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丁家琪 《祖國》記者宋志嬌 攝
紅軍長征史是黨史、軍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呈現出十分活躍的狀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成績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對于這段歷史的研究中存在著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出現了一股否定“九九密電”（又稱“草地密電”）的錯誤思潮，這股思潮危害很大，影響很壞。我以這個主題為重點談三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九九密電”的歷史真相。
所謂“九九密電”，是指1935年9月9日，黨中央率領右路軍長征到達四川西部的巴西一帶以后，率領左路軍的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在阿壩地區一再拒絕中央要求其率部北上的指令，背著黨中央給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的主要領導人陳昌浩等發出密電，企圖危害黨中央，分裂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獲得了這一密電，立即報告了黨中央和毛澤東。黨中央為貫徹既定的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于9月10日凌晨，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12日，到達甘肅南部的俄界地區，在這里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這一密電事件的發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當時張國燾野心膨脹，對抗中央，企圖以槍桿子指揮黨的一系列錯誤行動的必然產物。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于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區勝利會師。會師時，紅一方面軍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只有2萬多人，不到3萬人，而紅四方面軍這時卻有8萬多人。面對這種情況，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在紅軍前進方向和戰略方針上，開始同黨中央唱對臺戲。從6月到10月，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圍繞北上還是南下的重大戰略方向選擇和戰略方針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交鋒。概括起來，比較大的交鋒有四次。第一次，是1935年6月中下旬兩河口會議前后。6月16日黨中央致電張國燾等人，提出兩個方面軍總的方針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占領新疆。但是張國燾不贊成這一方針，回電說紅軍宜集中主力占領青海新疆或者南下川康邊。為了統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會議，作出了關于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加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及全中國的勝利。張國燾勉強同意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數中央領導人關于北上的意見。中革軍委根據這次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和作戰部署，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會后，張國燾回到理縣的駐地，馬上就變卦了，他致電中央，仍然堅持要南下，并在部隊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論，策動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名單，竟然提出要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敵總指揮，由張國燾來任軍委主席，并給予“獨斷決行”的大權。這里張國燾篡奪軍權的野心就暴露出來了。中央拒絕了張國燾等人的無理要求，但為了照顧紅軍的團結，于6月29日任命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7月18日，又決定把原來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張國燾這才勉強同意紅四方面軍向松潘西部的毛兒蓋前進。第二次，1935年8月上旬毛兒蓋會議前后。這個會議之前有兩個重要問題要說一下。一個問題是，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并應紅四方面軍領導的要求，任命葉劍英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接到命令以后，就帶著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機關的李榮、畢占云、呂繼熙（呂黎平）、賴光勛、陳茂生等11名作戰參謀和機要干部從黑水出發，到達毛兒蓋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工作。第二個問題是，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了夏洮戰役計劃，決定紅軍要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發展的局面。這個計劃規定將紅一、紅四方面軍編為左右兩路軍。以紅一方面軍的第5軍、第32軍，紅四方面軍的第9軍、第31軍、第33軍為左路軍，在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的率領下，從卓克基出發經阿壩北進。另以紅一方面軍的第1軍、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4軍、第30軍為右路軍，在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的率領下，從毛兒蓋出發，經班佑北上阿西這一帶，黨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這兩個問題與密電事件有著緊密的聯系。8月初，在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到達毛兒蓋。他一到就向中央發難，反對北上。中央不得已于8月4號到6號，再次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繼續解決組織問題。張聞天在會上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了黨中央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針對張國燾反對黨中央和破壞紅軍團結的活動，決議明確指出，要“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紅軍有害，對敵人有利的”。在會上，張國燾又以“提拔工農干部”為借口，提出再增加紅四方面軍干部九人當政治局委員。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八個人。他就是企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央的領導成分，以便于他控制中央。會議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但是為了加強黨中央領導，增強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團結，決定增補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候補中央委員，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委，陳昌浩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是第二次交鋒。第三次，是1935年9月9日張國燾發出密電前后。從前兩次的交鋒可以看到，黨中央每強調一次北上方針，每提出一項根據當時敵情制定的作戰計劃，張國燾都要表示反對，并要挾中央，提出要解決所謂組織問題。雖然中央對其錯誤言行給予了嚴肅批評，但為了紅軍的團結，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第一次是把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給了張國燾，第二次又給了三名中央委員，三名中央候補委員，兩名政治局委員，即便如此，張國燾的胃口仍然沒有滿足。8月15日，左路軍先頭部隊從卓克基出發，經過草地，20日到達阿壩地區，隨后左路軍的主力部隊也陸續到達這一地區。18日，右路軍先頭部隊從毛兒蓋地區出發，21到23日右路軍主力和黨中央、軍委機關也先后北上，經過草地，于月底前全部到達班佑、巴西地區。9月1日，毛澤東等領導人致電張國燾，要求左路軍按原定計劃迅速東進到班佑巴西地區同右路軍會合，然后共同北上。此后一直到9月8日，中央連續多次發出電報，一再催促張國燾北上，可張國燾卻在阿壩地區按兵不動，不但不執行中央的指令，反而公開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9月3日，他致電中央反對北上，要求已經過草地的紅軍返回，南下進軍松潘之敵。9月5日，他又命令當時在松崗、黨壩、卓克基的左路軍的一部分部隊停止北上，就地籌糧待命。9月8日，他電令徐向前、陳昌浩說，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右路軍立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同時電令左路軍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轉令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則將其扣留。這已經是要對軍委縱隊動武了！就這樣，中央要張北上，張國燾卻堅持南下，雙方電報里你來我往，一直發展到9月9日，張國燾背著中央給陳昌浩等發去密電，要求他們率領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幸虧密電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獲得，立即報告了黨中央和毛澤東，這樣中央才于9月10日凌晨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脫離險境，先行北上了。9月10日凌晨，黨中央在北上途中發出了《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張國燾南下方針“對于紅軍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同時再次致電張國燾，指出其南下電令完全不適宜，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立即北上。中央又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出指令，令其率領4軍、30軍于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就是跟隨在一、三軍的后面北進。然而陳昌浩等公然站在張國燾一邊。他給紅一、紅三軍領導人送去一封策反信，要他們反對中央，說什么“中央不經過總部組織路線，自己把一方面軍部隊及直屬機關，昨晚開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線上，已經把一方面軍幾十萬健兒葬送”。信中煽動說：“胡為乎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敵”；“吾兄在紅軍久經戰斗，當揮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隊轉回阿西”。他公然挑撥紅一、紅三軍和中央的關系，妄圖拉攏彭德懷等領導人，不折不扣地按照張國燾的秘密命令行事。陳昌浩還當即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開造謠說中央投敵去了，是逃跑路線等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了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行徑。第四次，就是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張國燾另立中央前后。張國燾率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以后，于10月5日在理番縣卓木碉宣布了另立中央，自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他對朱德、劉伯承等進行圍攻迫害。同時還公然宣布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工作，開除其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宣布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甚至狂妄的要求取消黨中央。他的反黨篡軍罪惡活動，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實，張國燾早在1924年5月就叛變了革命，是隱藏在黨內的一個叛徒。這一次反黨篡軍的罪行，只不過是他叛徒本性的一個十足表現而已，也是對他發出的“九九密電”最好的詮釋。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或武力解決問題，并不僅僅局限在那封密電上，而是一個過程，是從兩河口會議到張國燾另立中央這樣一個過程，時間長達三個多月將近四個月。張國燾一直在用槍桿子來審查黨的路線，逼迫中央做出種種讓步，篡奪軍委和中央的領導權。當然，這里說的張國燾的嚴重錯誤和罪行，必須與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嚴格區分開來。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是擁護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張國燾的錯誤和罪行也是堅決反對的。真正跟著張國燾跑的只是極少數人。
第二個問題，“九九密電”的存在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20世紀80年代初，史學界的一些人以所謂中央檔案館沒有查到“九九密電”為由，否認張國燾發出了密電。這種理由能成立嗎？我黨我軍在戰爭年代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不少檔案資料都喪失了，比如著名的寧都會議、遵義會議，至今都沒有查到會議記錄，能說這兩個會議不存在嗎？宋時輪院長曾經對我們說，
張國燾的那個密電，中央檔案部門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電報是從張國燾那邊發的，最終收報人是陳昌浩，他們怎么可能把電報保存下來呢。
當年在紅四方面軍負責機要的一位同志，曾講到西路軍在高臺戰役失敗時，把所有的文件檔案都銷毀了，把電臺都砸毀了。所以很多歷史資料現在在檔案部門找不到是很正常的。如果以沒查到密電為由就否認它的存在，顯然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這就表明一個問題，明明存在的歷史事實，你卻用站不住腳的理由來否認，如果不是對歷史無知，就是有意歪曲事實，別有所圖。無論哪種情況，本質上都是歷史虛無主義！雖然這個密電在檔案部門沒有查到，但是，密電事件的主要當事人和知情人都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充分證明密電的存在是確定無疑的。有以下事實：第一，毛澤東的講話。1937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張國燾背著中央發出了秘密的命令。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張國燾一到毛兒蓋就反了，他在這里大開其督軍會議，用槍桿子來審查黨中央路線。”
“葉劍英同志便將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
毛澤東講這個話的時候，張國燾就在現場，他并沒有表示反對，說明他是承認這個事實的。這個講話記錄稿存在中央檔案館。我80年代參加編寫葉帥傳記時，在檔案館親眼看過這個講話記錄稿檔案。這里還有一個情節，有的人把張國燾在另外一個場合回答朱德質問時，為自己錯誤行徑辯護的一段話，說成是在這次會上講的。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顯然是十分拙劣的。毛澤東還在其他時間、場合多次談到這件事。1967年夏天，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曾與楊成武談起此事，摸著自己腦袋，風趣地說：
“葉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個了。他救了黨，救了紅軍，救了我們這些人。”
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高級干部談話，再次談到：
“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里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我們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那時軍隊如果不到西北，那里還有一點根據地，后來怎么能到華北地區、東北地區，怎么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么多根據地呢？”（毛澤東這些講話在葉劍英傳記中已公開引用發表）
毛澤東還在另外的場合講過，長征中同張國燾斗爭這一段，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可見當時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處境多么險惡！
第二，葉劍英的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書記處決定給九個元帥立傳，寫傳記，葉帥的傳記由軍事科學院負責。我有幸遵照組織的決定，參加了葉帥傳記的編寫工作，前期主要參加編寫傳記，后期到1996年以后，接任了傳記組的組長，繼續主持編輯葉帥的軍事文選和編寫葉劍英年譜。我們在82年、83年親耳聆聽過葉帥回憶他革命生涯經歷當中一些重要歷史事件，關于長征中截獲張國燾密電的這一事件，他曾給我們作過詳細的回憶。后來，90年代中期，中央文獻編委會編輯出版《葉劍英選集》的時候，書中收入的《長征的艱險歷程》一文，就是根據葉帥幾次談話的錄音整理的，經過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核并報中央領導審定后公開發表。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們到了巴西一帶一個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陳昌浩同住在一間喇嘛廟里，中央機關和毛主席他們也住在附近。張國燾率左路軍到了阿壩，就不走了，不愿再北進。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還阻止陳昌浩等人北上。我們在巴西那一帶等他。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里很著急，但表面上仍很沉著，把電報裝進口袋里。過了一個時候，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后很緊張，從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卷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后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里來了。”我趕忙跑回去，會還沒有開完，陳昌浩還在講話，我把電報交回給他，沒有出漏子。那個時候，中央要趕快離開，否則會出危險。到哪里去呢？離開四方面軍到三軍團去，依靠彭德懷。
接著葉劍英對怎樣派參謀呂繼熙拿到一份甘肅地圖，怎么設法帶著軍委直屬隊離開，都有詳細的回憶，就不全面講了。
第三，周恩來的講話。周恩來1972年6月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就密電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話，他說：
“劍英同志先得到張國燾的命令，一得到，馬上就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這個消息，決心北上。……劍英同志先將密電報告了毛主席，因而脫險，立了大功。這件事情，是毛主席經常講的，在座的不少同志聽到。不是主席總是拿這個古人的例子來比喻嗎？宋朝不是有位呂端嘛。古人有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這個例子多次說這個事。當時軍隊就行動了……后來陳昌浩看到電報，知道了這件事，要追。據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組會上說，他制止了。他反對這件事情，不讓追。他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我們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話，因為總有顧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個很險惡的環境。就是說，沒有劍英同志立這個功，要不是毛主席出來制止……，那個局勢就很壞了。所以就是毛主席說的，人心，黨心，黨員之心，都是要團結的，不要分裂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來，要分裂是極少數，那是一個驚險場面，在關鍵時刻才顯出是同志嘛。古話說：‘板蕩識忠臣’嘛。”
“某日午前到前總，還在談北進。午飯后再去，陳昌浩完全改變了腔調，……這無疑是張國燾來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我即到毛主席處告知此事。……向毛主席報告后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南進，……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葉示意想辦法。毛主席脫險來到三軍團司令部，發了電給林、聶，說行動方針有變，叫一軍團在原地等著。”
第五，張聞天、秦邦憲的談話。張聞天和秦邦憲是巴西會議的參加者，也是重要的當事人。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寫到了這兩位中央領導人當時談話的情形：
“有一次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對我說，兩河口會議決定北上，但張國燾耍兩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還違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密電要右路軍立即南下。……洛甫告訴我，張國燾發電報說，如果毛澤東、洛甫、博古、周恩來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們軟禁起來。洛甫告訴我上述情況后，叫我負責把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政治部等單位在次日凌晨帶到巴西，會同黨中央一路北上。”
第六，朱德的談話。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談話中說，
四方面軍到阿壩時，張國燾就變了，要全部南下，發令要把北上的部隊調回，我不同意，反對他，沒有簽字，后來電報由葉劍英同志截住告訴了毛主席，沒向下面講，中央就馬上決定單獨北上了，如果調轉，中央是很危險的。
第七，聶榮臻的詩和文章。聶榮臻在1977年5月14日為葉劍英祝賀八十壽辰，曾賦詩一首，其中有四句是：川西傳訊忠心耿，京華除害一身膽，行若呂端識大事，功成絳侯有愧顏。川西傳訊就是指截獲張國燾密電一事。
“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川西懋功地區，9月，張國燾背棄中央北上的決定，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野心達到頂點。張國燾居心險惡，竟企圖危害中央，電令陳昌浩帶領右路軍，包括原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全部南下。在此黨和革命處于萬分危急的時刻，劍英看到這封電報，火速報告了毛澤東同志，并設法提供了一份軍用地圖。中央決定立即率一、三軍團北上，脫離了險境，使張國燾危害中央的圖謀落了空，也使紅軍日后有了北上的勝利和抗日戰爭的發動。在俄界，劍英詳細地向我講述了這驚險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劍英的機警和對黨中央的無限忠誠。”
第八，楊尚昆的談話。楊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談話中再次回憶了當時獲得密電、直屬隊打糧、與葉劍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澤東勸阻，當眾散發傳單等具體情景。他說：
“當時中央和我們對張國燾發密電給陳昌浩，分裂黨和紅軍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沒有葉帥獲取那份密電，揭露張國燾威脅并企圖危害中央，中央為什么走的那樣急，那樣險呢？那豈不是發瘋了嗎？”
當時在潘州鎮與楊尚昆同住一室的陸定一也回憶了類似內容。1984年4月3日，楊尚昆與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談話，對這段史實作了更為具體的回憶。
第九，徐向前的詩和李先念的談話。1977年葉劍英80壽辰之際，徐向前親筆給葉帥寫了一首賀詩，詩的前幾句是：“呂端當愧公一籌，導師評論早有定，當年英，勁倍增，八秩猶似四十前。”這詩的意思明確指出了葉帥40年前同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的事實，以及毛主席對葉帥的評價。徐向前1977年9月還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一文，批判1935年張國燾以武力威脅中央，用槍桿子指揮黨的罪行。后來徐帥自己否定這篇文章，說是別人代寫的，不過他本人在審閱這篇文章的時候，有一段明確的批示，肯定文章寫得很好。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同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談話時，也談到張國燾密電問題，他說，
電文里有一句關鍵的話，指示陳昌浩：“徹底開展黨內斗爭”。
第十，呂黎平將軍的回憶。呂黎平當時是前敵總指揮部作戰科副科長，是密電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他在1979年5月1日在《解放軍報》發表了“嚴峻的時刻”一文，詳細記述了1935年9月9日張國燾發來密電以后，譯電員陳茂生和他一起商議將密電先報送給參謀長葉劍英的經過，呂黎平文章中還概括了張國燾密電的主要內容，其中有“武力解決”四個字。就是這四個字，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抓住不放，進行歪曲和誣蔑。后來呂黎平對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及密電內容的回憶都做過明確具體的說明。根據我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我認為呂黎平將軍的文章所記述的歷史事實是準確的，所回憶的密電內容雖然經過解放軍報編輯加工整理，但都是有根有據的。主要依據有三點：
一是1951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關于巴西會議的注釋。注釋講：“這時張國燾率領一部分紅軍和中央分裂，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并企圖危害中央，中央在這次會議上決定脫離危險區域，并率領服從命令的紅軍向陜北前進。”注意這里有“企圖危害中央”，“脫離危險區域”的表述。
二是毛澤東的幾次講話。1937年的延安講話，有“開督軍會議”，“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如果稍不注意，那么會打起來的”這些表述。這不是指張國燾要“武力解決”，那又是指什么呢？毛澤東還在1967年、1971年兩次講話中提到“徹底解決”，“否則就當俘虜”等話，不難看出，這更是直接指出了武力解決的意思。
三是1977年9月徐向前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文中明確提到了張國燾陰謀以武力危害中央。
呂黎平將軍當時回憶的密電內容，因為事隔幾十年，不可能一字一句都記得很清楚，但上述權威的說法，印證了回憶的電文基本準確。由此可見，企圖否定張國燾密電中有“武力危害”或者“武力解決”中央的意思完全是徒勞的。前面我已經分析過張國燾武力危害中央從6月兩河口會議一直到10月另立偽中央，這么長時間，交鋒就多達三四次。他多次向中央獅子大開口，逼迫中央南下，并要把這個位置給他，把那個位置讓給他，還要軟禁中央這些領導人，發展到最后把這些人開除中央，撤職查辦，實行通緝。可以說，他這些行動的每一步，都是在以武力威脅的情況下進行的，都是“督軍”行為，都是用槍桿子指揮黨！那些僅僅抓住幾個字眼大做文章，而企圖否定張國燾武力解決問題實質的人，為何對這些鐵的事實視而不見呢？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呂黎平當時在作戰科，不能到機要科看電報。這又是不懂歷史的人的憑空想象。戰爭年代的中心任務就是作戰，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作戰展開的，實際情況是作戰科的人可以到機要科查看電報。這一點，當時右路軍譯電員、紅四方面軍機要干部丁園和左路軍譯電員、紅一方面軍機要干部李質忠等，都有書面回憶作證。還有更重要的一點，葉劍英從一方面軍帶去的這十幾名作戰、機要人員，不少人都是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單獨談話，交待任務的，本身就負有搞好與四方面軍機關部隊人員的團結，同時監督張國燾的責任。當遇到重要緊急情況時，作戰、機要人員在一起商議處理，是再正常不過了。
第三個問題，否定密電的一些極端言論，不只是宣揚了歷史虛無主義，更是觸犯了法律，必須予以追究和懲處。
歷史研究如果是正常的學術討論或者爭議，不僅不應該否定，還應該提倡。但是在對長征中密電事件的研究中，有那么一些人就不是在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學術爭議，而是有意顛倒黑白，歪曲歷史，否認事實，甚至惡意攻擊黨的領導人和革命先輩，這就觸犯了法律，是一種違法行為，應該予以追究，決不能任其逍遙法外。就我所接觸到的有關資料，否定“九九密電”思潮中的一些極端的言論，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趁著社會上出現的一股反毛逆流，拋出否定張國燾密電的論調，企圖否定黨中央、毛澤東同張國燾斗爭的歷史功績，為張國燾翻案。這部分人打著“專家”“學者”的旗號發表文章，先是質疑張國燾密電中有“武力解決”四個字，進而發展到全盤否定密電的存在，企圖制造出是毛澤東等領導人搞陰謀的印象。這精心制造的騙局，蒙騙了部分領導，也迷惑了不了解情況的群眾。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緊密的聯系。當時，黨中央準備在新形勢下做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涉及到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在制定這個決議的過程中，先后在黨內數千人當中討論決議的征求意見稿。在這種背景下，一些人包括一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高級干部發出了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正確歷史的錯誤言論。在那段時間內，錯誤思潮具有相當大的市場。否定“九九密電”思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毛澤東生前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對密電事件提出過質疑，偏偏在反毛逆流中冒出來否定密電的思潮，這難道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嗎？顯然不是。更有甚者，就是這股思潮中的某些人，妖言惑眾，制造事端。只要宣傳長征的正史中涉及宣傳毛澤東、葉劍英等領導人偉績的文章、著作發表，他們就大造輿論，歪曲事實，寫信告狀。幸虧當時黨內、軍內還有一批有威望的老同志，一些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勇敢的捍衛黨的歷史，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才使這些逆流沒有掀起更大的波浪。否則，蘇聯從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導人開始，到最后共產黨c垮臺的悲劇就可能在我國上演。二是說密電是毛澤東制造的謊言，根子在政治圖謀。這個論調代表人物就是湖北的夏xx，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話說長征》的書，書中對毛澤東、葉劍英等領導人極盡污蔑攻擊之能事，公然說密電是毛澤東制造的謊言，目的是為當時中央批判張國燾制造根據，同時為西路軍的失敗來推卸責任。這種論調的荒唐性是顯而易見的，不值一駁。三是污蔑誹謗呂黎平將軍，說呂黎平偽造了電報。這種論調的代表人物是上海某大學的劉x，杭州的張xx，他們利用自媒體，在社會上公開造謠污蔑，信口開河，荒誕無稽！這些極端論調都是歷史虛無主義，明顯觸犯有關法律。我引用有關法律和黨紀的部分條文來對照一下。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的民法通則修改條款第185條說：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2018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明確規定：以侮辱、誹謗或者是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018年8月26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處分條例》規定：對丑化黨和國家形象，或者詆毀誣蔑黨和國家領導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行為，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紀律處分。
2018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五件指導性案例，供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案件時參照，包括狼牙山五壯士葛長生訴洪振快名譽權榮譽權糾紛案。
對照上面這些法規、條例，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肆意歪曲紅軍長征史中密電事件真相的謬論，那些詆毀毛澤東、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污蔑這個事件當事人呂黎平將軍等的行為，違反了黨的紀律條例，違反了民法，嚴重的構成刑事犯罪，是對這些領導人和先輩們名譽、榮譽的侵犯，應當受到追究。對這些惡劣行徑，我們不僅要對其進行嚴厲的批判，也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對這些違法者進行懲罰！我們相信，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不斷加強，還會有更多適用性的法律法規出臺，為捍衛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光榮歷史，為保護老一代領導人和革命先輩們的形象、名譽、榮譽保駕護航！（作者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轉自祖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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