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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個新聞在兩岸書法圈里引起不小的轟動：一幅民國時期毛澤東的手跡在臺灣出現。有的媒體甚至稱這份毛澤東的手跡為“地球孤本”。該手跡為一幅題詩，書寫在宣紙上并落款，原文為：“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朱砂畫牡丹。書贈陳叔亮同志，錄古人作，毛澤東。”臺灣的研究人員在去年5月發現了這幅作品，對于這首在毛澤東詩詞中未曾出現的手稿，慎重地請了專家鑒定，因為不同時期毛澤東的簽名都不一樣，現初步判定為毛澤東的墨跡。這一消息引起了許多文史、書畫愛好者的興趣，在陳叔亮的后人心中激起了巨大漣漪，同時也勾連起一段歷史公案。

手跡帶回對父親的記憶

陳叔亮的兒子，著名作曲家陳其鋼接受了我們的采訪。他是從熱心網友轉載過來的內容上獲得這個消息的。“哇，這個我們家說了幾十年的一件事竟然冒出水面了。”陳其鋼在得知這件事情時非常興奮。他介紹說，這首詩是毛澤東給陳叔亮在延安時期的畫稿《西行漫畫》所提的書序，所錄詩作來自宋代南渡畫家李唐。李唐擅畫山水、人物，畫風蒼勁古樸，開南宋水墨蒼勁渾厚一派先河，存世作品有《萬壑松風圖》《清溪漁隱圖》等。

陳叔亮是中國當代的知名書法家、美術家。他自幼家境貧寒但酷愛藝術，受到家鄉民間藝術的自然陶冶和鄉村私塾老先生王笠齋的點撥教授，小學畢業時，已能畫梅、蘭、竹、菊，且能寫得一手好字。中學畢業后任小學教員，192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考入劉海粟辦的“上海美專”，1931年“9.18”事變后回到家鄉在不同的中學任教，期間積極開展了許多“抗日救亡活動””，曾組織“怒吼化妝宣傳隊”、“愛國劇社”，以打花鼓、蓮花落等形式進行街頭宣傳，編演過《放下你的鞭子》《送郎上戰場》等活報劇，自編了《太陽旗下》《憧憬》等戲劇。

1938年，陳叔亮奔赴延安，入魯迅藝術學院，先后擔任木刻廠創作員、美術教員等職務，其間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建國后，成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創始人之一、副院長，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創始人和第一任常務副主席。陳叔亮擅長中國畫、版畫，書法從“二王”入手，兼學張旭、黃庭堅、米芾諸家，用筆剛勁瘦硬，浪漫豪放，啟功評價他的書法“具有信手拾來之妙，首尾一氣呵成，磊落大方，自成一種風格。”

陳叔亮也癡迷戲曲和民間音樂。陳其鋼回憶，童年時，父親經常帶著他們看京劇或昆曲，拿著工尺譜教他和姐姐唱《牡丹亭》，吹笛子或拉胡琴給他們伴奏，還教他唱、演昆曲的武生與京劇花臉。很多個周末，孩子們都是在父親放唱片和吹拉彈唱中度過的。

1953年，陳叔亮與兒子陳其鋼和女兒陳濱濱在文化部門口的臺階上。

在孩子們的印象中，父親平時低調內斂，但在藝術面前卻判若兩人，他勤奮、執著，有激情，浪漫而有藝術細胞，沉醉于詩、書、繪畫、戲曲、音樂的世界中，母親也是鋼琴和作曲的專家。家里有著良好的藝術文化氛圍，同時民主、開放、自由，尊重孩子的想法，鼓勵獨立思考、敢于質疑與“犯上”挑戰權威的精神，沒有“父道尊嚴”。陳其鋼說父母從來不說教，不像自己教育孩子，經常哲學、歷史如何，而是在自然生活中就可以感受得到。“我卻沒有好好繼承，一直想主動、積極教育，讓孩子怎樣學，結果不一定成功。”

這是承載著父親經歷的一件物品，既令陳其鋼覺得溫暖，也令他思索自己的來路，“我為什么這么激動？”他感慨人與人之間的傳承。“我是現在這個人，是不是和我父親有直接的關系？我不知道，但你從旁人的眼光和第一反應來看，一個人的家世和他自己是有關系的。所以我當時的感觸是：我都68歲了，已故二十多年的父親竟然還在繼續地給予我，激勵我。”

陳叔亮去世后，他的夫人將他的全部作品和部分收藏都給了他的老家浙江黃巖。圖為陳其鋼及其夫人、兒子，在父

毛澤東為《西行漫畫》題字

陳家有儲存檔案的習慣，會保存過去的文件，也有錄音講述。這件事發生以后，他們就去翻過去的檔案，找到了1983年時陳叔亮講他一生經歷的錄音。在第七輯中，專門提到《西行漫畫》與毛主席給他題字的事情。

延安時期的陳叔亮創作了大批作品，在生活艱苦，不時有敵方飛機騷擾的環境中熱情不減，勞動間隙與吃飯空檔都用來畫畫，記錄下許多戰士、醫生、護士、農民的生活，積累了將近上千張速寫和木刻作品，如《印工》《延安保育院》等，還將延安大生產運動期間所作的幾十幅速寫集中成大型山水人物長卷《延安秋收圖》。

西行漫畫中的《延安保育院》

《印工》

他把整理好的畫作與未整理的速寫做成畫本，萌生了讓毛澤東題寫封面的愿望。“那個時候請毛主席題字不像解放后在北京那么困難，找也找不到，也不一定見你”；“毛主席（身邊）也沒有那么些人，保衛他的人沒有那么多，住的地方沒有那么大那么嚴，也不過就是窯洞大一些。”

1941年的某一天，陳叔亮碰到毛澤東，請他為自己的畫本題字。毛澤東問：“題什么字好？”陳叔亮也沒想過，因為當時斯諾的《西行漫記》已經在解放區出版流行了，他說：“可能我這個畫冊將來整理好了就叫《西行漫畫》，是否恰當？請主席考慮。”毛澤東說好，帶走了他的畫本。半個多月后，秘書打電話來，叫陳叔亮去楊家嶺拿畫稿。毛澤東題了“西行漫畫”四個字，在里面的扉頁上，還寫了一首詩，就是這首擬李唐的詩。

陳叔亮非常高興，但看封面上沒有落款，就問能否再有一個簽名。辦事人員拿回去請主席再簽，過了幾天，派人送到魯藝，引起了轟動，一時議論紛紛。當時魯藝文學系的系主任何其芳說：“毛主席給陳叔亮寫那個東西啊，我們文學系的都議論紛紛。一方面是羨慕，還有一方面呢，就是里面這首詩，對你是鼓勵啊，還是批評？是肯定還是否定啊？”

陳叔亮在他的文集《回憶<西行漫畫>》一文中寫道，他認為這個題詞，是反對脫離生活、脫離群眾以及追求舊社會某些文人畫的超然脫俗、孤芳自賞的消極態度，是提倡面向生活、聯系群眾、促進革命、歌頌光明的積極態度，主席題詞的基本精神在于對文藝大方向的引導。臺灣的研究人員認為，這首詩描寫的是，進村子里時還飄著細雨，跟白雪皚皚的遠山，形成一幅意境縹緲的黑白色世界。但人們不喜歡黑白世界，也很難畫，且人們更喜歡富麗繁華。看似簡單文句，反應出當年毛的郁卒心境。最后一句是借物譬喻，“朱砂”象征紅色革命，而“牡丹”是1949年后國花的花種選擇之一。

李唐的原詩是：“云里煙村霧里灘，看之容易作之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毛澤東做了幾處改動。陳其鋼認為，在那樣一個環境中，胭脂在毛澤東眼里或許太風花雪月、太文青、太平庸了。朱砂是一種烈性顏料，更鮮，做印泥的基本顏料就是朱砂。他不覺得有過多政治寓意，而是表現了一種藝術家和政治家在孤立無援環境中的心態，特別典型。這種心態自己今天也有，“搞藝術的人，一輩子都要能夠面對不公，面對不理解，面對潮流時要有自己的態度。反潮流、孤獨、獨樹一幟，沒有這些不成藝術，毛主席這里是反諷”，他通過給遠道而來的一個年輕人題字，用這樣一首詩去表達對藝術的理解，還是蠻有藝術家的修養和情懷。

如何在臺灣出現成謎

臺灣將這幅墨跡稱為“地球孤本”，它如今保存于臺灣北宜公路邊的調查局特藏室。調查局前身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兩大特務組織之一的“中統”，現隸屬于臺灣法務主管部門，當年負責搜集共產黨的情報，這些資料后來隨著國民黨輾轉運到臺灣。題寫給陳叔亮的手跡為什么會在大陸消失，在臺灣重現？臺灣的研究人員認為，應該是對日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1947年），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中共當時撤走的人來不及帶走，被國民黨截獲保存至今。

但陳其鋼完全不認可這樣的說法。他說，父親的錄音呈現了另一種版本。當年陳叔亮覺得題字寶貴，就一直帶在背包中。1945年抗戰勝利，國共兩黨和談失敗，內戰開始，中共中央將延安的干部分派到了全國各地。陳叔亮去了山東，參加第三野戰軍，即陳毅、粟裕的部隊。行軍打仗不保險，1947年，陳叔亮把毛澤東給他的題字與部分畫作用掛號信寄回老家，還把《延安秋收圖》保存在山東濱海解放區一個農民勞動模范家里，想著以后來拿。老家妻子已經亡故，只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是22歲的女兒，負擔著全家三口人，家里沒有壯勞力，過得非常困難。

陳其鋼與他的父母1973年于北京團結湖

曾經和陳叔亮同一時期去延安的一位同鄉，此時已經回到了家鄉。據陳叔亮回憶，他在延安待了半個月就想走，沒有批準，又等了一段時間，按組織手續打報告回了家。當時有很多從全國各地到延安去的年輕人，其實是受不了那邊的艱苦生活的。從西安經過時，這位同鄉被捕，在國民黨大牢里住了一段時間，之后被放出來。回到老家后，聽說陳叔亮寄了東西回來，就去向他的大女兒借閱，說想辦個展覽，也讓別人開開眼。結果一借不還，陳家大姐要過幾次，但每次都說要再學習學習。

1948年左右，陳叔亮的三個孩子被組織從浙江接到山東解放區，從此與此人失去聯系。解放后，陳叔亮到了上海，在華東局藝術處做負責人，又開始尋找自己遺失的畫稿。《延安秋收圖》已經不復存在，保存的老鄉以為沒用，把它撕得零零碎碎糊窗戶了。1951年前后，陳叔亮到杭州，專門與這位同鄉見了面，但他矢口否認此事。此后，陳叔亮又多次向其索要題字，最集中的時間是1976、1977兩年。當時“文革”剛結束，中央辦公廳收集散落在各地的毛澤東手跡，將其集中在中國博物館，上交人會得到中央辦公廳的回執和與原作大小相同的影印版。因為當年陳叔亮向毛澤東要落款，所以“西行漫畫”的題字有兩張，他將一張與題詩寄回老家，還有一張一直帶在身上。此時他除了將這張題字上交，又開始追索題詩。

最后一封去信是在1982年，寫給這位同鄉所在單位的領導，此時他到了溫州的一個工藝美術廠，成為一名普通工人。他仍舊堅持無有此事，承認在50年代見過陳叔亮，但陳并沒有向他提過此事。陳其鋼的哥哥解放后在杭州工作，姐姐在安徽工作，因為要翻這件事，陳其鋼的家人最近把他們和父親的通信都找到了，還看到了當年溫州地區革命委員會給父親的回信和這位同鄉給組織上寫的一封說明，只字未提毛澤東，“好像這事兒從來就和他沒關系”。“我們一直跟他索要，但是沒有任何結果。我哥哥在信中也說，一個1938年參加革命的人，去一個工廠里當一個最普通的工人，這到底發生了什么？”

據說這位同鄉已經不在人世，無法聽到他對此事的說法，此事成了一樁公案。陳其鋼托了朋友去找臺媒文章的作者林克倫，他想知道文章中的說法是如何采信的，也想通過他們了解這幅字跡是如何去了臺灣。很多朋友勸他算了，最后鬧清楚也沒什么意義。他說絕對意義的確沒有，自己也沒辦法在這上面花太多時間和精力，而且也很難了解到真相，“最終有沒有什么真實結果是很難說的，也可能就是這么一個謎，誰也不會告訴你真相。”但是，他覺得從家族意義上還是很有意思。“一個人一生中做了一件事，就像我現在做一件事，是否我的子女或者學生，將來他們會從你的行為中得益，是你完全無法想象的。但有一個總的原則，就是做人做好人，做事做好事。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做和不做一定是不一樣的。”

不管是對于父親，還是對于陳其鋼，這幅手跡都非常重要。“從1947年到現在，已經72年過去了，這件東西消失了，誰也沒有再見過，竟然又突然出來了，又給你，作為一個普通人，打了一劑強心針，讓你想到傳承的意義和力量。”于他而言，這不僅僅是幅手跡，“這東西和我們全家有感情關系，有血緣關系，它是帶溫度的。不是一件單純的社會新聞，這是一個活人血液中間流淌的一部分。”有朋友和家人問陳其鋼，是否要把它拿回來。他的第一反應是：要回來要不回來根本不重要，它還在就行了。而且也不是在一個私人手里，是在一個公共機構手里，很保險，更能發揮它作為文物的作用和影響，比藏在一個收藏家手里要好。“就讓它在那兒吧。”

（本文圖片均由陳其鋼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