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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亞夫：魯迅后期雜文為何沒有片面性?

點擊：作者：朱亞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2-02 08: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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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輕人，崇拜偶像，甘當“粉絲”。那么我們這一輩上了年紀的文化人，年輕時的偶像便是魯迅，魯迅著作便是我們的精神食糧。

為此，我讀魯迅讀得最多的，是魯迅雜文；體會最深的，也是魯迅雜文。雜文，人稱“匕首”和“銀針”，篇幅短，字數少，一般千字上下。在這樣有限的天地中，怎樣作分析？又如何使之避免片面性？我仰慕魯迅，又學寫雜文，我想起了毛澤東同志1956年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這樣一段話：“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于是我將此作為自己研討的課題。

著名雜文家秦牧在《北京漫筆·探索和發展雜文藝術》中說：“魯迅后期的雜文，特別是他自己也格外重視的《二心集》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充分掌握辯證唯物主義這柄銳利的解剖刀，寥寥數語，就揭示本質，遠瞻未來，周到中肯，目光如炬，應該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1936年去世，歷時18年，共為世人留下16本雜文集，600多篇雜文，130多萬字。而他的后期雜文集，計有11本（《集外集》大多為前期作品和詩歌，故且不計），占其總數的三分之二強。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就以魯迅也“格外重視”的《二心集》為例。細心研讀《二心集》中39篇雜文，我體會到魯迅后期雜文之所以最深刻有力，沒有片面性，主要是他采用了如下幾種辯證分析問題的方法。

首先，運用一分為二，矛盾分析的方法。列寧說：“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毛澤東同志把矛盾分析的方法，通俗地歸納為“兩點論”。只有運用“兩點論”，研究問題，分析事物，才能在紛繁復雜的事物中，撥開迷霧，一語中的，抓住實質。魯迅后期雜文抓住了這個“辯證法的實質”，運用了“兩點論”，才使其雜文洞若觀火，沒有片面性。

比如《我們要批評家》，通篇貫串辯證分析的方法．開首列擺出版界的現狀，是揭示矛盾，提出問題：最初，青年讀者以為讀了“革命者”的創作，便有出路，于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并非是滋養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出版界鑒于此，轉向了社會科學。接著作者分析問題，是抓住要害，一分為二．肯定出版界轉向社會科學是“正當的前進”。但是就作品而言，是好壞混雜，“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使得尋求正確知識的讀者們惶惑；就批評家而言，說是“志在改革”，行卻是有的忙于“扭結”，有的安于“蕭閑”。面對這樣的狀況，作者最后得出結論，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我們現在首先需要的，是要“幾千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全文不到1000字，可文章的容量很大，由于作者采用了矛盾分析，所以文章顯得繁而不亂，曲折有致，分析周到中肯，結論令人信服。又比如《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全文閃耀著辯證法思想的光芒。“急進革命論者”，比一般革命論者不是更“徹底”嗎？但是作者用唯物辯證法的解剖刀一剖，就透過現象，揭示了其本質，原是“非革命”者。作者說：“我在這里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者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真是鞭辟入里，一語中的。

其次，運用以小見大，具體分析的方法。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魯迅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精髓”和“活的靈魂”，他善于從一滴水珠中看太陽，抓住一件具體事情，作深入剖析，使文章有的放矢，道理深刻有力，避免了大而泛、長而空的缺點，適應了雜文短小精悍的要求，比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針對梁實秋的詭辯：“《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魯迅就抓住其要害：“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層層批駁。第一層，“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因此，粱是“資本家的走狗”。第二層，因為梁“不知道主子是誰”，為確當計，故稱之為“喪家的”“資本家走狗”。第三層，粱把自己的論敵稱為“擁護蘇聯”，即意在向主子邀功，又濟其“文藝批評”之窮，所以“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三頂“帽子”。逐頂扣上，絲絲入扣，不差分毫。全文一千余字，沒有旁枝蔓葉，真是一氣呵成，無懈可擊，句句在理，字字千鈞，令人嘆而觀止。

又如《好政府主義》，緊抓住梁實秋開的一張所謂醫治現狀的藥方，展開嚴密的邏輯論證，像剝筍一樣，最后把梁實秋的丑惡嘴臉暴露無遺。其他如《“友邦驚詫”論》《以腳報國》《宣傳與做戲》《知難行難》等，不勝枚舉，都是以小見大，從一件具體事情，生發開去，針砭時弊的。據《二心集·序言》說，魯迅在大學的演講題目為《象牙塔和蝸牛廬》，從貼近當時的思想實際出發，具體分析，沒有大報告的報道。這可說是魯迅后期雜文的一大特色。

再次，運用全面把握，歷史分析的方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辯證法就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同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學觀點相反，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變化發展的，只有運用普遍聯系的辯證法思想，才能克服分析問題片面性的缺點。魯迅正是運用了辯證法的這一觀點，使其后期雜文高屋建瓴，洞察全局，旁征博引，議論風生的。這既為他的雜文增添了文采，又避免了文章內容單薄，議論片面。當然這種聯系是圍繞主題展開，結合中心鋪陳，決不是東拉西扯，漫無邊際。

比如《新的“女將”》針對日本侵占東三省后，社會上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槍的戎裝的女士們”，展開深入議論。從當時畫報上的“四季美女圖”，談到“古代女戰士”，什么“漢子陽公主追加狄”，“薛仁貴招親”，以及“乞丐救國”、“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類的傳奇式古典，然后筆鋒—轉，點出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在“雄兵解甲”的同時，卻叫“密斯（女士）托槍”。只不過是“做戲”而已，從而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主義。真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如果說《新的“女將”》是縱向聯系的話，那么《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則是采用橫向聯系的方法，把中國式的“堂·吉訶德”與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兩相對照，從而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無能。讀來既覺得筆鋒縱橫，妙趣迭出，又感到主題集中，鞭撻有力，決無片面性。這種雜文創作方法，正如雜文理論家陳澤群在《哲理·詩歌·幽默——雜文劇作的美感求》中所描繪的：“面臨某一現實矛盾時，引起作者喜劇性的興奮，并與長期積累于心間的‘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的其他知識積淀相交契，對比，延伸，就能引爆一種恍然的啟迪，達成一種精神的清明。”也就是說達到了議論的深刻有力，克服了片面性。

如何在寫作短小精悍的雜文時，避免片面性，這不僅是魯迅著作愛好者普遍感興趣的問題，更是雜文作者頗費心思的問題。魯迅的后期雜文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范例，只要我們細心研讀魯迅的后期雜文，便有可能找到鑰匙，豁然洞明，相信這對弘揚魯迅精神，繁榮新時代的雜文創作是有指導意義的。

（作者：朱亞夫，系上海市作家協會、上海老新聞工作者協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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