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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 | 破解中國海上困局的題眼(最新修訂)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9-08-31 11:02:48

 

 

本文刊發于2013年2月19日《中國國防報》,原標題:《釣魚島是破解中國海上困局的題眼》。本文是最新修訂。主要內容涉及:黃海是中國海防的“命門”;兩岸分離使中國在南海實力受限;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得道多助;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于南海;釣魚島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關鍵地帶;臺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美國脫手臺灣只是遲早問題。

 

 

我國是一個陸海復合型大國,在海洋上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和重大的戰略利益。未來較長一個時期,我國安全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海上。因此,準確地認識存在于西太平洋的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分析實現這些戰略利益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是十分必要的。

 

一、黃海是中國海防的“命門”

 

中國海區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征,如果不考慮內海渤海,可分為黃海、東海、南海三大海區。

 

黃海是中國海防的“命門”,當然也是中國近代海權的“軟肋”。黃海關乎東海的穩定和臺灣地區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國臺灣就是從控制黃海制海權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在臺灣問題上仍野心不死,而切斷日本南取臺灣的關鍵,還是對黃海的控制。這是從制海權的角度考慮。如果從制陸權的角度考慮,黃海不僅毗鄰中國經濟發達的江蘇和山東兩省,同時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門戶。在此區域發生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對中國政治安全有著全局性的嚴重威脅。

 

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臺灣動,而臺灣動則中國動,中國動則東亞動。近代以來的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看得明白,他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1]

 

控制黃海的目的在于從側翼保護臺灣。臺灣是西太平洋海權的關鍵環節。中國實現兩岸統一后,制海范圍就可直推至臺灣以東的深海區,并對臺灣以北的宮古海峽和南邊的巴士海峽施加影響。如此,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國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國海南島、臺灣島和遼東半島得以聯動,形成漢代賈誼所說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2]之勢。唯有將黃海、東海和南海視為一體并使之相互呼應,長期拖延的南海主權問題才能順利解決。

 

二、兩岸分離使中國在南海實力受限

 

朝鮮半島位于黃海的北翼,而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乃至中國臺灣的安全,臺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毛澤東在1937年3月寫的《祭黃帝陵文》中有“琉臺不守,三韓[3]為墟”[4]的詩句,說的就是琉球、臺灣地區和朝鮮半島齒唇依存的關系。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醋鲆粋€連續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遼東半島猶如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則相當于下臂,海南島相當于手掌;而位于東海的臺灣則是連接和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黃海失,則臺灣不保;臺灣失控,中國在南海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

 

在臺灣南北兩段中,臺灣以北是中國貫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主要矛盾所在,而臺灣北側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就接近控制了臺灣,而控制了臺灣,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

 

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臺灣,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邏輯結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國臺灣就是當年甲午海戰勝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也是從封鎖臺灣海峽開始。

 

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兩岸分離才使中國在南海的實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南海方面,中國面臨兩個戰略通道:一是進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巴士海峽,另一個就是進入印度洋必經的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海峽離中國大陸過于遙遠,其矛盾性質也不同于東海,中國當用團結南海國家的方法,共同維護這一地區的通道安全。

 

三、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得道多助

 

在“三海”中,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不同。如果以臺灣為中界,在臺灣以北的黃海和東海中國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兩岸統一,在這方面中國面臨的直接對手是日本。我們知道,臺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同盟國共同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國反復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基礎,也是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拒絕臺灣當局進入聯合國的法理基礎。

 

日本———與美國和東南亞諸國不同———從1972年至今仍堅持不承認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國關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這表面上看是挑戰中國,究其實質是在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國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系”。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亞洲唯一與德意法西斯簽訂同盟條約的國家,因此,日本顛覆戰后“雅爾塔和平體系”的舉動,引起的不僅是中日之間而且是日本與整個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矛盾。和平體系一定是法權體系,遠東的雅爾塔法權體系是以鎮壓和剝奪日本法西斯及其權利為前提的,而現在日本要利用“冷戰”與美國綁在一起來顛覆這個前提,在俄羅斯南千島群島、韓國獨島、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等提出所謂“主權”的要求,其結果是日本更加孤立。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問題上,中國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爾塔和平體系”賦予中國,而中國卻沒有獲得事實享用的利益,這樣的要求有理、有利、有節,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勝算的。在臺灣問題上,亞洲國家寧可接受一個資源供給豐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國,也不愿接受資源奇缺和生存空間狹小的日本。

 

四、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于南海

 

在臺灣以南的南海地區的矛盾相對比較單一,這里并不存在與“雅爾塔和平體系”相矛盾的國家。本質上是可調整的同一法權體系內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并沒有得到東南亞國家的響應。更由于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關系和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有著相互依存的需求,它們(與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數國家始終與美國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保持相當的距離,其原因,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5]。

 

有鑒于此,目前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并沒有得到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積極響應,也正因此,美國更希望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生沖突,讓中國在沖突中為美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6],將本不愿緊跟美國的大多數南海國家推向美國,并使其與日本形成南北戰略互動,使我們解決臺灣問題面臨的形勢更為困難。對此,中國應予以高度警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

 

第一,黃海、東海和南海對中國海權建設而言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個海域,臺灣問題是阻撓中國“三海”形成一體聯動的主因環節,因而兩岸統一是南海和東海所有問題解決的主要矛盾,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南海和東海問題屬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是可調和的“雅爾塔和平體系”內部的矛盾,后者是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調和的“雅爾塔和平體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現也比較孤立。

 

第三,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于南海。

 

五、釣魚島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關鍵地帶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從東海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的島嶼,因而是我們必須全力維護的關鍵地帶。通過它,中國海上力量可東進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進入巴士海峽的東北口,由此既可對臺灣東海岸實行有力保護,也可從外圍與中國在南海的戰略力量相呼應。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日本本土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國大陸(溫州市)僅有300余公里,屬中國須傾其全力保衛的核心利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離日本的盟國美國的本土更遠,不屬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不會———除非美國出現像希特勒那樣對蘇聯失去了起碼判斷力的領導人———也不值得在此與中國發生全面沖突。

 

太平洋戰爭后,沖繩為美國占領并成為美軍軍事基地至今。這名義上為遏制中國,其實連日本也明白,它還有監控日本的作用:美國要防止日本咸魚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報復美國。駐扎在沖繩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國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發揮,卻足以遏制日本南下。

 

對中國而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與臺灣的“接榫”地帶,日本對釣魚島的企圖本質上是對臺灣的企圖,因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決定國家統一大業的成敗,也決定中國在西北太平洋海權建設的成敗。由此可見,中國推進“三海一體”建設的關鍵在兩岸統一,而實現兩岸統一的關鍵在于實現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

 

六、臺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

 

在鄧小平同志的戰略思想中,臺灣問題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打開西太平洋海權困局的破局地帶。他告誡在祖國統一問題上“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系中突出的問題是臺灣問題”[7];兩岸統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8]。

 

戰略考慮就是對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慮。鄧小平同志的考慮是清醒的。東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臺海統一,臺灣這個“肘關節”得以“痊愈”,那么從遼東半島經臺灣島至海南島之間就會連為一體,其間的海上力量就會形成巨大的合力,并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構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在此基礎上,東海和南海其他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

 

鄧小平同志是從“三海一體”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國面臨的海洋島嶼爭議問題,而且還將解決臺灣問題看做是破解這錯綜交織矛盾的關鍵環節,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9]的政策。

 

臺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通過控制臺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

 

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臺灣并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臺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后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

 

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國家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于臺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因此,美國未來用于支持臺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過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于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臺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

 

七、美國脫手臺灣只是遲早問題

 

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臺灣就近于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臺灣則要勞師遠征。對美國而言,臺灣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

 

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于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托的。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制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于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斗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

 

事實證明,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的“對臺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并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梢詳喽ǎ?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在今后逐漸脫手臺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

 

如上所述,臺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于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臺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深海制海能力嚴重不足,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

 

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臺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鏈接,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

 

注 釋:

[1]蘇浩,任遠哲著:《中國海疆問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5頁。

[2][漢]賈誼:《治安策》,載闕勛吾等譯注《古文觀止》(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頁。

[3]“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于朝鮮半島南部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后亦指朝鮮半島。

[4]《名人名家抗戰詩詞選(1932年5月~1945年9月)》,《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

[5]張善明,袁秀凡著:《美國的貪欲對世界的警示》,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頁。

[6]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頁。

[8]鄧小平:《在中央顧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

[9]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談到南海爭議島嶼解決辦法時說:“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這個思路被概括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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