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福利,欧美日韩在线精品一区二区三区,国产成人精品久久久久久久

汪亭友：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是如何為蘇聯歷史虛無主義唱贊歌的

點擊：作者：汪亭友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6-03-22 10:40:33

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必須要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形象地說，就是炸毀一切，在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制度?，F在俄羅斯有多數民眾完全否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近期，中共中央黨校左鳳榮教授撰文 [1](以下簡稱“左文”)，對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制作、中央紀委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居安思危》黨內系列教育參考片《蘇聯亡黨亡國 20 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以下簡稱本片)提出批評，聲稱此片“作為黨員教育片只能起誤導改革的作用”，還指責本片存在“材料和結論存在許多片面性”、“撰稿者的文風有問題，有許多與事實不符之處”、“否認蘇聯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把蘇聯劇變原因歸為少數人的錯誤”等諸多問題。

　　本片課題組認為，學術爭辯應當歡迎，因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做到至善盡美，總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總還有需要加以改進的方面。本片也應當如此。因此真誠歡迎包括“左文”在內的學界批評。但遺憾的是，課題組在認真審讀“左文”后，發現除有一處引文出處有誤需訂正外 [2]，其他批評和指責均不能成立，有不少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不實之詞。為方便讀者閱讀，本文將其所反映的問題歸納成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關于本片的基本立場及“左文”同我們的對立之處

　　“左文”一開頭便給本片羅列了一大堆“毛病”，其中之一是認為本片“選擇的俄羅斯人不具代表性”，給出的理由是缺少“當時進行改革的主角”、“戈爾巴喬夫重用的知識分子”、“俄羅斯現任領導人”。然而只要觀看過本片的人不難看出，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本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運用當時進行改革的主角(如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利加喬夫、雷日科夫等前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重用的知識分子(如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經濟學沙塔林、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葉利欽時代的經濟學家蓋達爾等)的視頻采訪資料和他們的著述進行拍攝和制作的。俄羅斯現任領導人普京也多次出現。采訪對象既有左翼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也有右翼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本片還拍攝了不少俄羅斯普通民眾對親身經歷的那場悲劇及其后果的訴說。應該說他們是歷史事變的體驗者、受害者，有著切膚般的感受，因而更有發言權，也更具說服力。說本片“選擇的人物沒有代表性”這是誣搆不實之詞。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片中絕大多數人物采訪是本片課題組費勁周折專程赴俄羅斯實地拍攝完成的。不少采訪對象在當今俄羅斯政界、學界具有廣泛的影響;也有不少是街頭隨機采訪;有的采訪對象年歲已高，這將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影像資料。這是本片的特有貢獻。

　　“左文”指責本片“片面”的主要原因無非是片中沒有出現“左文”作者想要出現的不少人物。只要思維不偏執的人不難發現這是個無理要求。因為在蘇聯時期發生的人和事太多也非常復雜，即便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也是如此。要想在一部僅有幾個小時的專題片里把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包容進來，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也無必要。通常的做法是選取各個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這就難免會掛一漏萬。對蘇聯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會有自己熟悉的人沒有出現在片中的遺憾，但也會對本片課題組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如果因為片中沒出現自己想要出現的人物就指責本片片面，這是我們斷不可接受的無理取鬧。

　　其實“左文”較真的不是片子是否應該出現某個人，而是本片選擇的人物他們所表達的觀點不合“左文”作者的政治理論觀點。也就是說，“左文”不同意本片所表達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包括對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評價。這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因此在這里有必要向廣大觀眾表明本片制作總的指導思想，以及我們是站在什么立場、運用什么理論和方法解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

　　我們毫無保留地坦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本片總的指導思想，其中包括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關于蘇聯及其亡黨亡國的原因教訓等一系列重要論述。本片是站在蘇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場上，站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人類進步事業的立場上，堅持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尤其是堅持和運用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全面剖析并深刻闡釋了蘇聯亡黨亡國這一20世紀人類遭遇的最重大的歷史悲劇。我們還認為，認真研究、正確認識、科學總結蘇聯亡黨亡國的深刻原因和慘痛教訓，對于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大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立場不同、指導思想和認識方法不同，對同一事件的看法和結論必然也會不同。蘇聯劇變20多年過去了，人們至今仍議論紛紛，就是這個原因。其中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不同是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因為根本利益上對立的不同階級的代言人，必然要對蘇聯劇變做出符合本階級利益和要求的解讀。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要在蘇聯劇變問題上形成統一的認識，而是要求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應有什么樣的分析和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本片的解說工作就是試圖按照這個目的和要求去做的。綜觀“左文”對本片的不滿和指責，從根本上講源于“左文”所持的立場同本片有著原則的分歧。這里列舉幾例說明。

　　1.“左文”不滿本片解說詞關于戈爾巴喬夫旨在全盤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的所謂“公開性”實質的分析，公開指責并質疑片中人物對“公開性”導致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從而為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蘇聯亡黨亡國的突破口的評論，要求讀者閱讀由它推薦的幾本書，認為這些書“基本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認為根據這些書的觀點“肯定得不出與該片撰稿者一樣的結論”。

　　本片的解說詞在第三集根據大量的事實揭露了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的實質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認為“公開性”“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在‘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口號掩護下，變成專門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和‘消極現象’甚至是歪曲與偽造歷史的工具，變成從根本上動搖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的突破口。”這一觀點是課題組全面分析戈爾巴喬夫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狀況及其產生的根源后得出的符合當時實際的正確結論。

　　然而“左文”不贊成本片解說詞的上述分析，提出要讀者去讀它推薦的幾本書。那“左文”推薦的是些什么書呢?這些書的作者又是些什么人呢?這里僅舉一例便能說明問題。比如“左文”所列的《別無選擇——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和未來》一書，該書主編是本片提到的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此人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是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是蘇聯意識形態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公開宣稱“整個蘇聯的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3]?？梢姡纱巳藫沃骶幍臅麚P什么觀點是可想而知了。如果站在阿法納西耶夫這類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人的立場上去看待蘇聯蘇共的歷史，當然得不出與本片撰稿者一樣的結論了。當然，我們絲毫也不反對讀者去看這些書。相反，我們希望大家去讀讀，以了解這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所謂思想家理論家們是如何片面解讀、全盤否定蘇共蘇聯的歷史以及列寧、斯大林這些蘇共的領袖的，同時也明白“左文”的作者持的是什么立場，信仰的是什么樣的歷史觀。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這是前車之鑒啊!習近平同志的這段論述高屋建瓴，精辟深刻，一語中的地揭示了蘇聯意識形態領域問題的實質以及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這為我們進一步研究蘇聯問題特別是蘇聯意識形態演變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根本的指導。

　　當前我們意識形態領域也存在一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拿蘇聯問題說事。他們對直接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所顧忌，于是便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甚至借否定列寧及其領導的十月革命，來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革命，借徹底否定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列寧主義，割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本質上的聯系，甚至以蘇聯劇變證明了列寧主義的破產為由要求取消列寧主義在我們黨的根本指導地位。我們主張全面地科學分析蘇聯和蘇共的歷史，但絕不贊成“左文”支持的全盤否定蘇共蘇聯的虛無主義的歷史觀。

　　2.“左文”不贊成原蘇共領導人利加喬夫關于修改憲法第六條的評論。

　　在本片第一集中，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認為修改憲法第六條，“這是個大錯誤，這是毀滅性的開始。修改憲法第六條就是否定、取消黨的領導”。我們認為，利加喬夫作為前蘇共高層領導人和蘇聯解體的親歷者，對戈爾巴喬夫領導修改的憲法第六條的評論是完全正確的，也符合歷史事實。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要確立的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國體政體等社會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國家在憲法中確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共產黨執政的法理根基。如果這個根基沒有了，共產黨執政就會失去合法性，就要勢必要推行資產階級的多黨制。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違背無產階級專政原則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而且在實踐中在資強社弱、世界資本主義完成對社會主義國家戰略包圍的國際形勢下是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將為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打開了合法通道。蘇聯劇變的過程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正是利用戈爾巴喬夫讓蘇共主動讓權之機，組建各類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組織，公開而合法地向蘇共展開奪權活動，瓦解蘇聯和蘇共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致使蘇共的執政地位名存實亡而失去戰斗力，最終在內外勢力的夾攻和逼迫下亡黨亡國。

　　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反過來說明，我們黨歷來十分重視憲法確立黨的領導地位的重要性是無比正確的決定。目前國內有一股鼓吹中國實行西方憲政的所謂憲政民主思潮，其實質就是要求通過修憲取消我國憲法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規定，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把中國徹底引向資本主義。面對戈爾巴喬夫通過修憲取消蘇共的執政地位進而在蘇聯推行多黨制如此重大的反動政治事件，“左文”不但違背歷史事實說“這種修改并非毀滅的開始”，而且還別出心裁以為“只是承認了蘇聯已經形成的現實而已”。殊不知蘇共長期堅持一黨執政，只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推行所謂政治“多元化”，導致社會上大量出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非正式組織”，他們打著多黨民主的旗號要求蘇共下臺，對此戈爾巴喬夫節節退讓，最終在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決定實質是取消蘇共領導的修改憲法第六條。

　　3.如何看待蘇聯劇變的嚴重后果，“左文”也與本片有著截然不同的結論。

　　本片認為，蘇聯劇變是一場人為的悲劇，給廣大蘇聯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片中運用大量事實和數據說明這一點，其中描述了被當今許多俄羅斯人稱為充滿苦難的瘋狂90年代，揭示了俄羅斯私有化的后果與罪惡。片中，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說：“蘇聯解體后至今，除哈薩克斯坦僅僅恢復到解體前的1989 年生活水平外，前蘇聯所有加盟共和國都沒有達到蘇聯時期的生活水平。俄羅斯迄今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季塔連科作為科學家做出此結論是有事實根據的。

　　然而“左文”作者并不能拿出確鑿的事實否定季塔連科的結論，反而說什么“波羅的海三國加入歐盟，民眾的生活正在向歐洲水準看齊。而據俄羅斯的資料顯示，俄羅斯的人均收入高于哈薩克斯坦，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只有12%左右。蘇聯時期的短缺現象已經不復存在，不用再大量進口糧食，從2002年起恢復了俄國出口糧食的傳統。在莫斯科可以感受到俄羅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用李克強副總理訪俄時會見俄羅斯領導人梅德韋杰夫時說的話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還說“現在的俄羅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不像某些人描繪的那么好，也沒有某些人說的那么糟”。

　　對于“左文”的上述看法我們說明幾點：第一，俄羅斯人普遍經歷了一個充滿苦難的“瘋狂的90年代”這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前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甚至包括前東歐國家也都普遍經歷了這樣一個類似俄羅斯的或長或短的困難年代。比如“左文”提及的哈薩克斯坦(據說是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經濟社會恢復和發展最好的國家)在1991年宣布獨立以后，經濟和社會發展全面下滑，直到1996年才勉強遏住頹勢，但其國民生產總值1998年只相當于70年代初期水平。兩極分化加劇，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和狀況持續惡化，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積重難返。[4]

　　2.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國家是在汲取極端的右翼勢力上臺以后外交上完全倒向西方、內政上全面推行私有化及資本主義化的慘痛教訓之后，采取了諸如對內遲緩私有化進程、對外重視獨立自主和維護國家利益等措施，使本國經濟社會實現了恢復性的增長，但普遍未恢復到蘇聯時期的狀態，更談不到回歸蘇聯時期的大國地位。俄羅斯淪為二流乃至三流國家危險的事實仍然存在。

　　3.即便像俄羅斯等國家的經濟社會有所增長，但仍然是資本主義式的增長，是資本的增長，伴隨著的是社會的兩極分化和持續的動蕩。這樣的發展，對有產者是天堂、對資本家是樂園，而對于廣大工人、農民、普通的勞動者而言則是失業、貧困和焦慮。

　　據俄羅斯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到2009年5月1日，俄全國失業人數達到770萬，占全國勞動人口總數的10.2%。另據俄新社網站2012年4月12日報道，2010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俄羅斯人數量為1790萬人左右，占俄羅斯人口總數的12.6%。2011年俄羅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人口數量與2010年相比增長了1.1%，為1810萬人，占俄羅斯人口總數的12.8%。[5]2012年4月11日，普京在向俄國家杜馬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承認：俄羅斯的主要問題是最富裕公民的收入與最貧困公民收入之間的巨大差異。目前俄羅斯最富裕公民的收入超過了最貧困公民收入15倍，而在德國、奧地利、法國這種差距僅為4-6倍。正因為如此，從2011年起，俄羅斯全國各地50個城市相繼爆發了示威游行活動，抗議高物價、高失業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憤怒的民眾甚至將所有問題歸咎為前總理普京及其政權的壟斷、腐敗和無能。

　　我們絲毫不否認俄羅斯包括其他前加盟共和國的GDP在增長，有的國家人均GDP水平還很高，但這種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這種兩極分化的高增長，對于廣大的民眾而言又有什么實際的意義呢?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國家要的是促進共同富裕的發展，要的是全民共享成果的發展。而“左文”完全背離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說什么“現在的俄羅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不像某些人描繪的那么好，也沒有某些人說的那么糟”。不知道“左文”作者的立場在哪里，要想表達什么樣的觀點。

　　4.完全不顧本片披露的鮮為人知的事實為戈爾巴喬夫之流辯護。

　　比如本片引用的材料明確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公開宣稱：‘俄羅斯人必須拋棄過去的帝國思維，俄羅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國，而只是非洲的上沃爾特’”。克林頓說得很明白：衰落的俄羅斯在西方眼中已經不是昔日大國，而是一個類似上沃爾特這樣的非洲小國，表明俄羅斯大國地位雄風不再。這驗證了普京總統關于“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的擔憂。而“左文”旁征博引，用一大堆材料說明“這種說辭形容俄羅斯發展的落后性，而非國家地位”。如果這個典故用錯了，那也是那位美國總統的問題。大可不必揪住本片不放。

　　還比如本片提到1991年11月18日撒切爾夫人在美國休斯敦提及西方是如何扶植戈爾巴喬夫、如何通過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的演講。這是本片攝制組在赴俄采訪期間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特別提供的。為了核實這個材料，中國社科院張樹華、王文娥同志通過對俄文、英文文獻的檢索，以及向有關機構的嚴肅艱苦的查證，得出如下結論：“可以判定：撒切爾夫人曾于1991年11月18日訪問過美國休斯敦，并在美國石油學會組織的會議上發表過演講。到目前為止，演講的內容是由俄羅斯媒體和俄羅斯相關人士披露或轉引的。而英國撒切爾基金會不能提供(或不愿拿出)此次演講的具體內容，英國獨立電視新聞公司、美國石油學會也保持了沉默。我們認為，在撒切爾基金會沒有拿出可信的證據反駁俄羅斯媒體的相關報道之前，可以使用俄方的材料。”[6]

　　而“左文”完全無視盧基揚諾夫提供的材料及其在俄被大量引用并引起巨大反響的事實，也不對有關出處做詳細的考證和調查，僅以“1991年11月撒切爾夫人的全部講演在http://www.margaret thatcher.org/speeches/browse.asp?pg =376可以查到，但其中沒有在休斯敦的講演”為由，就輕易否定撒切爾夫人在休斯頓演講的真實性，并由此斷言“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與西方無關”。這顯然不是一個嚴謹學者應有的態度。撒切爾夫人明確說“通過我們的幫助，他(戈爾巴喬夫)能夠掌握大權”。西方國家長期推行對蘇和平演變，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從外部對蘇聯高層確定最高領導人施加影響(提供幫助或干擾)。在無法對盧基揚諾夫提供的材料證偽的情況下，怎能否定撒切爾夫人的結論以及盧基揚諾夫的觀點呢?

　　無獨有偶。“左文”還僅以一位博士生的所謂查證(未列出任何有關查證的經過、結果等)便斷言前蘇共領導人雷日科夫透露的美國總統克林頓1995 年10月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所說的一段話“很可能出自俄羅斯人之口或是俄羅斯人從西方媒體中轉述過來，而并非是克林頓的原話”。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尤其是所運用的資料、信息等要可靠可信。研究者有權懷疑或否定任何資料或信息的真實性，但在做出否定的結論前必須拿出確定無疑的事實或根據。“左文”拿不出任何有效或有力的證據證明本片經過嚴格考證或篩選后確定的事實或材料有問題，反而批評本片“撰稿者的文風有問題，有許多與事實不符之處”。如此草率地對待學術研究，與其說“左文”作者缺乏作為學者起碼有的求真務實的學品人品，倒不如說是其僵硬固化的立場與世界觀在作祟。

　　“左文”還指責利加喬夫、雷日科夫以及“8·19”事件的組織者，無不反映其完全站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的立場上片面看待蘇聯亡黨亡國這一歷史事件。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這里不再一一評述。以下就“左文”中反映出來的在學界有一定代表性的問題或觀點進行闡述。

二、關于“大清洗”死亡人數與“第五縱隊”問題

　　1.關于“大清洗”死亡人數。

　　“左文”對片中俄羅斯學者茹科夫認為斯大林時期“大清洗”人數總共87萬多人提出質疑，批評茹科夫提供的“這個數字是極不真實的”。還為此引用了俄羅斯的某個材料作為佐證，該材料說“大清洗”被處死的人有名有姓的就有134萬，而實際死亡的是這一數字的10倍。

　　應該說，圍繞斯大林肅反問題，在俄羅斯乃至世界范圍都有爭議，特別是關于肅反期間被處死的人數。有各種說法：有說1000萬、1500萬的，有說2000萬、2500萬的，甚至還有說4500萬、5000萬的。1988年俄哲學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認為1937—1950年僅在蘇聯集中營死亡的人數有1200萬。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則認為，按照保守的估計，斯大林在世期間造成的死亡人數不少于2000萬人，可能甚至超過2500萬。[7]“左文”選擇的那個說法，人數還不算多的。面對這些不同的版本，我們該相信誰呢?恐怕需要先聽聽蘇聯官方的說法。在斯大林在世時，蘇聯的有關機構就開始調查“大清洗”的后果及被鎮壓的人員情況。斯大林去世后，有關的調查則更多。即便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當局也沒有放過這個問題。

　　應當承認，相對學者或非官方機構的調查數據，官方公布的結果要更可信，也更有權威(除非出于某種目的刻意隱瞞)。因為對像斯大林肅反這類問題的調查，因事態復雜涉及面廣，需要調查很多的人和事，需要查證大量檔案資料，需要多個機構的配合參與，需要動員大量人力物力。面對這類耗時費力的浩大工程，如果不由國家相關機構出面組織調查，僅憑個人或民間的力量很難完成。而且調查還涉及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反斯大林反社會主義的人會惡意擴大事實和有關數據。這也是大肅反死亡數字被一些人無限拔高的重要原因。私人或民間機構很難保證此類調查在價值取向和結果上的客觀公正。

　　那么，蘇聯官方關于“大清洗”的調查結果是怎樣的呢?這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吳恩遠研究員的考證，列舉幾個權威數字：

　　1.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在給蘇共中央主席團關于肅反人數的統計報告中指出：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數有3777380人，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處死刑的有642980人。

　　2.1956年2月9日，根據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成立的調查有關“大清洗”事項的委員會(由蘇共中央書記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負責)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1935—1940年，因反蘇維?；顒颖淮兜娜斯?span lang="EN-US">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8503人。

　　3.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機構判處反革命罪的人數總共3778324人，在1930—19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是786098人。

　　4.1992年8月3日，俄羅斯聯邦安全部為落實俄羅斯政府“為因政治罪而被鎮壓的人恢復名譽”的法令舉行專門會議。俄聯邦安全部負責人阿納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個蘇聯時期，即1917—1990年“由于犯國事罪以及根據刑法典犯類似罪”的總人數共385390人，同期被以“政治犯”處以死刑的人為827995人。[8]

　　上述調查都是在斯大林去世后進行的，有兩次是在赫魯曉夫時期，有一次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還有一次是在蘇聯解體后葉利欽執政的俄羅斯時期。我們知道，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是反斯大林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當政期間的有關機構是不會有意縮小“大清洗”的后果的(當然，受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不排除有夸大的可能)。也就是說，這些調查為我們了解“大清洗”關押和致死人數給出了最大的參考值。

　　由于統計時間上有長有短，不同時期對政治犯的解釋也不盡相同，因此，受諸如此類因素影響，上述統計結果并不完全一致(數量上略有增加，但總體上差別不大)。綜合起來看，在整個斯大林時期，被官方確認的因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或以政治犯被處死的人數約78萬人。當然，這只是進入司法程序被判死刑的有據可查的人數，還不包括因“大清洗”被關押致死或因“大清洗”被流放、驅逐出境致死的人員。

　　如果按照“左文”提出的“大清洗”死亡人數應包括這些牽連致死的人，那么這個數字該是多少呢?對此問題，蘇聯官方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統計結果(可能是因為各種因素無法進行精確的統計)，因此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也沒有一個被公認是權威的參考數據。有的只是各種推測和估算。這就為別有用心的人夸大甚至捏造此類數據提供了空間和可能。

　　關于因“大清洗”被關押致死或因此被流放、驅逐出境致死的人員的確切數字，雖然我們也無法給出權威的準確答案，但我們可以在此列舉幾個有關的數據，作為判斷這一問題以及鑒別各類說法對錯的重要參考。

　　據統計，1937-1950年被關押在勞改營的人數總共有8803178人(其中政治犯約340—370萬人)[9]，而在整個1930-19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總人數在380萬左右。1937年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集中營死亡的犯人是2.54萬人，1938年9.05萬人，1939年5.05萬人，1940年4.67萬人。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由于饑餓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萬人。據統計，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營的犯人總數為96.21萬人。[10]至于流放的情況，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內務部長科魯格洛夫、司法部長戈爾舍寧的報告指出，1921—1954年間被流放或驅逐出境的人數總共是765180人。

　　根據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給出因“大清洗”被關押致死或因流放、驅逐出境致死的人數的上限，即整個斯大林時期被關押的政治犯(380萬)和被流放和驅逐出境的人(76萬)總數不超過460萬，死亡人數不會超出數字。目前尚未見到關押、流放或驅逐出境的人全部死亡大部分死亡的記載。如果按照1934-1937年關押犯人的死亡概率推算(總人數約880萬，死亡的犯人約96萬，死亡概率約1/10)的話，關押致死的政治犯約40萬。這樣累計起來不超出120萬。至于流放和驅逐出境期間死亡了多少人，無參考依據。應該不會高于被關押人員的死亡概率。

　　根據上述考證和推論，回到前文的問題，應該說俄學者茹科夫認為整個蘇聯時期被鎮壓的人有名有姓的共87萬多人，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這里應該包括了被關押致死或被流放、驅逐出境致死的人。當然，這個數據是否完全準確還有待考證和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左文”說這個數字“極不真實”是沒有絲毫道理的。

　　至于“左文”采信的“大清洗”造成死亡有名有姓的就有134萬人，有違基本的事實。根據前文的推論，被法院判處死刑的政治犯加上關押期間死亡的政治犯不會超出120萬。還有約15萬人的缺口只能來自流放和驅逐出境期間。這就意味著76萬人當中約五分之一的人死在流放或驅逐出境途中。但目前尚未見到這等慘烈的遷移場景的記載。至于說實際死亡人數約1300多萬更是胡說八道。因為被處決的政治犯(78萬)、被關押的政治犯(380萬)、被流放和驅逐出境的人(76萬)加在一起總共不到534萬人，何來的1300多萬?

　　這里還需要指出幾點：第一，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大清洗”應始于1937年2月，結束于1938年11月，前后持續的時間不到兩年。一般認為，1937年2月聯共(布)中央發出“大清洗”號召標志著這一政治運動的正式開始。運動發生后不久，斯大林就發現肅反被嚴重擴大化的問題，于是在1938年底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聯合發布決定：禁止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和檢察院開展任何逮捕和強制遷移的大規模行動，撤銷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命令組建的審判三人小組以及各州、邊疆區以及加盟共和國警察局所屬的三人小組，所有的逮捕必經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決定的頒布標志著“大清洗”運動的結束。如果按照這個年限，“大清洗”死亡人數無疑要比上述的統計要少。據吳恩遠同志的考證，1937—1938年被處決的人數681692人。而在1937年被關押的政治犯為429311人，1938年為205509人，兩年總共關押的政治犯約60—70萬人。1937—1938年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或被驅逐出境的共28411人。[11]

　　第二，對待“大清洗”要有嚴肅、客觀的態度。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客觀公正地看待“大清洗”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數。既不能縮小，也不能夸大。尤其要警惕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為達到徹底否定斯大林、徹底否定蘇聯和蘇共的目的，利用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加以渲染和夸大，甚至捏造事實，混淆視聽。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以及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就是這么干的，而且他們也達到了目的。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是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是要從中吸取教訓，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而不是重拾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牙慧，仍然罔顧事實在肅反問題上重彈已被大量事實證明是謬論的老調。違背歷史事實，夸大“大清洗”的危害，甚至無中生有，除了損毀斯大林的形象，特別是斯大林領導的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形象，從而配合敵對勢力達到他們摧垮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外，還有什么別的益處和作用呢?

　　2.關于“大清洗”的歷史作用與“第五縱隊”問題。

　　“左文”還否定俄部分學者充分肯定“大清洗”的歷史作用，如茹科夫認為的清除了革命隊伍中的“第五縱隊”(即潛在的變節者)。“左文”還聲稱不清楚茹科夫所說的“第五縱隊”是誰，認為“蘇聯衛國戰爭初期的失利與軍隊的大清洗直接相關，說大清洗保證了衛國戰爭的勝利真是無稽之談”。“左文”還批評這位俄羅斯“所謂學者”的結論“讓人瞠目結舌”。事實果真如此嗎?

　　毋庸諱言，在“大清洗”的歷史作用問題上，如同其死亡人數，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蘇聯乃至世界社會主義范圍內存有爭議。存在兩種主要截然對立的意見：一種是全盤否定“大清洗”的必要性和歷史作用，認為“大清洗”帶給蘇聯的只有災禍，無絲毫的歷史功績可言。其中的一大“罪狀”，就是“大清洗”處決了不少軍隊干部包括一些高級將領，如“左文”列舉的多少元帥、司令、軍長、師長等，從而導致衛國戰爭在初期的失利。“左文”的這一看法其實不是什么新鮮玩意，而是直接繼承了這一觀點的始作俑者即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急先鋒——赫魯曉夫的衣缽。

　　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向與會代表們描述了在“大清洗”期間，蘇聯的肅反機關如何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使用肉刑攫取假口供甚至未經審訊就定罪或處決大批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從而炮制出大量的冤假錯案這一觸目驚心的場景。赫魯曉夫還把造成這一切問題的罪責完全推到斯大林一個人身上。他在秘密報告中還談到了“大清洗”對軍隊的危害和對衛國戰爭的影響，認為“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猜疑心，根據誣陷材料，除掉為數眾多的指揮干部和政工干部，這也造成了惡果，尤其是在戰爭初期。那幾年遭到鎮壓的有從連長、營長到最高軍事總部將領等幾級指揮干部，其中，曾在西班牙和遠東取得一定作戰經驗的指揮干部幾乎全部遇害。”[12]

　　另一種意見認為，斯大林當時發動肅反運動是必要的，因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黨內國內形勢異常嚴峻，不僅存在復雜尖銳的階級斗爭，而且還存在陰謀破壞和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反革命分子。同時肅反也達到了最初的目的，也起到了應起的作用。盡管如此，還應看到：“斯大林在肅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3]這是我們黨在1956年對斯大林肅反工作的評價。我們認為，這一結論雖然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做出的，但總體上是客觀公正的，是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斯大林不是無緣無故地發動“大清洗”運動。認識這段歷史，有必要了解當時的環境和背景。其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1934年12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兼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同斯大林私交甚密)在去往辦公室的走廊里遇刺身亡，兇手被當場抓獲。后經審訊發現幕后主使竟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前中央領導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被捕后對此供認不諱，不僅如此，他們還交代已于5年前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是該案另一重要主謀。托洛茨基不僅計劃暗殺斯大林，而且還包括其他中央領導人。[14]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是列寧逝世后黨內公開反對斯大林的主要代表人物，三人曾因結成反黨聯盟已被聯共(布)中央解除一切領導職務并被開除黨籍，托洛茨基還因此被流放國外。因此，此案引起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視，斯大林親自過問基洛夫案情。隨著案情的真相大白及其所反映的問題的嚴重性，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開始意識到：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蘇聯，在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的條件下，仍存在復雜尖銳的階級斗爭，蘇聯時刻面臨“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機關派遣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打進蘇聯內部并力圖尋找時機對蘇聯實行武裝侵犯”的危險。

　　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所作的報告和結束中指出：“在我們所有的和幾乎所有的組織中……都在某種程度上碰到了外國代理人的暗害、破壞和間諜活動”，“外國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內，不僅打入了我們的基層組織，而且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我們的一些領導同志，無論中央的或地方的，不僅不善于看清這些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現出漠不關心、泰然自若和幼稚無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幫助外國代理人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15]。因此，斯大林認為，必須改變黨內斗爭方式，“不是舊方法，不是辯論的方法，而是新方法，連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16]，堅決消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正是在這次中央全會上，聯共(布)決定發動“大清洗”運動，目的是肅清隱藏在黨內及國家內部的反革命分子，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蘇聯大肅反。那么，這場波及全黨全社會的肅反運動有沒有達到最初目的呢?對此，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當然斯大林也承認肅反犯有擴大化甚至嚴重擴大化的問題。然而赫魯曉夫當政后開始否定肅反的歷史作用甚至必要性。到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戈爾巴喬夫時期更是完全否定肅反的必要性及其歷史功績。

　　正因為在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出于全盤否定斯大林、全盤否定蘇共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從而為自己推行違背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的錯誤主張和政策提供借口等政治需要，不能客觀地全面地科學地評價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肅反工作(包括被肅反鎮壓的部分領導人)，因此有不少俄羅斯學者包括前蘇聯領導人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時期重評“大清洗”運動的結論頗為不滿。他們總體上肯定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聯共(布)中央在肅反問題上的成就，當然他們也不回避其間所犯的錯誤。前文提及的茹科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充分肯定大肅反“對‘第五縱隊’的無情打擊，則對于確保衛國戰爭的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茹科夫所說的“第五縱隊”稱謂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是對國家叛徒和民族內奸的總稱。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以佛朗哥為首的叛軍勾結德國、意大利法西斯聯合進攻馬德里，潛伏在市內的破壞分子和奸細活動猖狂，乘機暴亂。一名叛軍頭目在廣播中叫嚷：我們的四個縱隊正在進攻馬德里，市內還有一個“縱隊”在待機接應。當被問及誰先攻入馬德里時，他答道：“第五縱隊”，意指那些在城內暴亂的奸細、破壞分子。此后“第五縱隊”便成為叛徒內奸、間諜特務的代名詞。茹科夫所說的“第五縱隊”意指帝國主義主要是德國對當時的蘇聯進行顛覆活動時收買的叛徒和派入的間諜的通稱。

　　“左文”聲稱不知道茹科夫所說的“第五縱隊”指的是誰，意即肅反期間并不存在這股反叛勢力。并以后來一部分“蘇聯的精英”被平反，否定當時蘇聯存在“第五縱隊”。給人的印象是肅反全反錯了，肅反鎮壓的全都是“蘇聯的精英”。如當時被鎮壓的蘇軍5名元帥中的3名、16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5人、67名軍長中的60名、199名師長中的136人等。并由此得出“衛國戰爭初期的失利與軍隊的‘大清洗’直接相關”的結論。

　　對此觀點，我們不妨先聽聽肅反運動的領導者斯大林本人是怎么說的。斯大林在一次軍事委員會上說：“我相信，現在沒有人會懷疑確實存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軍事政治陰謀。事實、罪犯本人的大量供詞以及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們從旁的觀察都表明無疑存在著由德國法西斯分子煽動和資助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軍事政治陰謀。”[17]

　　在另一次中央全會上斯大林又說：“我們消滅了一貫策劃并挑起反蘇行動的外國間諜。同志們，我們清除了武裝力量中的陰謀分子和叛徒，清除了我們國內的外國間諜，這是共產黨為蘇聯人民立下的大功。不這樣做，就無法使全國做好防御準備，因為已被處決的人民敵人的主要任務是推翻蘇維埃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蘇聯的政權，他們一旦得逞，蘇聯就會變成西方的原料附庸國，而蘇聯人民就會變成世界帝國主義的可憐的奴隸。人民敵人的計劃中重要的一點是破壞蘇聯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協助外國侵略者進攻蘇聯，為蘇聯軍事上的失敗準備條件……”[18]。

　　斯大林還指出：對軍隊肅反工作有“過了頭”的情況，但聯共(布)中央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到1938年1月，有1.1萬名被解職的有作戰經驗的指揮員重新回到陸海軍中。我們國外的敵人出于別有用心的目的散布謠言說，蘇聯大肆槍決人，他們為被我們揭露并處決的間諜，為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亞基爾之流流下了鱷魚的眼淚。他們說，蘇聯揭露了外國間諜會使蘇聯武裝力量的戰斗力下降，而蘇聯被處決的人數幾乎超過100萬，這是別有用心的誹謗。”[19]

　　斯大林的結論顯然同“左文”是相對立的，嚴格說是同赫魯曉夫的看法相對立。據俄羅斯《紅星報》2010年5月8日的報道，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登記和檔案資源局局長瓦西里-赫里斯托福羅夫中將透露：衛國戰爭年代蘇聯安全機關共抓獲3500多名法西斯德國顛覆破壞分子，清除了6000多名傘降的間諜。赫里斯托福羅夫還介紹說：戰爭初期軍事政治局勢和戰役局勢都對蘇聯情報機關和反間諜機關極為不利，蘇聯的對手是可怕的德國特工機關，敵方間諜裝備精良、機動靈活，在當時已經持續兩年的世界大戰中積累了豐富的破壞活動實踐經驗。

　　肅反是在衛國戰爭前夕發動的?？偛荒苷f戰爭期間蘇聯有間諜，戰爭之前沒有吧。這是不符合常理和邏輯的。因為既然有外來的間諜，就必然會有接應的內奸。“左文”說不知道“第五縱隊”指的是誰，不知道是在故意裝糊涂，還是不食人間煙火。還需指出的是，盡管蘇聯在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時期，多次對所謂的肅反受害者們進行平反，但在歷次平反中依然有一部分人沒被平反。這就很能說明問題，表明肅反期間確有“第五縱隊”的存在。

　　以《俄羅斯共產主義悲劇》一書而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季諾維也夫是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他本人就承認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是暗殺斯大林小組的一名成員。不僅如此，他還充分肯定肅反的必要性和積極作用。他說：“應該重新評價30年代斯大林的鎮壓活動。當然，其中有很多過火的行為”，但“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同各種勢力的斗爭”，斯大林的鎮壓“消除了實際存在的和潛藏的變節者”[20]。

　　俄羅斯的一些學者不僅肯定“第五縱隊”的存在，而且還根據蘇聯解體后的解密檔案和自己掌握的確鑿的第一手資料，開始試圖還原一些在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時期被顛倒了的歷史真相。“左文”提到肅反處決了3位元帥，其中就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圖哈切夫斯基是蘇聯最早的五位元帥之一，俄國舊貴族出身，“大清洗”中以間諜罪被判處死刑，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被宣布平反。然而，曾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的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維奇·卡爾波夫，根據蘇聯的解密檔案和自己掌握的案件材料，對“圖哈切夫斯基案件”作出了同赫魯曉夫完全不同的結論。

　　經過仔細研究和分析此案的有關偵查和審判材料，卡爾波夫認為，當時的蘇聯肅反機關并沒有冤枉這位曾立下戰功的蘇聯元帥。

　　首先，卡爾波夫對圖哈切夫斯基被捕是因為德國間諜部門向斯大林提供了陷害這位元帥的假情報深表懷疑。因為時間對不上。據出主意捏造圖哈切夫斯基黑材料的當事人之一、希特勒政治情報部門的頭頭瓦爾特·舍倫貝格回憶：希特勒和海德里希遞交材料的時間是1937年5月中旬。而圖哈切夫斯基在5月初就立了案，5月22日被捕。[21]其次，逮捕這位元帥斯大林事前是知道的，而且是按照當時的規定做的，即由政治局做出決定，經總檢察長批準。第三，圖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即5月25日就供認不諱，承認存在“反蘇的托洛茨基軍事陰謀，我是這個陰謀的領導人”。[22]第四，整個審訊的過程沒有任何刑訊逼供，只有平靜的對話。斯大林等人并沒有陷害圖哈切夫斯基的意圖。也就是說，這不是一起因刑訊逼供而編造出來的“冤案”。

　　卡爾波夫還引用了一些旁證，包括此事件重要當事人之一、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的看法，莫洛托夫認為圖哈切夫斯基確是德國間諜?？柌ǚ蜻€摘錄了斯大林在一次軍事委員會上的講話速記記錄。據該記錄披露：斯大林在同圖哈切夫斯基會談時，認為圖哈切夫斯基的主要問題是“根據德國國防軍的要求進行破壞活動”，如在3個月內把蘇軍一個師的兵員降為7000人，還要求一個師只有60-40門榴彈炮和20門大炮。而蘇聯當時一個整編師僅其人數就有兩萬多人。而圖哈切夫斯基當時的回答更令斯大林詫異，他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這是愛好”[23]。

　　行文至此，我們想說明的一點是，我們無意也不會因為卡爾波夫對圖哈切夫斯基案有疑問，就否定蘇聯時期的所有平反工作，認為一切都有問題。與此相反，我們認為肅反確有存在過火的問題，確有被冤枉的同志和好人。平反工作是必要的。那些被冤枉的同志和好人，只要事實確鑿，依據充分，應該還給他們清白。我們想要表達的觀點是，一是肅反時期“第五縱隊”是客觀存在的。不僅肅反時期有，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蘇聯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大量存在。二是，對于俄羅斯的一些學者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根據確鑿的事實和材料，對一些平反工作因為某種需要而不能給出客觀的結論，因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或看法，我們要給予充分的尊重。不要因為這些意見和看法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蔑視地稱之為“無稽之談”或說出“讓人瞠目結舌”之類的話來。不要“棍帽主義”(打棍子、扣帽子)對別人，自由主義對自己。正人先要律己。

三、關于是否稱戈爾巴喬夫之流為叛徒的問題

　　有不少蘇聯前政要和俄羅斯學者認為，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主要原因或者說決定性因素，就是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為首的鼓吹蘇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伙同蘇聯知識界的西化學者、主張私有化的經濟精英以及社會上受這股勢力蠱惑的自由化分子，在西方帝國主義的配合下，內外勾結，沆瀣一氣，瓦解了蘇共和蘇聯，致使蘇聯人民奮斗了70多年的社會主義成果被徹底斷送。這股把蘇聯引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勢力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可以說，蘇聯亡黨亡國是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背離廣大蘇聯人民愿望和根本利益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他們是釀成這一世紀大悲劇的罪魁禍首，他們是潛藏在蘇聯黨和國家內部充當帝國主義幫兇和代理人的“第五縱隊”，是蘇聯社會主義事業乃至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可恥叛徒。

　　本片提到的前蘇共領導人雷日科夫以及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茹科夫等人就是持這種觀點。應該說這些看法符合歷史事實，也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必然得出的結論。然而“左文”作者不僅處處為他們說好話，而且設法為他們的錯誤和造成的危害辯護。

　　比如“左文”掩蓋戈爾巴喬夫要搞垮社會主義的真實意圖，稱贊他的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給蘇聯黨、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所謂改革，是為了“重新煥發蘇聯社會主義活力”。“左文”閉口不談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問題上所犯的原則性方向性錯誤，而把改革失敗原因歸結為具體政策或措施上的不當。即便對改革政策或措施上的問題，“左文”也竭力為其遮掩。把戈爾巴喬夫蓄謀已久、目的是要根本改變黨和國家性質的政治體制改革說成是“無奈之舉”;說“無論是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實行‘公開性’，走向市場經濟，都是蘇聯擺脫危機，探索社會主義新路所要求的”;還說“當然，他們的步伐走得太快了，相應的法制建設沒有跟上，在社會力量被動員起來后，戈爾巴喬夫已經不能左右局勢，他被社會的大潮裹挾著前行，成了歷史使命不自覺的執行者”?？偠灾K聯改革的失敗與戈爾巴喬夫個人及其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錯誤改革路線無關。

　　再比如，在對外關系上尤其是在處理同西方的關系上，我們知道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放棄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無視國際范圍內還存在兩個階級、兩種制度、兩條道路之間復雜而尖銳的斗爭這一鐵的事實，鼓吹“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承認西方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主張不分階級、民族與國家的“人類大合作”，提倡排除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對抗的“世界大融合”，完全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和壟斷資產階級的要求制定蘇聯的對外方針和政策，致使蘇聯在重大外交和國際事務上放棄原則，一味妥協退讓，在蘇聯從東歐撤軍、放棄對古巴援助、削減核武器及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等重大問題上，完全按照美國等西方國家要求行事，甚至大大超出他們的要求。不僅嚴重損害了蘇聯國家利益，也嚴重損害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利益。這種無原則妥協退讓實質上是投降主義外交路線的表現。然而在“左文”那里卻變成戈爾巴喬夫的外交功績，被描繪成“改變蘇聯長期奉行與西方強硬對抗的政策”、“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改變蘇聯與世界所有大國的對抗狀態”的“善舉”、“義舉”，是符合“蘇聯國家利益的需要”的正確選擇，因而“不能說是‘出賣’蘇聯的利益”。

　　“左文”為給戈爾巴喬夫辯解，甚至不惜搬出老祖宗的話。說恩格斯反對領袖“出賣”論，說根據恩格斯的論述“不能把蘇聯解體歸咎于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叛徒’”身上，說稱呼戈爾巴喬夫為叛徒“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說“用叛徒、代理人來解散蘇聯的劇變是可笑的”。“左文”對稱戈爾巴喬夫為叛徒的憤怒躍然紙上。然而憤怒不能取代科學。事實說明，“左文”所引的恩格斯的話不但不能支持“左文”的觀點，反而說明“左文”作者在嚴重曲解恩格斯的原意，表明這位黨校教授讀不懂老祖宗的書。由于不斷看到像“左文”那樣錯誤地運用恩格斯那段話為戈爾巴喬夫開脫罪責，因此有必要花些篇幅來說明和澄清這個問題。

　　被“左文”視為“重大發現”的恩格斯的論述，出自恩格斯1851-1852年所寫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著作主要是總結1848-1849年德國革命以及歐洲其他國家革命的經驗教訓。恩格斯開宗明義地指出：“歐洲大陸上的革命劇的第一幕已經閉幕了。……很難想象出還有什么失敗比大陸的革命黨派(更確切些說是各革命黨派)在全戰線各個據點所遭受的失敗更為慘重。……把革命的發生歸咎于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后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保證立即獲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強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鎖打碎。所以，如果我們被打敗了，那么我們除了從頭干起之外再無別的辦法。值得慶幸的是，在運動的第一幕閉幕之后和第二幕開幕之前，有一次大約很短暫的休息，使我們有時間來做一件很緊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而又必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發的運動，不是個別人活動的結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每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對這種要求和需要的認識程度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覺到，——這已經是一件公認的事實。但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么會讓別人出賣自己。而且，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24]

　　乍看這段較長的論述還似乎還不太明白恩格斯想說什么，但如果聯系1848年歐洲革命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革命失敗原因教訓的總結，就不難理解恩格斯說的是什么。

　　我們知道，革命不是人為制造出來的，而是具備主客觀條件的產物;革命要想獲得成功，必須以成熟的主客觀條件為前提。對于無產階級革命而言，取得革命勝利的必備的客觀條件主要指成熟的革命形勢。列寧總結俄國20世紀三次革命的基本規律后指出了革命形勢成熟的基本特征：“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25]當然，革命要想獲得成功僅有成熟的客觀形勢還不夠，還需要有成熟的主觀條件，即要有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去組織去爭取。所謂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指“一個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領導群眾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26]。

　　按照上述分析不難看出，1848年歐洲的主要國家雖然具備革命形勢，但并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從客觀方面看，盡管法國、德國、意大利、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群眾斗爭熱情高漲，但當時歐洲大陸主要國家的資本主義還處在上升時期，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俄國、德國等國的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因此“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27]。從主觀條件看，盡管在革命中也發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有的國家無產階級甚至還起到主力軍作用，推動革命具有廣泛規模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歐洲才剛剛開始傳播，還沒有成為歐洲革命運動的指導思想，而且當時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覺悟與組織程度普遍不高，力量還很弱小，尤其還缺乏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因此無論從客觀還是從主觀形勢看，1848年的歐洲遠不具備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

　　1848年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每個國家因情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德國是要求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實現國家的統一，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法國是要求鏟除封建殘余，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意大利是要求結束國家的分裂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則是反對民族壓迫，要求實現民族獨立。恩格斯因此在上文指出每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對革命的要求和需要的認識程度各不相同。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妥協、背叛，小資產階級的動搖、退讓。因此，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1848年歐洲革命的積極意義，但仍然指出這場革命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28]，“在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工人從一開始就只限于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29]。

　　正因為1848年的歐洲還不具備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和形勢，因此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革命出現失敗的結局是必然的。正因為因此，恩格斯在“左文”提及的那段論述中告誡：既不要“把革命的發生歸咎于少數煽動者的惡意”，而主要從導致革命發生的客觀方面即阻礙社會要求得到滿足的“腐朽的制度”尋找革命發生的必然性;研究革命失敗的原因時“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不能說革命的失敗是“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的結果，而應該主要從革命的客觀條件方面尋找原因。

　　應該說，恩格斯的這段論述是馬克思主義在革命觀問題上徹底貫徹唯物主義原則的生動體現。強調從革命的客觀條件、從革命形勢是否具備方面分析和總結革命失敗的原因教訓，而不能僅從革命發動者的主觀意圖或個別人員的背叛行徑方面尋找原因。這一做法過分突出領袖個人在革命失敗時的消極作用，如同革命成功時過分突出領袖個人的積極作用一樣，都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英雄史觀的體現。而“左文”把恩格斯的話曲解成革命失敗時不能追究領袖個人的責任，不能歸咎于領袖的“出賣”，真是莫名其妙!

　　“左文”的意思是想說恩格斯反對追究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叛徒，事實是這樣的嗎?事實是，恩格斯時刻警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出現的脫離、背離乃至背叛工人階級革命事業的叛徒行徑，對這些機會主義者給予十分嚴厲的批判，揭露他們反革命的本質及其錯誤思想造成的危害。像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19世紀7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就出現以伯恩施坦為首的右派小集團即“蘇黎世三人團”。這伙人在德國黨面臨非常困難的時期，大肆鼓吹右傾投降主義論調，他們鼓吹德國黨放棄革命綱領，放棄階級斗爭和革命道路，以換取統治者取消反社會黨人法。1879年9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聯名寫給德國黨領導人的通告信中徹底批判了這個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毫不客氣地指出在這些人“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30]，因而從本質上說，盡管他們入了黨，但實際上只是工人黨中的“冒牌貨”。因此，他們提醒德國黨必須同這些冒牌社會主義者進行斗爭，特別要防止他們篡奪黨的領導權。

　　1886年恩格斯還指出他早年批判的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工人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之上、企圖把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會主義”，認為這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但又害怕階級斗爭、害怕革命的冒牌社會主義者們“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31]。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更是嚴厲批判和深刻揭露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為代表的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國際領袖們的丑惡嘴臉。列寧在1918年底所寫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不僅公開指責考茨基之流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可恥叛徒，而且還指出這伙叛徒如何在理論上篡改馬克思主義、如何在實踐中嚴重危害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正因為第二國際遭受了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的侵害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徹底陷于破產。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列寧為了同修正主義以及一切機會主義者劃清界限，于1917年4月提議拋棄“社會民主黨”這件“骯臟的外衣”，把馬克思主義政黨改名為共產黨。

　　正是在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黨人以及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決斗爭下，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思潮剛一露頭便受到嚴厲批判，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然而自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隨著蘇聯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集團，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重彈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老調，導致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再次泛濫起來。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股思潮在民主社會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勢力的配合下，不僅死灰復燃，而且搖身一變，成為指導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改革的思想和路線，結果使這些國家在短短幾年就發生了共產黨垮臺、社會制度向資本主義演變乃至國家解體的悲劇。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是一脈相承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稱呼戈爾巴喬夫之流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可恥叛徒，是隱藏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內部、配合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政權的“第五縱隊”，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正是這股力量導致蘇聯亡黨亡國悲劇的發生。

　　“左文”極度反感給戈爾巴喬夫等人戴上叛徒這頂帽子，甚至不惜捏造恩格斯反對領袖“出賣”論這類的謊言，無非是要宣揚“叛徒無罪論”，是要為戈爾巴喬夫等人開脫罪責。尤其可笑的是，“左文”還用現今俄羅斯領導人沒有追究這些叛徒責任為自己的觀點辯護，殊不知，現今的俄羅斯已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從歷史上看這首先要歸功于戈爾巴喬夫。怎么能可能指望一個資產階級政權的代言人去追究社會主義事業的反叛者的責任呢?“左文”作者的立場和邏輯之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四、關于蘇聯亡黨亡國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本片認為蘇聯亡黨亡國的主要原因是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事業的結果。而“左文”不同意這一看法，處處為戈爾巴喬夫之流辯護，還想當然地給本片扣上“主要目的是維護斯大林體制”、“否認蘇聯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為斯大林體制辯護”等帽子。

　　既然說到斯大林體制，我們認為，斯大林體制有問題，但不是蘇聯劇變的主要問題;斯大林體制與蘇聯亡黨亡國有一定聯系，但兩者不是必然的聯系。所謂斯大林體制，一般是指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有關蘇聯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孤立的斯大林體制是不存在的，一般是與斯大林模式聯系在一起。所謂斯大林模式，是指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步形成的比較系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以及在此過程中確立并完善的具體體制與制度，因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所以又被稱為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既包含了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其本質性的內涵;又包括服務于社會的基本制度、作為其實現途徑的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主要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以及思想文化管理體制。

　　我們認為，斯大林模式與蘇聯劇變有一定聯系，是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從本質上說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蘇聯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間段。正因為它堅持而不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而不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符合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和根本趨勢，因而總體上符合蘇聯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鞏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曾經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蘇聯經濟和整個社會生活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總體上看斯大林模式是功大于過的。這也是至今俄羅斯有不少民眾仍肯定斯大林及他所領導的蘇共和那個時期的蘇聯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能把曾發揮巨大歷史作用、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做出巨大歷史功績的斯大林模式與后來的蘇聯劇變必然地聯系在一起。

　　我們還認為，在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巨大歷史功績、看到它與蘇聯劇變不存在必然聯系的同時，也必須承認斯大林模式不是完美無缺的，也存有這樣那樣的弊端，而且對蘇聯后來的演變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作為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即使在發揮巨大作用的時候，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失誤。孤立地看，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但斯大林模式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和機制的問題，是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沒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及時的調整與更新，沒有通過正確的改革解除僵化的經濟政治等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因而使得斯大林模式越來越成為蘇聯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說明了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蘇聯在赫魯曉夫時期沒有正確認識問題的癥結胡亂進行改革，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思想僵化、懼怕改革，而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則走上另一個極端，推行完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所謂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結果導致亡黨亡國。

　　在研究斯大林模式與蘇聯劇變的關系時，需要分清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社會制度與從屬于社會制度的具體體制與機制這兩個層次的概念。我們認為斯大林模式有問題并不是指蘇聯的社會制度有問題。蘇聯在斯大林時期確立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根本體現，確保了蘇聯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斯大林以及他所領導的那個時期的蘇共的偉大歷史功績，決不能否定。我們認為斯大林模式的問題主要是指具體體制機制上的問題。當然也不能籠統說都有問題。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些具體體制與機制，有的是正確的，有的則是錯誤的;有的在蘇聯的具體國情下是正確的，搬到別的國家去則是錯誤的;更多的情況，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但要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必須進行改革。

　　現在有不少人拿鄧小平說過的話，如“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模式。這是對鄧小平思想的嚴重誤解甚至曲解。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5日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講的蘇聯模式，是指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這個重要論斷不僅澄清了鄧小平對蘇聯模式的認識，而且在思想方法上把蘇聯模式的問題同蘇聯模式本身區分開來，把蘇聯模式產生問題的原因(主要是高度集中的體制)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區分開來。也就是說，鄧小平上述的話其含義并不是在全盤否定斯大林或蘇聯模式，而主要否定斯大林去世后因沒有采取正確的改革或不敢進行改革而導致日益僵化的蘇聯經濟政治體制?，F在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照搬鄧小平的話，不對斯大林模式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一方面全盤否定斯大林模式、否定斯大林個人，另一方面借否定斯大林模式徹底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蘇聯共產黨。這就完全回到蘇聯戈爾巴喬夫的立場上，他當總書記時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就是這么做的。

　　斯大林模式在蘇聯演變中的歷史作用是指，斯大林模式在客觀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已經提出改革要求的情況下，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及時進行根本性改革，以至于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經濟效益增長緩慢，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管理體制日趨僵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因而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被敵對勢力利用，向蘇共奪權，從而成為蘇聯劇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這絕不意味著斯大林模式在蘇聯劇變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路線。因為這條改革路線與蘇聯劇變存在必然聯系。道理很簡單，執政的共產黨自己都不搞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政權還能存在下去呢?前東歐國家包括亞洲的蒙古因為緊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相繼發生劇變，無一幸免，即是說明了這個道理。相反，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實踐中還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也不會發生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悲劇。當今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堅守住了社會主義陣地，而且在改革中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就，即是說明了這個道理。

　　問題的實質不在于實踐中有沒有問題，不在于蘇聯模式有沒有弊端，而在于如何進行改革，朝什么方向改。哪些是改革的對象，哪些不是改革的對象。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錯誤體現在把決定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社會制度當作改革的對象，因而經濟上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全面推行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政治上根本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推行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和總統制，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實質上是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所謂的“公開性”與指導思想“多元化”。這樣的改革必然導致亡黨亡國的命運。

　　“左文”說本片“主要目的是維護斯大林體制”、“為斯大林體制辯護”，這與本片宣傳的基本觀點、課題組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馳。這里我們再次旗幟鮮明地指出，對斯大林模式要一分為二地看，既要看到其成就，也要看到其弊病，同時要分清主流、支流。我們認為斯大林模式是有缺點和弊病的，但相對其成就和歷史功績而言是次要的，是支流。斯大林模式的歷史功績和成就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是主流。斯大林個人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總體上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對待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的是與非、功與過。決不能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建立的斯大林模式，決不能把肯定斯大林模式與為斯大林模式辯護混為一談。

　　“左文”批評本片“主要目的是維護斯大林體制”、“為斯大林體制辯護”，其實“左文”“主要目的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為戈爾巴喬夫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辯護”。“左文”全篇沒有一句肯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話，相反不斷指責和批判斯大林。虛構“大清洗”的死亡人數，把“大清洗”的罪責全部歸于斯大林一個人自然不用說，還給斯大林加上在列寧去世后沒多久就埋葬了新經濟政策的罪名，認為“斯大林不是列寧合格的繼承人，不是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背叛了列寧晚年對社會主義的探索，以極其殘酷的手段對待農民、持不同意見者和無辜的民眾”，認為“斯大林按照‘圣劍騎士團’的標準建設蘇共”，而且“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不能代表人類發展的未來，社會主義改革必須拋棄這個模式，重新探索新的模式”。還說“蘇共的蛻變不是從戈爾巴喬夫開始的，而是從斯大林開始的”。

“左文”口口聲聲說“探究蘇聯解體的原因還應該到蘇聯社會的社會狀況、體制機制中去尋找”，而“左文”的意思及其作者一貫的觀點其實是認為斯大林模式是蘇聯劇變的根源(盡管打著斯大林體制的旗號)。“左文”在這里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改革必須拋棄斯大林模式”。這個觀點與戈爾巴喬夫一脈相承。戈爾巴喬夫在實踐中就是這么干的。他借口認為斯大林模式是嚴重“變了形的社會主義”、“曲解了的社會主義”，是“極權的”、“專制的”、“官僚的”社會主義，“幾十年來強加給黨和社會的模式已遭到戰略性的失敗”，因此必須“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必須要徹底“告別過去”，必須要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必須要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形象地說，就是炸毀一切，在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制度?，F在俄羅斯有多數民眾完全否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參考文獻：

　　[1] 左鳳榮：《片面解讀蘇聯教訓的又一“力作”——評<蘇聯亡黨亡國 20 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1期，第29-37頁。下文所引的左鳳榮的觀點均來源此文，不再注明出處。

　　[2] 即“左文”在其文章37頁提到的有關戈爾巴喬夫的話，應出自《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506頁，而非本片解說詞注明的該書第575 頁。這是我們工作中的一個疏忽。對此，我們對“左文”作者表示感謝，也向廣大讀者致歉。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左文”作者在對資料來源的真偽未做徹底考證的情況下，就貿然給本片撰稿人扣上“不惜在引用別人的話時斷章取義”的帽子，這也是不足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