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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毛美華：周恩來與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起步發展

點擊：3014 作者：徐行毛美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3-06 09:42:13

【周恩來（1898.3.5-1976.1.8）】

●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5周年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對先進科技的研發和應用高度重視，并積極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半導體產業作為全球的高端技術產業是中國重點發展的支柱型產業之一，雖然在我國起步晚，起點低，但上世紀五十年代周恩來在領導制定我國《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時，就將半導體技術和其他三項技術列入四項“緊急措施”。此后，半導體產業在我國開始發展起來。即使在動亂的年代，周恩來仍盡力維持和保護其發展，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一、新中國建立初期半導體產業的艱難起步

新中國建立之初，當時發達國家電子工業已有50多年的歷史，而我國卻基本上還是空白。1949年全國總共只有十多個規模很小、設備簡陋的電訊廠。1950年4月28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批準成立了主管全國電信工業的電信工業管理局。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急需大量通信裝備，許多工程師、技術員和工人一起連續奮戰，克服重重困難，自行設計和制造了短波、超短波戰術電臺，十余種固定式的短波發射機和接收機，以及大量磁石式電話機等通信裝備，為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周恩來在主持制定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把發展電子信息工業特別是半導體企業擺在重要位置。“一五”期間，開工建設的電子企業項目27個（包括8個屬于156個蘇聯援建的重點項目），其中骨干企業如北京電子管廠、華北無線電器材廠、北京有線電廠、成都宏明無線電器材廠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建成的。

為加快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1955年1月14日，周恩來向科學家李四光、錢三強了解了中國原子能科學的研究現狀。次日下午，他出席了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錢三強等人的匯報，他提出一定要大力加強科技人才的培養。會后，周恩來批準調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的胡濟民、朱光亞等在北京大學創辦技術物理系。不久，又批準在清華大學創辦工程物理系。

當時中國科技人才奇缺，還有一批知識分子被困海外無法回國。在半導體領域，被譽為“中國半導體材料之母”的林蘭英和成眾志等科學家們一直受到美方的密切監視，阻礙他們返回祖國。針對這種情況，1955年7月31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提出，美國方面應采取相應的步驟，使中國僑民特別是中國的留學生有回到祖國的自由。經過周恩來的多方努力，1956年底到1957年初，半導體專家成眾志、林蘭英先后從美國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1958年林蘭英在實驗室工作】

周恩來認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 “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和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我們必須急起直追”。1956年初他要求國家計委牽頭制定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遠景規劃，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十人小組，進行具體的組織工作。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中國科學界最短缺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地快速建立補充起來。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為了響應當時國家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所舉辦了半導體器件短期培訓班，邀請從海外歸來的成眾志、黃昆等專家講授半導體理論、晶體管制造等課程。并且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五所大學都開辦了半導體物理專業。

1956年2月10日，周恩來致電蘇聯政府領導人布爾加寧，提出希望蘇聯的科學家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給予直接幫助。“我們擬邀請機械數學、電子學、半導體物理、自動控制與遠程操縱、無線電工學等十六門學科的蘇聯科學家來中國進行短期講學，并且幫助我國制定科學發展長期規劃。”周恩來還指出，“這十六門學科都是中國科學界的主要的空白點或薄弱環節”。當年3月22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通知周恩來，蘇聯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學者來中國。

1956年5月26日，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盛大的酒會，招待參加全國科學發展規劃的三百多名科學家。周恩來出席并發表講話，他勉勵科學家們努力開展科學工作，學習其他國家的一切先進技術，爭取使我國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學技術盡快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在酒會上，周恩來還和聶榮臻一起同半導體專家成眾志親切交談。6月14日，周恩來又和毛澤東、朱德、陳云、鄧小平、林伯渠等中央領導人一起接見了參加全國科學發展規劃工作的科學家。此后，周恩來多次聽取科學發展規劃制定人員的匯報，指導制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選定了57項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并將原子能、噴氣技術、半導體、計算機技術、電子學、自動化技術、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等12個項目作為科學研究重點。

1956年8月，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和廣大科研人員的努力下，《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終于修改完成，修正草案中確定了57項任務，616個科研課題，其中12個項目作為科學研究重點，選定了“計算機、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作為“發展規劃”的四項緊急措施。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重要的科技發展規劃。從此，我國半導體技術研發和半導體產業開始建立起來。

1956年下半年，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成立了半導體物理研究室，負責人是半導體器件物理學家王守武。1956年底，中國派出以嚴濟慈為團長的代表團趕赴蘇聯考察半導體技術，王守武、成眾志等專家作為代表團成員隨同出訪。中國半導體技術代表團于1956年12月21日到達莫斯科，12月24日開始工作。對蘇聯科學院的六個研究所和一個實驗室，烏克蘭科學院以及五所高等院校，進行了歷時2個多月的考察，著重學習了半導體表面性質的研究，硅的提純和硅單晶的制備方法等，這對加快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1957年林蘭英博士從美國回國后，王守武動員她加入半導體研制工作，擔任半導體物理研究室材料研究組的組長。林蘭英將自己冒險從美國帶回來的鍺單晶和硅單晶，無償贈給中國科學院。這一時期還有許多歸國科學家將自己在國外學到的現代科技傳授給國內青年人，他們自己編寫教材、制備器械，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半導體領域的學生，為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打下了基礎。可以說，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一五計劃”時期，正是由于周恩來對科技事業和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視、親自規劃設計和領導，才推動了半導體產業在中國的起步。

二、周恩來積極推動中國半導體產業加快建設

“二五計劃”時期和“三五計劃”實施初期，周恩來積極推動中國電子工業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總結“一五計劃”經驗的基礎上，周恩來在領導制定“二五計劃”時特別強調：“要積極進行工業中的落后部門——石油工業、化學工業和無線電工業的建設。” 1958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國家對電子工業投資7.77億元，新開工項目35個。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

在周恩來的積極推動和科技人員的努力攻關下，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國在半導體技術研發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1956年11月第一支晶體三極管由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半導體研究室研制成功，1958年1月1日我國第一臺小型電子管數字計算機103機誕生。該機字長32位、每秒運算30次，采用磁鼓內部存儲器，容量為1K字。103機十分精密，在它的機體內就存在著近四千個半導體鍺二極管。1958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還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臺自行研制的331型軍用數字計算機、上海無線電技術研究所和天河電化廠等幾家工廠聯合研制出我國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當年我國還成立了第一家生產半導體晶體管的工廠——中國科學院109廠。1958年秋，在林蘭英研究員的帶領下，中科院的半導體研究室成功研制出中國第一根鍺單晶，這是比鍺更為優秀的材料。這批晶體管投產后，在我國第一臺自行研制的晶體管大型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上得到應用。

【第一臺每秒鐘運算一百萬次的計算機】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我國半導體產業得到進一步發展。1960年9月6日，在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半導體物理研究室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正式成立，劉再生任研究所所長，王守武任研究所副所長。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和科研人員的努力下，1961年中國研制出了國內第一塊鍺集成電路。1962年7月，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研制出國內第一塊硅外延片，為原子彈的制造提供了材料基礎。在隨后的兩年中，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制成了硅平面型晶體管和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為加強對國防尖端科技的領導，1962年11月毛澤東親自批準了由周恩來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專門負責籌劃和領導我國“兩彈一星”及核潛艇、核電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項目的研制、試驗工作。為了抓好這一重要工作，周恩來對我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更加重視。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為了培養電子和半導體產業后備人才，我國先后成立了北京電真空研究所、南京電子技術研究所、第十設計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以及北京、南京、成都、綿陽、西安、桂林等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當時還把三機部十局所屬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研究所，一機部的電纜研究所一部分、電氣科學研究院的微電機研究室、通信兵部所屬的電子科學研究所等單位，組成了軍事無線電電子學研究院。1963年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集中和加強科學技術力量，科研單位、教育部門和工廠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比如上海就要集中力量突破半導體技術，別的地方如果有這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調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總理向《東方紅》全體演出人員宣布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喜訊】

我國半導體科技的研發為國防尖端科技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其中就使用了中國半導體科技人員研制出的硅外延材料。為了提升導彈的推力和速度，我國科技人員開始研發可以裝載在導彈上的微型計算機，半導體技術所做的集成電路是其中的關鍵。1965年，中國科學院微電子研究所正式成立，許多半導體工程師加入研制團隊，開始研發中國的集成電路。在遭到外國的封鎖，沒有精密器件，缺乏物資設備的艱苦條件下，中國科研人員用自己的雙手打磨硅片，使其成為精密的半導體元件。到1966年底研制成了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這為后來國產計算機的發展打下基礎。

周恩來主張并支持半導體技術不僅要用在國防建設中，也要為民用事業作出貢獻。上世紀60年代，在電子產業科技人員和工人的齊心協力艱苦奮斗下，我國陸續建起了天津無線電廠、南京無線電廠、上海無線電廠、中原無線電廠、北京電子管廠、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西南無線電器材廠、北京廣播器材廠、上海廣播器材廠、天津廣播器材廠等民用半導體企業，可以生產收音機、擴音機、錄音機等消費類電子產品，提高了人民的生產和消費水平，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1962年9月，上海無線電廠與上海元件廠等合作，成功制造了中國第一臺全部采用國產元器件的便攜式中短波晶體管收音機，建立起國內第一條晶體管收音機生產流水線，并在同年的10月進行批量生產。廣大科技人員通過對材料的不斷更新，使收音機繼礦石、電子管收音機后，發展到第三代產品，即半導體收音機。這一新產品的問世和大量銷售，促進了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到1965年底，我國半導體器件的產量已超過了電子管的產量，半導體收音機的產量也超過了電子管收音機的產量。

六十年代中期，我國已形成了初具規模、門類比較齊全、科研教育配套、地方分布比較合理的電子工業體系，半導體產業發展進入了自行設計的新階段。在為國民經濟服務的電子設備方面，已能生產2000千瓦中波發射機、電子計算機、黑白電視中心設備、電視接收機、半導體收音機、電話交換機、小路數載波機，以及各種測向儀器和測風雷達等。特別是通過狠抓戰術電臺半導體化、小型化和大力發展半導體收音機，促進了半導體科技攻關和企業發展。到1965年12月，我國研究出代表當時最新技術水平的第一塊集成電路。1966年春，周恩來指示要在全國廣泛建立廣播網，做到有線廣播和無線廣播相結合。因此，半導體收音機也由臺式朝著簡易和多功能的方向改變。“二五”時期和“三五”初期，在周恩來積極推動下，我國半導體技術有了較大提高，產業發展步伐明顯加快，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三、動亂中周恩來盡力維持和保護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1966年開始的十年動亂，給中國的各行各業帶來巨大沖擊，也影響了半導體產業的正常發展。在艱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竭盡全力地維護著國民經濟和科研事業的發展。他多次呼吁“要立刻停止武斗，恢復生產”。要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停工停產對國防事業極為不利。他曾批示凡是屬于國家專政工具部門，國防絕密和要害部門等一律不進行革命群眾的內外串聯，不要干涉事業單位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本身的生產和業務問題。他希望紅衛兵們“堅決貫徹中央關于國防絕密工廠不得進行串聯的決定”。

【《人民日報》喜報：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在周恩來的悉心維護下，中國國防尖端科技的研發及其配套產品的研制在困境中艱難發展，半導體技術在“兩彈一星”的研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進行了空投氫彈的試驗，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用于計算的109乙計算機正是由中科院研制的我國第一臺全部采用國產元器件的大型晶體管通用數字計算機。1965年，中央正式決定啟動衛星研制計劃，由中國科學院承擔衛星的總體設計與研發工作。1967年在研制 “東方紅”一號衛星時，星載跟蹤系統中包含的微波信標機作為用于衛星測軌和定軌，技術要求非常嚴苛。由于中科院半導體所在這方面的研究基礎深厚，研制微波信標機的任務就落到了半導體研究所身上。這是中央下達的保密度極高的任務，本應由當時的研究所主任成眾志牽頭進行技術攻關。但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成眾志所長因為有海外留學的背景，被排除在了研制組之外，研究任務由他培養的科研團隊成員負責。由于微波信標機是衛星本體的關鍵部件之一，研究人員對于信標機的試制過程歷時3年多，進行了多次環境模擬試驗。到1968年7月，研究人員一共研制了7臺初步樣機，又在1969年研制出了6臺合格的樣機。其中的5臺用于“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任務，1臺由半導體所自行保存。

周恩來對衛星的研制工作十分重視。1969年7月17日至8月9日，他數次接見七機部有關人員，對該部兩派長期鬧派性，嚴重影響科技尖端工作的行為提出嚴厲批評。他嚴肅地警告說：“如再繼續鬧下去，最后只好實行紀律，宣布兩派組織解散。對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不痛擊不行，還有資產階級派性，這兩者是七機部的致命傷。”當他聽說發生了兩派組織互相搶奪材料的事件，立即決定派北京衛戍部隊前去，追回了被搶的材料。

周恩來的明確態度、果斷措施維護了國防尖端工業和半導體產業的繼續發展。為了保證衛星研制工作的正常進行，此后負責衛星研制的研究所和工廠實行了軍管。1970年4月，周恩來幾次主持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仔細聽取了“東方紅”一號衛星和“長征一號”火箭發射準備工作的匯報。他指示：第一顆衛星的發射要做到“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他要求參加此項工作的科技人員要“認真地，仔細地，一絲不茍，一個螺絲釘都不放過地”進行發射前的準備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由半導體所研制的用于播送《東方紅》樂曲的無線信標機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在當時特殊的形勢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和其他工業都受到了一定的干擾。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提出“尖端工程一定要列入國家的計劃，帶動其他工業發展”。1972年他在聽取上海研制的“風暴一號”運載火箭飛行試驗準備情況匯報時指出：“如果元件的質量差，比如電子管，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都不能用。大批生產時怎么行。每次開會我都講，現在是試驗階段，不要急躁，不要驕傲。”不嚴格不行，“要經過幾百個工廠，幾百個環節，都要準，都要嚴格。”

在大動蕩的年代，正是由于周恩來的盡力保護和支持，使得我國的半導體工業產業沒有停頓下來，中科院半導體所的信標機研制工作得以繼續開展，并在人力物力設備方面有了一定的保障。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完成了國防尖端科研任務的需要，并在原有基礎上有所創新，研制出了新的元件。

【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在招待出席全國科學規劃會議代表的酒會上，同科學家們親切交談。】

“文革”中后期，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國打開了外交新局面，加強了國際交往，也使得半導體等工業部門有了與外國交流和學習的機會。1972年8月10日，在周恩來的提議下，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上批準通過了《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紀要（草案）》，再次強調加強科研工作，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同年10月5日，中國派出科學代表團和醫學代表團赴美考察，周恩來在接見全體團員時強調：“對于外國的先進技術、好的東西，我們要學習，要吸收，但是必須要有分析地批判地學，做到洋為中用。”兩周后，周恩來在會見華裔美籍科學家李政道時，實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國當時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差距，周恩來認為當時中國 “無論生產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躍起來，把科技資料交流工作恢復起來”。1973年1月2日，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從國外進口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3月22日，國務院原則同意了這個報告，這是“文革”以來中國首次大規模進口國外先進設備，促進了中國科技事業和工業的發展。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努力下，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了邦交正常化，這大大有利于中日科技的交流。1973年9月，正值中日恢復邦交一周年之際，中國半導體技術人員首次組團赴日本進行考察，由時任半導體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守武親自帶隊，考察了日本半導體企業的設備和技術工藝。這一次中國半導體技術人員的赴日考察，收獲頗豐，日本的NEC公司同意將全套先進的3英寸芯片生產線轉讓給中國內地，這是一次引進集成電路先進生產線的絕好機會。但當時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和技術研發面臨著資金緊缺的難題，這套集成電路先進工藝和設備的引進至少需要3000萬美元以上，而當時國家經濟困難，最多只能拿出1500萬美元。加上當時政治上正批判所謂“洋奴主義”，因此中國最終未能完成對這套先進生產線的引進。

總之，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周恩來的精心領導和推動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艱難起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潮中快速推進，在大動蕩的年代雖然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與西方的發展拉開差距。但在周恩來的悉心維護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得以繼續發展，為日后中國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奠定了基礎。這20多年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飽含了周恩來的心血。當今，我國正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砥礪前行，我們回顧周恩來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重溫周恩來領導中國科技事業中的諄諄教誨，對今后不斷創新和發展新科技仍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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