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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戈：國共兩軍的指導員有怎樣的不同

點擊：6348  作者：牛戈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08-31 09:28:53

 

         國軍有指導員嗎？國軍有指導員。殺害劉胡蘭的大胡子張全寶，就是國軍72師215團1營機槍連的指導員。解放前老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有個無名的角色，也是指導員。不過國軍的指導員的確少為人知，所以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國軍政工暨基層連隊的指導員。

黃埔軍校創建之初，仿照蘇聯紅軍的做法，首創了政治工作制度，這其中就包括了黨代表制度的建立。而連這一級的黨代表差不多就是后來的指導員。

 

1924年底，軍校教導第1、2兩個團建成，在這兩個團中，團、營、連各級，都配備了黨代表。后來成為國共雙方著名將領的王爾琢、余程萬、鄭洞國、彭干臣、冷欣、蔣先云、劉疇西、李奇中等便都是這一時期教導團中的黨代表。

1925年，廣東革命政府建成國民革命軍第1軍，黨代表也在每一個連以上單位普遍配備，并進一步向新增各軍幅射。

1926年5月，在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主持下，將國民革命軍各團、營、連的黨代改稱政治指導員。

北伐尚未完成，四一二政變發生，黨代表（指導員）制度隨著蔣介石的叛變而取消。

到了1931年，國軍的政治工作又有部分恢復。此時，在師和團建有政訓處（有的團仍稱指導員），營、連兩級沒有政工干部。

全面抗戰暴發后的1938年初，又在連這一級設指導員，從此一直到戰敗逃臺，連指導員的編制沒有改變。

下面就來對比一下國共兩軍指導員有哪些不同。

第一個不同，滿編缺編的情況不同

自從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得以在紅軍中建立，因為要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指導員一職在中共軍隊中是不可以缺編的。十七年老電影《七天七夜》中，當連長、指導員全部犧牲后，上級機關抽不出干部，但仍然緊急派入蘇強去當指導員，紅四方面軍長征后組建的紅28軍，長期只有政委而沒有軍長，就真實反映了中共軍隊對“黨指揮槍”的看重。

國民黨軍隊中的指導員可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戰爭狀態下，任何一支部隊的兵員、裝備都有可能缺編，這本不足為奇，但像國軍自抗戰以來缺編指導員的情況，可真的有點奇了。自1938年初在連設指導員后，從來沒達到過滿編不說，很多時候，幾乎跟沒有差不多。政治部第一廳1941年元旦簽呈的《增設各部隊連指導員實施辦法》中，有這樣的要求：

【“全國已設政工之部隊，自本年三月初旬起至九月底止，設置半數。”】

從這段話看出點什么來呢？在國軍連一級設置指導員的規定已經運行了三年，到這個時候還在爭取再用半年的時間達到半數，而且還僅限于在“已設政工之部隊”，這推行的效率，我可真服了。

首任政治部長的陳誠，于1940年3月有一個談話，

【“政工干部缺乏，下級為甚，原有干部，僅三千余人，現在需要，約在三萬以上。”】

瞧見沒有，直到這時，政工干部實有數只占應有數的一成。

到抗戰后期，這一情況怎樣了呢？繼陳任政治部長的張治中在1945年談到政工干部缺編情況時說道：

【“上年曾請準在補訓學生中抽調二千人轉任政工，但畢業以后，因種種障礙，只能抽調六百五十四人，實際到差者僅二百七十四人。呈請抽調軍分各校每期畢業生百分之十充任連指，但幾經波折，迄今仍無法做到。”】

和陳誠所說1940年的情況相比，仍然沒好到哪里去。

這一狀況到了解放戰爭時也絲毫沒能得到改變。除由蔣太子把持政工的青年軍以外，基層連隊缺編指導員的現象比比皆是。訪問當年國軍老兵，很多人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連里還有指導員這一官職。這也難怪，在當時，即便是中央軍中的許多連隊，有的幾年甚至十幾年缺編指導員，有的一個團所有連隊全部缺編指導員。這大概就是在涉及國軍的文藝作品中極少出現指導員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個不同，在軍中的權力、地位不同

大革命時期的黨軍初設黨代表時，其權力很大，既負責黨務與政治訓練，還可節制軍隊，監督部隊行政。“對于同級主官所發之命令，認為有明顯之罪過或巨大之錯誤時，有拒絕簽字之權；”而那時部隊的一切行動命令，

【“均需有黨代表簽署，始可生效。”】

不僅有監督權，仿照蘇聯的做法，黨代表還有對包括同級軍事長官的處置權。

【“在左列之場合內，黨代表有在最短期間內彈壓之或將罪犯逮捕送交法庭之權：A.官長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志時。B.軍隊中有謀反及掠奪之暴動時。C.其他個人或軍隊有不法行為時。”】

彼時黨代表的權力如此之大，與黨軍統帥蔣介石的認識與態度不無關系。蔣在從蘇聯考查歸來后，曾發表議論，說蘇聯紅軍“其優點在全團上下親愛，團長專任軍事指揮，政治及知識上業務，與精神講話，則由黨代表任之，權責甚明。”1925年6月，蔣還有報告稱：

【“黨代表之制度，方在開始試驗階段，而人才缺乏，實為目前最迫切之問題。”】

從這些言論中可見，這一時期的蔣介石，是很看重黨代表的，也是很迫切地需要黨代表的。因為最高統帥的重視，那時的黨代表杠杠的。

但好景不長，到了汪精衛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后，也許是汪的爭權令蔣有了醋意，也許是擔心中共借此坐大，或許還有其他什么原因，“中山艦事件”后，蔣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這從他1926年4月8日的演講中可以看出：

【“蘇俄黨代表的性質是因為帶兵官不是黨員，所以由黨派代表去監督他，現在我們帶兵官都是黨員，為什么還要黨代表來監督呢？”】

也就是從那時起，受其影響，黨代表的地位開始被降低，但那時的蔣介石還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因而北伐戰爭中，黨代表仍然存在，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全面抗戰爆發，國軍雖又恢復了指導員制度，但今非昔比，其權力、作用已遠不如前，而且直至國軍在大陸戰敗，也始終沒能恢復到東征北伐時的狀態。之所以這樣，仍然與蔣介石的思想認識有關。其在《國軍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務》的報告中說：

【“我們中國古人說，‘權出于一者強，出于二者弱’，我們既然委任了一個將領，就應該絕對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來牽制他。所以我們在北伐之后，就取消黨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權集中于帶兵官。我認為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好，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如今文藝界與網絡眾民很多就是這樣認為的，可見蔣介石國民黨那一套在今天的中國是如何遺毒了。

正是在這一思想主導下，國軍初創時期那種黨代表（指導員）與軍事主官平起平坐的情況改變成為抗戰時指導員配屬或隸屬于軍事主官，其對于軍事主官，也就只有服從了。這還不是最差的，服從就服從吧，由于蔣委員長打心眼里就不待見政工干部，在其影響下，弄得整個部隊從將軍到士兵都不待見政工干部。據第四次“圍剿”時任第11師31旅63團政治指導員的方靖回憶，上任之初，方碰到一位任營長的同學，見面互敘離別后，那同學對他說：

【“你也來賣狗皮膏藥啦！你為什么要鉆進這個死胡同？”“這里對政工看不上眼，比帶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聽你吹，你為啥要干這玩藝！”】

從以上憶述中，可見指導員在軍隊中的境遇是何等低下。

中共軍隊的政工干部從始至終保持了在軍隊中很高的地位。很長一個時期，上至方面軍下至連隊，凡遇大事，不論軍事的政治的，都得需政治主官同意方可執行，當軍政主官意見不一致時，則更得由政治主官拍板，這也就是那著名的“政委最后決定權”。這種不論軍事政治的大事全由政委和指導員說了算的情況，今天來看，未必科學合理，但卻是事實。一直到1942年秋，才開始有些許的改變，即關于作戰指揮的決心才交到軍事主官的手里，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軍政大事，也還是政委、指導員拍板。軍隊各級黨的書記，絕大多數得由各級政工領導擔任，組成上級黨委的成員，也基本全由各下級單位的政工領導入選，即連指導員是營黨委委員，營教導員是團黨委委員，團政委是師黨委委員，但連長、營長、團長則不進上級黨委（今天仍然如此）。可以這么說吧，戰爭年代，在這支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軍隊中，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的權力，始終比同級軍事主官大，根本不是《雪白血紅》《亮劍》《集結號》等所表現的軍事主官一手遮天那么回事。

 

第三個不同，出身不同，對士兵的工作效果不同

國軍在東征、北伐時期，其黨代表（指導員）多由黃埔軍校的學生擔任，這些人的軍事素養與軍事干部無異，帶兵打仗的功夫比連長絲毫不差。據畢業于黃埔一期、曾任軍校教導團營黨代表的王逸常回憶，第二次東征時，久攻惠州不下，蔣介石幾乎要放棄時，

【“我們四個教導團的黨代表分別在第三師各團率領連黨代表，組織敢死隊爬城。”】

同樣對于此役，時任第3師連黨代表的劉騫也回憶說，

【“是日午后4時，第八團黨代表張際春（筆者注：是黃埔一期的張際春，不是后來劉鄧大軍的張際春）奉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命令，命兩個圍城的團組織攻城敢死隊10多個，每隊三四十人，挑選精壯士兵充當，10多個連黨代表擔任各個敢死隊的隊長，第八團的各個敢死隊由張際春團黨代表率領指揮。”】

黨代表身先士卒，部隊一鼓作氣，終于使戰局轉危為安。這一時期黨代表（指導員）替代犧牲或負傷的連長指揮作戰沖鋒陷陣，十分的常見，士兵們對黨代表也十分的服氣。

經過了蔣介石為首的國軍大小軍官與士兵的打擊，抗戰中連的指導員與大革命時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時的指導員已經鮮有軍校畢業的軍官擔任，而多由戰時干部訓練團經短期培訓后的文學生擔任。這些人沒當過兵，沒經過軍官學校，與連隊特有的兵文化隔隔不入，丘八們也不在精神與情感上認同他們，特別是擔任軍隊基層干部卻又不具軍事素養，打起仗來自然不可能還像東征時那般勇武，士兵們也就不可能對他們服氣、服管。1939年，蔣介石在一篇名為《改進政訓工作的要求》的講話中指責第九戰區的政工人員，說你們平時以勇敢殺敵、奮斗犧牲教導士兵，可“到了自處前線，形勢緊急的時候，就膽怯心驚，甚至藏起身來。”在1944年的一次會議上，又說，

【“現在部隊里面的政治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就是因為有許多政工人員本身就不健全，威信不能樹立，以致地位日益低落，士兵自然不愿受他們的領導。”】

 

中共軍隊中的指導員又不同了，其連隊指導員差不多全部起于卒伍，都是從班長、排長干上來，在具備了較強的政治素質后，才提拔為指導員的，而又由于戰爭年代的指導員在地位上稍高于連長，有些指導員又是由連長轉任的，故而中共軍隊中的指導員，不僅對基層官兵的心理掌握確實，共同語言多，容易得到戰士們的認同，而且指揮打仗的功夫也并不稍差。我們都知道在抗戰的敵后，有一個歷史上很著名的武裝形式——敵后武工隊，但也許有人并不知道，這些武工隊，從正副隊長到骨干隊員，絕大多數是從政工干部中抽調組成的。有誰對他們的殺敵技能產生過懷疑嗎？有誰認為他們都像《集結號》中的指導員那個慫樣嗎？我想可能沒有。從紅軍時期到最近的對越作戰，指導員代犧牲或傷重的連長指揮戰斗而致勝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根本不是網民認為的指導員只管生活不管打仗。有興趣的看看著名戰斗英雄張明、周文江、胡緒清等殺敵事跡，你就知道我軍的指導員軍事素質是怎樣的一個過硬了。

第四個不同，發展空間不同

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共軍隊的政工干部顯的更紅而且進步也更快。紅軍時期主要擔任各級政委的羅榮恒、聶榮臻、譚政、羅瑞卿、彭雪楓、黃克誠、肖勁光、李先念、王震、楊勇、葉飛、肖華、陳錫聯、楊成武、張愛萍、鄧華、劉震、王建安、劉亞樓、鐘偉、丁盛等數不勝數的政工干部，后來都得到重用，執掌兵符。

而在國軍中，從十年內戰開始后擔任各級政工領導的，幾乎絕少將帥之選。不要說將帥了，那時當連指導員或團指導員的，好多人干了多年什么都不是。據陳誠于1941年2月27日《函呈委員長蔣有關第六戰區實況》言，

【“至就干訓團畢業生之現狀而言，其擔任政工基干工作者，除少數人外，迄今仍屬見習或服務員之名義，未補實缺。工作名義不免感受影響，生活亦多陷于顛沛。”】

張治中在其回憶錄中也說道，

【“從事政工愈久，則其個人之前途愈覺黯淡，而一般軍官，均視政工為畏途。”“部隊長往往借人事交流之名義，將若干連指導員吸收于部隊之內，而以水平較低之人員派充連指導員。”】

《國軍政工史稿》則說，

【“恒有任團指導員，隨軍作戰多年，因未具備主隊職之資歷，不能取得轉任隊職之資格，尚不如行伍出身之軍官者。”】

因而“不惟高級軍官多不愿轉任政工，即軍校出身之初級軍官，亦視政工為毫無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棄。”這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即越是受歧視，越沒人愿干，則指導員隊伍的素質就越差勁；而指導員的素質越差，就越讓人看不起，就更沒人愿意干。這無疑大大降低了指導員這一職務的吸引力，使許多有才華的軍官不愿意選擇此一途徑。

第五個不同，在關鍵時刻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同

在國軍中，一支部隊聽誰的話，跟誰走，軍隊建設的方向怎么確定，全靠軍事主官一人說了算，這便是其長期存在著的兵隨將叛現象的根源所在。按說，國軍各級政工領導也同樣負有保證軍隊建設旗幟與方向的責任，可惜，由于平時沒能培養他們在官兵中的威信，連長排長可以隨便支使他們，就連士兵都可以欺負他們，其說話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份量，也就根本發揮不了這樣的作用，何況又大量缺編呢。

 

因為中共軍隊各級政工領導基本全是本部黨的一把手，即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同時又是上級黨委的委員，又因為上至毛政委下至每個基層黨委，都一直強調“黨指揮槍”，不僅所有軍中大事必須經黨的會議通過才能進行，而且在平時賦予并培養了各級政工領導很高的威信，使他們說話算數，于是當上級有什么重大的方向性轉折與決策時，當部隊的軍事主官有違背上級組織的行為時，那些政委和指導員們，便比同級的團長連長更具掌控部隊的權力，從而保證軍隊發展與建設的方向。

國軍在抗戰時，經常出現整團整師的投敵叛變，到了解放戰爭時，也有整軍整師的倒戈投誠，可你看看中共軍隊的歷史，投敵叛變的有多少？這其中有一個原因，即國軍的政工干部要么沒有配齊，而就是配了也形同虛設，不起作用，軍隊主官說怎么就怎么。紅軍、八路軍也有投敵叛變的，比如龔楚、邢仁甫等，可你看他能拉走一個人嗎？因為像部隊轉移、開動這樣的大事，沒有黨的會議的通過，沒有政委的同意，軍事主官一個人的命令沒用，根本不是《雪白血紅》里“我是師長，我說了算，哪個再說走，我就斃了他娘賣X的”那么回事，你以為中共軍隊“黨指揮槍”是說著玩的？

國民黨軍的失敗，原因很多，它不能像中共軍隊那樣把支部建在連上，從而確保從上到下對軍隊的有效掌控，也是其中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