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
這段日子,在明確紅二、六軍團會合的目的的問題上,張國燾又一次感到了壓力。
紅二、六軍團拿定主意準備北渡金沙江前來會合后,張國燾又一次轉開了小九九。
4月1日,張國燾以他那個“第二中央”的名義,下達了一個《對于目前紅四方面軍行動任務的指示》,又一次對已達成“北上”共識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和朱德、劉伯承等人玩兒開了小算計小心眼兒。筆者雖然因為本書篇幅所囿無法引出這個“指示”的全文,但與2月上旬的那個《康道爐戰役計劃》一樣極具鮮明“國燾特色”的要點,那還是有必要列出的。
“指示”中的“國燾特色”如下:
一、“北上”的目的地的置換:雖然不再忌言“北上”,但“指示”中借“我軍自轉移兵力至西康地區,敵必估計我有兩種企圖”的“之一”道出并暗示了“北上”的目的地:“北進甘、青以西與陜北紅軍相呼應”。
有朋友可能會認為這樣推理過于牽強,“張主席”這不是在分析敵方對我方之判斷么?而且蔣介石不是一直對紅軍——包括年前北出陜甘的中央紅軍,都有過這樣的判斷么?但筆者提出的這個判斷,是有著“張主席”此前此后的言論和行動作為依據的:張國燾就是孜孜于這個方向!孜孜于這個方向的本質涵義就是:尋求偏安于一隅,逃避民族革命斗爭大方向。
“張主席”后來還真把他借敵人之口道出的“北上目的”變成了自己的策劃:
主力紅軍如果比較長久停留在現在的川、康區域內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將不得不以英帝國主義為主要斗爭對象,這就不能適應目前全國抗日反蔣的局勢;另方面糧食的缺乏,使我們在現有地區少數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難。
……
中國西北部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地大物博,我們可進退自如,發揮我們運動戰的特長,以西北為根據,向中國東南地帶發展;其次,西北地區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敵人要進攻我們,增加更大的困難;中國西北少數民族解放運動掀起更是我們的助力;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有吸引陜北紅軍采取配合行動的可能;中國的西北部毗連蘇聯與外蒙人民共和國,奪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這些有利的條件,便利于我們開辟一個新的更大勝利的局面。[1]
看見沒有?“張主席”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了,但要給“北上”塞進自己的“私貨”:北上,不是與黨中央會合,而要在比黨中央更西的“西北”自創局面!可鉆進了牛角尖的“張主席”為什么就不想想:這邊廂的康北都撐不下去了,那邊廂至少跟康北一樣荒涼甚至更荒涼,又該怎么解決生存問題?遑論“發展前景”?
二、“指示”中關于紅四方面軍當前任務的文字如下:
我們的行動計劃與當前任務。為實現創造西北廣大抗日報據地的戰略方針,我們最近的行動計劃:
⑴首先消滅李抱冰,配合二、六軍。
⑵首先赤化西康道、爐、甘、瞻等縣,完成準備工作,以便將來向北開展。
三、目前的具體任務
目前是我戰斗準備時期,除隨時準備作戰外,必須執行下列工作:
⒈為完成上述任務,必須振作全體指戰員的精神,號召艱苦斗爭,發奮圖強,在日常生活中與一切散漫松懈消極投降困難等現象作斗爭,嚴整紀律。
⒉各軍在此時期應分別進行戰斗計劃的準備工作。卅軍應即偵察康、甘、青一帶情形,準備北進的計劃;九軍應即準備搜集材料,消滅李抱冰取康定的計劃,并在部隊中立即完成戰斗準備;四軍、卅二軍應即準備取雅江、理化的計劃;卅一軍應即準備鞏固現陣及東渡岷江的各種計劃;五軍應即定出由觀音菩薩河北進阿壩、班佑的計劃,以及觀音區與爐、甘區打通的計劃。[2]
看見沒有,張國燾仍然孜孜于《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中那個“相機取康定”,仍然孜孜于把“相機取康定”再度變為“決取康定”,仍然要“首先消滅李抱冰”;雖然也說到“向北”及其相關準備,但仍然孜孜于“消滅李抱冰取康定的計劃”,仍然是“擴大南下勝利”的路子!
此前的3月26日,隨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的林育英曾經發來過一個電報,在通報了東征的戰況及相關統戰情況后,表達了希望紅四方面軍“向川陜甘三省之間及陜南行動為宜”[3]的意見:
甲、國內國際形時局急變,張學良同意我們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主張談判。已談判兩次,與王以哲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蔣系分化為兩派,左派同意我們的主張,右派反之。我們正與蔣之代表談判全國紅軍集中抗日……。
乙、我軍策略聯奉抗閻,肅清抗日道路。連日大勝消滅晉軍三個旅,占領石樓、中陽、汾陽、孝義、靈石、汾西、濕縣、永和廣大地區。侵犯陜北晉軍五旅、全部潰退出境,我軍京復吳(堡)張井岳秀程、高桂滋在我包圍中,而胡宗南主力仍在甘南、松涇僅一旅。王均在天水、漢中之間;毛炳文在慶陽;于學忠在蘭州;奉以主力在陜甘寧邊及渭北。
……
丁、……四方面軍第一步以向川陜甘三省之間及陜南行動為宜。聞你們通過馬塘,現達何處?盼告。[4]
——這里的“馬塘”,位于鷓鴣山北麓下,年前紅一、四方面軍北上時經過的地方。
然而,幾天后的3月31日,林育英所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回應:
育英并轉晉西同志:
㈠二、六軍團到盤縣、亦資,在長期作戰中極疲勞,擬北進與我匯合。
㈡我現取道金川、甘、丹、綏地區準備取康定,策應二、六軍團。康定地區糧食充足、物質較好。據情報你們占汾河東之霍縣、趙城、洪洞一帶,我們認為如有可能,你們仍以移到晉西北,設法過河,仍應回到陜北為好。此時陜北仍應為我們活動地區,孤軍突出,目前實不合宜。
朱、陳、徐、張
卅一日[5]
這個回應非但沒有林育英所期待的“北進”意圖,而且把“相機取康定”變成了明確的要“奪取康定”的決心——而且還聲稱“康定地區糧食充足、物質較好”。這也就是說,張國燾要求紅二、六軍團前來會合的目的,并不是日前他們剛告知“賀任關”的“共同北上”,而是打主意要和紅二、六軍團一起在康定把屁股坐下來!這個意圖,張國燾本人在次日在道孚召開的紅四方面軍和川康省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說得更為直白:
這一帶地區是農業與畜牧的社會,而畜牧地區也比較固定,在糧食的給養上是無問題的。光就我們已到道孚的隊伍來算,每日有八萬斤糧食就夠了。
單拿爐霍每年出產二十五萬石糧食來推算,那么,我們整個部隊在那里住三個月才吃去五萬石糧食,再加上牛羊的出產,那么,糧食是極其充足的了。
當然,如果說我們有吃,百姓沒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們便無吃,那當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實并不如此,此地糧食的充足也決不會發生如此這般的事實。
……
總括說來,就是我們在這里不是過路,而是要鞏固這一地區,作為我們根據地的一部分。[6]
這番話大部分內容是信口開河的忽悠,完全無視紅四方面軍西進康北以來所面臨的嚴峻現實:當時的西康地區是指現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屬區域和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13個縣——實際有效行政區域僅為金沙江以東地區(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域),[7]人口僅25萬余人[8]。紅四方面軍當時所取得的甘孜、爐霍、瞻化、道孚四縣地處高寒,人口不過10萬,年產青稞僅3500萬斤(人均350斤),自給尚且不足,一支數萬人的大軍擠進來“與民分食”,情況能有張國燾忽悠的那么美妙么?[9]
據民國34年(1945年)9月西康田糧通訊載,西康省(這其中還包括了今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區所屬的天全、蘆山、寶興、雅安、滎經、漢源等6縣)糧食生產狀況為:“康屬[10]總計為43.75萬石,田賦征收3.1萬石,民用為40.65萬石,僅是當地人口之食用,而旅居、戍軍、公務人員及牲畜之食用尚無所出”。[11]
林育英于4月1日回電,理所當然地對張國燾等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甲、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
乙、二、六軍團在云、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
丙、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陜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
丁、一方面軍已組織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目前階段在山西造成根據地,正勝利前進。民眾擁護如潮涌,近日擴紅近萬。[12]
這個電報是林育英在晉西會議后隨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返回瓦窯堡的途中發出的。
甭怪林育英有脾氣,對張國燾“前腿邁出后腿哆嗦”的脾性,連徐向前也有了脾氣。
“張主席”偷天換日不斷蠶食靈關會議上紅四方面軍領導層達成的“會師北上”的共識,不可能不在已經痛定思痛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中生出反感來。如果說他們對張國燾以認同“北上”為前提來偷換的“西北”還沒有生出太多敏感的話,那么繼續再糾結于“擴大南下勝利”或相類似的作為,他們照樣也會“忍無可忍”。
畢竟天天都要面對的“吃飯”問題實在是太突出,也太現實了!
苦中作樂——朱德總司令主持的挖野菜比賽
4月中下旬,紅二、六軍團抵近金沙江畔前后,賀龍、任弼時、關向應曾迭電朱德、張國燾,請求紅四方面軍派部隊前來接應。而這個時候紅軍總部已令紅四軍十一師[13]、獨立師和紅三十二軍從道孚南下雅江。19日,紅三十二軍扎筏強渡雅礱江,當夜占領雅江縣城(現名河口,當時的縣治,與今縣治所在地本達宗隔江相望)。紅四軍十一師、獨立師隨后趕到,一夜之間造出了三條木船渡過雅礱江。隨即派出一部翻越高爾寺山向東俄洛偵察,并消滅駐康定的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派出的別動隊百余人。[14]
4月27日,奉紅軍總部令,紅三十二軍從雅江西出理化(今理塘)、南下稻城。紅四軍十一師、獨立師則留守雅江一線,準備阻擊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三部李韞珩的西進。迄至5月6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等經紅四軍政治委員王建安轉令紅三十二軍“勿再前進,速籌糧歡迎”[15]止,紅三十二軍連續翻越了剪子灣山(海拔4455米)、依比嘎(海拔4722米)、喜麥拉卡(海拔4585米)等3座雪山,多次擊破當地土司、頭人的武裝攔截,已進至理塘的木拉-甲洼一線。
這段時間,已率紅軍總部進至甘孜的張國燾仍然放不下“消滅李抱冰部”的糾結,再次以“接應二、六軍”為由,于4月20日10時以“朱張”名義致電尚在道孚一線的徐向前、王樹聲:“會合二、六軍為目前主要任務。必須確阻止敵人的截斷,相機消滅雅江李敵,并伸到鄉城以及金沙江邊去迎接二、六軍”,“我們主張樹聲先率九十三師兩團經扎壩去雅,向前續帶九十三師一團跟進,該方由向統一指揮”,“必要時可將九十一師全部亦開雅江”,“我們應以足夠兵力扼住雅江要點,確實保障瞻、理、鄉交通”。[16]
張國燾的意思是“南出西會”:南出康南,向西會合紅二、六軍團。
果如此,“靈關共識”又有可能生出諸多變故來,而且“吃飯”問題會更加突出。
深知張國燾為人的徐向前這回真的有些“忍無可忍”了:康南的情況還不如康北,雪山縱橫,道路崎嶇,江河險惡,人煙稀少,敵我雙方都擺不了大部隊,張賢約、胡奇才率幾千人的紅十一師南下雅江還得從扎壩饋糧,能夠把李韞珩擋在高爾寺山以東就不錯了,現在還要調那么多部隊南下雅江,餓著肚子還要再打“相機消滅”人家的主意,這是要死還是要活呀?
21日,徐向前以空前不客氣的口吻給朱德、張國燾回了一電:
燾、朱:
(甲)我軍是否想在雅江附近與敵決勝負?
(乙)大小金川反動大活動,若以五軍兩團鞏固綏、崇,兵力太不足,不然只有與反動補充槍。
(丙)與二、六軍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大軍往返減員必大,且天候亦不允許,我們遲遲而行。
(丁)與二、六軍會合,一面要我們配合,一面仍須他們巧于運動,并不在我們要出很大兵力怎樣與敵打,因敵人亦無法用大兵。
向前[17]
徐向前的這個電報除了口吻“空前”外,道理也講得空前的理直氣壯:一、明確重申“與二、六軍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二、明確道出不能再在南北之間搞“大軍往返”;三、明確以反問的口吻告訴“張主席”,甭再打“相機消滅李抱冰奪取康定”的主意了。
徐向前講話,上次沒和老大搞好關系,別人還不好說誰對誰錯,這回要再跟老二搞不好,那就腫么著也說不過去啦……
徐向前的這些道理句句都講得很在理:接應紅二、六軍團的確不需要太多兵力。這一來是這邊廂沒有敵人正規軍;二來是糧食這個瓶頸制約了派出兵力的規模,“大軍往返減員必大”絕不是危言聳聽——如果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二、六軍團在康南會合,這個窘境將更為嚴重,北進會更加困難;三來這個時候實在沒有必要跟李抱冰死磕,維持現在這個“誰也吃不了誰”的局面對紅軍實現會師準備北上的工作并無不利。
23日,朱德、張國燾得到了紅二、六軍團已占領鶴慶的信息,也松了一口氣:“目前主要是會合二、六軍與準備北上,必要時才取夾擊李敵,南出西會之一著”[18];27日,得悉紅二、六軍團已在渡江,朱德、張國燾再電徐向前作了一番安撫:“二、六軍今明可全渡江,會合已無大障礙,全軍雀躍。九十三師亦可暫停扎壩;十一師住雅州;三十二軍到雅、稻道上去迎接”,“此后重心為北進及對康定和懋、丹兩方。兄可不去雅。擬約昌浩“五一”后來爐霍。請兄亦于‘五一’前后來爐共商大什。”[19]
自靈關會議達成初步共識后,經過兩個多月的磨嘰,“北上”終于被辦成了定局!
20世紀60年代,陳昌浩談到過這段時間他們為把“北上”辦成定局的努力:
……中央已到達陜北,對中國革命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給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針。當然張國燾是不會變的,我自己的腦子也開始清醒了一些,證明我們過去的估計是錯了,這時是36年春天。以后聽說二方面軍快來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軍的準備。中央的到達陜北和二方面軍的到來,對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從這時起我們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動,想到我們過去反黨反中央是大錯特錯,那時與張國燾在思想上開始有距離。這時張國燾路線已開始動搖,我們想去與中央會合的思想逐漸增多了,象不孝的兒子回心轉意后想回到父母的懷抱一樣。向前和軍的干部的思想也是這樣。以后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心向著陜北。……實際上北上的意見以前已經占優勢,四、五、六月份就已經開始準備,三次過草地的準備是很充分的。[20]
“北上”成了定局,首先還是緣自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痛定思痛后的覺醒!
老總把犁,要為爐霍群眾留下了一季莊稼
注釋
[1]《張國燾“第二中央”關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1936年5月21日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21~第5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張國燾第二“中央”對于目前紅四方面軍行動任務的指示(1936年4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4~第83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林育英關于當前形勢致朱德、張國燾電(節錄)(1936年3月26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軍事科學院油印資料)》第18~第19頁。林育英發了此電時正在參加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四江村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史稱“晉西會議”),所以可以認為這個電報代表了黨中央領導人的意見。
[4]《林育英關于當前形勢致朱德、張國燾電(節錄)(1936年3月26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軍事科學院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18~第19頁。
[5]《朱德等關于準備攻取康定策應紅二、六軍團致林育英電(1936年3月3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張國燾在機關活動分子會上作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我們當前任務的報告(1936年4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14~第4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在西康正式建省之前的1938年7月,民國政府又將四川的雅安、蘆山、天全、滎經、漢源、寶興、越巂、冕寧、西昌、會理、昭覺、鹽邊、鹽源、寧南等縣及金湯、寧東2設治局劃入。(《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第24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8]《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22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9]《紅軍長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第270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0]正式建省后的西康分作康屬(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金沙江西的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但實際有統轄地區僅為金沙江東的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屬地區)、寧屬(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分地區)和雅屬(今四川省雅安市屬大部分地區)。
[11]《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88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12]《林育英關于不同意紅二、六軍團進入西康致朱德、張國燾電(節錄)(1936年4月1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19頁。
[13]這個番號與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文字不洽(回憶文字稱為十一師),但時任紅四軍參謀長的陳伯鈞在其日記中使用的是十二師的番號,因其時正值紅四方面軍整編部隊,有可能番號有過互換。
[14]張賢約《雅江阻擊》,《艱苦的歷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下)》第15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15]《張國燾、朱德、徐向前為速籌糧歡迎二、六軍團致王建安電(1936年5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張國燾、朱德關于迎接紅二、六軍團的部署致徐向前、王樹聲電(1936年4月20日1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24~第10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7]《徐向前關于與二、六軍團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4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朱德、張國燾關于會合紅二、六軍團準備北上致陳昌浩電(節錄)(1936年4月23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23頁。
[19]《朱德、張國燾關于商議與二、六軍團會合后的行動方向致徐向前電(1936年4月27日11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陳昌浩介紹情況記錄(1961年5月10日)》,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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