讓他們霸住一切權力職位。這就能讓中國只能產生豬領導，產生不了“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即便產生了也沒機會成為領袖，因為一切領導位置全部被豬領導占住了。做到了這些，不就能實現“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大目標了?

　　中國現代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能誕生、能生存全虧義和團運動。沒有義和團運動就根本不會有什么中國現代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每個中國人的最終命運將跟當年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差不多：被消滅或被當奴隸販賣，人人都一樣，不會有本質區別。中國現代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靠著義和團的流血拼命獲得生存權、踏著義和團的尸體出生、喝著義和團的血汗——“退還”庚子賠款長大，卻從出娘胎起就對義和團咬牙切齒不共戴天，從誕生到現在一百多年一直沒完沒了不歇氣地詛咒辱罵義和團。這不奇怪，因為作為整體，中國現代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本身就是西方國家對華戰略需要的產物，是西方國家人工制造出來強加給中國社會的怪胎群體，是八國聯軍特地強奸出來統治中國、壓迫中國、滅絕中國老百姓民族主義精神、確保“使中國睡獅繼續沉睡、永遠沉睡”的專用洋雜種、狗雜種、洋狗雜種。 .

　　世界上一切主權國家的現代高教體系都是本國人按照本國的需要建立起來的，唯獨中國的現代高教體系是西方國家按照侵略中國的需要建立起來的。一切主權國家的現代高教體系都是本國自主發展建立起來的，唯獨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是西方國家用武力打敗中國后替中國“設計”建造的。一切主權國家的高教體系都是國家主權的產物，唯獨中國的高教體系是戰敗國喪權辱國的產物。一切主權國家的現代高教體系都以肯定本國歷史本民族文化為基礎，唯獨中國的現代高教體系以徹底全面否定本國歷史本民族文化為基礎，突破點就是否定義和團運動——西方國家在中國建立的整個西式教育體系的基礎和前提就是徹底否定義和團運動、妖魔化義和團運動。任何進入這個體系的人從一開始就會處于各種有形的、無形的、無孔不入的、無微不至的以徹底否定義和團運動為突破口的反民族主義教育大環境的包圍之中：“義和團運動招來戰爭”、“義和團運動導致災難”、“義和團運動給中國帶來奇恥大辱”、“義和團運動證明民族主義是災禍”、“義和團運動證明中國人再也不能鬧民族主義熱了”、“義和團運動證明中國文化劣等、老百姓素質低”、“義和團運動證明中國什么都不行”、“現在的教育體系是汲取義和團運動教訓的結果”、“沒有義和團運動的災難就沒有中國的現代教育”、“退還庚子賠款辦教育是西方國家文明先進的證明”、“中國人被西方人看不起全因為中國人鬧義和團”……只要否定義和團、貶低義和團的大前提不變，對這套教育體系的任何認同本身實際上就意味著對戰敗國喪權辱國的變相肯定，其結果就是任何人只要進入這個體系就無時無刻不在被洗腦、被精神強奸——用“普世價值”強奸民族自尊。頂得住這種洗腦強奸、保得住自己民族主義精神氣節的就是人，就能從中國人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就是洋奴知識分子;頂不住的就是狗，就是西方國家期望的洋雜種、狗雜種、洋狗雜種，就毫無民族氣節，就只會從西方國家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就是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世界一切主權國家中，只有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是西方國家精心設計的、以“當狗不當人”的強制性洗腦灌輸為基礎和核心價值觀的大系統。義和團運動之后的中國社會一切行業所有人士中，只有知識界的人和由知識界出來的人(例如“有學歷的官員”、“知識型官員”、“學者型官員”、儒商、買辦、記者、編輯、律師等)百分之百、毫無例外、一個不漏地經受過這種“當狗不當人”的教育體系全面、徹底、潛移默化然而強制性的洗腦灌輸和精神強奸，存在“當狗還是當人”的選擇，存在“是狗還是人”的疑問，存在群體性的國家忠誠問題和民族認同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知識界選擇當人的居多，能學以致用的理工自然科學專業的人選擇當人的居多。毛澤東時代前后的知識界選擇當狗的居多，學人文專業或學理工自然科學專業半途而廢的人選擇當狗的居多。明白了這些才能明白為什么當今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只有中國的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會那么仇視、那么鄙視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會那么不遺余力、不厭其煩、無孔不入地貶低自己國家的歷史和自己民族的文化，會那么徹底、那么無條件地否定自己國家的一切、崇拜西方國家的一切(見附錄：“有群畜生，高論如下”)。道理很簡單：世界上所有主權國家的洋奴知識分子中，只有中國的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是從“當狗不當人”的反民族主義教育體系培養訓練出來的，有個群體性的“是人還是洋雜種、狗雜種、洋狗雜種”的甄別問題。 .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說：“百年來中國一直沒有走出義和團陰影”——不對。不是“義和團的陰影”，而是“辛丑條約的枷鎖”;不是“沒走出”，而是“不準掙脫”。正確的說法是：“百年來一直不準中國掙脫辛丑條約的枷鎖”。是誰百年來一直不準中國掙脫辛丑條約的枷鎖?就是大喊大叫“百年來中國一直沒有走出義和團陰影”的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是他們這些洋狗雜種迄今依然把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當成金科玉律，強迫中國不折不扣的按照辛丑條約的一切規定辦事，不準中國越雷池一步：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嚴禁民族主義：“爾百姓平日食毛踐土，具受國恩，乃敢逞其好勇斗狠之私，習為符咒邪妄之術，拒捕戕官，殺害各國人民，肆無忌憚，遂爾肇此奇禍，上貽君父之憂，追念之余，尤深痛恨。業經嚴飭各路統兵大臣，實力剿辦，務凈根株”、“何得輕聽謠傳，藐視刑章，逮事敗之后，黠者遠揚，懦者受戮，法所難容，情實可憫。自此次嚴諭之后，各宜悔悟自新，痛改舊習。如再有怙惡不悛之徒，私立、擅入仇視各國人民各會，持械格斗，公然劫掠，將首從各犯，嚴密查拿，盡法懲治，決不寬貸。各省將軍、督撫大吏，均有牧民之責，務各嚴飭所屬，剴切曉諭，并將此次諭旨，刊刻謄黃，遍行張貼，務使家喻戶曉，勉為善民，以無負朝廷諄諄誥誡，辟以止辟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自今以往，其各振刷精神，捐除成見”。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不遺余力、不厭其煩、無孔不入地貶低中國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徹底、無條件地否定中國的一切、崇拜西方國家的一切還不算，發明了“愛國賊”、鼓吹禁止使用“漢奸”一詞還不算，連“民族主義”這個字都聽不得，一聽就要罵。至于看見老百姓愛國保釣上街游行就更不得了，又跳又嚎歇斯底里大發作：“義和團式愛國”、“暴民狂熱”、“納粹式民族主義瘋狂”、“民粹恐怖”…… .

　　有篇網文寫道：“據報道，發生在廣州的游行示威人數最多，有成千上萬人，同時打砸事件也較多。廣州警方拘捕了7名打砸汽車的嫌疑人，抓獲了3名砸碎鋪面門玻璃的嫌疑人，還行政拘留了1個損毀廣告牌的人，總共就是這么多。其它城市如青島、西安都沒有廣州嚴重。仔細算算，混在游行示威隊伍中的違法犯罪人數不過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而已。可是這樣一點問題，竟成了正人君子、文人雅士們的口實，什么‘義和團’啦，‘暴徒化’啦，‘非理性’啦，‘愛國遮羞布’啦，‘匪氣’、‘戾氣’啦，在網絡上鋪天蓋地。正式的官方媒體對游行示威真實情況的報道極有限，而對其中的違法犯罪現象卻渲染得很厲害。讓人乍一看，好像這次發生在中國的群眾愛國示威游行出了大問題，非得采取強硬手段制止不可了，至少也得‘冷靜’下來。其實，現在中國一年要處理一百多萬件刑事案件，平均一天就有2700多件。今年‘九一八’前后幾天的全國示威游行中，發生的違法違紀現象加起來充其量不過幾十件。這樣一比較就可以得出結論：群眾游行示威的秩序是很好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游行群眾是很理性、很冷靜的。為什么有人要造聲勢抹黑它呢?令人費解。有網友解釋說，因為中國是個盛產漢奸的國度，也許是吧。”——不是“也許”盛產漢奸，而是“就是”盛產漢奸。就憑這個西方國家精心設計的以批量生產洋狗雜種為真正目標的教育體制，中國豈能不盛產漢奸?保釣游行示威人數成千上萬，暴力犯罪的不過數人，去掉專門從香港派過來蓄意制造事端的，真正的犯罪率才多少?如今中國社會犯罪那么嚴重，黑社會那么猖狂，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們何曾大驚小怪過?他們破口大罵“打黑就是黑打”時何曾在乎過“匪氣”、“戾氣”、“非理性”、“破壞社會秩序”、“暴力犯罪”、“暴徒化”、“法西斯匪徒”之類?一碰上搞愛國游行，因幾個人的問題就硬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全部都算成“罪犯暴徒”，為什么?如果因為有人打砸搶就禁止愛國游行示威，那為什么不因為社會有黑社會就把整個社會拆了?為什么不因為吃飯噎死人就禁止吃飯?為什么不因為有車禍就禁止開車?為什么不因為有空難就禁止航空?這就是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們的一貫邏輯：對他們反對的東西就專門刁難，哪怕出一丁點問題也不行(不出問題也給你制造出問題來，象這次專門從香港派人來制造暴力事件一樣)，必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量夸大，全盤否定。面對這種蓄意刁難，要想不挨罵就只能啥也別干——“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就是這么來的。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要的就是這種結果。

　　如今中國人一說民族主義，賀衛方之類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就跳出來把這跟“納粹法西斯民族主義狂熱”扯到一起。他們故意隱瞞了一個事實：納粹是借民族主義侵略別國，中國呢?是借民族主義侵略別國嗎?根本不是，而是遭受侵略時靠發揚民族主義保衛自己。用民族主義保衛自己是一切主權國家的權利，何罪之有?把遭受侵略的中國與侵略別國的納粹等同對待本身就是對中國的蓄意侮辱。把用民族主義保衛自己與借民族主義侵略別人一視同仁更是居心險惡，是在“反侵略”、“反納粹”的漂亮旗號下剝奪中國的自衛權。賀衛方是搞法律的，他豈能不知這二者的本質區別?顯然他的真正用意是：因為納粹德國是戰敗國，所以被剝奪了宣揚民族主義的權利;而中國也戰敗國，所以也必須被剝奪宣揚民族主義的權利——什么戰敗國?八國聯軍時代的戰敗國。根據辛丑條約，中國不得宣揚民族主義。賀衛方們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合法政權，當然也就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辛丑條約之舉的合法性，因此他們堅持辛丑條約依然有效，堅持中國的戰敗國地位，堅持按辛丑條約的規定辦，所以才那么堅決繼續剝奪中國被辛丑條約剝奪的用民族主義保衛自己的權利，才一見中國人宣揚民族主義就大叫大嚷歇斯底里大發作。只有堅持用辛丑條約繼續剝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權利的洋狗雜種才會如此。 .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向外國賠償巨款。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傾家蕩產當減免外債當“負責任大國”、億萬外匯買白條……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自毀長城，拆除大沽炮臺、防御工事、禁止進口武器發展軍事力量。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運十下馬、軍隊經商、“兩彈一星破壞了中國民主進程”、“主動裁軍顯示誠意”、“銷毀核武器、向美國買安全”、“不要用我交的稅造航空母艦”……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派專使登門請罪：“欽派醇親王載灃為頭等專使大臣赴大德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暨國家惋惜之意”。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主動上門請人“消氣”。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樹碑立傳為抵抗侵略悔過：“在于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把參加八國聯軍的八個國家請來，協助在圓明園遺址建立一座大學，就叫八國聯軍大學”、“庚子國變真相：八國聯軍是一支國際維和部隊”、“無論圓明園被燒也好，八國聯軍入侵也好，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不懂國際法，咎由自取”…… .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把經濟命脈交給外國人：“由中國國家將全數保票一紙交付駐京諸國欽差領銜大臣手內，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國特派之官員畫押。此節以及發票一切事宜，應由以上所述之銀行董事各遵本國飭令而行。”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勾結世界銀行共同消滅國企、任憑國際壟斷財團把持中國經濟命脈、連自來水都賣給外資……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必須準許外國在中國領土駐軍：“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如今的中國洋狗雜種們呢?眼睜睜看著外國軍隊強占南海諸島和釣魚島卻光說不練，還叫嚷“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把東海變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默許美國向臺灣賣武器…… .

　　所有這一切證明，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是名符其實、不折不扣的八國聯軍強奸出來的洋雜種、狗雜種、洋狗雜種。他們到這個世界上是帶著任務來的，帶著使命來的。(不見他們整天嚷嚷“使命感”、“洋奴知識分子的使命”嗎?)什么使命?洋人的使命：替洋人控制中國老百姓，確保“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嚴禁中國民族主義。他們是辛丑條約的執行監督人——不，執行監督狗，而且極其認真嚴格：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雖然辛丑條約已經被新中國徹底廢除，雖然簽訂辛丑條約的八國有的已經不復存在(奧匈帝國、沙俄)，有的已經風水輪轉，從戰勝國變成了戰敗國(德國、日本)，中國已經不再是戰敗國，但這些八國聯軍強奸出來的洋狗雜種們一概不管，仍然忠于職守，仍然頑固地、一絲不茍地逼中國遵循那早已飛灰煙滅的辛丑條約強加給中國的一切屈辱。原主子都不在了、理論上已經喪了家還如此忠心耿耿，實在是天下走狗之楷模。有如此死心塌地洋狗雜種把關，別說一百多年，就是再過幾百年中國照樣掙脫不了辛丑條約的枷鎖——用洋狗雜種們賊喊捉賊的話說是“中國還沒有走出義和團的陰影”。(廢話，就憑這群死心塌地的洋狗雜種，怎么走得出去?)

　　有人說：西方國家幫中國辦學畢竟是好事，畢竟幫中國建立了現代教育體系、培養了一批現代洋奴知識分子，成績還是主要的。

　　表面上看似乎如此。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西方“幫助”中國設計的教育體系有兩重性：一方面給你點東西，一方面拿走你點東西。給你的東西：希臘神話、圣經、“西方文明”、“普世價值”、若干現代知識……拿走你的東西：民族精神。一切要害在細節——“魔鬼都在細節中”。看看網友“法之魄”的文章“為什么某些‘洋奴知識分子’仇視開國領袖，歌頌民國好”(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47/48/17/3_1.html)就能知道其中的鬼名堂： .

　　——“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梁啟超……雖然確實是名聲如雷貫耳，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學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學、外語、歷史、哲學、藝術之類，卻很難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在民國前期，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占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學里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

　　——“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在學成之后，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后，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武之地。”“在民國前期的大學里，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民國時代的舊中國，明明最缺的就是現代化工農業，最落后的就是現代科學技術，但卻偏偏只培養了這么少的一點兒理科大學生，其中很多最優秀的人才還要移民出國，對一個好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有啥用啊!民國的工業要能發展得起來，那才是有鬼了!” .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至于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后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于親美、親英。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于滲透上層建筑，后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并不怎么愿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制造競爭對手。”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于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當時北洋政府撥下來的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桿子的大師們去鉆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

　　——“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我黨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里，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看了這些就能明白西方國家在中國建立的高等教育體系時玩的貓膩了：“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于滲透上層建筑，后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并不怎么愿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制造競爭對手”——重文科、走仕途、拿超乎尋常的高薪，一能收買人心，讓權貴們發現西式教育乃子女今后晉身之階;二能借這些“買辦精英”之筆美化洋人支配的殖民地的中國，以至于今天許多小青年還從他們筆下以為民國時代的中國簡直如同大觀園，那時的中國人簡直如同大觀園里的公子小姐們那樣情切切玉綿綿一片和諧;三能耗光中國有限的資源：“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桿子的大師們去鉆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看見了吧?西方為中國設計的“現代教育”雖然改頭換面，但本質跟過去儒教的“學而優則仕”、讓只會耍筆桿子的文人當官那一套沒什么區別，只是已經巧妙地去掉了認同民族主義的一切內容，這就完全適合西方國家以華制華、“確保中國睡獅昏睡、永遠昏睡”的對華戰略了。在這個大前提下，安排少得可憐的一點理工科教育做點綴無傷大雅：中國的主要資源已經被文科官宦教育吃掉了，要搞稍微象樣一點的現代科學教學實驗設備就無能為力了。中國人要學理工科的真本事就只能出國留學。如果學得出來，最出色的西方國家自己就留下了，正好撈中國的人才。其它的任你回中國好了，反正舊中國沒什么象樣的工業，學理工的想回國后學以致用沒多少機會。如果不得不改行當官對西方國家來說更好。這筆帳怎么算西方國家都不吃虧。這個底牌平時看不出來，關鍵時期才露了餡：新中國成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大力吸引理工科留學生回國，理工科人才回國都有用武之地，對促進中國工業化大有幫助。此時西方國家的政策立即變了，越有真才實學的理工科人才越阻撓你回國——西方國家阻撓過錢學森回國，阻撓過張維迎回國嗎?對中國只封鎖高科技，封鎖過經濟學家、律師、牧師嗎?——西方國家“幫助”中國建立的高教體系的殖民教育本質由此可見一斑。 .

　　理工專業的興旺程度和吃香程度跟國家的性質狀態直接有關。殖民地社會的教育體系與先進的理工教育決不相容。搞理工的實事求是說實話才能成功。搞文科的吹牛夸張說謊話才能成功。搞理工科的吃香的時代必是說實話吃香的時代，搞文科的吃香的時代必是說謊話吃香的時代。政治清明社會繁榮的時代搞理工的受尊敬;政治黑暗社會腐敗的時代搞文科的受歡迎。學理工專業的人的出路跟國家命運密不可分。學文科專業的人的出路跟國家命運的關系卻不一定，甚至國家垮了才有出路。國家工業化，學理工有用武之地。國家工業衰敗，學理工前景暗淡。理工科吃香的時代必是社會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時代。理工不吃香文科吃香的時代必是必是社會撒謊成風腐朽沒落走向衰敗的時代。毛澤東時代中國迅速工業化，學理工科技的人供不應求，西方國家給中國“設計”的重文輕理的殖民教育格局被打破了。如今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又想方設法用種種借口排斥理工專業的人員，特別借口“法制社會”、“司法改革”為恢復“文人至上”、“文科至上”、恢復到西方國家給中國“設計”的重文輕理的殖民教育格局大造輿論。“模范黨員律師”陳有西說：“工程師都是造機器的，造機器的方法怎么能夠治理好國家?一個問題解決不了，他就拿榔頭來硬敲了。所以中國經濟運營硬著陸、軟著陸不斷。”“法政官僚治國就是現在，正在開始。這樣說，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謙虛?沒有什么好謙虛的。因為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必然規律。”(陳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演講”

　　用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列舉的“不能瓜分中國”的種種因素跟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一對照，就可以發現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實際上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摧毀這些因素：

⑴   、瓦德西：中國人“均系屬於一個種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想方設法把“民族主義”變成一個貶義詞，大肆宣揚“普世價值高于一切”、“為了民主分裂”，千方百計摧毀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創造條件。

⑵   、瓦德西：中國人“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無孔不入貶低嘲笑中華民族的一切、讓人們相信中國是“劣等文化劣等人”，拼命摧毀中國人的民族自尊，不讓中國人“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

⑶   、瓦德西：“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言傳身教不擇手段破壞一切道德公德，造成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爾虞我詐寡廉鮮恥，拼命把中國人變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

⑷   、瓦德西：“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掀起社會性腐化墮落花天酒地揮霍浪費紙醉金迷的歪風，想方設法使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不再能夠“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

⑸   、瓦德西：“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環境污染、食品污染、假酒、假藥、毒奶粉、毒大米、毒食品添加劑、轉基因主糧……

⑹   、瓦德西：“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無孔不入詛咒義和團、大罵中國人面對侵略的一切反抗、大罵“愛國賊”、不遺余力把“民族主義”變成貶義詞、大肆宣揚“和諧世界”、“融入世界”、“活命第一”、“絕對不抵抗”…… .

　　等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把瓦德西列舉的所有那些不能瓜分中國、毀滅中國的因素一一消除干凈，瓜分中國、毀滅中國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們的全部作為證明他們這個群體完完全全是西方國家“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的戰略需要的產物——成批生產出腐敗、劣等而又沒有民族主義的豬一樣的現代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讓他們霸住一切權力職位。讓中國只能產生豬領導，產生不了“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他們的的確確帶著洋人的任務來的，帶著洋人的使命來的：替洋人控制中國老百姓，確保“使中國睡獅繼續昏睡，永遠昏睡”，嚴禁中國老百姓有民族主義。他們的的確確是西方國家專門強奸出來統治中國、控制中國、瓦解中國、毀滅中國的洋狗雜種別動隊。

　　明白了這點就能明白不管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如何天花亂墜妙筆生花，真正的目標只有一個：讓這幫洋狗雜種當權賣國——“改革”不管如何改，必定是讓這幫洋狗雜種們占老百姓便宜、喝老百姓的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普世價值”不管如何吹，必定是落實到讓這幫洋狗雜種們消滅中國人的民族自尊、舔洋大人屁眼。“干部知識化”、“沒有文憑不提拔”、“民主選舉”、“法制天下”等等不管如何大肆宣揚，必定是只準這群洋狗雜種當官當權，權力只準落到這幫洋狗雜種手中。結果：不是洋狗雜種當不了官，當官的全成了洋狗雜種。后果：無官不貪。毛澤東時代為什么沒有這種事?當干部不靠文憑靠實干，洋狗雜種吃不開。結論：哪里被這幫洋狗雜種把持，哪里必定腐朽墮落丑陋黑暗虛偽陰險烏煙瘴氣邪惡無比。如今不管是官場、商場還是學界，哪里不如此? .

　　只有真正認識到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意義，才能明白西方國家為什么要在義和團運動后“幫助”中國建立西式高校體系，看出暗藏在這個體系中的殖民奴化教育內涵，才能明白現代中國知識界的殖民出身性質，看到中國所有知識界出來的人都毫無例外地經受過反民族主義的洗腦和精神強奸、都有“當人還是當洋狗雜種”的區別這個最特殊的情況。只有認識到這一切，才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盛產漢奸”、為什么中國知識界跟其它任何國家的知識界都不同，居然有那么多人那么蔑視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這不是因為“中國人素質低”、“中國文化低劣”，而是因為“西方國家‘幫助’中國建立在以妖魔化義和團為突破口的反民族主義基礎上的中國現代高校體系使中國知識界的人不是當人就是當狗”這個“根”產生出“中國知識界洋狗雜種充斥”、“中國社會所有成員只有知識界出來的人存在群體性國家忠誠問題和民族認同問題”這樣的“果”。

　　5、從義和團運動和“九一八”看“人民創造歷史”與“‘精英’創造歷史”

　　義和團運動是“人民創造歷史”的典型范例：直接挽救了中國、直接改變了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和全球戰略，從而改變了世界歷史走向、直接導致西方國家確定了迄今仍在執行的對華戰略根本原則、導致八國聯軍給中國社會強奸出一個洋狗雜種新群體——現代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二十世紀中也有一個“‘精英’創造歷史”的典型范例：“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讓日本輕而易舉獲得了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實力空前增長，侵略野心極端膨脹，決心全面侵華，一口把整個中國吃掉，從此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原、南京大屠殺……

　　人民群眾通過義和團運動創造的歷史挽救了中國。文人“買辦精英”通過“絕對不抵抗”創造的歷史斷送了中國。是中國老百姓又一次挺身而出不屈不撓奮不顧身拼死抵抗，又一次以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又一次以巨大慘重的犧牲為代價再次改變了歷史，挽救了中國。人民創造的歷史挽回了“買辦精英”斷送的歷史。 .

　　有人會不服氣：打敗日本的主力是美國，改變“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造成的歷史的主力是美國，能算“人民創造歷史”嗎?

　　不對，抗日戰爭的主力是中國。美國總統羅斯福親口承認沒有中國拖住日本，美國戰勝不了德國，也就無從騰出手來打日本。如果沒有中國老百姓不屈不撓堅持持久戰，中國支持不下去投降了日本，美國想插手亞洲也沒機會了。而且還有個問題：美國為什么要反對日本獨占中國?“不得瓜分、不得獨吞”的對華戰略。這個戰略是從哪兒來的?義和團運動。換句話說，美國不準日本獨占中國、為此不惜打太平洋戰爭的總戰略是義和團運動的成果。由此可見，即使把打敗日本的主要原因算到美國頭上，追本溯源還是義和團運動的功勞——沒有義和團運動，就沒有美國這樣的亞洲戰略。即使要謝美國，那也得謝美國的亞洲戰略，就得謝促使美國制定這樣的亞洲戰略的人，就得謝義和團——不管怎么拐彎抹角也回避不了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成果。

　　中國文人“買辦精英”一貫瞧不起人民群眾，一貫口誅筆伐妖魔化義和團，一貫宣揚“買辦精英”創造歷史。既然如此，那就算算賬：他們誕生一百多年來究竟創造了哪些歷史?從義和團時代的中國到今日中國這一百一十二年中，文人“買辦精英”們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扭轉了中國的命運?扭轉成什么樣?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在這一百一十二年里，中國文人“買辦精英”唯一的一次直接改變中國命運的“貢獻”就是“絕對不抵抗”。他們其它什么都沒干，唯一做的事就是罵人，誰干實事罵誰——罵義和團、罵辛亥革命、罵北伐、罵農民運動、罵共產黨、罵土地革命、罵八路軍“封建割據”“游而不擊”、罵解放戰爭“自相殘殺”、罵土改、罵抗美援朝、罵公有制、罵工業化、罵合作化、罵“兩彈一星”……中國從八國聯軍時代的處處挨打變為今日的世界核大國，如此巨大的變化全是中國老百姓前赴后繼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反復摸索不斷實踐的結果，是以無數生命鮮血眼淚辛勞為代價換來的結果，是毛澤東領導中國老百姓腳踏實地干出來的，有無數錢學森那樣的名符其實的洋奴知識分子的貢獻，但沒有中國文人“買辦精英”的尺寸之功和舉手之勞。即使今天中國萬億美元外匯也全是民工，尤其是農民工的功勞，沒有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半分血汗貢獻。而這些洋狗雜種卻永遠以“一貫正確”的姿態破口大罵，專罵干實事的。如果只看他們說的，不看他們做的，當真會以為他們是不會犯錯誤的圣人。但仔細一拉賬單，不對了，原來百年以來他們啥也沒干，唯一干的事就是給中國老百姓帶來無窮浩劫的“絕對不抵抗”，干了還從來不認帳，別人吸取教訓他們還破口大罵——毛澤東吸取了“九一八”時“絕對不抵抗”的教訓：“打得一拳開，防得百拳來”，決策抗美援朝，他們象被挖了祖墳一樣歇斯底里狂吼亂罵，幸災樂禍抗美援朝的犧牲……這一系列事實無情地證明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是不折不扣的罵人專業戶，專罵為中國干實事的，專捧壓榨老百姓血汗的。所謂“精英創造歷史”根本就是彌天大謊。不算這筆歷史帳還真不知道，一拉歷史的賬單才發現這伙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真他媽不是東西，不折不扣洋人強奸出來的專門跟中國人作對的洋狗雜種。 .

　　如此算了總帳才發現老百姓被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們騙苦了：整天光聽見他們罵，被他們的罵聲攪得暈頭轉向，他們罵什么就趕緊注意被他們罵的人和事，卻忘了反過來看看這些罵人的人自己究竟干了什么。這就等于被他們牽著鼻子團團轉了。對這群洋狗雜種，必須：

　　——不但要看到他們說了什么，還要看到他們沒說什么;不但要看到他們讓你注意什么，還要看到他們不讓你注意什么;不但要看到他們允許你看到什么，還要看到他們不允許你看到什么。

我在大學學的是理工，出國后再沒上學學過中文和中國歷史，所有的中文和中國歷史知識底子全來自中學教育，可以說我的中文和中國歷史的教育程度就是一個中學生的水平。過去我從來沒仔細琢磨過義和團運動，一是想當然地以為那是歷史學家的事，用不著我操心;二是覺得那是中國人心中的瘡疤，一碰就難受。直到今年中國老百姓“九一八”保釣游行后文人“買辦精英”們大罵“義和團式愛國”才引起我的注意，對義和團運動仔細分析思考了一番。這下才發現義和團運動不僅完全被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們歪曲了，是非黑白被徹底顛倒了，而且相當多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過去對義和團的認識完全錯誤，錯就錯在根本沒看到義和團運動的真正歷史意義，沒看到義和團運動實際是近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水嶺，沒看到今日中國的一切甚至亞洲歷史其實都與義和團運動有關。更錯的是把本該自豪的東西當成了恥辱，不知不覺上了西方殖民主義教育體系的當而不自覺。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

　　決心寫此文的另一原因是：我一開始很不理解：百年來那么多“專家”、“教授”、“學者”、文人“買辦精英”不知就義和團運動作了多少研究、發表過多少文章，為什么竟然沒見一個人切切實實地道出義和團運動真正的積極的歷史意義?象義和團運動與西方國家改變對華戰略、不再瓜分中國、變直接侵略為間接侵略、在中國辦大學等政策的關系、義和團運動與英美改變亞洲戰略、英日結盟、日俄戰爭、華盛頓條約、太平洋戰爭的關系……所有這一切明明白白是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效果，為什么我，一個毛澤東時代普通中學生一個月就看出來的東西，那么多“專家”、“教授”、“學者”、文人“買辦精英”一百多年都沒看出來?為什么他們會認為“義和團運動無論其理論還是其實踐，都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為什么他們上百年的“研究成果”就是除了大罵義和團還是大罵義和團?我當然不會如此狂妄自大，當真以為自己比別人都聰明，也不會學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專門欺負殘疾人，動不動就罵別人“腦殘”、“智障”、“無知”、“愚昧”、“劣等”。唯一的解釋就是我是按正常人的思路想問題而他們不是。正常人的思路是平起平坐，對等換位：假定自己處于對方的位置上，從對方的利益關系角度出發看問題，這樣來看西方國家在義和團運動后的對華戰略的演變、亞洲戰略的演變、英日同盟的利害關系等等，一切立刻一目了然。如果不把自己擺在正常人的位置上，根本排除了“從西方國家戰略決策的角度看問題”的可能而只從中國挨打的角度看問題，那自然想都不會去想上述一切為什么發生。這是如今中國“學者”們最常犯的毛病。有篇網文“德國軍事專家談釣魚島讓國內專家汗顏”寫得很精采：

　　——“如今中國學者們在思考國際力量對比時常犯一個錯誤，那就是沒有學會從對手的角度看問題，一味強調自身的弱點而畏懼對抗，這本身就是中了對手的訛詐之策。就保衛釣魚島戰略而言，中國人并沒有看清美日對中國的恐懼，處處強調韜晦，這導致喪失戰略主動權。” .

　　——“中國軍事學者不但與西方軍事教育脫節，而且也與中國老一輩軍事家思想脫節，其中明顯一點就是缺少必勝精神，顧忌太多，自己嚇唬自己。”

　　——“中國軍事學者的觀點大多出于美國提供的觀點與研究結果，其中當然有許多是美國人有意釋放出來的，這造成了中國學者跟著美國意圖思考的弊病。”

　　——“應當了解中國的對手戰略意圖，然后評估對方的戰斗意志與方式，再然后評估敵我實力對比，之后才能制定戰略戰術。”

　　——“中國最可怕的就是畏懼本身，沒有聽說一個13億人的國家整體怕失去朋友的，中國人民與中國人民就是最牢靠的盟友，比北約加上華沙國家人口更多。只要有‘以戰止戰’的決心，沒有那個國家敢得罪中國，誰也不敢與永遠無法消滅的中華民族戰斗到底。”

　　為什么“沒有學會從對手的角度看問題，一味強調自身的弱點而畏懼對抗”?只有一種解釋：內心深處沒把自己當成與對方平起平坐的人，本能地將自己看得低人一等。這實際是狗的思維方式——只有狗才決不會“換位思考”，決不會把自己看成人，看成能跟主人平起平坐、可以從主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的人。正是這讓我發現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原來是一群洋狗雜種：他們自己把自己擺在了洋人走狗的位置上，不由自主地從狗的角度看待一切，當然也就沒法看見從人的角度能看到的問題。 .

　　——對狗來說，主人永遠正確;對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來說，洋人永遠正確;

　　——對狗來說，主人不管如何拳打腳踢都是愛撫，都是為自己好;對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來說，洋人不管如何侵略壓榨殺人放火都是“文明”，都是幫中國“進步”、“文明”;

　　——對狗來說，主人不管賞什么殘湯剩飯爛骨頭都是好意，都是抬舉恩惠山珍海味;對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來說，洋人不對中國干了什么都是好意，都是“先進文明”、“先進生產力”：八國聯軍打進來是“國際維和”，辛丑條約沒割地是因為洋人寬洪大量，“退還”庚子賠款辦大學是因為洋人慈善為懷以德報怨……

　　——對狗來說，主人之間的事跟自己毫無關系，問都不該問，想都不必想;對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來說，洋人之間的事跟自己毫無關系，問都不該問，想都不必想：英日同盟與自己無關，日俄在中國東北打仗與自己無關，華盛頓公約廢除英日同盟與自己無關，美國怎么制定亞洲戰略是美國人的事，美日矛盾是美國日本之間的事，中國只能逆來順受，等著洋人發慈悲…… .

　　不過如果以為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只會模仿狗也不正確，狗做不到的事人家能做到。比如一家的主人窩里斗，打得盤子碗滿天飛，狗決不會撲上去叼住一個爛盤子當成主人賞的肉骨頭津津有味拼命嘬，嘬不出味道還一個勁地檢討自己味覺退化。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則有這種本事：譬如美國媒體揭露美軍虐囚，美國人自己吵得不可開交，中國文人“買辦精英”(“洋奴知識分子”)卻跑出來聲稱這證明美國的偉大，連虐囚這樣的罪惡都敢揭露……狗有這等把人家的爛盤子變成自己的美味肉骨頭嘬得津津有味的自覺性和能耐嗎?可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文人“買辦精英”出于狗而勝于狗——雖然人模人樣，卻是狗頭狗腦狼心狗肺。

　　對中國人來說，對待義和團運動的態度是判斷是人還是洋狗雜種的試金石——不，試狗石：肯定義和團反抗精神的，是人;否定的，是狗。當妖魔化義和團的鼓噪占上風時，洋狗雜種們必定通過拼命渲染攻擊義和團的斗爭方式來否定義和團的斗爭精神，硬把義和團的斗爭精神和斗爭方式混為一談;一旦形勢倒轉、妖魔義和團的鼓噪吃不開、肯定義和團的斗爭精神成為主流時，洋狗雜種們必定搖身一變，從最激烈地詛咒義和團變為最激烈地“擁護”義和團，用強迫人們照搬義和團的錯誤的斗爭方式來丑化義和團，為將來再反功倒算準備，仍然是把義和團的斗爭精神和斗爭方式混為一談。這套伎倆人們早已司空見慣，比如吳敬璉、阮明等，文革時比誰都“左”，文革后搖身一變比誰都右。雖然變來變去，但萬變不離其宗。見風使舵左右交替軟硬兼施——這是洋狗雜種們的一貫手法。 .

　　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義和團的斗爭方式不可取，義和團的斗爭精神不可棄。不但不可棄、不可貶低，而且必須引以為榮、引以為傲：我們的祖先在那么絕望、那么劣勢、那么一片黑暗、那么茫然、那么被外敵內奸明槍暗箭內外夾擊的險惡條件下都敢亮劍，明知不敵仍然拔刀而起挺身而出，憑一腔熱血血肉之軀前赴后繼硬是挽狂瀾于既倒，硬是迫使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列強認識到中華民族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獅，不得不改變瓜分中國的既定方針，不得不改變了整個對華戰略和亞洲戰略，硬是挽救了中國，硬是創造了歷史奇跡——這是何等驚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壯舉!縱觀世界，還有哪個民族在如此絕望的條件下能有此勇氣創造出如此奇跡?就憑這，中國人也應該有勇氣、有信心克服今后將遇到的任何艱難險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