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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我的回憶》關于兩河口會議內容的考辯

20世紀60年代，海外流亡的張國燾曾寫下過一部回憶錄，其中有篇幅不少的文字是在談紅軍長征中他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們會面和開會的情況。但他的文字所言的這次“開會”是指“一次軍事會議”而不是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和我六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參謀長劉伯承”，而“王稼祥則赴卓克基療傷去了”，“任中央宣傳部長的凱豐，主要將領林彪、彭德懷，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葉劍英、左權，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職務不在撫邊，我都未曾見著”。^[1]

這段信息有幾個問題：一、這個會議不是撫邊開的，而是在撫邊以北的兩河口^[2]；二、這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結束后的6月29日，張國燾還參加了政治局常委會議^[3]；三、與會者們的名字和發言都是有記錄的，張所稱“未曾見著”的人——包括張聲稱是“赴卓克基療傷去了”^[4]的王稼祥，都是與會者，張國燾不可能見不著他們。

關于這次“軍事會議”，張國燾的陳述扼要如下：

一、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很生動且繪聲繪色的大段文字）。

二、張國燾繼起發言，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以現地為起點，向川北甘南至漢中一帶發展，以西康為后方，可以名之為“川甘康計劃”；二是移到陜甘北部行動，奪取寧夏為后方，以外蒙古為靠背；三是移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以新疆為后方，可以名為“西進計劃”。

三、張國燾稱：“參加會議的同志們，多表示現在我們的著重點是避開戰爭，找尋一個能有較長時間休養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歡這個吃糌粑的區域。他們雖然大多數表示支持毛的主張，但也沒有否定我的西進意見。”

四、關于會議的結果，張國燾是這樣說的：“會議一連開了三個多鐘頭，并未達成確定的結論……因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區的放棄，失去了向東向南發展的機會；而向北發展，又須到了毛兒蓋以后才能作具體決定……懋功之會，在我看來是失敗了”。會后，他隨黨中央一起，翻越夢筆山，到達卓克基。

五、張國燾還稱，“周恩來當時避免談論黨內有爭執的問題，僅以軍事委員會一個實際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說軍事問題。他拿一份電稿給我看，內容是：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除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外，加派張國燾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所有軍隊，概歸軍委會指揮；原一方面軍改稱左路軍，由彭德懷、林彪任正副總指揮，聶榮臻、鄧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員；原四方面軍改稱右路軍，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

關于張國燾的這部分回憶文字，筆者的評判是：要找出哪處是說對了的，那可真難！

一、兩河口會議根本沒有提出什么奪取寧夏問題——奪取寧夏的策劃發生在一年之后，共產國際表示紅軍可以靠攏外蒙的指示也是在一年之后發出的，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出發前預計的目的地并不遙遠，中共中央在改變目的地之前就與共產國際失去了電訊聯系，所以也不可能在出發前得到共產國際關于靠攏外蒙的指示；

二、除了表示出了南下的意圖，沒有任何證據證言表明張國燾在會議上從容闡述過“三個計劃”；

三、參加會議者的發言都有記錄，張提出的西進主張沒有得到與會者支持，張國燾對北上方針也表示了同意；

四、會議是形成了決議的，有非常明確的結論——“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會后，張國燾和林伯渠、李富春、劉伯承所率的中央慰問團一起沿來路返回雜谷垴；

五、毛澤東當時不是中革軍委主席，兩河口會議也沒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分左、右路軍，后來的左、右路軍也是兩軍混編的，至于其他人的任職，他也都沒有說對（比如鄧小平）。

這也難怪，張國燾畢竟是在流亡中寫回憶錄，客觀上也沒有條件參照當年的檔案文獻。至于主觀上的取舍和傾向，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張國燾關于這段日子的回憶文字中表露出來的情緒，還是可以幫助我們佐證一個事實：他對這次會議的結果不滿意；他對會議的決議不滿意。他對黨中央北出陜甘的戰略方針沒有信心，或者說五心不定，甚至三心二意。而且，張國燾回憶錄中自陳的“為了西進先南下”之腹案，有張國燾、陳昌浩6月17日電和徐向前的回憶文字為參照，又為此后發生的歷史事實所印證，所以可以判定：這就是張國燾當時的真實態度。

從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過黃河，還要與回族的騎兵糾纏。所以我們最好先執行第一個計劃，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以便有時間整理我們的部隊，訓練對騎兵作戰的戰術。如果我們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西進；如果事實證明我們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封鎖，仍可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所不易封鎖的。^[5]

西進路線不易被敵封鎖那是不假，可要想回頭卻很不易！而且與民族革命的中心地帶越來越遠，共產黨人也就失去了“登高一呼應者云集”，號召和領導群眾斗爭以及發展壯大革命力量的歷史機遇，只會繼續窘困于自身的生存危機而且難以自拔！這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視“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及其領導集團的選擇。這說明，在戰略視野上，在戰略方針的選擇上，張國燾都與黨中央都存在著嚴重分歧：張國燾是立足于尋求一隅偏安之地，黨中央則是放眼于全國大局，尋求在新的斗爭中搶灘占位的進取之道！

多年后，陳昌浩曾經檢點過他們當時的思想：

實際在[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中間企圖是很清楚的：中央紅軍已過來，蔣介石對紅軍的追擊使我們有必要在會合后找一個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休息整頓一下，到川西北和西康邊停一時期，即所謂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在少數民族地區能夠建立根據地是張國燾路線的要點之一。根據是那里敵人力量薄弱。思想根子是怕敵人，怕與蔣介石主力作戰，對根據地沒有信心，對敵人力量估計過高，對自己力量估計過低，有悲觀情緒。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是強詞奪理，那里毫無群眾基礎，是想找地方偏安。……需找一偏僻地區靜待時機休養生息，是右傾逃跑偏安的思想。^[6]

注釋：

[1]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428～第438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2]因為張的這段回憶文字，一些黨史工作者還炒作過所謂“撫邊會議”。

[3]在這次常委會議上，張國燾被增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被增補為中革軍委委員。

[4]卓克基土司官寨于6月25日剛被紅軍攻占，王稼祥不可能去那里療傷。

[5]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432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6]《陳昌浩介紹情況記錄（1961年5月10日）》，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