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為了這個決議草案,毛澤東同志可謂是嘔心瀝血,這次要通過之前,已經討論修改了7次。但他仍然不太滿意。
這個決議通過的當天的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對這個決議草案作了這樣的說明[]: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后的斗爭有利益,對今后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于各黨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系于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于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后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后就發生了王明同志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王明同志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志都苦于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后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并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輕騎隊”[][12]、“西北風”[]占了統治地位,只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黨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學會了,只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么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于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只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于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毛澤東同志對自己主導下作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態度是非常謹慎和節制的:“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于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
——沒有去嗨如何如何正確,如何如何英明哈。
而且,“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功過大小的問題。
第二天——4月21日開幕的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又談了他的想法:
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歷史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寫過多少次,經過三翻四復的研究,經過多少雙眼睛看。單有中央委員會幾十雙眼晴看還不行,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沒有大家提意見,我一個人就寫不出這樣完備的文件。昨天七中全會是基本通過了,交給大會以后的新中央采納修改,精雕細刻。[]
毛澤東同志還說:
……我們在這個短短的歷史決議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歷史都寫進去很不容易。我們還不是修黨史,而是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就是說,在黨的歷史上一種比較適合干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于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斗爭,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這個問題經過了幾年的醞釀,現在比較成熟了,所以寫出決議案把它解決了,至于抗戰時期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成熟。所以不去解決它。這個決議案,將來來看,還可能有錯誤,但治病救人的方針是不會錯的。[]
于是,這個決議又歷經反復討論和修改,于1945年8月9日黨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8月12日正式印發成黨內文件。個別辭語的修改一直持續到1953年收入《毛澤東選集》。此間修改的情況,可參見胡喬木同志《黨的歷史決議》一文[]。
正因為作為主導作出這個決議的領導人都持如此謹慎節制的態度,所以這個決議如今已然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非議最小、共識最大的歷史決議,在經受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的檢驗之后,如今逾加放射出燭照后人的真理光芒。
這個決議的意義、作用和功過大小,應該沒有什么可以爭議的吧?
——天下事,爭似不爭,不爭是爭,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而令筆者最為感佩的是:毛澤東同志承認自己犯過錯誤,而且預言了自己將來還會犯錯誤——“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對將來,對未來,一直都是保持“學習”的態度,而且一直都承認他這個人和這個黨,并不是什么都學會了!
黨史,是一門知識。毛澤東同志說:“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
毛澤東同志中共七大作口頭報告中還特別言及了對知識的虛偽和驕傲的態度——裝: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那一天我講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最講的,徐老講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為什么世界上會出現“裝”?為什么有人感到不裝不大好呢?這是一個社會現象。偷是社會現象,裝也是社會現象。裝的現象現在特別多,在我們黨內也特別多。愛裝的人,是他母親生下他來就要他裝的?他母親懷他在肚子里就在觀音菩薩面前發誓、許愿,一定要生一個會裝的兒子?當然不是,這是社會現象。我們黨內歷來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即使對馬列主義知道得很少、馬列的書讀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作為為史志工作者的我們,都要以毛澤東同志的話為誡,一輩子都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作者:雙石;來源:雙石茶社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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