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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990年以后的德國,也沒有變得更加和平、更加公平。她雖然在國家法律上統一了,但在社會上、經濟上、精神上仍然是分裂的。這個國家內部的種種矛盾,充斥于上層與底層之間,存在于富人與窮人之間。民主德國的人民財產被清算,其中只有5%留在當地并轉為私有財產,其他85%流向西德,10%成為外國人的財產。在東部德國,至今失業率仍然比西部德國高,工資和退休金仍然比西部德國低。同工同酬和同等貢獻同等退休金的原則,并沒有實現。民主德國超過10萬名科學家一夜之間淪為退休者、提前退休者或失業者。民主德國的各級領導,被送上法庭的數以萬計,被判刑的超過1000人,有的人在監獄中被關押了很多年。
1990年,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統一,社會主義制度在德國消失。民主德國為什么會淪亡?民主德國淪亡事件有哪些歷史教訓?兩德統一之際擔任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的埃貢•克倫茨在2016年第七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的演講中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克倫茨的新著《我看中國新時代》中文版收入了這一演講。
2019年8月22日,埃貢•克倫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談《我看中國新時代》
民主德國的淪亡,有著一系列復雜原因:客觀的和主觀的,國內的和國際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可以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其中很多原因遠遠早于1989年,大大超出民主德國的邊界。
如果我不得不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一紛繁復雜的亂象,那我就要借用列寧的那句話: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或許我們所有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當時都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話在逆向推理時包含著一種警告,那就是:
【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如果其勞動生產率不能超過資本主義,就將會失敗?!?/span>
20世紀60年代初瓦爾特•烏布利希提出的戰略思考的出發點,正是為了實現歷史的公正。建立新經濟體系,就是為了主要采取經濟手段來達到提高社會主義經濟成就的過渡。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嘗試在1970年中斷了,因為它與蘇共中央的政策不相兼容。
很多人試圖對民主德國的消亡尋找原因。但是他們的視線太短,只是聚焦國內事件。即使德國左翼黨也在散布其片面的觀點,他們認為民主德國“是因內部原因而垮臺的”。
至少還有其他兩個要素與民主德國的淪亡有著關聯:
第一,美國及其盟國的統治者從社會主義存在的第一天開始就想把她肅清。當然,他們在20 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抓住了機會,一哄而上。
戈爾巴喬夫聲稱的什么“新思維”,其實只是一個抓手而已。西方國家實際上根本就不關心什么新思維。在北約發展軍備的同時,蘇聯卻放棄了軍事戰略的平衡。而恰恰就是這種戰略平衡,在許多年內得以保證冷戰沒有成為熱戰。
在回顧1989年的歷史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曾經宣稱:“我們有一個計劃,戈爾巴喬夫卻沒有。”
我認為這是事情的核心。關于這一點,我可以根據自己在政治職業中所了解的情況做一點補充:1988—1989年,埃里希•昂納克給我看了一份絕密級情報,這是他從白宮一個可靠的情報來源那里獲得的。情報中寫道:
【“美國新任總統并不想迎合戈爾巴喬夫的努力,在美國和蘇聯之間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非美國要向蘇聯靠攏,而是蘇聯正在主動向美國靠攏。”】
1989年5月,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北約首腦會晤上討論了美國的計劃。美國人看到因蘇聯局勢的變化而出現了一個機會,可以借此達到通過任何一場熱戰都無法達到的目標:逼迫蘇聯投降。
在這個破壞社會主義共同體穩定的計劃中,民主德國首當其沖扮演著支柱角色。其考量是,只要顛覆了民主德國,蘇聯就會失去一個戰略伙伴,失去其防范北約的最前沿盾牌。
如今已經清楚了,美國當時根本就不僅僅是為了德國的統一。這并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而是一個手段,以便逼迫蘇軍從歐洲中央撤出其武裝力量。華沙條約組織單方面地解散了,北約卻依然存在。俄羅斯武裝力量從中歐撤走了,但美國在這里坐定了。他們在德國仍然部署著核武器。美國后來的國務卿賴斯直言不諱地承認:統一后德國加入北約,“就確保了美國在歐洲的影響”。
第二,民主德國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首先淪亡的是從太平洋到易北河和維拉河的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民主德國如果不與蘇聯結盟,是沒有生存能力的。這一聯盟是蘇聯領導人宣布的,不僅僅是口頭上的宣示,而且蘇聯事實上確實是民主德國領導人的后臺支撐力量。
不久前,戈爾巴喬夫公開發表了蘇聯領導人在最后幾年間有關政治方案的1400頁秘密備忘錄。令人矚目的是,其中也包含有關于“德國問題”的各種講話。如果其內容是真實的,那么戈爾巴喬夫最晚自1987年就已經開始把民主德國當作抵押品,為博取美國和西德的信任而加以利用。
于是,我于1989年11月1日在莫斯科與他的那次談話內容也被曝光了。我問他: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全歐大廈中,蘇聯到底把兩個德國放在什么位置上?西方有人傳言說,民主德國在歐洲大廈中沒有位置了。”】
戈爾巴喬夫擺出一副沒有明白我所提問題的樣子。于是我補充道:
【“民主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產物。也就是說,她是蘇聯的一個孩子。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是想知道,蘇聯還是不是她的父親?”】
“你想到哪里去啦?”他反問我,并稱,他的幾個助手不久前剛與布熱津斯基談過話。助手們問他:“美國是否能夠設想兩德重新統一的可能性?”
布熱津斯基的答案是:“對我而言,這將意味著崩潰。”當戈爾巴喬夫看出我的懷疑態度后,說了以下的話:
【“我在最近與撒切爾夫人、密特朗,也包括雅魯澤爾斯基和安德烈奧蒂都談了話,他們都明確地說,他們認可戰后時代的現實,包括兩個德國的存在。當我問起德國統一問題時,他們全都認為那將會產生極其大的爆炸性效應。他們也不愿意看到華約和北約解散。他們希望波蘭和匈牙利留在華約。他們認為歐洲的平衡不應被打破,因為誰也無法預料那將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當他歸納上述談話的含義時,又以明確的語言強調說:
【“德國統一問題并沒有列入議事日程。蘇聯與其反法西斯聯盟時代的伙伴們早就達成了共識??藗惔耐?,請你向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的同志們轉達這一立場。”】
親愛的聽眾,這是蘇聯最高政治家1989年11月1日的聲明!
我當時沒有想到的是,蘇聯領導人居然會在我們的背后玩弄了民主德國的命運。
我們今天不妨讀一下他的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透露的歷史:僅僅幾天之后,戈爾巴喬夫對民主德國的虛偽面目就昭然若揭了。
日記中寫道:
【“社會主義體制的整個時代走向了終點……這是雅爾塔體制的終結……請看看,戈爾巴喬夫究竟干了些什么!實際上,他是想證明自己的偉大……”】
1989年11月24日,這位蘇聯總統向我發來了一封信,通報他即將與布什總統在馬耳他會晤的準備情況。他在信中承諾道:“民主德國過去是、未來仍將是我們的戰略盟友。”
我當時并不知道,但是科爾總理的外交政策顧問霍爾斯特•特爾切克如今披露的文獻表明,戈爾巴喬夫的一個親信就在三天前向科爾總理轉交了“關于莫斯科對統一后德國的總體政策考慮的一份7頁信函”。
蘇聯對民主德國政策的兩面性,盡管不能動搖我與蘇聯的關系,但是卻使我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悲劇在于,他的政策摧毀了一個世界大國。這個國家雖然尚有不盡完善之處,但她原本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另一個選項。
這是一個世界大國,她曾經為1945—1990年歐洲最近歷史上經歷過的最長的和平時期作出過重要的貢獻。
這是一個世界大國,如果沒有她對打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貢獻,人類可能掉入殘暴的深淵。
蘇聯在世界歷史上的功勛永遠也不應忘記,盡管對她的過往有過必要的批評。希特勒在熱戰中未能打敗蘇聯。然而僅僅過了45年,在世界兩大社會制度的對立中,蘇聯在冷戰中被擊敗。
當今世界并非更加公正或者更加安全了。1991年帶來的并不是人們所希望的一個更加完美的社會主義,而是東歐的再度資本主義化。
1990年以后的德國,也沒有變得更加和平、更加公平。她雖然在國家法律上統一了,但在社會上、經濟上、精神上仍然是分裂的。這個國家內部的種種矛盾,充斥于上層與底層之間,存在于富人與窮人之間。民主德國的人民財產被清算,其中只有5%留在當地并轉為私有財產,其他85%流向西德,10%成為外國人的財產。
在東部德國,至今失業率仍然比西部德國高,工資和退休金仍然比西部德國低。同工同酬和同等貢獻同等退休金的原則,并沒有實現。
民主德國超過10萬名科學家一夜之間淪為退休者、提前退休者或失業者。民主德國的各級領導,被送上法庭的數以萬計,被判刑的超過1000人,有的人在監獄中被關押了很多年。
盡管德國東部人口占全德人口約20%,但是在政治、司法、軍隊、媒體、文化領域的領導崗位上,在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中,德國東部人的比例只有大約5%。聯邦總統和聯邦總理來自東德,并不是因為他們是德國東部人,而是因為那些西德的候選人在政治和道德上根本就沒有資格擔任這樣的職務。
社會的分裂引發了政治的分裂。德國公民對默克爾政府現實政策的不滿,對那些未能兌現承諾的主流政黨的失望,導致德國政壇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一個比執政黨基民盟/基社盟更加右傾的一個政黨,并且獲得了穩定的選民支持。
這個政黨反對移民政策,仇視外國人。黨名叫“德國的另一種選擇”。這個黨名具有誤導性,因為其反動的、民族主義的綱領不可能成為德國的另一種選擇。相反,德國這個缺乏社會公正的資本主義社會,急切需要的是一種左翼的選擇。我把這種精神上的縱火者與支持它的選民區分開來,無論這些選民出于什么樣的原因給他們投票。主流政黨必須清楚,當務之急不是要應對選民的咒罵和挽回失去的信任,而是要切實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99年前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改變了世界。盡管有些歷史學者和政治家如今把十月革命貶低為“國家暴動”“政變”和“騷亂”,但是我堅信,十月革命是繼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后堪稱“偉大”的一次革命。
我經常自問,如果蘇聯沒有給予德國法西斯致命的打擊,歐洲乃至世界的今天會是什么樣?那些殖民國家如今會對被殖民國家采取什么樣的行為?如果沒有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效應,殖民主義制度是不可能滅亡的。
如果沒有社會主義,除了冷戰以外,可能會發生新的熱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
歷史不是達成社會進步的直線道路。歷史也有倒退和停滯的階段。但是,生產力的發展仍會排除一切歷史效應而持續向前。因此,試圖根本性改變這個社會的嶄新的、前景廣闊的嘗試,或早或晚都會再度起步。對此,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在這里,我想起了被德國法西斯謀殺的德國共產黨主席恩斯特•臺爾曼1927年4月所寫的關于中國革命興起的一段話:
【全人類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國。這個地球上擁有最古老、最優秀文化的民族,已經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走向了新的世紀?!?/span>
如今,世界的目光又投向了中國。凡是真正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都無法繞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在我看來,每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應該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不應像已經消亡的那個模式,那原本是想適用于所有國家。社會主義應當是一個遠大目標,是一項百年工程,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進程。社會主義應當積極地參與世界經濟,參與國際分工,從而能夠在生產領域和科技領域達到迅速的進步,而這一切應當有利于人民的福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實力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已經達到十分強盛的程度,從而已經對其他國家散發著光芒。
1989年10月1日,我有幸與鄧小平本人就社會主義改革交換過看法。通過交談堅定了我的信念:如果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體在20世紀80年代與中國一起走上改革道路,今天的世界社會主義就會比那時更加強大。中國共產黨邁上的道路,雖然會遇到與已經消亡的社會主義所經歷的不同的新問題和不一樣的困難,但是只要共產黨人依然發揮積極的作用,只要意識形態工作能夠達到高質量,尤其是只要公民與國家之間建立了信任關系,中國的未來就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來源:世界知識出版社;作者:埃貢·克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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