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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 ——周恩來對新中國衛生防疫的卓越貢獻

點擊：6863 作者：水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3-08 11:01:34

2020年3月5日，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誕辰 122周年。

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26年，他輔佐毛澤東治國理政，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它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和管理者。他始終牢記和踐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盛做出了卓越貢獻。

舊中國積弱積貧，疾病肆虐，人民群眾缺醫少藥，被世界稱為“東亞病夫”。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主席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50年代初，毛主席在《中央關于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衛生工作的政治領導的指示》中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堅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領導人民政府，僅僅依靠人民群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憤發圖強，開拓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人民群眾衛生狀況得到根本改變，健康水平大大提高，重大疫病流行得到控制。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不足35歲，到1976年達65歲，昔日的東亞病夫成為東方巨人。

組織領導粉碎美帝國主義細菌戰

新中國之初，衛生防疫就經受了嚴峻考驗。

1952年1月下旬，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上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連續在朝鮮、我國東北和青島等地投擲帶有鼠疫、霍亂、腦膜炎、副傷寒、鉤端螺旋體及回歸熱、斑疹傷寒等多種病原體的蒼蠅、蚊蟲、蜘蛛、螞蟻、臭蟲、跳蚤等帶菌昆蟲30多種，投擲面積遍布我國東北三省的34個縣、市，引起炭疽性腦膜炎和急性傳染性腦炎等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很少見的疾病，在遼寧省沈陽、鞍山、遼陽等污染區內流行。

毛主席發出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號召，政務院成立了以周總理為主任委員的中央防疫委員會，領導和組織反細菌戰的工作。

周恩來首先利用國際外交舞臺，爭取國際社會的廣泛聲援。1952年2月24日，周恩來發表支持朝鮮外務相抗議美國細菌戰的聲明：“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堅決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鮮和平人民頭上的災難，明天就會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頭上。”“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動，制止美國政府這種瘋狂的罪惡行為”。3月8日，周恩來再次發表聲明，抗議美軍自2月29日至3月5日，先后以448架次軍用飛機侵入中國東北領空撒布大量傳播細菌的昆蟲；呼吁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起來制止美國政府這種瘋狂的罪惡行為。

與此同時，周恩來緊急部署國內反細菌戰工作。3月9日，周恩來和聶榮臻、總后衛生部部長賀誠等商議在美國將細菌戰擴大到中國東北境內后，國內應采取的緊急防疫措施。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在討論防疫工作問題時，周恩來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人民防疫運動，加強防疫宣傳工作，注意搜集美國撒布細菌的各種罪證。3月19日，周恩來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名義發出《關于反細菌戰的指示》，規定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疫區的主要任務為進行衛生偵察，普遍實行預防注射，殺滅媒介動物，指定醫院準備收容傳染病人，有疫情立即報告，進行疫區封鎖，并向人民進行防疫宣傳，既要提高群眾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他特別強調要在專家指導下科學地進行防疫工作，并提出建立嚴格的疫情報告制度，在發現疫情的地區實行局部的封鎖隔離，切斷傳染源。這些應對舉措，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積極呼吁中外有關人士組成美國細菌戰調查團，搜集罪證。他通知衛生部領導及中央軍委、志愿軍司令部、東北地區等部門和地區的衛生機關，搜集足以證明敵人進行細菌戰的材料。提議由中國紅十字會、各人民團體派代表組成調查團，前往朝鮮和東北實地調查。在周恩來的不懈努力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調查團和由瑞典、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的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分赴東北各地和朝鮮前線調查取證。后來，兩個調查團先后公布了《關于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尤其是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充分證實：“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方法合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為徹底揭露美國的侵略罪行，贏得反細菌戰的勝利，提供了證據支持。

【美軍投擲在朝鮮北部地區的細菌彈，彈體里的蒼蠅等散落在彈皮上、冰上】

周恩來嚴密組織實施，及時總結反細菌戰工作。他指出，防疫工作總的要求是不僅在反細菌戰上一定要取得勝利，而且要將衛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衛生工作基礎上對付敵人可能繼續施用的暴行。7、8、9月間是鼠疫、霍亂、腦炎等傳染病流行的季節，為了在這些流行病一旦發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各大區應重視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繼續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加強防疫隊的訓練，并在各地建立嚴格的防疫報告制度。并將工作情況及時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周恩來運籌帷幄，嚴密組織，軍民團結一致，國內外密切配合，到1952年冬，中朝人民取得了反細菌戰的勝利。

未雨綢繆，堅持預防為主

周恩來歷來強調衛生防疫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舊中國衛生防疫的組織機構和設施十分薄弱，許多地方處于無醫無藥狀態。新中國剛建立，周恩來就考慮長遠規劃做好衛生防疫。他在1950年9月30日作的《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斗》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人民政府決定在最近幾年內在每個縣和區建立起衛生工作機關，以便改進中國人民長時期的健康不良狀況”。他提出，我國衛生事業建設要面向全體人民，城鄉兼顧，醫療和預防結合，大中小結合，國家、集體、個人辦相結合。要勤儉辦衛生事業，改革舊制度，既提高療效，又方便病人；既為經濟建設服務，又要適應經濟建設的可能，開拓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道路。1965年初，周恩來找衛生部領導找話，對衛生工作做過一次全面的指示。第一個問題就是預防和控制嚴重危害群眾健康的疾病的問題。他在講話中詳細地分析了當時腸道傳染病、鼠疫和血吸蟲病的發病和流行情況，要求認真加以防治，不能松勁。他指示衛生部，制定一個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和今后15年內消滅哪些疾病的規劃。要打破過去先定數字的框框，應該先定戰略部署，看主要先搞幾件什么事，然后根據國家財力、人力、物力做具體安排。在規劃中要突出重點，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要提倡新技術，提倡自力更生、勤儉辦一切事業。要敢于破除舊的框框，要從年度計劃中解放出來，反對煩瑣哲學。這是周恩來根據我國的國情，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促進我國衛生事業發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戰略決策。在周恩來領導下，新中國逐步建立起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衛生體系，徹底改變了舊中國醫療衛生體系落后，廣大人民群眾缺醫少藥的狀況。

周恩來以對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精神，根據新形勢，敏銳發現新問題，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決。“大躍進”時期，廣大人民生產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周恩來密切關注著各方面出現的新問題，及時和有關部門打招呼。1959年10月的一天晚上，周總理把衛生部長李德全找到他的辦公室，詢問當前防病治病的情況。他指示：除應注意當前疫情，還應考慮集體化引起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要根據這些變化的情況，做好衛生工作，認真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他強調：今年天氣不太冷，氣候干燥，容易發病。水利工地、鋼鐵工地、農業集體生產都是人員集中的地方，要組織工作組摸一摸情況，注意這些方面的衛生工作，他還談到，農村婦女勞動強度大，有的過于疲勞，要注意勞動保護。衛生部根據周恩來指示，及時采取防治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原衛生部長錢信忠在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談到深刻印象十分的一件事。那是發生在我國第三顆原子彈爆炸前一天深夜兩點，他突然接到周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立即去開會。會議開始后，周總理說：“按原定計劃，今天凌晨5點要進行核試驗，爆炸第三顆原子彈，但是我看到天氣預報的材料后發現，現在的風向和原預報的風向發生了變化，這樣有可能爆炸塵埃在大陸飄過時間延長，所以把你們請來，研究能不能按原計劃進行試驗？”由于距離原定試驗時間只有幾個小時了，大家進行了緊張的討論。錢信忠在發言中介紹了美國在比基尼亞島核爆炸試驗，對我國南海漁場污染的監測材料和蘇聯進行核試驗后對我國新疆北部人群和羊群影響的監測材料，并提出這次試驗的噸位和塵埃飄過的時間可能與美蘇進行試驗后的情況相似。周總理當即說：“這兩份調查材料很有參考價值，如果大家沒有另外的意見，我們就決定按原計劃進行。”接著他又講，盡管如此，為了保證試驗區附近人民群眾的安全，我們必須采取嚴格的防范措施。在場的同志告訴總理，已通知有關地區的群眾做好了準備。周總理向在座同志征求意見，同時還分析了可能出現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并提出了具體措施。隨后周總理即請秘書將會議討論的情況通知甘肅省和有關部門做好預防工作。關鍵的時刻，周恩來作為總理，完全有權決定，但他在仍堅持聽取下級干部的意見，以認真負責、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的態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雖然，當時進行核試驗不僅標志著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但從周總理當時的態度意識到，如果大家認為這次核試驗會影響群眾的安全，他做出的決定將是停止而不是進行。充分體現了周恩來這種把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在第一位，時刻不忘人民的公仆精神。

走群眾路線，打防疫人民戰爭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是克敵制勝的法寶，在新中國衛生防疫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新中國成立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提出了醫療衛生事業要“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指導方針。周恩來領導人民政府堅決貫徹這一方針，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展衛生防疫工作。

充分發動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在周恩來組織領導下，全國軍民從1950年2月至1952年初聯合開展春季防疫運動，在受鼠疫威脅的地區普遍發動群眾防鼠捕鼠、防蚤滅蚤、打掃衛生，在老根據地、黃泛區及皖北、蘇北等災區開展了消滅虱子、講究個人衛生的運動。1952年反細菌戰斗爭的開展，進一步推動了群眾性防疫運動的高漲。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就防疫工作的有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部署。要求，貫徹群眾路線群眾，打防疫人民戰爭。會后成立的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向各大行政區及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布了反細菌戰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員會，各地應根據不同區域不同情況，發動群眾訂立防疫公約。全國城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防疫衛生運動。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消滅了大量的蒼蠅、蚊子、老鼠等病媒蟲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溝，廣大人民革除陋習，精神振奮，城鄉衛生面貌從此為之一新，取得了反細菌戰的勝利，使一些傳染病也得到了減少和控制。充分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和智慧。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有著很高評價，認為“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傳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為降低了”。1952年12月衛生部召開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總結防疫衛生運動的經驗。周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作報告時，對一年來防疫衛生運動的成績給予高度的評價。為了使這一群眾衛生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中央決定把防疫衛生運動定名為愛國衛生運動，作為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各級防疫委員會改為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統歸各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周總理仍兼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的領導下，全國愛國衛生運動不斷發展。他要求，開展衛生運動一定要和生產緊密結合，為生產服務，不要搞形式主義。要把科學技術的力量和群眾力量結合起來，突擊工作和經常工作結合起來，要克服時緊時松的毛病。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要求“繼續認真地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積極做好疾病的預防工作。”直到1969年7月8日，周恩來在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于上海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的情況報告》中批示：“要在報上也作宣傳，并可在京、津、沈陽、哈爾濱、石家莊、青島、南京、杭州、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蘭州、西安這樣大城市發起仿照上海的除害滅病的夏季愛國衛生群眾運動。全國城鄉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為常例，不再廢除。”愛國衛生運動的持續開展，改變了人們不衛生的陳規陋習，改善了廣大群眾生活環境，提高了全民衛生健康水平。

【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時刻掛念群眾疾苦，及時防治流行疾病。新中國成立前后傳染病大肆流行、危害嚴重，周恩來親自過問，經常督促檢查，使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49年10月，察北地區發生肺鼠疫，并蔓延至張家口等地，死亡60余人，對平津造成了威脅。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恩來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討論察北鼠疫流行問題，除決定采取緊急措施外，還決定成立由董必武、陸定一、聶榮臻、滕代遠、李德全、賀誠、楊奇清7人組成的中央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這項工作。中央防疫委員會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統一領導和組織察北鼠疫的防控和救治工作。鑒于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疫病的狀況，周恩來加強與蘇聯的溝通與協作，請求支持和援助，并親自為毛澤東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請求蘇聯派遣醫療隊和提供藥品。經過多方協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撲滅。血吸蟲病是20世紀50年代流行我國南方一些省市自治區的一種寄生蟲病，患病人數約1000多萬，受威脅的人口在1億以上，是危害我國人民最大的一種疾病。1955年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蟲病小組領導這一工作。周總理對防治血吸蟲病的工作高度重視，在接見外賓時，也惦記著如何解決這種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見印度和日本兩個醫學代表團時，詢問他們國家在防治血吸蟲病方面有什么經驗，并歡迎他們到我國流行血吸蟲病的地方去看看，對防治工作提出意見。事后，一位日本醫學家深有感觸的說：“一個國家的總理還談到血吸蟲病，真令人感動。”1956年周總理署名發表了國務院《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指出“消滅血吸蟲病是我們當前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并提出：“為著根本消滅這一病害，必須實行積極防治的方針，采取綜合性措施，切實掌握充分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防治工作和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堅決進行反復的斗爭。” 直到1970年6月，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關于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報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區的省、市、自治區學習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區對血防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加強對本地區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醫務工作者和人民群眾共同奮斗，血吸蟲病流行得到根治。毛主席寫下了《送瘟神》的光輝詩篇，贊頌人民：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周恩來多次強調，要重視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傾聽群眾真實聲音，及時解決群眾反映的實際問題，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一些衛生部領導回憶，周總理見到衛生部的同志常問到衛生醫療方面的一些問題，如當前多發的是哪些疾病，群眾看病有些什么問題，農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辦，醫院收費情況怎樣，醫院搞不搞預防工作等等。周恩來同志身為總理，日理萬機，在剛開始和他接觸時，使感到驚奇的是他對衛生部的工作和衛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每當衛生部向中央、國務院請示、匯報工作，將文件送到總理處，他通常的做法是把衛生部的黨組成員找到他的辦公室開會。參加的人很少，他主持會議，只帶一個秘書做記錄。看得出，會前總理不僅仔細地閱讀了文件，而且對文件中提到的問題已經有所考慮。但他從不急于做結論，而總是先問情況，再提問題，讓大家回答。盡管會議氣氛民主、和諧，但在總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緊張。這是因為總理問的情況很細，提出的問題針對性很強，所以只有做了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時，回答問題才切題。這時，總理不僅認真地聽，而且還鼓勵發言人繼續講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況，發言空話連篇，他就要發言人停下來，聽別人講。最后，總理根據大家的意見和自己的考慮做出總結。在總理召集會議，既討論政策原則，也研究解決具體問題。如解決慢性支氣管炎，流行性腦炎等預防和治療問題等。每次參加會議都有很大收獲，不僅使我們請示匯報的問題有了明確的答復，而且解決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問題。久而久之，使我們逐漸認識到，這是總理了解情況，考察干部、培養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義的絕好辦法。因為不懂業務，不了解群眾疾苦的人的答復永遠不會使總理滿意，官僚主義者更是難以在總理面前蒙混過關。他召開這樣的會議本身就是在搞調查研究。通過一次會議，他不僅全面掌握了衛生部階段性的工作情況，而且也對我們領導干部的工作情況、工作態度和能力進行了嚴格的考察。

他經常深入基層，到群眾中了解實情，及時解決群眾疾病。北京協和醫院的老醫師董炳昆曾回憶起與周恩來的一次接觸：“總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樣親切交談起來。一開始總理就對每個人一一指點，說誰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哪里人。這種驚人的記憶力使我們大吃一驚。萬萬想不到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天天會見那么多人，竟然將只在醫院見過幾面的醫生、護士的姓名記得那么清楚準確。……我想這不單是個記憶力問題，而是反映了總理對人的尊重和對事業的責任心。”他經常利用接送外賓的機會檢查北京車站、機場的衛生。一次他在檢查首都機場的衛生工作時，對在場的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諄諄教導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衛生搞好了，能體現我國人民嶄新的精神面貌，體現我國人民講衛生，愛清潔的好傳統，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1960年12月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等參觀了南京市衛生模范五老村，柬埔寨貴賓對那里的衛生工作非常贊賞。周總理關心每個普通群眾的疾苦。“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因癌癥住院，他對治療方案仔細過問、過目，做過多次指示。1969年北京市禮花廠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藥爆炸時，為搶救國家財產去拉電閘，以致周身三度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跡在報端披露后，周總理立刻派中央領導醫療組長吳階平去了解治療情況，并指示成立醫療領導小組。當王世芬的休克關、感染關都已度過時，周總理告誡說：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嚴重問題已經過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輕心。他指出要注意不同時期主要的矛盾轉化問題。諸如，怎樣控制來訪的眾多記者，考慮臥床日久并發其他病癥的可能性以及營養不良，結疤后妨礙出汗等等具體問題，都想到了。周總理還直接過問許多疾病的預防工作。在他的辦公室里，存放著一張食道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為了河南林縣（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幾次深夜會見醫務人員，詳細了解情況，詢問林縣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河流、山脈等地理環境同發病的關系，還要看生物標本，要醫生搞一個說明林縣食道癌分布情況的沙盤。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癥后，對我國的腫瘤疾病狀況更為關心。當時，有關方面正在組織作全國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調查對象涉及800萬人，間接和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近200萬。這樣的調查規模過去沒有過。他非常贊許，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標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腫瘤。這樣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較多；在廣東、廣西、香港一帶，鼻咽癌比較普遍。他在醫院病房里經常看這個沙盤，了解癌癥在我國的發生情況。要求政府部門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

把醫療重點放到農村，建立世界上最大高效的合作醫療體系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大多數。在舊中國，農民處在社會最底層，農村缺醫療少藥問題非常突出，農民生病治不起，小病能挺過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視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也曾采取多種具體措施去解決。但當時中國經過正規培訓的醫生很少，政府很難一朝一夕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1965年，毛主席發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指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周恩來及時召集衛生部領導同志研究貫徹毛主席指示的具體措施。他對近期的措施、遠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慮。根據當時我國農村普遍缺乏醫務人員的狀況，他提倡城市醫務人員對農村衛生工作的支援。他說，這是提高我國農村醫務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城市醫務人員下到農村，一方面可以為農民群眾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幫助農村基層衛生人員提高技術水平，使醫療衛生工作在農村生根。城市醫務人員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醫務人員可以輪流下去，5年左右，大體可以輪換一遍，內容和方法可以不斷改進。要動員黨員、青年、先進分子帶頭到山區、邊遠地區去。他還指示，發展農村衛生事業，必須要加速為農村培訓醫生。要改變培訓方法。可以辦一些三年制的學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招高中生，一種招初中生。學生可以從城市招，也可以從農村來，回農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適合農村衛生工作發展的需要。辦一些研究院，選拔一些經過實際工作鍛煉，政治思想、技術水平較為優秀的人員進修提高。對現有的農村醫生（中醫或西醫）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使之提高。農村衛生人員的培訓要加強，但要反對公式化和一律化。他強調，要逐步建立區以上、公社和生產隊三級醫療網。要妥善解決生產隊衛生員的報酬問題，否則農村基層的衛生隊伍不穩定。

在毛主席親切關懷，周總理組織領導下，各級衛生部部門采取了有力措施，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全國逐步建立了區以上、公社和生產隊三級醫療網，農村醫療隊伍培訓效果明顯，“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建立起來了。“赤腳醫生”采取“四自”，即自種、自采、自制、自用方法研制中草藥。用“三土”，即土醫、土藥、土藥方給農民治病。努力做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而且，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么錢，有的地方連 5 分錢的掛號費也不收，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1968年，中央有關部門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稱贊，“赤腳醫生就是好”“合作醫療制度好”。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隊一級設立赤腳醫生，同時在大隊一級建立合作醫療制度，作為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了。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衛生保健模式，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醫療體系。

當時，“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在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1970 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由上海出版。這兩本書以醫治農民常見病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實用性強，不僅成為“赤腳醫生”學習的必備教材，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譯成 50 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專門向世界介紹“赤腳醫生”的 52 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紀錄片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制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使用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該片在許多國家放映后，引起了強烈反響。正是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1974 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并在大會上做了 15 分鐘的發言。受到了廣泛好評。1976年9月初，“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 27 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和覃祥官參加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會上，覃祥官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全體出席會議者們贊嘆，他們稱贊中國創造了人間奇跡。從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為世界上帶有天使意味的名詞。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樣的政治觀點，不論是什么膚色的外國人，一聽到“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就豎起大拇指。

推進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

中國醫學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文明寶庫中的一件珍寶，是世界醫學殿堂里的一顆閃亮明珠。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明的輸入，西醫逐漸占據中國醫療領域。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在中國社會的上層，特別是官方高層歧視、抵制、否定甚至取消傳統中醫藥勢力很大。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中央衛生委員會議，討論了四項“廢止中醫”的提案，最后通過了一項逐步取消中醫的提案―――《規定舊醫登記原則》。遭到中醫界和廣大群眾的強烈反對。

新中國成立之初，醫療衛生工作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形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有1億人患各種輕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萬人。鄉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療。天花、霍亂、鼠疫等16種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數死于傳染病。由于從舊政權接收等原因，衛生工作隊伍以西醫為主體，但西醫力量非常薄弱。全國正式西醫不到2萬人，護士1.7萬余人，助產士1.4萬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縣鄉基層衛生機構極為缺乏。單靠西醫隊伍難以滿足人民群眾醫療衛生的巨大需求。與西醫力量嚴重不足相比，中醫人數粗略估計有幾十萬，不完全統計也有9萬多。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鄉村，與西醫形成互補。醫療衛生的嚴峻形勢和中西醫隊伍的實際狀況，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團結中醫，與西醫組成統一戰線，共同發揮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中華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傳統中醫藥采取了務實的肯定態度，堅決反對以西醫理論作為衡量中醫理論科學與否的標準，提出了繼承發揚祖國醫藥遺產、實行中西醫結合的方針，并提出建立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宏偉目標。毛主席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周恩來領導人民政府堅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確定的方針，制定各種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傳統中醫藥的應用和發展，推進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

糾正歧視中醫錯誤傾向，促進中西醫團結。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新中國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但部分西醫出身的衛生工作領導同志在思想上對中醫認識不足。有的同志認為，中醫是封建醫學，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這些思想認識造成衛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視中醫問題出現。有的衛生管理部門提出“毋須培養新中醫”，并著手裁撤中醫學校，引發中醫界強烈反彈。為糾正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周恩來要求西醫必須糾正對中醫的態度。1950年，在聽取全國衛生會議報告時，周恩來指出：“中醫生活在人民中，與人民有多少年來的接觸”，所謂中醫，“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陰陽五行來治病的。事實上，中醫確實治好了一些病，中醫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在團結中西醫問題上，周恩來始終堅持對雙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醫，也不迷信中醫。周恩來指出，“西醫是外來的”，“西醫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國的情況”。西醫“有改進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學醫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西醫中國化，“就是要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外來的東西，必須要適合中國的土壤，才能發展”。中醫也要科學化，“對于外國的先進技術、好的東西，我們要學習，要吸收，但是必須有分析地批判地學，做到洋為中用。”周恩來還強調，中西醫都必須注意破除門派、門戶之見。保持各自的長處，去掉短處，互相學習，互相切磋。1954年，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有幾十萬中醫散布在全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各級衛生部門應當認真地團結教育和使用他們，并且同他們合作來把中國醫藥中有用的知識和經驗加以繼承和發展。”1957年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指出：在醫藥衛生人員中，還存在著不團結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現象，應該堅決克服這些缺點，更好地發揮中醫的力量，加強醫藥衛生人員的團結，以保證進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1959年4月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指出：“應當團結中西醫，組織他們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共同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和發展醫藥科學”，同時對黨的中醫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學概括。衛生部門貫徹落實周總理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開展對中醫政策的學習，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糾正對中醫政策貫徹不力的情況，促進中醫工作健康發展。

【1971年中央召開全國醫藥工作者會議，2月17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會議室里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4位赤腳醫生。這是周總理與陜西柞水的中草藥接骨醫生王家成緊緊握手】

大力支持發展中醫事業，提高中醫水平。在周總理的關懷和具體指導下，衛生部在組織方面，根據不同情況，對中醫的工作做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國家醫療機構中工作，有的引導他們在自愿基礎上組成聯合診所，有的采取個人開業，充分發揮中醫的作用。推廣中醫帶徒弟，使中醫事業后繼有人。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成立西醫脫產或在職的學習中醫班。運用現代科學研究、改造中醫，提高中醫水平。為培養中醫人才，中央決定籌建中醫學院。周恩來對這一提議非常重視，親自聽取他們的意見。籌建過程中，衛生部開始打算先辦一所。周恩來從全局考慮，指示衛生部在東南西北各辦一所。1956年8月6日，國務院批準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院建院后，由于上馬倉促，師資校舍等基本條件很差。衛生部打算將學校搬到辦學條件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醫界和學院師生不滿，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信反映情況。周恩來專門召集會議，決定北京中醫學院一定要在北京辦，由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解決校舍問題，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解決師資和教材問題。周恩來還對培養方針和辦學經費等問題作出批示，使北京中醫學院克服了困難。1956年八九月間，四所學院相繼建立。后來一度增至23所。同時，西醫院校相繼開設中醫系或增加中醫藥課程。1962年調整精簡時期，有關部門曾打算將各地中醫學院大大壓縮，衛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同志認為中醫學院剛辦起來，如果這樣做對發展中醫事業極為不利，特寫信向周總理反映。周總理當即指示有關部門重新考慮，作出了中醫學院不動的決定，使中醫學院得以繼續興辦和發展。為加強中醫科學研究，在周恩來主持下，1955年12月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恩來專門題詞：“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同時開辦第一期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抽調76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蒲輔周、關幼波等名中醫都來講課，取得很好效果。從1955年底到1958年，衛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組織了6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先后從全國抽調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生和具有臨床經驗的青壯年西醫師303人離職學習中醫理論和技術。

推進中西醫結合，闖出中國的新醫藥學發展之路。1956年，全國掀起“向科學進軍”的熱潮，毛主席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學研究中國傳統醫學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1958年，他又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周恩來按照毛主席指示，召集衛生部、中宣部、國務院文教辦負責人研究衛生工作規劃，專門提到中西醫結合問題。周恩來指出，中西醫都有長處，要號召中西醫團結合作，堅持中西醫并重，共同防病治病。他提出了中西醫結合的三種形式：一個醫院既有中醫又有西醫，通過會診，在治療中結合；中醫學院同中醫院結合起來辦，采取帶徒弟的辦法，半天學習半天工作；醫務人員本身中西醫結合，既會中醫又會西醫。并指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三種形式都要”。要使西醫與傳統中醫藥結合，與中國實際結合。強調“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要樹立雄心壯志，創造既不是中國古時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適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難的地方也能進行治療，普遍適用的、中西醫結合的新中國醫學體系。中西醫要融會貫通，闖出一條中國新醫學的道路來。為了推動中西醫結合工作，1971年2月，全國第一屆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召開。周恩來親自領導，從會議日程、要解決的問題到典型經驗介紹、具體規劃都親自過問，并多次約見衛生部負責人，接見與會代表，就中西醫結合問題發表意見。2月8日，周恩來同衛生部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中西醫結合僅僅是開始，是序幕。應該謙虛、實事求是，應該更符合實際。”對中西醫結合已經取得的針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進，不要保守”。會議期間，周恩來還參觀了中草藥展覽，審閱、批改《關于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情況和五年規劃的報告（草稿）》。在接見會議代表時，周恩來發出號召：“中醫是我們祖先發展起來的，中西醫結合是我們的方向。以五年為一期，通過幾個五年的實踐，使中西醫融會貫通，創造出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 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出席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的“赤腳醫生”代表時，又提出：“赤腳醫生”要成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藥學派。在周恩來的關心指導下，中西醫結合在全國普遍展開，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抗擊重大流行疫情、治療群眾疾病及戰備需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7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下，一個旨在援外備戰的緊急軍事項目啟動了。因為啟動日期是5月23日，代號被定為“五二三項目”。這是一個集中全國科技力量聯合研發抗瘧新藥的大項目，60多個單位的500名科研人員參與。屠呦呦以中醫研究院科研組長的身份參加了這個項目。科研人員中西醫結合，團結攻關，經過數年奮斗取得成果。青蒿結晶物抗瘧新藥誕生，救治了成千上萬病人。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向惡性瘧疾流行的所有國家推薦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到2007年，在需要以青蒿素為基礎的治療的76個國家中，有69個已采納世衛組織使用這一療法的建議。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抗瘧新藥成果獲諾貝爾獎醫學獎。這是中醫結合的結晶，是中國的新醫藥學獻給世界的禮物。

關心關愛醫務工作者

周恩來非常關心關愛醫務工作者，把他們看作國家的寶貴財富，人民生命健康的保護神。尊重他們的勞動，理解他們的心情。從政治上關心他們進步，業務上鼓勵他們成長，生活上給予殷切關懷，他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又是醫務工作者的知心朋友。

李德全是愛國將領馮玉祥的夫人，著名的民主戰士，共產黨的忠實朋友。解放前，她擁護共產黨的主張，為爭取和平民主和婦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她擔任了第一任衛生部長，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堅決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她殷切期望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向黨組織表達了她的入黨要求。周恩來對她的入黨問題非常關心，指示衛生部徐運北和張凱同志很好幫助她，做她的入黨介紹人。經過一定時期的考驗，她終于在1958年12月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53年我國著名醫學專家、協和醫院內科主任張孝騫，因騎自行車摔了一跤，周總理知道后非常關注，隨即指示衛生部領導，對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一定要保護好，不僅要發揮他們精湛的醫術防病治病，還要運用他們的學識經驗培養人才，如果他們的健康受到損害，將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對這樣的專家上下班要派車接送。周恩來還指示，要尊重醫學專家關心事業發展和接班人問題的心情，解決好對為中西醫專家配備徒弟與助手問題，要選派基礎好、肯學習，專家和本人都同意的人當助手，務求把專家的學識經驗繼承下來。他還要求衛生部領導對此問題進行檢查，要求逐個落實。

周恩來在戰爭年代右臂受過傷，建國后工作十分繁重，身體勞累時常不適。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醫研究院骨科專家老中醫杜自明，經常到總理住處為他治療。周恩來對杜老關懷備至，常留杜老共進午餐。因杜老年過古稀，為了盡快搶救他寶貴的臨床經驗，所以出診必有徒弟隨從學習和照顧杜老。周總理和鄧大姐常詢問徒弟是否虛心學習，希望杜老培養更多的徒弟，也叮囑徒弟要好好向老大夫學習。在周總理和鄧大姐的關懷督促下，杜老的《正骨經驗概述》于1960年出版，并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了一部反映杜老正骨手法的影片，為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提供了寶貴資料。1961年11月15日84歲高齡的杜自明老中醫因病逝世。周總理深為哀悼，16日下午親自去友誼醫院向杜老遺體告別，并親視入殮，18日在嘉興寺舉行公祭，周總理親臨參加，向家屬表示慰問。周總理對老專家的關懷，充分體現了他對醫務工作者尊重愛護的一片深情。

1961年鄧大姐在協和醫院作了一次手術，周總理為了表示對參加手術的醫務人員的感謝和慰問，自己出錢在中南海紫光閣請50多位中西醫專家、醫護人員和做保健工作的醫務人員聚餐，并邀請衛生部、北京醫院、協和醫院幾位領導干部參加。事前，工作人員在起草參加聚餐的名單時有化驗主任，沒有化驗員，周總理親自加上了化驗員的名字。聚餐時，周總理對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醫務人員表示深切的感謝和慰問，還談到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席間周總理以四菜一湯款待大家，大家無拘無束地和周總理、鄧大姐親切交談。周總理還要大家表演節目，有的唱陜北民歌，有的唱京劇，氣氛十分熱烈。周總理還親自指揮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的心情也象洪湖水一樣激蕩，久久不能平靜。最后，周總理與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周總理親自把蒲輔周老中醫攙扶到前面說，您是我們的老師，應在前面。體現了周總理和醫務人員心心相印，親如一家。

周恩來還熱情歡迎在國外和港澳地區工作的醫學專家回來工作。侯寶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學家，當時在香港大學醫學院任病理科主任，在國內外醫學界享有較高聲譽。1956年7月，中華醫學會召開第十屆會員代表大會，邀請了侯寶璋和其他12位在港澳和印尼工作的中西醫學專家來京參加。7月28日周總理接見了他們，對他們表示歡迎，希望他們多提意見，愿意回來工作的祖國也歡迎。周總理親切指出，知識分子的學問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從資本主義國家學來的學問也是很寶貴的。我們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但學問，尤其是醫學，我們是不反對的，并且可以用來為國家建設服務。周總理還特別問到侯寶璋的工作情況，子女情況，稱贊他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貢獻。侯先生對總理給他的評價特別感動，他說：“我活了一輩子，從來沒有一個政府真正關心過我，想念到我。想不到總理對我這么熟悉，知道我這么多事情。”他對周總理誠懇、直爽、沒有架子和善于聽取大家意見的民主作風十分欽佩。他對接待人員說：“中國人民有這樣偉大的領導人是很幸福的事”。“今天的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們把知識分子當寶貝”。他表示“我是愛國的，我愿意回來多為國家做一些工作，我愿將我的余生獻給祖國”。由于他和香港大學訂的合同還未期滿，暫時不能回來。1959年他又回來參加過一次國慶觀禮。經過充分的思想醞釀和準備，這位年過花甲的著名病理學家，在我國處于經濟困難時期的1962年初偕同夫人一起回到北京。根據周總理指示，衛生部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任命他擔任中國醫科大學（即現在的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并為他解決了助手、經費等問題。生活上住房、用車、副食品供應等更給予特殊照顧，使他深感黨的關懷和祖國的溫暖。

【周恩來總理出席林巧稚教授（左一）主持的中華全國第一屆婦產科學術會議】

林巧稚是我國著名的婦產科專家，也是中國科學院第一位女學部委員。曾任協和醫院、友誼醫院婦產科主任兼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市婦產科醫院名譽院長，全國婦聯副主席等職。她終身未婚，卻擁有最豐富的愛；她沒有子女，卻是最富有的母親。她是東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是母親和嬰兒的守護神，被人尊稱為“東方圣母”。周恩來，對這位“東方圣母”十分關心，十分敬重，多次稱贊林巧稚為我國婦女兒童事業所做的杰出貢獻。而林巧稚也難以忘懷周恩來對自己的關愛。她深情地回憶：“從解放到現在，我是總理一點點帶起來的。他對我始終像兄長一樣，是那樣信任我，那樣器重我、了解我。多少年來，總理當面交給我不少任務。他讓我向中醫學習，把中西醫結合的事搞起來；他讓我帶徒弟，培養青年人；他讓我總結經驗，寫成書留給后代……每一次，我都像學生接受老師的作業一樣去完成，也為任務的沉重而忐忑不安。可是，一想到周總理的信任和囑托，我心里就感到無比充實，有了勇氣和力量。”“這20年，我經歷了許多事。共產黨做事讓我佩服。現在，我明白了周總理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就是我一直認為人類社會存在的那種支配人一切的精神。多少年來，就是他這種崇高的精神，一直在影響著我……”“是他崇高的精神影響著我，使我由信上帝變成信共產黨。要說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林巧稚的心路歷程是我國優秀知識分子中的典型。從她的信仰轉變，看到了共產黨人周恩來巨大的人格力量。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44年了。新中國走過了70年輝煌歷程。毛主席周總理等開國領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治國理政理念代代相傳；人民群眾的衛生健康水平大大提高，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不足35歲，2019年這個數字達到了77歲；社會主義中國的航船乘風破浪奮勇向前。

2020年初，湖北武漢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國，波及世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一次無影的戰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領導全國軍民，英勇奮戰，取得了明顯成效。現在，斗爭還在繼續。只要我們發揚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堅持黨的領導，走群眾路線，打人民戰爭，實行中西醫結合，進行科學防治，就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的勝利。

（作者系解放軍某學院原副政委；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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