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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是五一大掃蕩之后華北我軍為恢復與開辟敵后游擊根據地而組建的一種特殊組織。它誕生于華北敵后最艱苦的歲月，而尤以河北平原最為活躍。

武工隊并非只是抗戰時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敵后也有武工隊；解放初剿匪鞏固新區時也有武工隊；1943年后的華北游擊區，大量的民兵組織也有稱武工隊的。各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武工隊，其組織系統、活動環境等是不同的。因為是就馮志所寫并經影視編導們肆意篡改的《敵后武工隊》說事兒，所以這里便主要說抗戰最艱苦階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隊。

圖1 小人書版《敵后武工隊》

有人將武工隊比作西方的特種部隊，甚至聽說有的文化人想按《加里森敢死隊》那樣再拍武工隊。這是極荒唐的。

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有什么不同？

第一個不同，是人員的組成不同。

武工隊的骨干主要以政工干部為主，這是全軍一致的。如冀中七分區武工隊長張英是第二游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九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十八團三營的教導員，冀南一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六分區德故武工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晉綏三分區武工隊長謝允中是八團政治處的民運科長。小一些的武工隊長，比較著名的安正福、王棟、李彩五、李繼初、高云貴等，則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從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隊資料中看，武工隊的領導由非政工干部擔任的極其罕見。馮志在小說《敵后武工隊》中塑造的武工隊小隊長魏強，是由指導員調任，這與當時的情況是相一致的。

可惜的是，與眾多文藝作品回避、否認乃至詆毀政工干部一樣，近二三十年來所有改編版本的《敵后武工隊》，里面的一號人物魏強全無例外的改成了連長，就與史實不一致了。以政工干部為主組成對敵滲透的小分隊，這是只有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才會出現的情況，也是武工隊區別于其他特種小分隊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種部隊的組成人選截然不同的，是和編導們臆想的截然不同的。

第二個不同，是任務的不同。

西方特種部隊的任務往往是針對某一項單獨的任務而派出，如營救人質、刺殺敵要員、襲擊敵司令機關、破壞敵重要設施等，完成任務后一般在最短時間內撤出。我軍在長期的游擊戰爭中也曾廣泛組織類似的特種部隊，紅軍時期、抗戰時期，這種臨時組建的小部隊對敵實施刺殺、破壞的戰例數不勝數，這是可以類比西方特種部隊的。對越輪戰期間，我軍曾組織多個偵察大隊越境滲透作戰和捕俘，這也類似今天西方的特種部隊。但武工隊則完全不同。

武工隊的任務，是對敵占區開展政治進攻，逐步恢復或開辟游擊根據地。具體地說呢，則有以下幾項：（一）宣傳戰；（二）打擊與改造偽政權：（三）建立秘密關系。現在一條條對比。

武工隊的首要任務，是宣傳戰。而這所謂的宣傳戰，用今天時髦一點的詞來說，就是心戰。至于其開展心戰的方法，又與今天國外流行的不盡相同。除了比較常見的炮樓喊話、寫標語、集市演講、發傳單等以外，還有一些比較獨特的作法，比如打電話，曾打進偽天津市長家里，比如寫信，也曾寄到偽河北省長的案頭，比如深更半夜潛入偽軍屬的家中給全家人講抗日大道理，比如動員某個偽軍的親屬往據點里為我做勸說工作，比如對偽軍記“善惡簿”、發“回心抗戰證”，等等等等。這些做法，對于只是短期潛入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們往往并不使用。而對于土生土長并準備長期扎根恢復和建立根據地的武工隊來說，卻是最主要的心戰方式。

圖2 神劇版武工隊

除了宣傳攻勢，擺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打擊與改造偽政權。西方特種作戰，從大的戰略上講，興許也有這樣的內容，但那基本是對國家政權或較大的地方反對派政權的改造與扶持，而對于一二十人組成的特種小分隊來說，則基本不會有這樣的任務。武工隊則不然，鏟除偽政權中不聽我警告的叛徒漢奸，將偽政權改造成為我所用的兩面政權，是武工隊一以貫之的任務。至于如何改造，其手段，卻并不像繪畫彈琴那般雅致，比如在月暗風高的深夜突然出現在熟睡中的偽官居室對其實施刺殺或警告；比如將保鏢環衛戒備森嚴的公子小姐老太爺姨太太們請到青紗帳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課；比如在敵人聚會的餐桌或會議桌上適時地寄去某漢奸的人頭等等。曾有無數這樣的例子：當武工隊決定鏟除某個尚在敵營仍在囂張作惡的漢奸時，先在集市、城區要道等處張貼布告，寫明對其五日之內執行死刑，那么你等著瞧吧，不管這個漢奸是如何的狡猾，他絕對不可能活到第六天。許多偽官，就是這樣連拉帶打的被迫成了我們的內線，許多偽政權就是這樣被改造成了兩面政權。這些做法，典型的中國特色，八路特色，西方特種部隊沒有，也學不來。

至于第三個任務，在敵偽中建立各種秘密關系，這也是中國特色。當年敵工工作一個重點，就是建立與敵偽的秘密關系。這也是華北敵后普遍開展的一項活動。以冀南軍區為例，1942年10月有一個統計，武工隊與偽軍共建立關系1400余個。可見其重視程度之高和數量之大。

拉這么多關系干什么，一為情報工作。敵偽中有什么行動，武工隊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個會議上某個偽組織人員說的某一句話都能在散會后不久就可以傳到武工隊的耳朵里，從而為軍事、政治、經濟斗爭提供依據。

二為尋找掩護革命工作的保護傘。很多時候，在敵人搜捕剛剛刺殺了某個鐵桿漢奸的我武工隊員時，而這幾個武工隊員也許正在敵人炮樓跟前的某個偽軍官家中給他的家屬上政治課呢。在當時，武工隊為逃避敵人的追捕而藏身于偽軍據點和偽官家中的情況比比皆是，屢見不鮮。當地下人員和群眾積極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過關系將其救出。

三為解決經濟困難。當年根據地急需的藥品、兵工材料等緊俏物資，需要到敵占區購買，因為武工隊與敵占區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較好的關系，就為這種采購提供了相當的便利。如果不能買或無需買，也可以向偽政權借用，比如當我攻打炮樓火力不夠時，借用偽治安軍或警備隊的機槍用于打鬼子；比如當我敵工人員負傷后，借用某個偽官的私邸進行治療等等。

四為交通方便。當武工隊保護黨的干部通過偽軍的哨卡到其他地區時，往往事先疏通駐地偽軍，愛酒的送幾瓶酒，愛錢的送幾塊大洋，好貨的送雙鞋送件衣裳，好賭的陪著打幾圈麻將故意輸點錢。這些偽軍官受了賄賂，拿了人家手短，加上也不想與八爺結仇，通過其轄區時他往天上放一陣槍就過去了。這些做法，對于作戰地區主要是異國他鄉的、以快打快出為主要行動方式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由于與當地人沒有這種老一輩少一輩的盤根錯節的關系，是他們無法做到的，甚至是無法想象的。

圖3 歷史真實版的津南武工隊

第三個不同，是所依賴的要件不同。

西方特種部隊往往獨立作戰，并不指望當地群眾的支援與配合，并不主要依靠地方組織。他們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裝備，其運載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當前軍界最尖端的產品。而武工隊是在黨領導的人民戰爭這個大背景下作戰，故而特別強調依靠群眾和當地黨組織。他們與地方黨往往是合而一體的，有些軍區或軍分區還規定必須要有地方政權的領導參加。對此，八路軍野戰政治部、115師、129師等對武工隊工作的指示中，都有強調。劉伯承在《武工隊在敵后活動的戰術問題》一文中，就曾說：

【“武工隊是以政治進攻為主，那么在組織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員如何加強……五分區的武工隊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參加領導，以加強對群眾的領導和軍民的血肉結合……武工隊的基本問題就是在當地生根，在政治上與群眾結合，也要在組織上結合。”】

羅瑞卿也曾說過，

【“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干部，與當地群眾有聯系的干部參加武工隊。太行區的武工隊在這方面是很差的，必須改造。如X分區五個武工隊。全是軍隊的連排干部，沒有吸收地方干部參加……由于他們缺乏地方性，與群眾沒有聯系，所以工作也難于開展。”】

在小說《敵后武工隊》中，武工隊第一小隊的指導員是由區委的委員劉文彬擔任，這是十分符合當時的情況的。

武工隊深入敵占區活動，他們的隱藏地點，必須也只能是當地的堡壘戶，他們的情報收集，更多來自于人民群眾的隨時密告，他們吃的穿的以及化裝時所用的，全靠各村秘密支部的供給。武工隊的成員與當地群眾完全地打成一片，也是一頭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腳的泥巴，也和群眾睡同一個土炕，吃一樣的糠菜窩頭，也經常與群眾一起擔糞鋤草，一起拉犁耕種。就因為這樣，使得他們與當地的群眾從感情上到組織上都緊緊地聯系到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機體。也只有這樣，人民群眾才能夠在敵人搜捕時，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寧可丟掉羞臊，也敢在敵人的刺刀面前將武工隊員認作兒子、認作丈夫。這是西方樣式的特種部隊所無法做到甚至無法理解的。可以這么說吧，武工隊在遠離根據地和大部隊的敵占區活動，沒有當地人民群眾的掩護，沒有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他們連一天也休想堅持下去。這一點是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最大的區別，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盡管它老土老土的土的掉渣。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牛戈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