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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瓦窯堡會議的兩個重磅決議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雙石茶社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11-03 20:30:46

接到林育英電報后，張國燾也回了一電。

林聶彭李轉育英同志：

⒈給燾電已收讀。黨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會決議，兄即到極好，請將國際決議速為提示。

⒉五次圍剿在“決定勝負戰爭”左傾空談之下，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對堡壘主義恐怖，放棄了集中主力，用運動戰方法各個擊破敵人的進攻路線。

⒊在持久戰中未能取得勝利，突圍成為必要。但在突圍后，因失去反攻各個消滅敵人、創造新赤區的信心。過分夸大敵力，因此喪失許多反攻的機會，造成大量成員和嚴重失敗情緒與張惶失措的逃跑。

⒋遵義會議是以決戰防御對單純防御路線，模糊了反圍剿戰爭中集中主力各個擊破的進攻路線。已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澤東和拼消耗的左傾空談的防御主義的恩來的妥協，將五次圍剿收到挫折之責任推到華夫（即李德——引者注）個人身上，暗中宣傳應由國際負責。

⒌一、四方面軍會合后，過低估計。兩方面軍會合后所產生之新逃跑，失去戰敗敵人、創造新根據地的信心。不顧一切，一心只朝著蘇聯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無恥的手段分裂紅軍。

⒍機會主義的另一表現就在于抑壓自我批評。在迅速進攻敵人的藉口下，阻止對于遵義會議和五次圍剿經驗的任務學習。利用兩軍會合后一些小的誤會和缺點，故意將反機會主義斗爭轉變為一、四方面軍的沖突。

⒎毛周逃跑時破壞指揮統一，放棄對敵警戒，燒糧毀礦，公開反對南進，無異向敵告密，造成最大罪惡。

⒏我主力紅軍在黨中央直接正確領導下，堅決向南進攻，發揮了布爾什維克的無上英勇，打坍了敵人九十個團以上。現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帶發展蘇區，打破一切蔣介石統治，穩定南進是死路的胡說，揭穿了右傾逃跑的實質。

⒐臨時中央主張在最近時期召開中國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四方面軍在中央直接領異下盡力反對毛周路線。特別在抗日反蔣和紅軍勝利今日，應即團結全國同志，加強中央領導，來爭取民族革命戰爭和反圍剿的新勝利。

⒑對陜北赤區及紅軍的任務，已屢有建議。望他們立即接受中央正確領導，反對毛周路線。并要求林彭聶李立即與中革軍委和總司令部發生經常關系，恢復紅軍的指揮統一。

⒒望你設法多派同志來這里工作，紹禹（即王明——引者注）和你及我黨駐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設法來此。切盼。

黨中央

12月18日[1]

張國燾電文中的“黨中央”，指的是他自己整出來的那個“偽中央”。“偽中央”主席向共產國際代表告“真中央”的刁狀，而這位代表幾個月前又剛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為真正的黨中央收獲了鮮花與掌聲！狀紙沒寫好，廟門兒也沒找準，精明的“張主席”難道是被氣糊涂了么？

幾天后，林育英給張國燾回電，主旨是：抹稀泥，求團結，不承認張國燾那個“黨中央”，同時提出折衷方案，語氣要多委婉有多委婉，沒放一句狠話。

國燾同志：

⒈世界七次大會的決議，與中國代表團對中國問題的許多意見，自當繼續的盡量的向兄等傳達，特別是抗日討蔣的中心策略與實現這一策略的方法與步驟。

⒉兄等提議開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確為必要，中國代表團已準備了各種決議案的草案，只要環境許可時便可舉行。

⒊關于你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當轉交代表團及國際，我想這些問題在國際及七次大會上自能圓滿解決。因此我現時只有兩點意見，望兄注意。第一、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因為目前的問題是一致反對敵人，黨可有爭論，對外則應一致，我已將這個意見同樣的向這里諸同志提出；第二、國際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本來有如下的意見：因為中國土地之廣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經濟的不統一與發展之不平衡，特別是中國革命在各地的爆發等原因，中共中央勢難全部顧及，因此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系，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復！共產國際及紹禹諸同志對四方面軍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育英

1935.12.22.[2]

這個電報是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期間發出的，很顯然也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們仔細斟酌和商量且達成了共識的：絕不認可張的“偽中央”——也不可能認可，但也不能放狠話，而必須表示出“一切皆可商量”的態度——對張國燾，不能急！不為別的，就為了那些被他帶進了坑兒里的數萬紅四方面軍將士，就為了整合革命力量爭取革命勝利的大局。

林育英參加了的這次政治局會議是于1935年12月17日～25日在瓦窯堡召開的，史稱“瓦窯堡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全國政治形勢與黨的策略方針及軍事戰略問題，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楊尚昆、李德等。會議開始由張聞天作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17日～19日會議就策略路線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委托張聞天起草相關決議；23日，聽取了毛澤東關于軍事問題的報告，并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25日，在討論的基礎上，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瓦窯堡會議）》。

這兩個決議都是很重磅的決議，而張聞天起草的這個《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尤為重磅，堪稱這位知識分子革命家一生最精彩的文字。這個決議分析了共產黨人所面臨的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規定了且盡可能詳盡透徹地闡示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決議指出：當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并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致有參加的可能。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決議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對于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采取這樣的策略。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是黨指導革命戰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而且，較之于《八一宣言》，這個決議提出了更具體、更完整的政策和策略，比如對敵軍官兵，對各路武裝，對鄉村富農，對城市工商業者，對華僑……，都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和策略，用現在的話來說，的確是沾著地氣兒在說話！

然而筆者還是認為，決議最大的亮點在于對過去“左”傾關門主義的批判！

比如談及“關門主義”的原因：“基本的是由于不會把馬克思列寧斯達林主義活潑的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去，而把馬克思列寧斯達林主義變成死的教條。這種關門主義傾向，實質上表現出懼怕敵人，懼怕群眾，與對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懼怕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比如對共產黨人“階級先鋒隊”同時又是“民族先鋒隊”作用的詮釋：“共產黨員必須在農村中，兵士中，貧民中，小資產階級與智識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進行自己的活動，為這些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斗爭，使他們相信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比如對共產黨人成為“群眾領袖”的要求：“只有當共產黨員表現出他們是無堅不破的最活潑有生氣的中國革命的先鋒隊，而不是空談抽象的共產主義原則的‘圣潔的教徒’，共產黨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3]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當間也蘊含報告者本人也贊同和執行過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痛定思痛，較之于《八一宣言》，更加生動、更接地氣，也更加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報告者在得到林育英口頭傳達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后，在政治局會討論的基礎上起草出這個萬余字的文字，說明了共產黨人“需求”與“要求”兩個方面的高度契合，也說明了討論者與起草者們在實際斗爭中對有關問題有關認識在經年積淀基礎上的清理和升華！而且更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這支革命團隊的領導集團，已經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成熟起來了！

作為后人，筆者不得不贊嘆一句：了不起！

毛澤東在23日會議上作軍事問題報告，這個報告在當天即被通過而形成了決議。

報告的要點為：

甲、戰略方針：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游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著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東、河南、滿洲、察哈爾、江蘇、陜南、山西、甘肅等。

乙、根據國內戰爭經驗歸納出的“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戰略防御時，實行積極防御反對單純防御，反對先發制人，執行后發制人，誘敵深入，以退為進；戰略進攻時，既要奪取先機，又要適可而止，要波浪式地發展，實行發展中的推進政策，基本原則是運動戰，反對不讓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一個拳頭打人，反對分兵主義；戰略的內線作戰和戰役的外線作戰，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戰斗前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改善紅軍的技術條件；實行統一指揮下的分割指揮，軍委在軍事范圍內有完全的權力。

丙、達到打通蘇聯與鞏固發展現有蘇區的任務的三個步驟：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予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陜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做好東渡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五縣以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一萬五千人，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的進攻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用小的游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系。[4]

這個報告說明，毛澤東總結和提練的戰略戰術，在黨中央領導人中開始形成了共識。

報告的最大亮點是報告者為1936年度提出的軍事部署總方針：

黨在一九三六年軍事部署方面的總方針，應該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紅軍作戰的主要目標還應該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但在日本占領區域及自治區，應盡量組織、擴大及聯合一切的抗日武裝力量──抗日義勇軍，抗日游擊隊等，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同時還應估計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軍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斗（晉綏察方面）。[5]

用句當代文學青年們很時髦的話來說，這個方針相當“穿越”！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究竟能不能被統戰到抗日救亡的旗幟下？未知！中國大地各路諸侯究竟有多少能被統戰到“抗日聯軍”中？未知！張國燾掌控的紅四方面軍究竟能不能“北出陜甘”前來會合？未知！紅二、六軍團當前狀況究竟如何？因張國燾主持紅軍總部掌控著通訊密碼，黨中央已經與之失去了聯系，未知！南方各游擊區的當前狀況究竟如何？未知！紅一方面軍現在也才一萬多人，而這個軍事部署總方針就要以不到兩萬人的武裝力量，去直接跟日本軍隊作戰！

向中央政治局作報告者毛澤東，他就敢作這樣的設想！

簡言之，這是將“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張付諸實施，直接轉換成為軍事戰略方針。

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生前曾經回憶，當還在天（全）、蘆（山）、寶（興）地區窘迫于一隅的他們讀到了黨中央的這個“軍事戰略決議”時，“大家對一方面軍那種準備要直接對日作戰的凜然正氣和一往無前的無產階級革命首創精神，十分欽佩和向住。”[6]

毛澤東是一個冷靜務實的軍事家，他不可能不清楚這樣一個冷峻的現實：剛剛在陜北站下來的黨中央首先需要面對的是苦苦相逼的國民黨軍隊，一個紅一方面軍的力量與之相較就已經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了，如果還要承載起“直接與日本軍隊作戰”這個目標，那簡直就跟“以卵擊石自尋死路”差不太多了——這可不是光憑一腔血氣沖頂的愛國熱情就能應對的危局啊！然而毛澤東等共產黨人高于時人世人之卓識恰恰就在于此：危機之中有時機，只有“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沖上民族革命斗爭的風口浪尖，共產黨人才能贏得人民群眾衷心擁護與全力支持，才能為民族也為自己贏得生存和發展的更多更好的機會。任何遠離民族革命斗爭大潮中心去尋求偏安之隅的念頭，都在理當受到批判與唾棄的“逃跑主義”之列！

所以，這個深謀遠慮的“軍事部署總方針”目的最主要其實還是政治的而不僅僅是軍事的：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共產黨人就是要勇敢地站在抗日救亡大潮的潮頭，在即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充當先鋒隊，成為模范軍！不在于這些“部分的戰斗”能消滅多少日本軍隊，而是要打給“全國愛國的同胞們”看一看！同此間正在白山黑水間堅持抗戰的東北人民革命軍一樣，共產黨人所有的武裝力量都要挺起胸膛亮出家伙來跟日本鬼子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一句話，共產黨人一定要在民族革命斗爭大潮的風口浪尖去搶灘占位！

作為后人，筆者給予報告者一個“高瞻遠矚”的評價，不算過份吧？

在這個報告被政治局通過形成《中共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的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即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左權：“中央討論了戰略方針、作戰原則及行動計劃，通過了軍委的報告。關于行動方向中，如東村時所定，要求以四十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7]

翻過年頭后1936年1月10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東征山西的方針和準備工作，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李維漢、林彪、林育英等與會；17日，政治局常委會再次討論了毛澤東關于東征的行動方針與計劃，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鄧發、劉少奇、李維漢、林伯渠、吳亮平、何凱豐、郭洪濤等與會。毛澤東預計：2～7月，“我們的行動在山西，由山西到綏遠的轉機，要看日本對山西、綏遠進攻的程度及我們的力量如何而定。我們向南、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東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扎政策，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取渡黃河來往的自由”。

會議決定：彭德懷、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林育英、何凱豐隨紅軍主力行動；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參加會議。

會后不久，毛澤東等從瓦窯堡前往前線，于31日到達延長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

同時期，統戰工作的新局面也打開了。

陜北方面：1月間，黨中央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不斷取得進展。中旬，通過釋放榆林橋戰斗中被俘的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及各種直接或間接關系的溝通，李克農與王以哲開始談判，爾后又與張學良晤面。1月28日，雙方就“互不相犯”和“恢復通商”達成“口頭協議”。

同時期，紅軍也與第十七路軍楊虎誠部達成類似的“秘密協定”。

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方面：1月初，蔣介石派出鄧文儀等為代表趕赴莫斯科，經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聯系與潘漢年接觸后，于1月17日和23日兩次與王明會談。談判中王明表示：國共之間的問題還是應該在國內進行，中共代表團可以派遣一名代表回國協助進行，但正式代表須由中共中央派出，“有關具體條件你們必須去和毛澤東和朱德同志談”。

中共中央北方局方面：1935年底，國民黨CC系首腦陳果夫、陳立夫也奉蔣介石之命尋找共產黨線索，1月初，CC系代表曾養甫通過與周恩來有過同窗之誼的諶小岑與北方局代表周小舟接觸，雙方交換了意見及合作條件；同月，宋子文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分別通過宋慶齡等人先后找到了原屬中央特科系統的董健吾、張子華，且先后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張二人經西安到陜北蘇區，以期與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聯系。董健吾于1月中旬先到西安，張學良核實相關情況后，得知蔣介石也在尋求與共產黨聯系后，便更加放心地同中共中央加強了往來。2月中旬，張子華也趕到西安，兩人被張派出的飛機送到膚施，再由高福源陪同，于2月27日晚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