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黨史證明，毛主席在黨內，經常屬于少數派。這是因為，毛主席站得高，看得遠，他的思想和行為，總是高人一籌，黨內很少有人能夠馬上理解和跟上毛主席的思想和步伐。所以一開始，那些掌握權力的領導人，總認為自己正確，看不起沒有留過洋、從山溝里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處處打擊排擠毛主席。毛主席在1956年講八大中央委員會選舉問題時談到：“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20次”。但毛主席從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多次在受打擊排擠時，忍辱負重。在黨和紅軍危難時刻，依然挺身而出，扶大廈于將傾，挽狂瀾于既倒。多次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說有的同志是相忍為黨，那毛主席可以說是相忍救黨。未雨綢繆提建議，不被理解被降職。1924年國共合作以后，進行了北伐戰爭，全國工農運動也掀起了高潮。這次大革命的浪潮，觸動了大資產階級在農村的利益，引起了他們對共產黨的仇恨和反對。1925年孫中山逝世以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篡奪了國民黨的大權，密謀撲滅大革命的火焰。在1926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和1927年5月9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面對如此嚴重的形勢，深入湖南各地實地調查和組織工農運動的毛主席，多次提出要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以壯大革命隊伍。并提醒中央注意軍事問題。指出：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右派就是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這些正確的意見和提醒沒有被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重視，反而批評他，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了”、“幼稚”、“妨礙統一戰線”等等。因為毛主席十分重視農民問題和軍事問題，在1927年3月，毛主席又發表了關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文章，提出了和陳獨秀不同的見解，所以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只是作為候補代表出席，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最后選舉，把他由原來中共“三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降為候補中央委員。暴風雨就要來了，可是黨的五大并沒有注意到危險，自己的意見不僅得不到中央的重視，還被降了職，毛主席心情十分憂慮和蒼涼，會議結束后，徘徊在長江邊上，填了一首《菩薩蠻·黃鶴樓》詞，表達了自己“不知如何是好”的沉重心情：審時度勢變方向，棄攻長沙上井崗。1927年，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相繼發動了“4.12”、“5.21”、“7.15”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轉入地下。歷史的進程，陡然發生逆轉。在1927年8月7日黨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建議新的政治局常委要加強注意軍事問題。會上毛主席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毛主席謝絕了瞿秋白請他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意見。毛主席對瞿秋白說：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接著中央同意了毛主席去湖南領導農民武裝起義的要求。毛主席回湖南經過調查后，把起義計劃報告中央。提出：由于國民黨的軍隊到處鎮壓農民運動，影響很壞，秋收起義要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不能像南昌起義那樣，再打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了。并指出：面對控制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正規軍隊，農民暴動要有一定的軍隊參加，才能成功。并對不少重大政策問題，談出了自己的看法。8月22日，中央常委會在研究工作時，會上批評毛主席槍桿子中奪取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一致。在給湖南的復信中，又批評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并且明確不同意拋棄國民黨的旗幟，直接打共產黨的旗幟。形勢緊迫，秋收起義的行動已經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湖南省委和毛主席堅持從實際出發，制定了起義計劃。9月9日，“秋收時節暮云沉，霹靂一聲暴動”；“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在中國共產黨建軍歷史上，毛主席第一次打出了工農革命軍和有鐮刀斧頭標志的共產黨旗幟。按照臨時中央的部署，湖南秋收起義后要進攻長沙。但是由于敵強我弱，起義軍一開始遭到了重創。毛主席說服了大家，放棄攻打長沙，轉往湘南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區域，繼續發動農民革命，保存和發展有生力量。就在同一時間，中共中央又作出決議，指責不攻打長沙是“臨陣脫逃”，要繼續攻打長沙。但由于決議傳到湖南時，毛主席帶領起義軍已經開拔，向井岡山地區挺進，所以避免了又一次失敗。毛主席帶領不到1000人的隊伍，艱難地向山區轉移。敵軍圍追，指揮員犧牲，傷員增多，有人離隊，有人患病，起義軍領導層思想不統一等等。這些困難嚴重地考驗著這群衣衫襤褸的起義軍。在經過三灣時，毛主席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一是把部隊縮編為一個團，集中指揮；二是實行民主，官兵平等；三是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把黨支部建在連上。這次改編，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改革，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開端，在人民軍隊建設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到了井岡山，毛主席說服和團結了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恢復當地的黨組織，打土豪、分田地，擴大紅軍隊伍，開辟革命根據地。到1928年2月，紅軍由不到一個團的兵力，發展為一個師兩個團。1928年3月，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到井岡山，他根據中共中央1927年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12月31日對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主席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開除毛主席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這樣以來，毛主席成了“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黨，建立的軍隊，反而把自己的黨籍也開除了，這對毛主席自然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認認真真地擔當起師長的職務，并在隊列前誠懇地向指戰員講話，說自己沒有學過軍事，可中國有句俗話，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接著湘南特委命令他將部隊開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動。毛主席服從命令，把隊伍帶到湘南，一邊整訓，一邊搞土改。這時傳來了新的消息，從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知道了中央是開除毛主席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不是開除黨籍。毛主席沒有計較，繼續努力工作。違令堅守井岡山，開辟一片新天地。1928年4月，朱德和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發動了湘南暴動，取得成功后，遭到強大敵軍的追擊，向井岡山方向撤退。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立即帶領兩個團的部隊，去阻擊國民黨軍隊對朱德部的追擊，掩護朱德部隊撤退，迎接朱德上山。在4月24日前后，兩支紅軍隊伍實現了勝利會師，不久兵力增加到六千多人。毛主席把軍事斗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進剿，使根據地的面積，擴大到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五十多萬。1928年6月，湖南省委，要求毛主席領導的紅四軍，脫離井岡山向湘南發展。要求紅四軍軍委，“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毛主席根據當時的情況，力持異議，堅持在湘贛邊界堅持斗爭，發展根據地。毛主席向中央寫報告，詳細地陳述理由，但并沒有引起中央和省委的重視。7月中旬，國民黨軍隊向井岡山發動進剿，紅軍分兩路迎敵反擊。省委巡視員杜修經根據省委的指示，趁毛主席遠在江西永新的機會，將紅軍28、29兩個團拉向湘南，結果吃了敗仗，其中的29團只剩下200多人，只好合編到28團。毛主席聽到湘南失敗的消息后，不顧省委又要其向湘東發展的指示，親自帶上一個營的兵力，日夜兼程，把28團接回了井岡山。這就是史稱井岡山的“八月失敗”。12月1日，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主力700多人也來到了井岡山。井岡山的力量進一步加強，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的主力紅軍。當國民黨要殺光共產黨人的時候，毛主席領導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顯著成績，保存了革命的火種，從而給處境艱難的廣大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也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革命勝利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偉大實踐。堅持原則不妥協，古田建軍開新篇。在井岡山初期的工農紅軍隊伍里，由于受舊軍隊的影響，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在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問題上，存在著不同意見。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里召開。毛主席建議，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和戰斗力。會議在陳毅的主持下，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用極端民主化的方式進行討論，錯誤地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會議認為，集中式的領導原則，是家長制度的傾向。決議中還認為不存在流寇主義的傾向。結果，會議給了毛主席黨內 “嚴重警告”的處分。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主席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主席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去指導地方工作。8月初，毛主席因為工作勞累，病得很厲害。9月下旬，紅四軍又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要求患病的毛主席參加。毛主席給前委回信，一方面，堅持原則，“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另一方面，因為有病，請病假不參加會議。前委因為毛主席請假不參加會議，又給他一次警告處分，并要求毛主席務必參加會議。毛主席沒有辦法，只得坐著擔架，等趕到會場時，會也開完了。由于紅四軍八大仍然采取極端民主化的方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拿在會上爭論。會議開了三天，對什么問題也沒有做出結論，毫無結果。其實這次毛主席病得很重，一個多月以后才有好轉。當時國民黨造謠說毛主席已死于肺結核。共產國際也誤以為毛主席已經去世，所以還發了上千字的訃告，給了毛主席很高的評價。8月底，中央要求陳毅到上海黨中央匯報紅四軍的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毛主席的意見是正確的，應仍為前委書記。陳毅受到了教育，回來傳達中央的指示，又派人把毛主席接了回來。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1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共紅四軍擴大會議，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于1929年12月28和29日在上杭的古田舉行，史稱“古田會議”。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定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紅軍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強調在紅軍中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等。《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它系統地解決了如何建設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問題，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建軍綱領，極大地加快了人民軍隊的建設進程。游擊戰里操勝算，靈活用兵破圍剿。1930年6月，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又統治了全黨。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極大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主張要打大城市，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6月21日，中央特派員涂振龍趕到蘇區，傳達中共中央精神，要求紅四軍進攻大城市南昌。毛主席根據敵我形勢，沒有機械地按照中央打南昌的指示辦，靈活機動地使用軍力。根據敵情變化，不斷改變進軍方向，積極發動群眾，擴大紅軍，開展宣傳籌款等工作。兩個多月后，在中央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選舉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紅軍有1萬人左右發展到18,000人，和紅三軍團一起，宣布成立紅一方面軍，共有兵力3萬多人。1930年底，紅軍發展到4萬多人，毛主席指揮工農紅軍采用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1931年初，中央在蘇區設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讓沒有任何斗爭經驗和指揮能力、剛剛從上海來到蘇區的項英擔任中央局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在討論研究如何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時候，項英認為，敵強我弱，主張紅軍撤離根據地，另尋出路。毛主席認為，憑借根據地的有利條件，一定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會議意見不一致，沒有達成共識。4月上旬中央又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參加蘇區的領導工作。再次研究第二次反“圍剿”戰略方針時，會議又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有人提出分兵對敵，毛主席認為憑借蘇區的有利條件，集中兵力，完全可以打退敵人“圍剿”。但他的主張，很少有人支持，處于少數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提議召開擴大會議，來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毛主席在會上又反復耐心地給大家講不能撤出蘇區，不能分散兵力的道理。又對先打強敵還是先打弱敵的意見進行分析，認為先打弱敵，后打強敵，才能取得勝利。毛主席從敵我形勢、地區地形、群眾基礎等方面進行分析，終于說服了大家，多數人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張。結果在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揮下，部隊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山區，連續打了5個勝仗，殲敵3萬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偉大勝利。戰后毛主席心情大好，填詞《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詞的下半闕寫道：“左”傾路線大泛濫，失去紅軍領導權。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央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王明發表文章，把反對他們“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一概斥為保守、“退卻”、以至“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1931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蘇區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會上根據中央定的調子，對毛主席領導的蘇區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指責和批評。會議作出決議，不點名地從思想理論、土地革命、根據地問題和軍事方面，對毛主席進行了批判。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取消了毛主席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把毛主席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外，奪了毛主席的軍權。1931年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被選為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在當時軍事工作是中心工作的形勢下，把毛主席趕出軍隊，擔任地方政府職務，顯然是被邊緣化了。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到蘇區，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1932年1月上旬，周恩來主持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在瑞金開會，重點討論中央要求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問題。在會議提出要打贛州的時候，雖然毛主席當時已經被剝奪了紅軍的指揮權，但他還是認為贛州和一些中心城市，敵人防守嚴密，城池堅固，很難攻破，堅決不同意攻打贛州。但是多數成員主張按中央指示辦，堅持打贛州。1月10日，中革軍委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奔赴贛州前線督戰。有人在行軍途中還講，等打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在紅軍中已經沒有指揮權的毛主席，會后只好向中央請病假休養。說是休養，實際上他每天關心紅軍攻打贛州的作戰情況，擔心前線幾萬將士的安危。3月上旬的一天早上，項英騎馬從瑞金趕到毛主席休養的地方東華山，告訴他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紅軍攻打贛州30多天，城未攻下，已傷亡3千多人，正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毛主席一聽，并沒有認為自己的意見沒被采納而耿耿于懷，也沒有覺得自己不負責軍事工作了，可以不管不問。而是從大局出發，從紅軍戰士的安危考慮，以黨的利益為重，立即帶上警衛員下山，冒著風雨趕到瑞金。先給前線指揮部去電，提議大膽啟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當晚又從瑞金出發，日夜兼程趕到前線指揮部直接指揮，把紅五軍團拉上去，終于使紅三軍團脫離了險境，避免了紅三軍團全軍覆沒。救出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后，接著毛主席又根據中央局的臨時決定，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帶領一路紅軍南下閩南，4月10日攻下龍巖，4月20日打下了漳州。就在毛主席指揮紅軍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常委會開會，聽取項英的片面匯報，認為贛南會議僅僅批判毛主席的“狹隘經驗論”是不夠的，要從路線上進行批判。蘇區中央局5月11日，在毛主席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決議，指責毛主席“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要徹底進行糾正。這就是后來被毛主席戲稱的“缺席判決”。盡管毛主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但是中央還是不恢復他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只是讓他隨軍行動。6月份，國民黨又開始發動了第四次“圍剿”，在前方將士的強烈要求下，中革軍委才任命毛主席為紅一方面軍政委，而不是紅軍總政委。1932年10月3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對是否打吉安等大城市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歷次中央指示，在會上指責毛主席對奪取中心城市“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把他提出“誘敵深入”的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并批評他犯有“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有人提出要把毛主席召回后方，不讓他指揮軍隊。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會議最后通過周恩來的提議，讓毛主席留任前方做個軍事助理。可會議同時還決定，讓毛主席請病假去后方療養。實際上還是把毛主席趕到后方，剝奪指揮軍隊的權利。毛主席臨走時，看到王稼祥對決議不滿意，就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并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后來中央還是來電，撤銷毛主席紅一方面軍政委的職務，回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就是這樣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1933年初，蔣介石加緊對中央根據地實行第四次“圍剿”，實行“軍事上殺死、經濟上餓死”的“圍剿”方針。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全部搬到中央蘇區的黨中央，緊急召回毛主席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在不被信任的情況下，被剝奪了四個多月的工作后，毛主席還是立即服從中央的決定，以極大的精力，領導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工作，保障了紅軍的供給，有力地支援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服從組織守紀律，不計榮辱做工作。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親率百萬大軍，開始對在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會議雖然選舉毛主席為政治局委員，但讓張聞天代替毛主席擔任中華蘇維埃主席。毛主席徹底成了閑人，只擔任了一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當時許多人怕牽連到自己，不敢接觸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逃跑主義”帽子的毛主席。毛主席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在此期間，毛主席的親屬也受到株連和打擊。妻子賀子珍，長期管理黨的文件，改為收發員。弟弟毛澤潭一直挨批，被撤職，并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何敏學，被免去了代理師長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也被撤銷了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職務。毛主席后來給別人講起這段歷史時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試想一下，自己嘔心瀝血、拼死拼活創建的紅軍和根據地，現在被人家奪了權，還受到了種種責難和批判，放在一般人身上會怎么想？況且，在當時的“左”傾路線下，被認為犯“右傾主義”錯誤的人，隨時都有殺頭的危險。在這種命懸一線、處境異常艱難的情況下，毛主席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堅信正確路線終將克服錯誤路線。沒有因為是自己創建的紅軍隊伍，就擁兵自重。也沒有因為受到不公正對待就賭氣跳槽，或者另立山頭，拉出去單干。而是執行中央的決定，干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潛心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總結革命經驗，準備著繼續為黨工作。與此同時，中央以批判 “羅明路線”為名，又開始了對毛主席的批判。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毛主席就不同意“御敵于國門之外”和“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方針，主張“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可中共中央不采納毛主席的建議。致使紅軍連續丟失黎川和強攻硝石、資溪橋、滸灣失利后，陷入了被動局面。當時，國民黨十九路軍，不滿蔣介石的不抗日政策，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不得不抽出一部分軍隊去福建。這時毛主席又提出：紅軍主力要跳出包圍圈，變戰略防御為戰略進攻，迫使敵人兩面作戰。既可粉碎蔣介石的圍剿，還可以援助團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共同對付蔣介石。結果又被博古和李德拒絕了，紅軍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最后一個機會。由于第五次反“圍剿”不斷失利，根據地的北大門失守。在遭冷遇三個月后，這時中央又派毛主席去根據地南邊的會昌指導工作。毛主席在南線工作兩個月的時間，深入了解情況，總結戰斗經驗，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調整軍事部署，穩定了南線的局勢。隨著戰局越來越不利，根據地除了南線外，東、北、西線相繼被敵人突破，打破敵人“圍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戰略轉移一條路了。這時候，周恩來就打電話讓毛主席去于都調查探路。毛主席帶著警衛員，探察敵情，查看地形，跳到河里試探水的深淺。緊張的工作，使毛主席得了惡性瘧疾，高燒昏迷，直到第8天才好轉。毛主席在于都深入調查研究和認真工作，選定了紅軍突圍路線，為后來紅軍順利從于都突圍做出了貢獻。毛主席一邊受到嚴重的打擊，一邊還繼續工作。一會兒被冷落，一會兒需要了又被緊急召回，調來調去，反復折騰。但毛主席仍能夠服從組織決定，遵守組織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這種既有堅強的黨性，又有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遵義會議重掌權，用兵如神救紅軍。中央準備長征時，一開始博古和李德不準備帶上毛主席。后因為毛主席在紅軍中有崇高的威望，廣大指戰員希望毛主席一起走，他們才不得不帶上毛主席。長征開始后，毛主席多次做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工作，向他們指出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指揮錯誤。王稼祥和張聞天開始覺悟，轉向支持毛主席。
長征的紅軍在湘南越過第三道封鎖線以后，蔣介石立即部署部隊圍堵，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面對嚴重的形勢，毛主席建議，湘南地區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于紅軍的機動作戰。應抓住時機，組織力量，殲滅國民黨軍一部，變被動為主動。博古和李德只想著逃跑，消極避戰，又拒絕了毛主席的建議，使紅軍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殲敵戰機。結果由于紅軍所帶輜重過多，像搬家一樣，行動緩慢，在過湘江時受到了國民黨湘軍和桂軍的夾擊。紅軍戰士向死而生，浴血奮戰，血染湘江。由出發時的8萬6千余人，銳減為3萬多人。
過湘江后，博古、李德堅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察覺后，布置了四道封鎖線。博古、李德仍不改變原計劃，準備帶領紅軍往蔣介石的包圍圈里鉆。在這緊急關頭，毛主席向政治局提出，應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中革軍委的周恩來召集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討論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部隊向貴州挺進，打亂了國民黨的軍事部署，紅軍獲得了主動，避免了進入敵人包圍圈的危險。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李德和博古主張，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江，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主席堅持認為，紅軍應該在川黔地區，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大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議，部隊向遵義進發。1月7日，紅軍突破烏江后，解放了遵義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了博古、李德的“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的錯誤。毛主席被選為中央常委，重新走上領導紅軍的工作崗位。遵義會議后，由于情報失誤，土城戰斗很不順利。紅軍開始一渡赤水河，向川南進發。但遇到川軍和滇軍的圍堵，毛主席又指揮紅軍掉頭向東，再渡赤水河，重新占領遵義，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先后擊潰和殲滅國民黨兩個師又八個團，俘虜敵人3000多。這時蔣介石調整部署，準備合圍遵義。紅軍又向西開進，3月10日在茍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數人又頭腦發熱，支持林彪和聶榮臻提出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只有毛主席一個人指出，打鼓新場有一個師的敵人堅守，打就是啃硬骨頭，損失會很大，也不一定會打得下來，要堅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多數人堅持要打，還舉手表決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而且免去了毛主席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當天夜里，毛主席不放心，總覺得這樣不對，睡不著覺。半夜里提著馬燈，去找負責下達作戰命令的周恩來，建議一早再開會研究。會上毛主席苦口婆心地說服大家，大家終于同意了他不打打鼓新場的意見，使紅軍避免了將要發生的重大損失。正是從茍壩會議后，中央成立了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新的三人團，負責指揮紅軍作戰，毛主席才重新成為革命隊伍的實際核心。接著，毛主席指揮紅軍忽東忽西，飄忽不定，穿插于國民黨的重兵之中。3月16、17兩天，毛主席又指揮紅軍三渡赤水河，向西進入川南古藺地區。蔣介石以為紅軍要北渡長江，指揮大軍集結古藺地區，聲稱：“剿匪成功，在此一舉！”紅軍立刻掉頭向東，于21、22日，四渡赤水河。31日南渡烏江，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圈。四渡赤水的成功，充分顯示了毛主席重新指揮紅軍后，紅軍就好像獲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一樣，要跑，跑得動；要停，停得下；要打，打得贏。廣大指戰員稱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從毛主席指揮四渡赤水開始，紅軍一路搶渡烏江，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過大雪山，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1935年9月初，領導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違背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堅持帶部隊南下，并致電四方面軍的部隊，扣留正在北上的中央縱隊，還密電右路軍領導、原紅四方面軍的政委陳昌浩，要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因為毛主席和黨中央當時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這樣做，就是倚仗軍事實力，要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在此千鈞一發的危機時刻，毛主席從葉劍英那里看到了張國濤發給陳昌浩的秘密電報，立即找張聞天、王稼祥和生病中的周恩來召開緊急會議，當機立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境，立即北上。避免了兩路紅軍“火并”的危險。北上途中，經過激烈戰斗，紅軍奪取了只有30米寬、被稱為進入甘南的天險——臘子口。于9月20日到達甘肅南部的小鎮哈達鋪。部隊在這里進行了整編，編為三個縱隊，共八千多人。這時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到陜北去，建立根據地。11月19日紅軍到達吳起鎮，毛主席宣布，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回顧這段復雜曲折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也是工農紅軍的創始人。并且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還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也就相當于政治局候補委員。后經汪精衛推薦，又擔任了國民黨的中央代理宣傳部長，而蔣介石當時連中央委員都沒選上。由此可見，毛主席在國民黨那里，也是很有名氣的，可謂是大官了。但當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毛主席絲毫不留戀國民黨的高官厚祿，毅然拉起隊伍上了井岡山。然而，黨內三次“左”傾路線，給了毛主席許多不公正的待遇，或批判，或降職，或撤職。特別是毛主席親手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幾萬人，臨時中央一到，就召開贛南會議，對毛主席進行否定和批判，并撤銷了毛主席紅軍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職務，奪了毛主席的軍權。讓毛主席去當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后又讓張聞天代替毛主席擔任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只擔任了一個無職、無權、無事可做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在如此“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嚴峻考驗面前，毛主席從容沉著，既堅持原則，又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盡可能地拾遺補缺，主動地為黨做出自己的貢獻。這充分說明，毛主席有著堅定的革命信念，堅強的黨性原則，鋼鐵般的革命意志，寬廣的胸懷和主動擔當的革命事業心、責任心。正是有了這些高貴的品質，使毛主席經受住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嚴峻考驗，才有機會重新返回領導崗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也挽救了中國革命。不然的話，中國革命有可能就此夭折，無數革命者的鮮血將會白白付之東流。毛主席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久經考驗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是融中外于一爐、集古今為一體的思想結晶，是指導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勝利前進的偉大真理。歷史上，由于“左”傾路線不公正地對待毛主席，使我們的事業遭受了幾乎毀滅的極大損失。今天，我們要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汲取歷史教訓，堅決維護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使我們的事業少走彎路，不走邪路，防止重犯顛覆性的歷史錯誤。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社會學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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