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國家獨立和主權統(tǒng)一是大國崛起的前提。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fā)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應該用世界戰(zhàn)略眼光看待中國的發(fā)展問題，加強戰(zhàn)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fā)展變化中把握發(fā)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zhàn)。如果沒有這樣的眼光，我們就化解不了中國的國內問題。在全球戰(zhàn)略上，我們只有先腳踏實地，然后才能仰望星空。歷史也并不總是在牧歌中前進的?，F在危機在我們面前，機遇也在我們面前。在重大的歷史機遇面前，“天予弗取，反受其咎。”現在我們很快就進入21世紀20年代了，離2050年并不遙遠了。我們不能容許臺灣問題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在解決臺灣問題上，一萬年太久，我們當“只爭朝夕”。
歷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必然伴隨著新的國家群的崛起，而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線性的，即都不是GDP達到多少萬億以后起來的，也不是文化繁榮到什么程度起來的。唐朝玄宗時自稱是“盛世”，可不久他就被安祿山趕到四川去了。宋朝文化最繁榮，結果讓北方女真人將偌大的宋朝打成一個偏安江南的小南宋，北宋皇帝被掠走成了階下囚。明朝也是這樣倒下的。相反倒是不少落后的國家在危機中崛起了，它們利用危機打倒了強大的國家。所以說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大國政治即資源政治，它本質上是為資源的控制權而展開的大國博弈。世界稀缺什么，大家就爭什么。爭就得有武裝，正如沙漠中有水又有槍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那種只有水沒有槍，只干活不武裝的人，只配作奴隸。水是資源，槍是軍事，槍桿子加資源，決定世界財富的流向。錢，金戈疊架，源于戰(zhàn)。【1】1588年，弱小的英國跟強大的西班牙開戰(zhàn)，后又接著與荷蘭開戰(zhàn)，戰(zhàn)爭勝利后世界財富就流向英國。1895年的日本也是這樣，那時它將中國甲午戰(zhàn)敗的“賠款”全部用于1905年的對俄戰(zhàn)爭，打敗俄國后，東北亞的財富就都流到日本。所以，歷史不是線性發(fā)展，它恰恰是跳躍性發(fā)展。金融問題就是資源問題。資本尋求的不主要是財富，而是稀缺資源。前幾年國際財富大量流向美國，主要是世界對美國有信心，因為這位“老大”能打架，手里掌握著稀缺資源，誰也搶不走。錢放在強者的賬戶里總比放在弱者的賬戶里讓人放心。世界政治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與之相伴的是，一些國家崛起了，另一些國家衰落了。毛澤東同志說：“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2】強國必然需要更多的外部資源補償，不然強國的強勢發(fā)展就不可能持續(xù)。外部資源大量回流以后，國內就會出現繁榮。古羅馬就是這樣。古羅馬的興衰和戰(zhàn)爭是同起同落的，敗仗多了，古羅馬奴隸耕作制基礎上的繁榮也就衰落了。美國現在的衰落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在伊拉克被打敗了。有人說美國必敗，也有人預見美國金融2008年要出事。其實，如果沒有伊拉克的失敗，2008年的美國還照樣好著呢。金融主要是靠信心支持，但信心也多是建立在預期值而非其本身價值上的。這跟股票的道理一樣，預期值是信心的基礎?，F在人們對美國的預期值降低了，是因為美國自己打敗了，而且是在沒人惹它，它在欺負別人時被打敗的。但是美國是不是就爬不起來了呢？也不是，關鍵要看世界資源是不是還由它控制。比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衰弱后又在尼克松手里緩過氣來，在里根時期復蘇，到老布什時期復興，可到小布什時美國又重犯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病，因瘋狂而再次陷入危機。我們說控制資源，說的就是控制海外資源；而達此目標的關鍵是國家要有強大的制海權存在，如果美國在全球范圍的制海權沒有旁落他國，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損傷的國力就會得到修復，其修復期大概有十年時間。這反過來也是中國的“戰(zhàn)略機遇期”的物質基礎。資源、海權、大國政治，這三項是大國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環(huán)節(jié)：資源是起點，也是霸權國家的目的；海權既是大國政治得到資源的否定因素，也是通向資源的中介手段；大國政治是通過海上博弈獲得世界資源的結果。沒有海權，其他兩項則不能成立。近代工業(yè)革命以來的國家財富聚集主要靠海外投資。而保證投資效益的關鍵不在于GDP，而在于對海上通道的軍事控制即制海權。英國崛起、美國崛起還有沙俄帝國的衰落都和制海權有關。英國在與拿破侖的戰(zhàn)爭中始終沒有喪失制海權，這使海上大量財富源源不斷回流英國，這是英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不敗的重要原因。沒有世界財富的回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出現的兩極分化就沒有辦法消除。西方解決了國內兩極分化問題，就是因為有海外有源源不斷的資源和利潤回流。19世紀40年代，歐洲出現深刻的社會兩極分化和廣泛的工人運動，可到七八十年代卻又出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現象。造成這個變化的原因就是英法國家在四五十年代兩次對華鴉片戰(zhàn)爭的勝利和1857年征服印度的東方戰(zhàn)爭。歐洲打贏東方戰(zhàn)爭后，大量財富就流回歐洲，歐洲工人階級也就過上了好日子，就由被壓迫階級轉入壓迫民族。歷史上國家崛起都是在世界危機中加速的，而不是在線性的GDP增長中發(fā)生的。有人說：等到GDP達到多少美元后我們腰桿就硬了。在國家一窮二白的時候，說這話是對的；但當國家發(fā)展到一定程度，這樣的想法就基本是幻想。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還有中國的宋朝、明朝的衰落及美國、蘇聯(lián)崛起的經驗告訴我們，富不過三代，國家的衰落與國家崛起的規(guī)律都是非線性的。窮的打敗富的，弱的打敗強的，就是因為后者出現了危機。窮時怕匪，富時防賊，賊匪身份是可以轉換的。1900年時，中國GNP不低，但歐洲利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危機，渡過了歐洲普遍發(fā)生的社會革命危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美國不如英國，但美國利用這兩場戰(zhàn)爭造成的歐洲危機迅速崛起。其間美國并沒有打英國。美國只是利用了英國的危機。凱恩斯傳記《為英國而戰(zhàn)》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說過“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zhàn)的機遇來摧毀英國”；【3】外交史學者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在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更是說到“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4】。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表明，近代拉美國家的人均GDP增長和GDP增長率均高于歐洲及其主要國家，斯大林時期的GDP增長率反不如沙皇維特時期【5】。但其間的現實是，拉美人是歐洲人奴役的對象；沙俄帝國被日本打敗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分崩離析，而GDP不如沙皇時期的蘇聯(lián)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獲得勝利并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所以，國家崛起不能簡單地看GDP的總量，要看它的結構是自主性的還是依附性的。斯大林說得好，沙皇給人民的是斧頭，蘇聯(lián)共產黨給人民的是槍炮【6】。是斧頭還是槍炮，在GDP上是看不出來的，或許依附性國家比自主性國家的GDP更高，但依附性的國家不會比自主性國家更強大。所以，GDP不是國家崛起的主要標準，在自主性經濟體制上生長出來的國家的戰(zhàn)略能力的提高才是國家強大的關鍵。國家戰(zhàn)略能力就包括了化解和利用危機，尤其是國際性大危機的能力。2008年發(fā)生在美國的經濟危機與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危機很相似：造成危機的原因都是對外戰(zhàn)爭的失敗。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在越南戰(zhàn)爭中失敗，美國外交攻勢由此受到重挫。印度利用那次危機，于1972年使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離出來，這大大改善了印度的安全環(huán)境；越南利用那次美國危機實現了國家統(tǒng)一；中國則利用美國那次危機及與之相應的戰(zhàn)略收縮進入聯(lián)合國并成功實現了改革開放。蘇聯(lián)和美國，尤其是蘇聯(lián)，是非線性崛起的典型案例。19世紀末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日本卻利用這次經濟危機一躍而起。1898年美國一氣拿下夏威夷、古巴、菲律賓等，到20世紀初，美國就從太平洋東岸來到西岸，此時正趕上中國衰落，八國聯(lián)軍打入中國。這樣大量的財富就從東方回流到歐洲和美國。與此相反，俄國，更不必說我們中國，卻沒有在這場危機中抓住崛起的機會，1905年日俄戰(zhàn)爭后俄國全面衰落，1917年沙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快要結束時分崩離析。1929-1933年世界發(fā)生大危機并由此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美國和蘇聯(lián)都抓住了這次機會：二者聯(lián)袂擊敗德、意、日軸心國后又回手擊倒英國，一躍成為世界大國。丘吉爾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7】。其間只有20多年，而且這次蘇聯(lián)崛起并不是在GDP達多少美元的基礎上發(fā)生的，而是在成功利用世界危機的基礎上發(fā)生的。在這次危機中倒下的并不是弱國，而是大英帝國及由它帶起的整個歐洲霸權。美國作家沃爾特· 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中認為：“英國的崩潰，至少部分上是美國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8】“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摧毀了英國，而且事實上還保護它不受更加殘暴的敵人的傷害。”【9】這其實也沒有什么，國際斗爭本身就沒有道德可言，丘吉爾這人是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思維，明白得很，栽了就自認倒霉。姜還是老的辣。羅斯福去世后，丘吉爾發(fā)表“鐵幕演說”，忽悠著美國到朝鮮和越南去透支國力，最終美國在麥卡錫和凱南的驅趕下裁倒在這兩場戰(zhàn)爭中。英國倒下后，丘爾吉一篇鐵幕演說，讓美國拖垮蘇聯(lián)，又讓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現在又加上個伊拉克戰(zhàn)爭——拖倒了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國內危機重重，芝加哥工人罷工，一上街就是幾十萬，我們現在享受的“五一節(jié)”“三八婦女節(jié)”等都是那時候的美國工人階級爭取來的。那么，他們是怎么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呢？盡管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也實行過凱恩斯新政，但僅憑這解決不了美國深刻的社會矛盾，它只是從內部用政策調整財富相對平均，但平均主義政策的結果會影響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因而也不可能持久。美國后來走向世界，發(fā)展海軍，增加“詩外功夫”【10】，將國內問題放到世界范圍考察并予以解決。近代歐洲尖銳的社會矛盾也是這么解決的。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是在19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激化的，此間馬克思主義興起，到處都是“布朗基”式的革命密謀。但到七八十年代歐洲社會矛盾緩和了，出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當時歐洲人沒有返回用平均共產主義的老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而是從世界范圍獲得利潤回流，并由此渡過了危機。兩極分化問題涉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及其速度問題：注重了公平，就影響速度；注重了速度，又影響到公平。西方人從世界入手，解決了本國的公平問題。但要介入世界事務，就得有強大的制海權。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是資源問題?，F在人家稱中國為制造業(yè)國家，但我們制造業(yè)的核心技術相當一部分并不在我們手里，更危險的是對制造業(yè)至關重要的資源在中國也日益匱乏。如果在世界資源分配中沒有相應可控的配額，中國經濟就容易受制于人。我們現在開始又搞綠色經濟，但綠色經濟又不可能高速，正如人太斯文了戰(zhàn)斗力就不強的道理一樣。羊的生活確實比狼“綠色”，也很“文明”，但在狼面前，羊只是狼的一頓美餐而已。蘇俄剛建國的時候，列寧曾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說他們有很優(yōu)秀的品質，但在經營方面卻不如那些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11】。列寧告誡說，與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12】不然就不能與狼周旋，就不能打敗狼而只能被狼吃掉。滿口之乎者也，這是牧師的做派，不是政治家的做派。你看斯大林在出兵東北前就問羅斯福：用什么補償蘇聯(lián)人民；說白了就是你以什么回報蘇聯(lián)出兵。不求回報的事，只能是美德，但這不適合在“狼群”中生存。 在2008年發(fā)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中國為世界做著巨大的貢獻。我們是實物生產國家，正因此我們才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中能夠給世界，尤其給西方國家提供了緩解危機的幫助。但實物生產的脆弱性在于資源短缺；沒有資源，光有技術和勞動力是不可持續(xù)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新農村改革目標，在這個目標下，中國將有三分之一的農村卷入城市化生活。城市化生活是一種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大規(guī)模的資源跟進，而我們現在資源日益匱乏。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走出去，向世界要資源。經濟問題歷來都是與政治問題連在一起的。中國現代化走到今天，中國對世界市場和資源如此依賴，使中國臺灣問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成了不能再拖的“瓶頸”問題。除了美國因素外，今天臺灣問題更多的是日本右翼暗中支持“臺獨”問題。日本為什么近期在釣魚島如此高調？它還在覬覦中國臺灣。我們看1972年中日聯(lián)合聲明【13】，其中日本就沒有承認中方“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它只是“理解和尊重”而沒有“承認”中國的這一立場。關于臺灣問題，它說“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恫ù奶构妗返诎藯l又是如何規(guī)定的呢？《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說：“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14】這樣，問題隨之產生了，因為中、美、英三國發(fā)表的《開羅宣言》規(guī)定的是“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5】。這就是說，日本在《中日聯(lián)合聲明》這份中日關系基礎性文件中偷換了概念，回避了中方“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實質性立場，而對于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日本在文件中只承認了《開羅宣言》確定的“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的立場，這實際是“兩個中國”的隱喻式表述。此后，日本政府在發(fā)表的各式談話和對華外交文件中更是以單列條款的方式越來越突出地強調這一隱喻【16】。所以釣魚島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如果釣魚島在貓耳洞或珍寶島之類的其他地方，這都不是什么大事。我們現在海洋戰(zhàn)略武器的效用受到海區(qū)深度的制約，而臺灣就是解決這種制約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目前中國航天已是“飛龍在天”，如果我們的海洋戰(zhàn)略武器可以自由地進入深海，中國就可“潛龍在淵”了。國家獨立和主權統(tǒng)一是大國崛起的前提。德國是通過俾斯麥的統(tǒng)一而崛起，獨立后的美國也是通過林肯的統(tǒng)一而崛起。那么中國呢？美國南北統(tǒng)一后迅速發(fā)展，1898年美國海軍氣吞萬里如虎，一年里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連續(xù)三級跳躍就來到遠東。此后遠東的財富就滾滾回流美國?，F在我們盡管提出“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思想，但對世界市場和資源的另一個“大局”更多的是望洋興嘆，這顯然不行。這與經濟發(fā)展的要求還差得很遠。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fā)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應該用世界戰(zhàn)略眼光看待中國的發(fā)展問題，加強戰(zhàn)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fā)展變化中把握發(fā)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zhàn)。如果沒有這樣的眼光，我們就化解不了中國的國內問題。在全球戰(zhàn)略上，我們只有先腳踏實地，然后才能仰望星空。歷史也并不總是在牧歌中前進的?，F在危機在我們面前，機遇也在我們面前。在重大的歷史機遇面前，“天予弗取，反受其咎。”【17】美國、蘇聯(lián)都強力抓住了資本主義危機帶來的歷史機遇，迅速崛起為世界性的大國。“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18】，歷史永是勝利者的歷史。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講話中留給我們“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fā)達國家”的囑托，鄧小平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現在我們很快就進入21世紀20年代了，離2050年并不遙遠了。我們不能容許臺灣問題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臺灣問題不僅是主權問題，也是海權問題；海權問題，又是中國完成鄧小平同志囑托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在解決臺灣問題上，一萬年太久，我們當“只爭朝夕”【19】。【1】“錢”字大概出現于戰(zhàn)國末期，這是目前在古文字里發(fā)現最早的“錢”字了。（陳政：《字源趣談》，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頁。）戰(zhàn)國時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各國“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6、1541頁。）此間是中國歷史上受金融資本禍害最慘烈的時期。因此，與其他歷史時段相比，中國戰(zhàn)國時期的人對“錢”與戰(zhàn)爭的關系有更深的認識：與“幣”字不同，錢，以“金”為偏旁，雙戈疊架，源于戰(zhàn)。“‘戰(zhàn)’的甲骨文作’戔’.以兩‘戈’上下相交來表示戰(zhàn)斗，‘戔’讀間，今簡化為‘戔’，作錢的聲旁。”（陳政《字源趣談》，第157、564頁。）【2】“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3】轉引自［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4】轉引自［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頁。【5】下面資料根據 ［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90、181、191頁的數據整理。
| 歐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長率(1820-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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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拉丁美洲及俄國\蘇聯(lián)地區(qū)GDP增長率(1820-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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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46年1月23日，斯大林在與時任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會談時說：俄國人民總是勇敢地為“祖國”戰(zhàn)斗的，“但是我們交給了他們槍炮，而沙皇只給了他們斧子柄。”［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38頁。
【7】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8】［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9】［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10】“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宋﹞陸游：《示子遹》，錢仲聯(lián)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3頁。【11】［蘇俄］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頁。【12】［蘇俄］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13】1972年中日聯(lián)合聲明：“（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田桓主編：《戰(zhàn)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71—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頁。【14】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17世紀中葉—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頁。【15】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17世紀中葉—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頁。【16】 1972年11月8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中日聯(lián)合聲明》中“臺灣條款”的問題，代表日本政府給予官方的統(tǒng)一解釋。他說：“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我國對此表示充分理解并予以尊重。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臺灣之間的對立問題，基本上是中國的國內問題。作為我國，希望這一問題能在當事者之間和平解決，并且認為這一問題實際上不會有發(fā)展成武裝沖突的可能性。”田桓主編：《戰(zhàn)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71—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17】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頁。【18】“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jié)。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澤東：《賀新郎·讀史》，1964年。吳正裕主編、李捷、陳晉副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19】“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吳正裕主編、李捷、陳晉副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zhàn)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中國國防經濟》2009年第2期，此為最新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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